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袜皮：保安是中国自21世纪初进入商品房时代以后出现的。以前，要么是亲属宗族住在一起，要么就是一个村、一个生产队在一起，大家都互相熟悉。还有那种单位大院，领导跟下属都住在一起，门卫也是单位的职工。有了商品房以后，不同人群按照经济收入被空间归类了。

项飙老师也写过，中国的中产阶层是极具多样性的，与海外的一些中产阶层拥有的共性不同，中国的中产阶层大体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分类的，因此在教育水平、职业类别上是各式各样的。大部分人的共同点是有自己的房产，主要是商品房。在1990年代末房产商品化以后，不是每个小区都有被商品化的保安。当房产价格把同一收入水平的人归类到一个空间后，那些高档小区的居民就很想有这样的保安来保护居住在其中的人的安全，防止外面的人进来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伤害。

慢慢地，到了后来，基本上所有的小区都有了保安。哪怕是一个很破旧的小区也有保安，只不过可能是老年的保安。这时候保安的一个功用，已经从以前的防范犯罪转变为保卫房价。这些保安的很多日常工作，是保证小区里的公共设施，比如草坪、健身设施等不被外面的人使用，保证停车位不会被外面的车辆占用，打击群租，禁止没有资格或者不被邀请的人进来……这些其实是在保证小区内阶层的同质性，保卫这个小区的房价。

保安人员的情况，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以上海为例，过去以本地中老年保安为主，从前几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民营保安公司承包了小区的保安业务，这些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雇用的几乎全部是外地的农民工。因此，对于业主来说，原来的熟人社会机制就被打破了，因为以前的上海当地保安，尽管工资不高，但他在附近也是有房子的，某种意义上他属于业主的“自己人”。但现在的保安完全是陌生人，却要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跟业主关联紧密的保卫职能。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说过，污染常常被视作危险[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商务印书馆，2020年）指出，在各社会文化系统中，对“干净”和“脏”的分类，是人们想象社会秩序的重要部分。脏是对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违背，危险是脏的东西跨越不该跨越的界限。禁忌、仪式、对越界行为的惩罚、防止被污染，是确立既定秩序、维系社会规范的手段。]。群租的危险性其实意味着，人们感知到本不属于这里的东西已经越过边界，到我的范围里来了。譬如，那些群租的人不属于业主这个收入阶层，因为有资格住在里边的人，要不就是买得起高档房产，要不就是付得起昂贵房租，代表了一定的经济收入水平。而群租的人，可能只要付很少的房租，就能住进来。这其实是对小区阶层同质化的一种“污染”。

保安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群体，因为他们是被业主“邀请”来保卫小区的，但他们其实并没有真的进来，不属于这个小区，他们站在边界上。

玛丽·道格拉斯说，其实危险有两种，一种已经渗透进来了，一种在边界上逗留。在业主心里，他并没有完全信任保安，“我虽然邀请你进来了，我借给你这样一种职能，你来替我管理这个空间，但是我并没有让你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所以保安的位置特别尴尬，在距离上无限地接近，但是在经济上却属于需要被隔离、被防范的阶层。他会挡住那些流浪汉、捡垃圾的，或者小商贩……但其实保安和这些人大体上是同一个阶层的。我觉得保安的状态有点像维克多·特纳说的阈限[阈限这一概念最早由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提出。他认为，阈限阶段是一种模糊不定的时空，是一个过程而非状态；在阈限期，受礼者进入一种神圣的仪式时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所有世俗社会生活中的种类和分类都不复存在。]，即从一个状态要转化到另外一个状态的中间状态。他穿上了制服，临时地扮演了一种像是管理者的角色，但是其实本质没有变。他脱掉制服，依然是业主担忧的一个阶层。所以这也导致保安经常被怀疑，包括在我调研的小区，当有丢电瓶车之类的事发生时，有些业主甚至会怀疑保安是内鬼。

段志鹏：我们把离得很近的人当作陌生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起码在我的生活经验里有类似的感觉，要把周围的人放在安全的位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肯定是复杂的，对我的影响是没法去预测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把附近的人陌生化，这是一个让我们变得安全的方法。同时，我也会觉得这好像是很反直觉的事情。要变得安全，我们不应该主动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吗？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做。为什么在社会关系里是这样？

项飙：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就“安全”这个词，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安全部门，它的“安全”是建立在通过大量调查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的，而且掌握的信息越多越安全。

作为一个外人，你如果去到一个传统的社区或村子里面，是会受到轮番调查的，我们过去做实地调查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安全部门和村民对安全的理解都是基于信息、基于预测、基于防备、基于互动的。

