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年的钟离一把火后，南北战事依旧不断，双方互有胜负，总体而言陷入了拉锯战中。

508年十月，北魏悬瓠军主白皁生等杀豫州刺史司马悦举州降梁，萧衍派马仙琕等出兵一度收复义阳，但北魏随后南下击溃梁军收复了全部失地。

511年三月，时隔两年多，梁也出了叛徒，朐山城发生内乱，降于北魏，当年十二月，马仙琕督诸军又大胜拿回了朐山。

514年，萧衍为了夺回寿阳，居然不顾本国工程师的反对，采用了降将王足的建议，命康绚动用军民二十万，施工两年，用了无数铁器垫底，巨石大木截流，泥土填筑，终于建成了坝高二十丈（约五十米）、顶宽四十五丈（约一百一十米）、底宽一百四十丈（约三百五十米）、长九里的浮山堰。

这个浮山堰距离寿阳四百里，战术目的据说是为了截住淮河之水，把上游的寿阳憋死。

具体过程不讲了，萧衍你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吗？而且浮山堰本就是头顶悬雷，后面还出了人事问题，修堰的总工程师被调走了。

516年八月，淮河暴涨，浮山堰崩溃，史书记载死了好几万人，整个下游几十万人陷入泽国。

前前后后的成本，真不如去让南梁胆小的萧宏带兄弟们去一趟寿阳。

总体而言，当年钟离之战如果没输，魏军征战一年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而且全程没有看到魏军动用水军，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巡江而还，打不过长江的。

钟离之战即便大胜，南梁其实也是强弩之末，前面邢峦在东线大胜毙敌数万缴获了军粮四十万石，萧宏在洛口大败丢盔弃甲无数，萧衍战后也并没有展现出气吞万里的气概，而且南朝的基因也不允许向外出击，虎将们快回来吧，你们越猛我越害怕。

再看看那浮山堰，为了淹一座城，在四百里外建个大坝，最后还淹了自己几十万百姓，萧衍的经也不知道是怎么念的。

南梁在开国虎将们渐渐凋零后，逐渐被萧衍带向了魔幻的新征程。

萧衍这辈子的剧本你不服不行，全程高能。再过几十年，北面会来个宇宙大将军（别笑，真的是官名），到时候我们再讲萧衍的后半生。

北魏在钟离死了二十多万人，损失惨重，但这对于“三长制”已经神功大成的北魏来讲并不算什么。

北对南从账本上来讲其实已经是绝对的碾压之势了，用句长平之战时秦对赵的台词：一方面是有座大金山的大胖子，他输一百把也没关系，他每输一把就说“别走，咱接着来”，而且赌注越押越大，你越往后赢就越没底，对方的实力深不见底，你永远也探不到他的下限在哪里，他只要赢回来一把你就完了。

但很遗憾，最终北魏并没有展现出自己账本上的实力，或者说要庆幸北魏并没有奋起余勇一巴掌拍死南梁，因为那样很可能又是一个百年起步的大乱循环。

此时的北魏和两百年前的西晋是那样地相似。烈火烹油的洛阳城中，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510年三月十四，北魏产房传出喜讯，皇子元诩出生了。

元恪创下了北魏的纪录，二十八岁高龄才有了一个健康的皇子（嫡长子元昌三岁就夭折了），他的太上皇爷爷在他这岁数时都死五年了。

也不是元恪身体不行，是此时“子立母死”的制度已经可怕到了没人敢生。元诩之所以能诞生是因为其生母胡氏不怕死，敢担当。

当初胡氏被选入后宫时，其他嫔妃都替她祈祷：“愿你生王爷，生公主，千万别生太子。”胡氏则表态：“我志向远大，我就要为北魏生接班人！”

等她怀孕后大伙劝她把胎打了，她继续表示：“我生的如果是太子，死了也愿意。”

她可能不知道，自己现在生这孩子有多毅然，将来弄死这孩子就会有多坚决，而且这个胡家丫头打的算盘是否真的如她喊的口号那么响亮其实还有待商榷。

当然，百年的“子立母死”制度在，这肯定是个巨大的风险，但风险在胡氏这个特殊的姑娘这里，却可以被降解。

胡氏是怎么入宫的呢？

她姑姑是特别能讲道的尼姑，在元恪时代入宫讲经，后来暗示左右说她侄女容貌德行都了不得，元恪就把这位胡姑娘娶回来了。

胡氏能够入宫，源于她姑姑的推销能力，更源于元恪对佛法的痴迷。元恪的佛学功底到了什么地步呢？他能够开坛为众僧和百官讲解《维摩诘经》。

胡氏之所以敢冒巨大风险生皇子有三个因素：

1.元恪信仰佛法，慈悲为怀。

2.自己的姑姑能影响元恪的决策，毕竟自己的地位都是姑姑给跑下来的。

3.元恪此时极度珍惜皇子，她大概率会母以子贵。

元恪已经死了好多皇子了，这次元诩出生后选了最好的奶妈做乳母，皇后和生母胡氏都不得接近。

元恪就是担心这小皇子再被这种制度害死，于是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充满了戒备，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无子的原因了。

