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0年到1894年，是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主持改革的年代，而新出现的口岸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代替的辅助功能。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将这段时期称为洋务运动，似乎变革主要集中在器物的现代化上。事实上，1883-1885年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之后，朝野的士大夫，都出现了要求从洋务到变法的声音，虽然没有直接触动朝廷推出改革的举措，但已经为之后的戊戌变法铺垫了道路。

从晚清到“五四”的知识分子的变革，分为器物、制度与伦理三个阶段，它们分别触及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艺”（技术工艺）、“制”（法律政制）和“教”（伦理名教）三个层面。伦理名教是帝国的立国之本，也是官僚士大夫的立身之本，只有到了康有为、谭嗣同这代文人士大夫崛起之后，才开始受到冲击，在戊戌维新之前，无论是体制内的官僚士大夫，还是体制外的口岸知识分子所致力于的，是在守护纲常名教的前提下，从“艺”到“制”的改革。

众所周知，所谓的洋务派官僚士大夫，有两代人：第一代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第二代是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李鸿章退出朝廷的中枢，是两代人权力交替的枢纽。在张之洞这些第二代官僚士大夫主导晚清新政的时候，不仅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崛起了，而且更激进的革命党人也浮出了海面。那么，在1894年之前，官僚士大夫是如何从改“艺”转向改“制”的？

第一代官僚士大夫曾国藩、李鸿章所领导的洋务运动，集中在学习西洋的技术工艺，至于如何学习，一开始所想到的是“人”的因素，只要用对了人才，就能将船坚炮利学到手。但在“仿西洋之器”的过程中，渐渐发现“器”的背后，还有“制”，比如军事的营制，西洋的就与中国的不同，于是，就从“仿西洋之器”，转向“仿西洋之制”。不要说“西洋之器”，其实“西洋之制”，也是整体性的，学了军事之制，接下来就是工商之制、教育之制，乃至法政之制。同光年间的自强运动，就是这样从向西洋开放而步步逼出内部的制度变革。

制度的变革，分为两个层面，一层是技术性的，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乃是制度的理性化，通过现代的管理，强化生产性的效率。另一层是价值性的，涉及政治的参与和合法性重构，设立议院，将君主专制制度改变为君主立宪制。若用现代的学科划分，前者属于行政学、管理学范畴，后者就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

技术性的行政学改革，1860年代之后具有新知的幕府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变革方案，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到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已经洋洋洒洒，颇具规模了，因为这些改革，并不涉及朝廷的核心利益和根本体制，所以为洋务派官僚大臣所喜闻乐见，第一代洋务派官员曾李左对技术性变革部分采纳，而第二代洋务派大将张之洞更是将之作为《劝学篇》的外篇内容，全盘接受。辛丑之后的晚清新政，就是处在这个理性化、技术性意义上的“改制”延长线上。

戊戌变法时期帝党与后党、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的真正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在技术性的法政制度变革上，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只是步骤疾缓的差异。然而，正是在是否要开议院这个属于政治学改革的要紧点上，张之洞与康有为分道扬镳了。虽然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官僚士大夫为时势所迫，也推动筹备立宪，但在戊戌时期，当各种技术性的行政改革刚刚开始推出的时候，涉及政权合法性变动的开设议院，显然就不是官僚士大夫与地方的绅商所愿意看到的。

然而，开设议院的声音，在1870年代已经出现了。国门打开之后，西洋的议会制度随着“西制”的其他制度，一并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最早由洋人主持的《万国公报》和《申报》作为西域的政情介绍进来，在随后出使西域的外交官中，也有详细的描述。但作为一种值得仿效的“西制”，乃是由体制外两位最有眼光的口岸知识分子郑观应和王韬最早提出来的。郑观应在1875年写成的《易言》中说，泰西的议院“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即此一事，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郑观应：《论议政》，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稍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君民共治，上下相通”，这是比君主之国要优越的君主立宪之国的好处。

将西方的议会制度比附为中国的三代之制，不仅是策略性的，也是知识性的，最早观察西洋的口岸知识分子，只能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视野之中理解新的事物。这类“西学中源”说克服了口岸知识分子内心的中西紧张与对立，守护了中国文明的尊严与自大，而且也容易为体制内的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和采纳。果然，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让体制内的权力板块得以松动，一部分有清醒头脑的官僚士大夫焦虑于清代以来君主专制带来的上下相隔，开始倾心于西方的“议郎”设置。1884年，李鸿章的部下、两广总督张树声在临终之前写下的《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遗折》，载张树声：《张靖达公奏疏》卷八，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一个廪生出身的正二品封疆大吏，在1880年代，就有此识见，可谓超越了整整一个时代。晚清的士大夫喜欢用体用、道器和本末区分中西之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从洋务到辛亥整整半个世纪官僚士大夫的集体共识。在“艺”“制”“教”三者之中，“艺”为用，“教”为体，这并没有什么分歧，但“制”的变革，究竟是“体”，还是“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论述“变法”一节，认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3页。]，在这里，张之洞所说的“法制”，乃是前面所分析的行政学意义上的典章制度，而非政治学层次上的国家根本制度。显然，前者属于用，后者属于体，是不可变易的政教一体。然而，张树声的临终遗言，却看到了议会制度，乃是一种无法与改“艺”、改“制”割裂的西学之体，中国只有采纳这个层次上的“西制”，才能转为富强，成为现代国家。

到中法战争之后，重视开设议院的，在官僚士大夫当中，已经有郭嵩焘、崔国因、宋育仁、陈炽等一批人。他们虽然属于先知先觉者，但这一主张混杂在其他行政学意义上的“变制”清单之中，并不显得刺目。更重要的是，此一阶段的开议院要求，与西式的君主立宪尚有一段距离，基本思路仍是回到三代之治，得民心、通下情，君民一体，共谋自强。其背后的义理依然是圣人之教，与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激进变法有天壤之别。

同样的“变制”，都是在“用”的范畴里面，是否能够为主流士大夫接受，要看与“体”的关系。康、梁在戊戌时期的变法，之所以不为官僚士大夫容忍，乃是因为与名教之“体”被颠覆有关。而在后“洋务”、前“变法”时期的同光年间，因为“体”的无人挑战与怀疑，因此哪怕是开设议院这样的超前主张，依然被视为是温和的“变制”，因此兵部尚书彭玉麟肯为郑观应背书，为《盛世危言》作序，孙家鼐也会将《盛世危言》连同汤寿潜的《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起推荐给光绪皇帝。

在1894年之前，对于官僚士大夫与口岸知识分子而言，有一个从洋务到变法的认识进程，其极端之处，便是开设议院，但不能碰触的天花板，是圣人的名教，不要说不敢，连想都不敢想。因为这代读书人，依然在正统的旧学之中，即便是最激进、最有超越意识的王韬、郑观应这样的边缘知识分子，亦是如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明确表示：“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郑观应：《盛世危言》，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页。]在戊戌维新期间，郑观应、经元善这些沪上的绅商阶层，虽然在改革的大方向上与文人士大夫基本一致，但对康有为激进的变法主张、特别是颠覆孔孟名教颇有微词，以为新进改革者“才高意广，不求平实”，过早开始议院，恐怕会流弊丛生，招来大乱[详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84、554页。]。他们哪怕观念超前，与康有为一致，但在行动上，却属于张之洞的稳健一路。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有思想上承继关系，但毕竟是晚清的两代知识分子。

1895年之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崛起了，他们与上一代官僚士大夫有同有异，合中有分，戊戌变法的所有秘密，都与此相关，但那是下一章的故事了。

［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房德邻、郑师渠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萧一山：《曾国藩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