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季，新型冠状病毒袭击了新宿歌舞伎町，牛郎俱乐部也由此陷入空前的危机。疫情使它们遭受了沉重打击，从严重程度来讲，之前的泡沫经济破灭、歌舞伎町净化运动、雷曼危机、东日本大地震等天灾人祸都无法与之相比。

从3月中旬开始，牛郎俱乐部的客人眼看着逐渐减少。到了该月下旬，客人数量已降至往年的二至四成。银座和六本木的客人是从2月末开始逐渐减少的，由此可见，歌舞伎町牛郎街比其略微滞后。

这是因为银座和六本木的生意多为企业高管或个体业主的公款接待（需开具发票），而牛郎俱乐部的客人主要是夜店风尘女子，她们花的是自己的零花钱。与俱乐部、酒吧、卡巴莱等相比，作为个人休闲场所的牛郎俱乐部遭受影响肯定会晚一些。

政府把在娱乐街区提供有偿陪侍的餐饮店全部归为一类，并加强了对它们的监督和管理。以娱乐街区的年轻人为中心，感染范围正在逐步扩大，政府对此表示关切，并呼吁公众在夜间及周末非必要不外出。老百姓的不安情绪也日渐加剧，从医生到艺人都在积极发声：政府必须尽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从3月中旬起，歌舞伎町主要牛郎俱乐部的老板们在LINE[日本人最常使用的社交网络媒体，类似中国的微信。]上建立聊天群，就今后对策进行磋商。是应该积极响应政府要求，还是由各家门店自行判断、各行其是？若是一味对抗政府或将导致门店被搞垮，他们内心既有这种不安，在暗黑世界摸爬滚打闯将过来的傲慢又让他们心有不甘。

另外，来自公众和社会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无奈之下，老板们决定从3月下旬起暂停周末的营业。他们经过判断后认为，在整个社会都在提倡自律的形势下，唯独牛郎俱乐部逆流而行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4月7日，政府终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0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记者见面会上，点名要求夜总会实施停业，包括居酒屋在内的餐饮店也只能营业到20点。由此，牛郎俱乐部不得不做出决断：不仅周末，连平日的营业也必须停掉。霎时，歌舞伎町的霓虹灯黯然熄灭。

AIR集团的桐岛直也证实说：

“《紧急状态宣言》的话音刚落，整个集团的客人总数骤减约四成。政府已点名要求牛郎店停业，而且，作为行业老大的丹迪集团随即表示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因此，我们也提出，整个集团将从4月7日起暂停营业。

“我们还决定，在停业期间将对员工给予补偿。内勤人员作为公司员工，将获得全额补偿；牛郎每天获得5000日元的补偿。5000日元是由门店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据悉，其他门店的补偿金额也大致与此相同。”

牛郎的薪酬由小时工资或日工资加销售提成等组成。AIR集团决定把小时工资或日工资这部分作为停业期间的补偿支付给牛郎。

爱总店等也在同一时期作出了停业决定。爱总店在停业之前开了一个会。会上，门店负责人宣布，将向每名牛郎每天支付5000日元的最低保障金。之后，大伙还一起吃掉了存放在冰箱里的水果及牛排等所有东西。

4月15日是该店发放3月份工资的日子。当天，有两名牛郎提出辞职。两人分别为26岁和29岁，都是门店的中坚力量。他们销售业绩原本就欠佳，手头又没有存款，因此生活过得异常艰难。确切地讲，这才是他们离职的真正原因。

很多牛郎都住在歌舞伎町周边的地区。这些地方房租昂贵，即便租一个开间也要10万日元左右。就算每天拿到5000日元的补助金，如果手里没有一定积蓄，也是很难支撑下去的。而且，经济不景气多半还会持续一段时期，未来前景绝非明朗。与其他各行各业相同，在牛郎界也是弱势群体首先成为新冠疫情的牺牲品。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执行《紧急状态宣言》的4月和5月这2个月期间，并非所有的牛郎俱乐部都实行了关门停业措施。因为只要你在歌舞伎町有个门店，就算什么也不干，每个月仅房租等就得花掉数百万日元。现金留存丰裕的集团门店尚能应付，但之前本身经营就很困难的门店，连给内勤人员及牛郎发放补助都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它们必须接着营业。

类似情况在大型集团旗下的门店当中也存在。即便是同属于一个集团的门店，其经营也有好有坏。对于后者来讲，由于手里没钱，无法实施停业，即便在《紧急状态宣言》执行最为严厉的时期，也不得不继续营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桐岛解释说：