史载胡氏聪明，悟性高，好读书写作，后来临朝时一切政务文件都能自己批阅。胡氏上位后挤走了嚣张的于忠，很有手腕。

这是个傻丫头吗？风险貌似不可承受，但她毅然决然的背后，其实是提前翻到了底牌。

512年十月十八，元恪立皇子元诩为太子，并开了不杀其母的先例。

一百多年了，元诩的生母胡氏在北魏的王朝末年终于从“子立母死”的制度中逃出生天了。相当幽默的是，唯独这位胡氏，成了拓跋珪当初最担心的那种覆国级的太后。

北魏的历史，从生到死都充满了宿命的“美感”。

在将宗室们装进笼子后，有了安全感的元恪开始放飞自己的爱好，只看佛经不读五经，对佛经痴迷的程度让汉人士大夫很紧张，担心他哪天又搞个佛化改革。尤其南边的萧衍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中书侍郎裴延上疏道：“光武帝、魏武帝，这都是戎马征战但仍然天天读经籍的榜样，先帝迁都行军仍然手不释卷，正是因为汉家的学问多有益处，需要学而时习之，您讲佛法让我们的境界都提升了，但儒家经典是治世的楷模，是跟俗人们沟通的必读书，所以我们希望您还是佛经与儒书都读，孔学与释教兼存，教义和世务都能通畅。”

说这些话有用吗？你有没有牢记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你说的话都不好使，我是靠读经书当上太子的吗？我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报，靠的是冥冥中的神秘力量。

元恪作为皇帝，带头崇佛使洛阳成为僧人汇聚地，在洛阳，除了中国的和尚外，西域的外来和尚就有三千多名，元恪专门建了一座永明寺来安置他们。整个北魏上行下效，开始大规模地崇佛，到了元恪在位末期的延昌时代，北魏各州郡的寺庙达到了一万三千多座。

看看这扩张的速度。无论怎样好的东西，只要野蛮生长，都是会出现大量问题的。

佛法的核心要义，是要无我利他，顺遂众生。这需要极高的个人修为。高僧大德是没办法大规模量产的。

评判一种宗教的“正”与“邪”，一般有两个标准。（这里讨论的是“宗教”，不是“主义”“思想”。）

1.“正教”大多是教导你关注自己内心的善恶，“邪教”大多是教导你关注如何改变别人的善恶。

2.“正教”大多是教导你改变你自己，“邪教”大多是教导你改变这个世界。

不管宗教教义多天花乱坠，用这两个标准去对照，大多能认识到宗教的本质。

宗教及信教人士天然带有三个特殊属性：

1.运营成本极低。

2.人力与融资来源极强。

3.行动力和执行力超级高。

好的“宗教”可以让人勇猛精进，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榜样，然后引导别人向他学习；而别有用心的“宗教”则可以利用成本与行动力的优势鼓动教徒去强行改变社会的现有规则，以达到不可告人或“义正词严”的个人目的。前者降低社会成本；后者增大社会成本。

如果宗教组织煽动社会的不满情绪，那么就是启动了恐怖的齿轮，整个宗教组织会自我启动狂热齿轮，然后越转越快，越转越偏激。以至于很多人都会忘记自己的初衷，很多人都不知自己做了些多么可怕的事情，最后沦为上层教会的牺牲品。

515年六月，冀州闹起了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僧人法庆与渤海李归伯作乱，法庆被推举为首领，以尼姑惠晖为妻，封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

法庆还是个“化学高手”，自己配了狂药，据说人吃了以后疯得连亲爹亲娘都不认识，只知道杀人。

刺史萧宝夤平叛不利，“大乘军”气势起来了，所到之处毁寺庙、杀僧尼、烧经像，疯起来连自己人都砍，给出的理论依据是“新佛出世，除去众魔”。

虽然后面这个宗教运动被平息了，但元恪的娘子并没有琢磨明白宗教不能迅速复制推广的道理，因为这位姐姐更是相信“大福大报”的人。

514年十一月，北魏大举征蜀，以高肇为大将军都督诸军。

六年前，元恪立了高肇侄女为皇后，高肇的权势更大了，随后就有点儿失去理智了，所谓“肇多变更先朝旧制，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

