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派”？何谓“旧派”？从18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之迅速，令人目不暇接。在晚清，被视为新派士大夫的，有两代人，第一代是官僚士大夫，第二代是文人士大夫。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是官僚士大夫中的新派人物。虽然有儒家的正统观念，但在“理”之外，更重“势”，与正统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现实感，灵活实用，不拘泥于经典陈义，是清末自强运动的中坚。

1895年的公车上书，象征着新的一代改革士大夫的崛起。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文人士大夫，不是被朝廷吸纳的国家精英，而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他们处于远离权力中枢的南方，身上有强烈乌托邦情怀的文人气质，其活动地盘，不再是官僚士大夫擅长的权力中枢，而是地方与民间，特别是民间的舆论空间。戊戌维新之后，原先的新派官僚士大夫很快被视为旧派，文人士大夫成为新的“新派”代表。他们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戊戌维新和晚清新政两场改革的主力军。本章讨论的“旧派中的新派”，就是指的这些文人士大夫，虽然身份和气质上依然是士大夫，但满脑子新思想、新思维、新语言，以梁启超的《新民说》最为典范，这位中国启蒙的先驱，足足影响了晚清和“五四”两代读书人。

张灏教授将1895年的戊戌维新开始到1925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转型年代”，这个“转型年代”，其实是通过两次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而完成的。第一次是戊戌维新年间康有为、梁启超这批文人士大夫从新派官僚士大夫那里夺过话语主导权，使后者蜕变为“旧派”，自己成了“新派”的代表。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1918年以后，这批从晚清过来的“新派”人物，竟然也被新崛起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视为“旧派”，重蹈前代新派人的覆辙！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有什么变化，乃是在快速移动的舞台布景衬托下，他们的知识结构，特别是“文化态度”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落伍了。

晚清这批“旧派中的新派”，在民国初年为时人称为“老新党”。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梁任公创造的“新民体”，“老辈则痛恨，诋为文妖，然其文晰于事理，丰于情感。迄今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者”[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00页。]。待到《新青年》这拨更年轻的新派知识分子出现在地平线上，“新党”瞬间就变老了，退伍为“老新党”。胡适说：“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他的学生罗家伦也说：“请问十年前的‘新党’，有几个不是《新民丛报》造的？……至于现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又何曾不是《新青年》等几个杂志鼓起来的呢？”[罗家伦复熊子真，《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影印合订本，第836页。]

“老新党”是五四知识分子对上一代晚清新派的轻蔑之称，在他们看来，不将曾经启蒙过他们的父辈归为旧派，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新[参见瞿骏：《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这是思想史上常见的“弑父”现象，只有打倒了父辈，才足以长大成人。不过，“五四”的新青年们也知道，在一般世人心目中，梁启超们毕竟还属于新派，故送他们一个“老新党”的雅号，固为“新党”，却已过时，新得不够时代，不够彻底。

五四时期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一个是新学堂的老师，另一个是新学堂的学生，与更老一代的官僚士大夫曾国藩、张之洞相比，他们都与体制发生了疏离，从庙堂走向了民间，身上有强烈的文人习气，只不过梁启超、杜亚泉是文人士大夫，而陈独秀、鲁迅、胡适是文人知识分子，从文人气质而言，前后两代有一脉相传之处，与官僚士大夫有天壤之别。但是，正是这两代人，中间隔着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世代断层，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不仅新一代知识分子嫌弃“旧派中的新派”已经落伍，连他们本人，到了五四时期，也常常感到自己新旧混杂，是过渡性的人物。民国名记者黄远生在1916年意识到“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载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第154页。]。作为晚清过来的新派人物，感到自己身上有许多“旧派”的习气，“吾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徒彷徨于过渡之时期中而已”[黄远生：《想影录》，载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第161页。]。他的苦闷与彷徨都来源于这种生存于新旧之间的自我意识，将来的新只是“胚胎”而已，而过去的“遗骸”却实实在在种植于灵魂之中。

这种新旧混杂的感觉，是陈独秀、胡适和傅斯年断然没有的。在五四时期，他们自信、阳光，傲视老一辈，相信唯有自己代表了文化的未来。只有自我反思意识比较强的鲁迅，对自己灵魂中的阴暗面有所警惕，自称自己只是过渡的一代，“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按：青年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1日。]。而像胡适、傅斯年，是到了五四运动的十年之后，等到更新的革命一代崛起要打倒自己了，才承认“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1929年4月27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4页。]

到了五四时期，晚清和“五四”两代新派知识分子，究竟区别在哪里？

时代更替首先表现在两代人的年龄结构上。在五四时期继续活跃的晚清新派士大夫，除了林琴南、康有为资格较老，分别出生于1852年、1858年之外，其余大部分人基本出生在1865-1880年间：张元济1867年，梁启超、杜亚泉1873年，章士钊1881年，杨度1875年。而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除了陈独秀稍年长，出生于1879年之外，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间：鲁迅1881年，周作人1885年，钱玄同1887年，李大钊1889年，胡适、刘半农1891年。