“一般来讲，牛郎俱乐部集团都会与旗下各门店分别签订协议。拿我们自己来说吧，在12家门店里，有4家是特许加盟店，其他都是直营店。特许加盟店自不必说，与各直营店的店长也分别签有协议。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意志百分之百地强加于它们。我作为AIR集团的代表，就算可以提出‘咱们暂时停业一段时间’这种建议，但是否真正实施，最终还得由各门店店长自行判断。”

前面已讲过，丹迪集团在2000年代成功实现了集团化发展。之后，牛郎俱乐部纷纷模仿其商业模式，在规模化发展道路上突飞猛进。由此，业界形成了冬月集团、KG制作、Since You集团等群雄割据的局面。顺便提一下，像最近几年名气正盛的罗兰就效力于KG制作。

牛郎俱乐部为采取这种集团化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是，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企业才有希望获得发展。门店为了尽可能获得更多的销售收入，需要向集团化方向转型，鼓励牛郎“勇当主力，去做一国一城之主（即拥有自己的门店）”。牛郎们为了增加收入，也梦想着早日从集团总公司拿到融资，去创建新店，由自己出任店长。

在增开新店时，集团总公司将与牛郎单独签订协议。其内容包括将拿到多少融资，经营权归谁所有，业务多元化程度如何，等等。在多数情况下，各门店的经营决定权都由店长掌控。因而，像这次疫情发生时，门店是否接受停业要求，多数情况下，其决定权掌握在一线负责人手里。

在歌舞伎町，当经营困难的门店一家接一家地重启营业后，大型集团的门店也受其影响，加入了开门迎客的行列。有些门店尽管在主页上写着“暂停营业”，但牛郎们已开始通过社交媒体联系自己的老客户，悄悄向她们提供接待服务。

重启营业的门店中也包括斯马帕集团下属的部分门店。手塚牧回顾当时的情况说：

“无论以前还是现在，牛郎都是社会的局外人，必须被人督促着才会往前冲。大部分孩子都只有20岁左右，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纵然比他们年长两轮的领导或老板命令他们‘自律’，他们也不可能老实听从。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脾性，所以牛郎俱乐部这个组织框架不可或缺。他们从属于各个门店，拥有明确的目标——将来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牛郎——所以他们每天都会按时上班，努力打拼而不逾矩。倘若这个组织框架突然消失了会怎么样呢？他们肯定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意狂奔吧。比如，把女客叫到外面一通爽玩，也许有时还会敲诈其钱财。这里面暗藏着很大的风险。”

对女性客人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即便在《紧急状态宣言》执行最为严厉的时期，那些应召女郎等仍然照常营业，她们需要光顾牛郎俱乐部，以发泄工作中所产生的积郁和压力。对她们而言，牛郎俱乐部是她们生存所需的场所。假如门店关门停业，为了释放其内心的烦闷，她们就会通过LINE等社交网络媒体与牛郎在外面约会吧。的确，在牛郎俱乐部刚刚宣布关门停业后，很多女性客人就纷纷提出要求，希望门店尽快重启营业。

手塚牧接着说：

“年轻牛郎和女性客人在外面约会，耍酒疯胡闹，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吧。不仅感染范围会扩大，而且还容易滋生各种事端。如果真是那样，还不如干脆把店门打开，仅对那些特别想来的老顾客开放，让她们在遵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来店里玩耍，这样做危害性会更少一些。相关规定包括限定进场人数、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除了这些措施之外，我们还通过组织观看《斯马帕学园》等视频，实施了有关新冠疫情的培训。综合起来考虑，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更有利于防止疫情扩散。”

牛郎俱乐部为那些在社会上失去立足空间的男男女女提供了一个聚会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尽情打闹宣泄，以求觅得浮生梦幻。其活动范围被限定于店内，由此其行为也会受到一定的约束。正因为如此，有些门店为了管控牛郎及那些女客，不得不重启营业。

出于这种理由，从4月中旬起，很多牛郎俱乐部相继重启营业。然而，并非所有门店都像斯马帕集团那样彻底实施了感染预防措施和教育培训。恰恰相反，很多牛郎和女客反其道而行之，周边气氛越是紧张压抑，他们越发得意忘形，其喧闹程度甚至超出平常。这种行为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进入6月份以后，各牛郎俱乐部相继出现大量的感染者。

以丹迪集团为首，多个牛郎俱乐部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感染者。在所有门店当中，罗曼史率先公布了发生集体感染的消息，并与保健所配合，积极落实了相关防治措施。