先别提什么“抑黜勋人”，什么“怨声盈路”，单看“多变更先朝旧制”这七个字，就知道高肇离死不远了。垄断集团已经形成，作为外戚，高肇不赶紧把热脸贴过来，居然还敢反击。

高肇出征仅仅一个多月，515年正月初六，元恪突然不行了，四天后，三十三岁的元恪病死了。这个岁数和发病的时间都挺蹊跷的。

如果元恪有宿疾的话，绝对不会批准大举伐蜀的军事行动。是否被暗算证据不足，不过针对外戚高氏，手术刀般精准的打击在门阀姻亲圈子内部实施了。

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侯刚等在元恪死后的第一时间就从东宫迎接太子元诩来到显阳殿。

王显想等天亮后再为太子举行即位仪式，崔光说：“皇位不可以片刻无主，等什么天亮！”崔光纯属胡说八道，没听过谁家皇帝是大半夜偷鸡摸狗般登基的。

王显说：“这事需要奏请中宫皇后。”王显是元恪的御医，他力挺的皇后是高肇的侄女。

崔光道：“皇上驾崩由太子即位，这是国家的根基，何须中宫旨令！”

门阀圈子完全不承认高家这个不懂规矩的暴发户。

崔光等为了避免高后控制小皇帝临朝称制的“故例”，赶紧让太子闭嘴停止哭泣，站在东面；于忠和黄门侍郎元昭搀扶太子面西哭了十多声后打住。崔光代理太尉职务，奉策书献印玺和绶带，太子跪授后穿礼服走上太极殿即皇帝位，崔光等人和夜间当班的官员站在庭中向北叩头高呼万岁。

大半夜里门阀核心圈的一通操作，再结合高肇一个多月前被调走，元恪之死很难不让人怀疑。

高皇后发现木已成舟，想杀了小皇帝的生母胡氏，中给事刘腾代表胡氏紧急向核心集团求助，侯刚找到了于忠，于忠跟崔光合计后将胡贵嫔搬到别的住所并严加守卫，由此和胡氏绑定了下一届的统治核心。

上一届统治核心重要成员元澄被召了回来当尚书令总管百官，孝文帝此时仅存的兄弟元雍住进西柏堂处理各种政务。

王显想要谋乱，和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停止门下省的奏议，伪造皇后令任高肇录尚书事，任王显和公高猛等人共同作为侍中，但被手中握有禁军的于忠听说后干掉了。

515年正月十六，小皇帝直接下诏批准了门下省所奏，百官总听于两位王爷。

二月初七，封高皇后为皇太后。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高肇手里还有伐蜀的兵。

高肇在听到元恪的死讯后联想到了自己的未来，哭得很伤心，回洛阳后一路哭到了太极殿，家人都不见。高肇以为自己哭丧的态度能挽回些什么，但政治暴发户就是暴发户，好多规则都不懂。这事从来都是鱼死网破。

元雍和于忠密议后等高肇哭完就派了十几个人弄死了他，随后公布其罪，声称高肇自杀，余党与亲属不究。

二月初十，北魏以高阳王元雍为太傅、领太尉，清河王元怿为司徒，广平王元怀为司空。

二月二十六，尊胡贵嫔为皇太妃。

三月初一，高太后被安排当了尼姑。

于忠“既居门下，又总宿卫，遂专朝政，权倾一时”，成为禁宫中的一把手。

于忠上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孝文帝时代给百官降的俸禄调回来了，并且免了百姓的部分赋税。

三月二十二，又给全体文武百官晋升一级。

太子的老师尚书左仆射郭祚和裴植都厌恶于忠专权，暗中劝元雍把于忠挤走，但被手眼通天的于忠得到消息后先给法办了。

于忠又想杀元雍，崔光坚决不同意，于是罢免了元雍的官职，让他以亲王的身份回府。元雍的二闺女嫁给了清河崔氏大房的崔仲文，他们是实在亲戚。

此时于忠作为第二个跋扈者犯了众怒，所谓“朝野冤愤，莫不切齿”。经历了一系列的宫廷博弈，于忠被胡太后安排回家养老。九月，由于小皇帝元诩年仅六岁，胡太后临朝听政。

胡太后当政后，整个门阀圈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一派安详”的洛阳城里也开始重现西晋时的场景——斗富。

