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来：我还想请教项老师对社区营造的理解，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你之前在讲“最初500米”这个概念时曾提到，重建附近跟社区营造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唱反调的。

项飙：听了你讲的以后，我对社区营造有了新的理解，我原来的理解是比较偏颇的。政府越来越重视社区营造，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对社区、对“最后500米”的建设非常关注。“最后500米”当然是一个商业概念，电子商务说要尽快把每一个物件送到每一户人家。开发商也非常强调社区活动，因为他们要把社区建设得有一定的氛围，房子才容易卖，所以有的时候会跟社区工作者合作。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社区营造是由一个大的行政或者商业力量推进的。

此前我对社区营造还有一个偏颇的理解，我认为它是使用一种非常强的专业化或者外包的方式来进行的。比如社区规划一般会外包给建筑设计公司，而设计公司都遵循物业逻辑，目的就是让居民方便，不用操心。

我提倡的“最初500米”，跟你讲的是完全一致的，不是外包，而是自己干，一开始也不一定有一个完整的规划，但要有一个方向、一个基本的原则。通过这次对话，我不仅了解到社区营造的另外一种含义，而且理解了社区营造的重要性。我原来觉得，如果是居民自己出发的“附近”，不太需要有规划思路。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有一定的规划思路还是很重要的，它不是一个外包式的，而是一个嵌入式的规划思路。比方说让大家一起讨论，篱笆怎么设计，是用竹的还是用藤的，要不要小装饰……这些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最初500米”。嵌入式的规划有效，一是给了一个好的话题，二是开始形成一种集体性。最初500米，不再是每一个个体的最初500米，而是不同的最初500米开始交接，开始叠加。对于社区营造，这是我的新收获、新理解。非常感谢。

刘悦来：也谢谢项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让我帮忙问你的。他想知道“附近”和“社区”的区别与联系。他注意到媒介技术在联系居民、分享日常体验和体现社区生态性方面的作用，让距离或远或近的人们产生了连接。这样的应用是否有悖于对“附近”的“建设”？因为“附近”体现了日常生活的互动、生动经验的重要性，而技术的应用则让互动并非面对面。

项飙：我觉得这个同学提的问题很有意思，附近就是或近或远。有的时候，就像你讲的花园，它自己慢慢就会遍地开花，可能不同花园的人会来往。我原来住在牛津，居民每年会自发举办花园节，花园都是自己家里的后花园。花园节期间，想要参与的人会在网上注明哪一天几点到几点他家里是完全开放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到他家里面去看他的花园。好客一点的主人会准备茶、饼干，与大家交流花园的打理心得等。其实在物理空间上这已经不是“附近”了，但是会有一种附近感，会有一种新的社会动力显现出来。

“附近”跟社区的重大区别，我想可能有三点。

第一，中国的社区已经成为一个行政单位，必须考虑到整个行政架构，而“附近”不是行政性的，很多时候一开始就是在社区的一角，完全不能够代表社区。如果是花园，一开始可能是三五个人一起种，之后参与的人可能不限于社区。

第二，在中国，社区成为人们的居住空间，同时成为一个行政空间，它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边界。从行政意义上来讲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行政管理工作的边界要非常清楚才行，边界以内是我的工作范围，我是管325个人还是321个人，这都要很清楚。从居民现在的生活感知来讲，边界也变得非常重要，比如无处不在的保安。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我们跟何袜皮聊的就是保安的问题。这是中国城市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在中国城市犯罪率那么低的情况下，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保安？就是要让人搞清楚边界在哪里，外面的人不能随便进来，给内部的人营造出一个非常安全的氛围。社区给你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对居民来说更多是心理层面的意义。而“附近”打破了这条界线，因为“附近”是跟你真正有关系的事或人，你们之间的关系有实质的痕迹可寻。那些没有实质性关系的可能不能叫附近，即使感觉跟外面的人不一样。你出了社区，路上的商家可能也会是你的“附近”，虽然它们在你的社区之外。

