1918-1919年，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为争夺舆论的话语权，发生了三场论战。论战的结果，“新青年们”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旧派中的新派”开始失去原有的光芒。

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头两年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读者寥寥，直到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杂志拥有了北大的后盾，新文化才正式“运动”起来[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一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不过，当时的《新青年》，依然是默默无闻，其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远远无法与老牌的《东方杂志》相比，与新创刊的《学灯》相比也不占上风。用鲁迅的话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鲁迅：《呐喊》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页。]。“新青年们”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从晚清到民初足足影响了两代青年读者的“旧派中的新派”人物，其中，康有为、辜鸿铭这些保皇派到了民国初年，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只是在清朝的遗老遗少中有跟随者。真正值得重视的对手主要是“三股势力”：一是林琴南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新式文人，二是杜亚泉任主帅的《东方杂志》，三是1918年开始退出政治场域、转向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论知识实力，“新青年们”未必占优势，若论气势，那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他们有九分的胜算把握。于是，“新青年们”抓住时机，发起了与“旧派中的新派”的三场论辩。

这三个对手当中，虽然都属“旧派中的新派”，彼此之间并无人脉上的联系，而且新旧的程度不一，年龄差距甚大，林琴南已经年过六十，杜亚泉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而张东荪，只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的新旧之学差异更大：林琴南是翻译了许多西方小说的旧式文人，到了五四时期他仅有的那些西学早已褪色；杜亚泉是科学启蒙出身，对西方的思潮有精致的把握，但他的文化认同是中国的；而张东荪，则是一个与钱玄同年龄相仿的新派人物，他与林琴南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文化心理，都属于父子两代人，而且对后者颇为不屑。只是人脉关系以及新文化运动中的态度不同，而被“新青年们”视为非同路人。

最早打响的是《新青年》与林琴南的骂战。文学革命初起，令自命为桐城学派传人的林琴南十分不爽，遂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予以批驳，其态度还是温和讲理的。“敌人”自己跳出来了，钱玄同首开骂战先河，在《新青年》上痛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随即在自编自导的“王静轩来信”中，钱氏模仿旧派文人的风格，挑起战斗，由刘半农出面，借驳斥“王静轩”将林琴南的翻译与旧学大大嘲笑了一番。六十老翁受到年轻人如此羞辱，自然心有不甘，林琴南拿出文学的看家本领，接连写了两篇文言小说，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连同北大校长蔡元培通通影射了一圈。“新青年”诸将一拥而上，集体围剿林琴南，连蔡元培也亲自撰文回应林琴南。老派文人最后明白年轻一代得罪不起，只能认错了事。

这一场混战，是旧式文人士大夫与新式文人知识分子的正面较量，充满了文人之间的意气用事和轻蔑态度，林琴南输在以讽刺小说代替理性回应的不明智，“新青年们”胜在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如虹。其实，读者们未必站在林琴南一边，但对“新青年们”的咄咄逼人、首开骂战也颇不看惯，多有微词。但陈独秀傲慢地公开回答：对于林琴南这种“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陈独秀：《讨论学理之自由权》，《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1918年6月15日。]。“到了辩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至使是非不明于天下。”[陈独秀：《答爱真》，《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12月15日。]

陈独秀被胡适称为“终身的反对派”，这位革命党人出身的反对派，勇敢地反对强权，自己也更强权，容不得别人的反对。革命党人的霸气，从政治战场运用到文化场域，自以为掌握天命，口衔真理，不容对手有辩驳余地，以压倒性的气势横扫千军。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张奚若对《新青年》的骂战也看不下去，在给胡适的信中批评说：“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记着无道理的，而忘却有道理的”。[《张奚若致胡适函》，1919年10月1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0页。]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灵魂，有儒道两面，但是从底层翻上来的“游士”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党人出身的，还有闻一多所说的第三重灵魂“匪气”[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载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五四”之前，士林之中虽然论辩不断，比如宋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晚清的洋务派与清流党的矛盾，其思想的冲突不比“五四”新旧之争要小，但对立双方皆是深受孔夫子教养的儒家士君子，虽然意见分歧，但还是不失风度，何况双方都有共同信仰之理：圣人之教。民国之后，天下为道术所裂，晚清尚有“公理”可言，到了“五四”，开始从“公理”走向“主义”，争论的双方，各有各信奉的理。理不相通、鸡同鸭讲的情形下，革命党人出身的陈独秀、钱玄同便拿出了“匪气”的一面。虽然他们不再是在社会游荡的“游士”，摇身一变为最高学府的北大教授，但身上的“游士”习气是底色不减的。

杜亚泉当年深刻分析过这种“游士”文化：“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载杜亚泉：《杜亚泉文存》，第183-184页。]陈独秀在论战中的表现，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游士”知识分子的性格。

杜亚泉这段话，写于1919年4月，其时他刚刚从与陈独秀的论战中脱身，深受对手蛮不讲理的战斗风格之苦，或许就是有感而发。陈独秀与杜亚泉的论战，是“旧派中的新派”与五四“新青年”第二场缠斗。如果说第一场论辩是林琴南主动跳出来的话，那么向《东方杂志》的发难，完全出自陈独秀的主动出击。