生理上的年龄结构并非决定性的，重要的是与年龄相应的知识结构。近代中国的两次重要的学制改革，对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至关重要。1902-1903年“壬寅-癸卯学制”建立了过渡性的半新半旧、半中半西的近代学堂体制，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奠定了延续至今的现代学校体制。20世纪前半叶的三代中国知识分子：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概括地说，在晚清的学堂中，康有为、梁启超是老师辈，“五四”一代是学生辈，到了民国之后的学校，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是老师辈，“后五四”一代（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则是学生辈。

现代的学校体制所培养的，是新知识、新观念的新型知识分子；而过渡性的学堂体制，所培养的只是半新半旧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是新知识分子，其实灵魂还是传统士大夫式的。至于康有为、梁启超、杜亚泉这些晚清末代士大夫，早年所受的教育是传统的私塾与书院的，其拥有的新学几乎都源于自学，而且是通过明治时期日文的二手转卖。在他们追补新学之前，旧学的知识结构已经廓然成形。一个人的认知框架，在二十岁左右形塑，形成一套思考的语法结构，即使以后再有新知添入，也只是零碎的“词汇”而已，其“语法”依然是过去的。用一个新词，其意义并非确定，置于不同的语法结构，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晚清的文人士大夫就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而言，与他们所取而代之的曾国藩、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差别不大，都是传统的经史子集与传统士大夫的家国天下关怀。但他们大多去日本见过世面，或者精通日文，对域外的各种新知，从科学技术到制度伦理都有非常庞杂的认知，急于要将这些经世致用的新知内化到旧学的知识结构之中。作为晚清新学堂的老师和新报纸的主笔者，他们传授给同代人和年轻一代的，正是这些中西混杂、混沌一片的新知。

那些晚清年间在国内学堂接受启蒙教育的新一代学生，等到民国初年有机会走出国门到日本帝国大学和英美一流大学继续深造时，发现自己曾经崇拜过的老师在西方学问上的粗陋，西学对于李大钊、钱玄同、胡适他们而言，不再仅仅是“词汇”，而是一套知识的“语法”，回到国内，自然看不起“旧派中的新派”，而要取而代之，以新派自任，搞一场新文化运动了。

不过，以知识结构来区别晚清新派士大夫与五四新知识分子，仅仅具有部分的有效性。对于林琴南、康有为这些年长的“旧派中的新派”而言，他们在“三十岁以后不复有变”，在知识上自然被“五四”一代看不起。但是，像稍微年轻一点的梁启超、杜亚泉，他们对新知之敏感，学习能力之强，全然不在五四知识分子之下，梁启超对西学的庞杂了解，即使到了五四时期，也不逊于年轻一代，杜亚泉在与陈独秀论战中对西方思潮的熟悉程度，也在对手之上。而跟随梁启超的年轻师友蒋百里、张君劢、黄远生、张东荪，都在日本名校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1918年以后，由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所主持的“另一种启蒙”，依靠的就是这四位年轻大将，他们虽然在年龄上可以归为“五四”一代，但在人脉关系和精神气质上，特别在对旧文化的态度上，更接近新派士大夫，亦属于“旧派中的新派”。

不过，梁启超、杜亚泉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旧派，在他们看来，知识上的新与旧，都是相对的，杜亚泉说：“新也，旧也，不过一程度问题。”[杜亚泉：《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载杜亚泉：《杜亚泉文存》，第354页。]在不同时代，新与旧含义不同。“如戊戌时代之新旧，与欧战以后现时代之新旧，意义自然不同。”[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载杜亚泉：《杜亚泉文存》，第401页]或许是被罗家伦批评为“半新半旧”刺痛，杜亚泉要证明自己无论是在晚清还是“五四”，都属于新派。在戊戌时期，“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吾人在当时，固为竭力鼓吹新思想，排斥旧思想者”。而欧战以后，更新的文明大潮来了，“以时代关系言之，则不能不以主张刷新中国固有文明，贡献于世界者为新，而以主张革除中国固有文明，同化于西洋者为旧。”[同上，第401-402页。]杜亚泉以“调和中西为新”为己强辩，可见戊戌维新之后，思想的潮流不再是复古，回到黄金的三代，而是在进化论推动下，以趋新为价值尺度。即使是旧派人物，也要证明自己并非落伍，而是新人物、新思想。

梁启超更为趋新，从“戊戌”到“五四”，永远在变，变的方向，就是年轻人的步伐。钱基博如此评论他，梁任公“常自觉所学于时代为落伍，而懔后生之可畏，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踮定脚跟，有以自得者也，启超之学，随时转移，巧于通变者也”[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21页。]。连胡适都肯定梁启超，说身为“旧派中的新派”，梁启超与章士钊不同，“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般少年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些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胡适：《“老章又反叛了！”》，载胡适：《胡适全集》第十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纯粹从知识而言，五四时期的两代人，其实都是新旧混杂，汪叔潜早就有一个观察：“旧人物也，彼之口头言论，则全袭乎新；自号为新人物也，彼之思想方法，终不离乎旧。”[汪叔潜：《新旧问题》，《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既然如此，新派与旧派所争的，究竟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