第三，中国的社区越来越倾向于同质性。当然，一些旧城改造以后，有很多人回迁，他们的社会背景可能不一样，但是同一档小区的业主的经济收入、社会背景、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往往是非常一致的。你可以想想，跟你的生活真正有关系的那些人是谁，也许几乎跟你一模一样的那些人其实跟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事实上，和你经常发生关系的是快递员，当然不是某一个快递员，是快递员这个群体，以及外卖员、楼下保安、经常去的某家早点铺的人等等，这些人跟你很不一样，但他们是你的“附近”，跟你的生活有实质性的交集，但很少被你看见。同一社区里，你住1栋305，他住18栋501，可能大家都看一样的电影，开一样的玩笑，但在生活中却互相看不见。

如果要概括关系，“附近”讲的是你跟门口卖菜的那个人的关系，你跟地铁站边上卖早点的人的关系。所以像你刚才讲的马叔的例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关于附近的故事，通过种花，大家看见有那么一个人。多年来我们可能都知道有那么一个人，但这个人有什么习惯，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为什么会在这里，老了以后要怎么办，这些问题可能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呈现过。这是“附近”，需要去挖掘。

开始种花以后，这个人就经常在花旁边，可能你会让他帮个忙，他进入我们的生活场景，我们就看见了。所以我觉得附近是很重要的，要从看见开始。刚才刘老师在回答志鹏的问题时，也把看见的问题提了出来。你在小的项目投入了一点努力，然后你会看见自己的努力，会看见别人的努力，会看见整个周边的回应。你也会看见下雨，原来会觉得下雨很令人烦躁，但当你自己做出了一种努力，无非就是种了一棵小植物，下雨的意味突然就不一样了。当然你还会看见土壤，会看见旁边的马叔，一下子“附近”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更多维度的、实在的东西就呈现出来。

很多人在努力忙着工作，但在购买式的劳动分配制度下，你看不见自己做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见自己的努力，也看不见别人的努力，你甚至看都不想看，你的“附近”变得非常模糊。有的时候，这种模糊化也是在进行自我心理保护，我们不太愿意去看内部折叠的过程，因为折叠打开以后可能很痛苦、很麻烦，所以很多人选择不去看。

我不是说社区这个概念本身不好，但从现在的管理方式、组织方式来看，社区有它的局限。而用“附近”这样一个概念让我们重新看见我们非常具体的生存状态、看见自己的努力、看见别人的存在，至少可以把社区丰富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也许中国城市的社区居委会也不是铁板一块，三年疫情期间社区居委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现在可以考虑改变居委会的组织方式、工作方式，至少改变居委会和居民的交流方式？也许社区花园、社区规划小组，可以是一个启动的契机。这就涉及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治理问题，即基层社会如何重组的问题。

刘悦来：我也特别想向项老师致敬。这么多年，尤其是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重建附近”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空间变化如果能够把人的参与性、主体性充分发挥出来，其实是更合乎自然规律的。我本人是在乡村长大的，所以我小时候是没有陌生人这个概念的，周围都是熟人。我们家的房子都是自己建的，对于这种营造我特别熟悉。每一棵植物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有什么样的作用，作为偏方能治什么样的病，我都知道。我们村里也有老中医，我小时候跟他学了一些。所以你刚才说“附近”，我马上就想到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我现在在上海住的这个地方，我只能说是一个居所，还不敢说这是属于我的地方。我们说“心安之处即吾乡”，自己要真正达到心安，实际上要靠“附近”，要靠我们去“重建附近”。

当然，每个人会在不同的领域去做，我只是恰恰做了空间设计，也做了相关的规划和景观呈现，这个角度又恰恰可以很真实地被大家感知到。我非常期待和项老师有一些研究上的交流，也欢迎你到上海，到我们这些社区花园现场看看。

项飙：谢谢刘老师。这可能也是我们进行跨界对话的一个目的。从我个人作为研究者的角度来说，非常希望把社会研究和像你们这样的实验性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的社会修复需要做出跳跃式的突破，把思考、研究真正地和实践、生活联系起来，进而产生一门为生活服务的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