北魏宗室和掌权的大臣开始拼命斗富，元雍是全国的首富，他家的宫室园林跟皇家园林比都不差，他有男仆六千，艺伎五百，出门时仪仗卫队塞满道路，回家后就接着奏乐接着舞，一顿饭就耗费几万钱。当时同是富翁的李崇比较小气，曾说“高阳王的一顿饭等于我千日的费用”。

河间王元琛和元雍斗富，他的十多匹骏马的马槽都是用银子做的，他家窗户上都雕着玉凤衔铃、金龙吐旆，他曾召集众王爷一同赴宴，酒器里有水晶盅、玛瑙碗、赤玉杯等精巧的外国货，吃完饭后又上艺伎、名马和各种珍宝给王爷们看，随后又带众王爷参观他家的钱库。

最后他还抒情总结，将气氛推向高潮：“我不恨自己看不见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呀！”

元融回家后伤心了三天，京兆王元继听说后劝道：“你家也挺有钱的，不比他家差多少，嫉妒他干什么！”

元融说：“唉，我以为比我富的只有高阳王，没想到还有个河间王！”

元继道：“你就像淮南的袁术说不知道世上还有个刘备呀。”听了这么幽默的说法，元融这才被哄笑了。元融也是个没文化的人，他还笑得出来，这说他是袁术呢！

王爷们斗富的格局明显小了，真正的大格局在胡太后这里，她把钱花在修建寺庙上。

516年，胡太后在皇宫边上建了永宁寺，又建石窟寺于伊阙之口，“皆极土木之美”，穷尽了当世土建工程的最高工艺。

其中永宁寺尤其壮丽，有一座高一丈八尺的金佛、十座一人高的金佛、两座玉佛，还建了一座九层佛塔，塔高九十丈，上面的塔刹还有十丈高，每当夜深人静，塔上的铃铎声闻十里，佛殿如同皇宫太极殿，南门如端门，有千间僧房，珍玉锦绣，骇人心目。史载：“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

扬州刺史李崇上书道：“高祖迁都近三十年了，明堂还没修呢，太学也荒废了，城楼府庙很多也都残破了，这不是发扬祖宗基业的样子，事情不能两全什么都占着，应该有取舍，咱们先停了那些斗富和建寺的事，修修明堂和太学吧。”太后表示李崇说得真好，但她不听。

在胡太后的顶级助力下，百姓们开始大规模跑去当和尚，为了活下去连太监都抢着去做，更何况当和尚呢！

但是和尚不是随便都能当的，这真的是一个很神圣的岗位，需要很高的个人修养与无法说清的缘分，千百万涌入佛寺的人中，又有多少人能看透呢？

胡太后大修寺庙的同时，南面的萧衍做得更为彻底：他开始吃素了。

517年十月，萧衍下诏令禁止祭祀用肉，从此祭祀一律用大饼代替肉，其余全都是蔬菜水果。

萧衍之前，中国的和尚是可以吃“三净肉”的。所谓“三净肉”是眼不见杀、耳不闻杀、不为己所杀的肉，因为佛法的思想是顺遂众生，是不给众生添麻烦，是让众生对这世道有希望。

你不能在化缘的时候告诉人家你只能吃素斋，对方不给做就是缺德。所以当时吃肉是没有禁忌的。

但到了萧衍这里，彻底统一了标准，全都禁止！吃肉就是给觉悟低的和尚开的口子，老百姓哪里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三净肉”，让众生误会，为了信仰，咱们要高标准地要求自己！

我们很难想象，一年前浮山堰崩塌把下游几十万子民泡在泽国里时，萧衍的心情是怎样的。

518年，胡太后佛、道两开花，又给太上老君建了跟永宁寺一样规模的寺庙。

修福报，不能有所偏废，道家咱们也得跟上，将来哪块云彩落雨谁知道，格局要大起来！两条路线都得使劲，各路神仙都保着我们。

修了那么多福报，但天象却越来越不对，于是胡太后把已经是尼姑的高太后弄死，让她去挡灾了。

胡太后的佛学学得比较双轨：福报我来，送死你去。

胡太后不仅在物质上抓得紧，文化层面上同样不落后，她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派使者宋云和比丘惠生去西天求取真经了。