其时，《新青年》与林琴南的骂战还在方兴未艾，为何陈独秀要开辟第二战场？到了五四时代，林琴南这类桐城派文人虽然传播过欧洲文学，但已经不新，在青年中影响有限，只能满足那些习惯于文言的老派士绅口味。《东方杂志》就不一样了。在杜亚泉主持之下，从民国初年到1918年欧战介绍，一方面介绍各种西洋新知，另一方面抓住时代热点，从读者最关心的欧战，到民初的社会政治，都有出色的分析与评论，知识性与公共性并重，从中年开明士绅，到青年知识分子，读者遍布全国各地，不愧为民初排名第一的读书人刊物。《新青年》要从“旧派中的新派”中夺过文化话语权，《东方杂志》是不容回避的核心对手。

于是，陈独秀抓住《东方杂志》的三篇文章（一篇杜亚泉，一篇钱智修，另一篇是日文的翻译），公开质问《东方杂志》。如果说与林琴南的骂战还只是文化层面的，那么陈独秀以革命党人的政治敏感，将三篇文章的性质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副标题就耸人听闻，将《东方杂志》与复辟帝制联系起来。这不啻是对杜亚泉极大的冤杀。林琴南每年还要去祭祀光绪墓，尚可勉强与康有为一起，算作保皇党。而杜亚泉，是共和制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民初写的一系列文章，皆是在为共和体制寻找精神的国本，奠定其文化与道德的基础。作为主编的杜亚泉，虽然内心有气，但在回应文中依然保持其一贯的老派士大夫之文雅，不亢不卑，就事论事，以理自辩。

陈独秀读了杜文之后，自知失态，将《东方杂志》的言论与“复辟帝制”挂钩，实在牵强，承认自己“一时情急”。但以其好斗的性格，依然不饶不休，发表了第二篇再质问之文。《东方杂志》及其后台商务印书馆毕竟是学界主流，陈独秀可以轻蔑过气文人林琴南（何况林又是单打独斗），但不敢对主流的《东方杂志》开骂撒野，而杜亚泉有理有节的论辩风格只能逼迫他回到知识的战场，就具体的争辩问题，与对手一一过招。之后杜亚泉再无直接回应，论战告一段落。

这场论战，究竟谁是胜利者？从知识与学理而言，杜亚泉与陈独秀不相上下，打了个平手，不似林琴南输得那样惨。但论战并非学理层面上的，其实质乃是争夺对知识大众的话语控制权。

《东方杂志》与《新青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杂志。前者是知识性、文化性的公共刊物，没有特定的党派和文化立场。它像蔡元培主持的北大那样，中西兼容，新旧并蓄。清末民初是一个“公理”的时代，知识界普遍相信代替传统“天理”的，是以科学为知识背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正是抓住了这一时代的脉搏，通过知识性、全方位地介绍世界之“公理”，而成为知识界的头号刊物。不持特定立场的公共刊物诉诸的是人的理性，它让读者通过知识的了解，自由决定自己的文化态度。

然而，《新青年》杂志以及后来的《新潮》杂志，却是与《东方杂志》风格迥然不同的同人刊物，它们都有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政治态度，战斗性强，旗帜鲜明，有强烈的阵地感和话语权意识。当传统的“天理”消解之后，而“公理”只是以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多元的知识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中年读书人固然有成熟的世界观，但对于心智远未健全的年轻学生来说，仅仅阅读《东方杂志》只是让他们的内心更为迷惘，面对复杂而相互冲突的知识，他们无从选择，更无从构成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而《新青年》的出现，陈独秀那种说一不二、独断论的启示式宣谕，无异为年轻人“迷乱之人心”指出了一条真理之光。对于知识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更需要的不是复杂的“公理”，而是简明的“主义”；不是多元的知识，而是一种新态度、新信仰。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论战，并非新学与旧学之战，而是新学对新学的论辩。但是，对于杜亚泉来说，新学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公理”，而对于陈独秀而言，新学则是“主义”的工具。虽然早年的陈独秀常常将“主义”包装在“公理”的话语之中，又以“主义”的启示方式宣传“公理”。

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夕，马上就要行动起来的青年学生需要的不仅是知识上的“公理”，更重要的是可以指导行动的“主义”，即一种简明的新学意识形态，以此获得一个驱散内心迷惑的态度。于是，论战本身虽然不分胜负，但其后两个人的命运，一个是被商务解除了《东方杂志》主编的悲剧人物，另一个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已经昭示了从晚清到民初主导了早期启蒙二十年的“旧派中的新派”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一代五四知识分子以狂飙式的浪漫主义姿态，正在取而代之，建立新的文化霸权了。对于杜亚泉、梁启超而言，他们的吃亏不在于知识陈旧、跟不上时代，只是态度与立场的“不正确”，而被年轻人淘洗掉了，虽然经过一个世纪的诡异轮回，历史重新发现，原来胜利者多有浅薄之处，而失败者倒富有超越时代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