罗曼史未能及时紧跟歌舞伎町的集团化发展步伐，长期以来，一直坚守着单一老牌门店的经营方式。门店员工有40来人，其中有30多人是牛郎。在《紧急状态宣言》发布后，他们按照东京都的要求，在黄金周[在日本，昭和之日（4月29日）、宪法之日（5月3日）、绿之日（5月4日）和男孩节（5月5日）等法定节日组成了4月末至5月初的长假，休息时间为一周左右，日本人将这段连续休假称为“黄金周”。]结束（5月10日）之前，一直处于停业状态。然而，即便不营业，每月也会产生700万到900万日元的开销。继续停业或将危及门店生存，于是他们从11日起重启营业。尽管客人数量剧减八成，形势极为严峻，但牛郎们非常抱团，人人都在努力做好待客工作。

5月30日，店内发现病毒感染者。一名20多岁的牛郎向店里汇报说：

“我这几天一直身体欠佳，于是去了一趟医院。他们让我做了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阳性。接下来，我将去专门接待轻症者的酒店疗养几日。”

大概从一周前起，他就因身体不适一直在家休息。这么看来，他多半是在店里被感染的。

有的牛郎俱乐部为了维护自身形象，不愿将店里有感染者出现这种事情公之于众。然而，罗曼史在接受保健所的指导之前，就已积极采取了相关措施。他们马上将店里出现感染者的消息告诉全体员工，通过门店的社交媒体公众号将相关情况如实告知公众，并决定从当日起再次暂停营业；而且，要求员工与营业重启后来店的每一位客人取得联系，并告知对方：鉴于可能有过密切接触，希望其尽早去接受检测。

上述处理措施告一段落之后，罗曼史才刚接到保健所的通知，双方进行了接洽。按照保健所的要求，罗曼史提交了营业重启后的相关日程表，并且在密切接触者筛查方面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店方承诺，将在6月3日之前，让所有员工去大久保医院等地接受核酸检测。随后的核酸检测结果表明，有一半员工即18人被感染。于是，罗曼史再次自行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因为发现有其他员工被感染的情况，因此将继续停止营业，直到确认所有员工都呈阴性为止。

可以说，罗曼史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既迅速又恰当，社会上的一般企业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个地步。为什么罗曼史能够做到呢？该店的老板是森泽拓也，但实际执掌经营者是社长三上丽。

三上丽如是说：

“当时，保健所告诉我们说，不需要公布店名。可能是担心相关谣言会给我们造成负面影响吧。但我们还是公布了店内发生集体感染的消息，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那些老顾客。公众社会对我们并不信任，不过我们也不在乎——我们一直抱着这种心态，在这条道路上摸爬滚打。至于补偿，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期待。与之相比，与客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为了维护这种信任关系，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告诉客人发生集体感染的消息，并让他们去接受检测。如果失去了这个信任关系，那么门店将难以存续下去。因此，我们公布消息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社会，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护客户。”

三上讲得很诚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话也诠释了牛郎的生存之道。这些年轻人大都20岁上下，他们偏离社会的正轨，只身踏入歌舞伎町这个弱肉强食之地。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你可以不去讨好社会，却必须与醉女艳客建立起信任关系。无疑，三上之所以敢于直言相关应对措施并非为了社会，而是为了保护来店女客，也是出于这种想法。

只不过，在防止感染扩大这点上，罗曼史所采取的行动恰好符合政府的希望和要求。

在新宿区，当罗曼史被查出病例时，歌舞伎町的感染者正在不断增加，区长吉住建一必须尽快对这个问题做出应对。这时，吉住区长想到了他的老相识手塚牧。在就任区长之前，他就通过朋友认识了手塚牧。之后，两人因为参加歌舞伎町商业街振兴工会的活动又见过几次。吉住区长决定去找手塚牧，询问他应该采取何种措施。

6月1日，吉住区长直接给手塚牧打电话，对他说：

“眼下，新宿区必须尽快控制娱乐街区的疫情扩散趋势。区政府并没有与牛郎俱乐部作对的想法，而是希望双方配合，共同做好预防二次感染的工作。我想请教一下，相关工作应如何开展呢？”

手塚牧立刻前往新宿区区公所，与吉住区长进行了详细磋商。政府的想法是，希望牛郎俱乐部落实预防二次感染的措施，同时对牛郎实施核酸检测。但是，落实这些措施的前提是必须先消除牛郎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手塚牧提议说：

“咱们建立一个由政府和牛郎俱乐部开展对话的平台吧。我来召集那些门店老板，希望政府向他们表明态度。若能赢得其理解，他们肯定会全力配合。”

就这样，双方在新宿区区公所举行了好几轮磋商。经牛郎俱乐部老板、区政府及警方负责人等磋商决定，将于18日召开第一次“新宿区商业街新冠疫情对策联络会”，各方齐心协力，共同落实相关防疫措施。