司空任城王元澄上书道：“当年先帝迁都时城里只给了僧尼寺庙各一个度牒，其余都在城外，因为僧人和世人不同，让出家人能得到清净。

“正始三年时，沙门统惠深作为宗教领袖开始犯禁令，从此诏令不行，洛阳城中的寺庙已经超过了五百座，三分之一的民房都被占了，寺庙和屠宰场、酒馆等污秽之地当邻居。

“从前代北有法秀谋反，冀州出过大乘叛乱，太和、景明年间的规定不只是为了把僧俗分开，同时也为了防微杜渐避免再次出现宗教之乱。

“从前佛寺大多依山傍林，现在的僧人们却喜欢在城里，受利益和欲望驱使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佛门败类和糟粕。我建议凡是现在城里没修好、可以搬迁的寺庙都应该迁到城外去，不足五十个僧人的寺庙并到大庙里，外地各州也照此法办理。”

说得太对了，透过现象看本质！但胡太后就是不搭理他。

胡太后对造寺修福报的痴迷程度已经无以复加，她还要把寺庙修到全北魏，下令各州都要建五级佛塔，民力因此疲敝。在她崇佛的顶级时尚引领下，诸王也将斗富的思路转到了修庙上，比着看谁修的寺庙壮丽。

这种国家级的推广有多猛，我从蒋福亚先生的《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中摘了一张表。（见表10-1）

一提起南北朝时的佛教人物，大家就想起萧衍，实际上萧衍因崇佛所建寺庙的规模连胡太后的零头都达不到。

南朝四百八十寺，听着规模够庞大了，但北魏光洛阳就有五百多座。

梁比齐不过多了八百座，萧衍都带头吃素了，还掀起了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声势浩大的货币改革，不过崇佛崇到这个级别，再看看“三长制”加持下的北魏：“太后数设斋会，施僧物动以万计，赏赐左右无节，所费不赀，而未尝施惠及民。”

胡太后多次开设斋会，给僧人的布施动辄数以万计，赏赐左右无节制，但却从来没把这些福报给到百姓身上！

佛祖看到你这样糟蹋他的教义会悲悯哭泣的，佛法是为了让民众幸福，是为了让百姓吃饱穿暖，你造的那些塔寺和佛像让百姓对世道升起信心了吗？没有，反而你让天下民生凋敝，生灵涂炭！

忧国忧民的元澄再次上书道：“萧衍一直盯着咱们呢，咱们该停止修庙了，已经有太多的必要开支没着落了！”

胡太后还是不听，仍接着念经，凡念经念得好的大臣，都提高他们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洛阳的明堂和太学十多年都没有竣工。

起部郎源子恭也为此上书：“明堂是给祖宗用的，太学是给天下师表的，咱们缓缓修建寺庙吧。”胡太后表示说得好，但她就是不听。

其实这些上书的人都没说到关键点上，没有说到跟胡太后利益攸关的核心点上。只要拿不出帮胡太后修寺庙的替代办法，就绝对刹不住胡太后崇佛的车。

国家政权的“明堂”、知识分子的“太学”、天下的民力，这都离胡太后太遥远。

她对佛事之所以这么玩命推崇，因为她出生在信佛的家庭，她能成为国母是因为她的尼姑姑姑，她是北魏百年来第一个逃出“子立母死”制度的太后，她还顺顺当当地接管了最高权力，成为实际上的“女皇”。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信佛带来的，所以她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崇佛，期待自己生生世世都过这样的日子。她的崇佛其实更像是做生意。

她要是真的看懂了佛法和经义，她的榜样应该是文明太后，应该是自己节俭，应该是国家富强，应该是不断地开仓救济老百姓，让老百姓知道信佛的胡太后是个活菩萨。

举个胡太后生意思维的例子，其实不光明堂、太学、城池这种政务建筑她不修，就算同是修寺造像，元恪生前给孝文帝修的宾阳中洞交给她负责，她修了二十四年还没完工，总共用了十八万两千工。

听着挺多的，但这种规模跟她修的寺比起来，什么都不是。比如她修的永宁寺占地大约九万平方米，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

单永宁寺木塔就高九层达百丈，一百里外都能看见。修这种规模的建筑对民力的动用是海量的，是不计成本的，是耗尽天下民力的。更不要说她还为太上老君启动了跟永宁寺一个级别的工程。

宾阳中洞是元恪发心修的福报，她中途接手不合算，所以她修了二十四年。她也没说不修，就是工程分主次，她修的主要是自己的福报。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烈火烹油的疯狂永远是短暂的。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杀的都是世人。

浮图塔断了几层，断的都是百姓的魂。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斑驳的城门，很快就要盘踞着老树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