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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安全和摆脱的愿望你好,陌生人 作者:项飙 / 刘小东 / 何袜皮 / 李一凡 / 刘悦来 / 沈志军 / 贾冬婷 / 段志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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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志鹏:袜皮,在“没药花园”写作期间,你发现什么样的案例会更容易激发公众的关注呢? 何袜皮:主要还是大家情感上有共鸣、有代入感的一些案子。我看公众号后台数据,这类案子的留言会更多。虽然说谋杀案是很极端的,很少发生在我们身边,但其实它的动机和情感内核可以是很普遍的。比如说它反映出来的人的嫉妒心、占有欲、性欲、对钱的欲望等等,可能每个人都体会过。 杀妻案,或者是婚姻内部有情感纠葛的案子,会有非常多的反馈。比如说我之前写过重庆姐弟坠亡案,案件中的主犯之一张某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却把两个孩子从窗户上扔下楼。一开始他还表现得悲痛欲绝,说是两个孩子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后来警方才发现,其实是这个“悲痛的父亲”跟前妻离婚之前有了新的女友,为了摆脱责任或者说负担,和女友共谋,亲手把孩子扔下了高楼。文章的反馈很多,因为它涉及的是大家都熟悉的亲子、婚恋关系,但这种立于日常关系的罕见罪行,激起了大家强烈的情绪,有对两个孩子的同情,也有对这对残忍凶手的愤怒。最终,共谋的两人都被判了死刑。 还有一类就是跟大家切身利益有关系的案子。比如随机发生的儿童拐卖,或者像是唐山烧烤摊打人事件,涉及随机性、女性、附近的安全感等,也会激起大家激烈的讨论。 另外,我们发现关注度还会受地域因素的影响,这跟项老师说的“附近”有关系。大家关心的案件,是发生在自己周边的,最关心的可能是发生在自己社区的,其次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城市的、在中国境内的,然后是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案子,再接下来就是发生在英国、美国这样一些文化存在感比较强的国家的。如果是一个发生在离我们的文化、地理位置都较远的地方的案子,譬如说伊朗的,哪怕案件中有很多人被谋杀,可能关注度也不如距离近的那些案子。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在美国,如果发生一起失踪案,媒体关注度最低的是底层黑人女性失踪案,再加上如果她是一个性工作者,即便媒体报道了,也可能无人讨论。而关注度最高的那一类失踪案,是中产阶层的白人小女孩失踪案件,比如玛德琳失踪案,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事件。 所以社会对安全事件的关注度,还是从该社会的主流文化、主流阶层的立场出发的,然后由近及远,慢慢递减。 段志鹏:看起来大家对于某个案件的兴趣,跟在现实中的不安是有一点点联系的。 我之前看“没药花园”公众号时,发现大家经常在文章下面发表很长的评论,很多不是对案件本身的评论,而是自己经历的分享。 何袜皮:这样的评论确实挺多的。比如我们写过一篇关于“寄居蟹人格”的文章,这是我提出来的一种人格,主要是为了唤醒大家对亲密关系中的操控或者说精神虐待的警惕心。这篇文章下面有很多留言都是在讲自己的经历,他们认为原生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姐妹、伴侣对自己有这样的行为。很多人会从自己的角度去阐述,补充一些新的东西给我。 段志鹏:这么听下来,我会觉得案件的意义,是跟某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社会的关系有关的。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父亲把两个孩子扔下楼的案件,有一个词让我印象深刻:“摆脱”。为了摆脱某种关系,切断跟过往经历的关联,我需要做某件事。可能不仅仅是这个案子,我发现在其他很多事情中,这种倾向都蛮明显的,“我想要切断什么”。 袜皮,你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为什么对这样的案件感兴趣?这种极端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跟人类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方向不完全一样,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兴趣偏移呢? 何袜皮:我本科是读新闻系的,毕业以后在上海做过一段时间记者。此外,我一直都对侦探悬疑类事件很感兴趣,读人类学博士之前就出版过侦探小说,博士论文的题目也和犯罪相关。但因为很难进入公安系统去做研究,我后来就找了“保安”这个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我觉得小区保安,也是和都市人的安全感、身边的犯罪有一定关联的。 段志鹏:看起来兴趣是慢慢地展开的。 项老师,你对于刚才袜皮分享的那些案件有什么感想吗? 项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刚才志鹏讲到的“摆脱”和袜皮讲到的“安全”。 一方面,“摆脱”和“安全”是指向不一样的方向的。摆脱,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转向,或者说我对生活有一个新的理解,然后进行自我行为的调整。在现代社会,摆脱是一直存在着的一种焦虑。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可以从传统文化、从某种社会关系里整体性地摆脱出来的。但是现在在个体层面上,比如在刚刚讲的案例中,有人用肉体消灭的极端方式来摆脱,来解决问题。所以这本身就需要分析,它指向的是一种急剧的变化。 另一方面,刚才讲到大家考虑的是安全。“安全”听起来跟“摆脱”的心理和精神指向很不一样。安全是一个要具有可预见性、程序化的过程。我就很好奇,不知道袜皮怎么看“摆脱”与“安全”的张力?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同时,袜皮讲到很多案件,特别是引起大家关注的案件,看起来跟陌生人没有什么关系,往往是发生在亲密,而且是最亲密的关系中——夫妻、父子、母子关系。引发出的反思,也都是对原生家庭的反思。但这正好又跟另外一种社会心态形成对比,就是对于陌生人的恐惧。 我很想再多听一下你讲“寄居蟹人格”。这种对亲密关系的极度重视,可以认为发生在1990年代以后。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孩子盼望着长大,等不及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还是很主流的心态。许多青少年想的都是去流浪,想有一天摆脱父母。 这也是一个悖论。交流信息增加,青少年的流浪比我们那时候多了,还有很多人去做背包客,但是他们在生活中对亲密关系的依赖好像增强了,物质上、心理意义上的都有。不过这种依赖跟对陌生人的恐惧可能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同时,矛盾的是,在依赖的过程中又出现很多比较极端的犯罪,还有更深的恐惧。 所以,可以认为他对于身边的亲密关系有比较深的恐惧,而对陌生人一般不讲恐惧,更多的是一种戒备和不信任。然后他所信任的人又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带给他伤害的来源。袜皮,你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和依赖,对陌生人的戒备和拒绝是怎么理解的?这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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