像志鹏刚才讲的这种切割式、边界式的安全，是一种比较新的安全理念，其中一个逻辑就是“我不想知道你，你也不要知道我”。我觉得可以从三点来理解。

第一，我们觉得把自己打开是非常不安全的，你要问别人，别人也可能问你。起点是一种自我认定的脆弱，即整个环境是不安全的，越封闭越安全。这跟安全部门和村里的大妈的逻辑完全不一样，安全部门和村里的大妈觉得自己是能够把握这个社会的。

第二，我们的安全感来自划线，不让别人进来，靠这个来维持自己的安全感。

第三点其实跟前面两点是重叠的。跟陌生人共同居住在空间上联系非常紧密的地方，就迫使我们把安全的不可预测性降到最低，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跟陌生人说话，就不会有尴尬、惊讶的情况。不可预测性当然仍存在，但是如果从来没有来往和交集，就可以不理睬、不管。一旦开始跟陌生人交往，马上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可预测性出现。

现代人还会实施一些具体策略以保证自己的基本人身财产安全，比如各种密码，各种实体的、非实体的锁。这跟大家讨论的所谓控制型社会也有关系，与原来福柯讲的规训化社会倒是不一样。规训化社会是真的深入灵魂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控制型社会靠各种各样的防盗门上的锁[关于控制型社会，参见Gilles Deleuze，“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October 59（Winter, 1992）：3-7。]。群租房里面各个房间的锁是怎么处理的，这也是个有意思的点。

回到袜皮讲的高档小区，这种小区天然具有一种高贵的、优越的脆弱性。业主认为能够住在其中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同时要炫耀的是脆弱性，因为高处不胜寒，外面的人对里面虎视眈眈，所以里面更加需要保护。

与外界切割是追求安全的一种手段，而从这样的视角看，安全问题就是永远存在的，越想切割，越界、被污染的风险越大，所以这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引申到袜皮刚才讲的安全和污染的关系。比如在大家的一般印象中，城中村是脏乱差的地方，会没有安全感，但要是在那里生活过，你就会发现那里的人基本没有安全的顾虑。在他们看来，安全和脏乱差是两码事。当年我调查北京“浙江村”时，那里的环境确实脏乱差，案发率在一段时间里也相当高，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但是在高档小区里的脏乱差迹象，比方说像群租的产生，直接变成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点。因为他们内部的安全感是靠一种非常脆弱的、样式上的同质、内在的相似性来维持的，只要把相似性稍微打破一点，他们就觉得很不安全。

袜皮讲到保安角色的变化，我在想，好像有三类群体称得上是这种比较熟悉的陌生人。

第一类，比方说家政工，以及护理工，几乎天天要与雇主见面。对于大多数雇主来讲，这些人还是比较陌生的人，信任度也比较有限，但你不会觉得这些人危险。你对他们的工作性质和他们作为人群的价值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你觉得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他们是值得得到基本尊重的，你对他们的工作和他们这个群体都是承认的。

第二类，比较极端，比方说在印度，有一类处理动物尸体，特别是宰牛的人被定义为种姓之外，为不可接触者，会被认为很脏。但他们保护环境和处理动物尸体的行为，其实对周围人的生命是有保护性的。可见，他们的工作性质和他们在人格上怎么被定义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工作是社会的刚需，但是他们却是社会要摈弃的人。工作是被承认的，人却是被否定的。

第三类，保安。他们当然是陌生人，但好像又比较居中，略倾向于第二类。他们的工作是被承认有价值的，而他们作为群体的存在价值却是偏向于被否定的，特别是被他们自己否定。他们的工作是切断内部业主和外面陌生人的关系，以保证内部的一种安全——其实称安全感可能更合适，因为安全感是一种秩序，而不涉及是否有事实上的威胁。保安要保护的是内部的“纯度”。大家都关注到，在疫情期间，保安和快递员、骑手这些来自同样社会阶层的人经常发生争执，甚至相互仇恨。保安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是提防自己，就像袜皮讲的，他们要保护别人，但是他们又被别人认为是安全隐患。保安可能至少在工作意义上的自我否定是比较普遍的。前面讲到陌生化，其实对自我的陌生化是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而且有可能产生强烈的负面心理后果。袜皮，你的研究里也提到，保安的职业声望被认为是最低的。我突然想到，有文化意义上的“最低”，而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社会性质造成了心理意义上的“最低”。因为他们缺乏职业的自豪感，缺乏生活的稳定感，进而被最低化。

我想听袜皮分享更多关于保安这个职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