在该联络会发起之初，部分政府负责人认为，罗曼史的措施值得推广和借鉴。希望大家都像罗曼史那样，一旦发现病例就立刻关门停业，让所有密切接触者接受检测，待确认所有员工呈阴性后，再重启营业。营业重启之后，若严格遵守消毒、测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指南规定，则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二次感染风险。

各牛郎俱乐部定期参加在新宿区区公所举行的讨论会，加强对防疫指南的学习并在店里认真加以落实，同时还积极配合和实施了集体检测。6月份以后，多个牛郎俱乐部相继被曝出现感染病例，其背景原因便是如此。得益于牛郎俱乐部与基层政府的紧密合作，之前难以掌握的实际感染情况逐渐趋于明朗。

然而，社会及公众的看法却大为不同。他们认为牛郎俱乐部是扩散新冠病毒的罪魁祸首，各种谴责之声随之出现。他们甚至说，牛郎俱乐部是感染扩散的温床。

牛郎俱乐部是如何看待这类批评和谴责的呢？罗曼史的三上说：

“作为牛郎俱乐部，我们严格遵守防疫指南，与区政府通力合作积极实施集体检测。区政府也表示说，无论哪个行业，出现一些病例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要认真采取预防二次感染的措施，即可恢复营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受了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数增加了，仅此而已。但他们据此给牛郎俱乐部贴上罪魁祸首的标签，这种做法实在令人寒心。难道他们不想让我们去接受检测吗？不过，我也不打算去驳斥他们，反正社会上那些人是不会理解我们的。与其在那些地方浪费精力和体力，还不如在接待客人和保障员工安全方面多下功夫呢。”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牛郎俱乐部与公众社会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好也罢歹也罢，一直以来，牛郎俱乐部始终保持这种态度，以此赢得某些阶层女性的支持，并形成了一种商业模式，这也是事实。

我想，作为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事件，新冠疫情或将被载入牛郎俱乐部的史册。的确，在短短数月之内，无数门店被迫关门或重组合并。但另一方面，如果去仔细考察每一家具体门店，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各自已开始摸索后新冠时代的生存之道。

比如，堪称昔日“牛郎大本营”的爱总店，直到5月23日才重启营业，这在歌舞伎町牛郎街里算是比较晚的。在重新开门之际，爱总店决定严格实施联络会所提出的预防措施。所有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测温、消毒杀菌、佩戴口罩等规定；人员就座时不能坐在对面；在桌台边陪客的牛郎助手及陪着去吃夜宵的牛郎，均限定在2名以内；就连打香槟Call，也要求所有人员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

在营业重启之后，来客数量大概是往年的四分之一，客流一时半会未能得到恢复。但到了6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在该周末的白天，他们举办了一个“周末限定咖啡”活动。当时，除了以前常来爱总店的老客户以外，那些过去与牛郎俱乐部毫不相干的人也蜂拥而至，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从半年多前起，店里就开始在筹划这个周末限定咖啡活动。由于门店所在楼房将开展施工，所以门店需要临时搬迁。为了方便粉丝轻松随意地来与门店道别，他们决定利用搬迁前这一个月，在周末14点到17点之间经营“咖啡业务”。粉丝们只需花100日元即可随意畅饮各种软饮（酒类饮料为每杯600日元）。

野口左近说：

“关于这个周末咖啡活动，我们并没做特别的宣传。另外，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刚开始我们也没抱有特别的期待。然而，头一天当我来到门店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店门口排起了一条长达百米的队伍，队尾一直延伸到区公所大街。当时我大感惊讶：‘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爱总店在网上被炒得很火。网友们纷纷评论说：社长（即爱田武）遗留下来的店内装饰堪称‘歌舞伎町的凡尔赛宫’，是‘世界上最上镜的网红打卡门店’。于是，不仅老顾客，那些网红也纷纷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在盛夏季节排这么长的队伍，搞不好会有人中暑倒下吧？中途我们又开始给排队者发号，但客人仍然络绎不绝。最终，来店总人数多达2437人。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客人。有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顾客，有的是情侣结伴而来，有的是与家人一起来的。中途，我们决定销售一些特色商品，于是把店里的文化衫、打火机和书籍等摆了出来。结果，不到两天即告售罄。歌舞伎町因新冠疫情而饱受谴责，没想到活动能吸引这么多客人，这么有人气。无疑，活动的成功举办，极大地增强了全体员工的信心。”

伴随着周末限定咖啡的火爆行情，爱总店夜间时段的来客数量也开始回升。到了7月份，客流量就已几乎恢复至往年的水平。有些白天来过的女性客人对这里的牛郎产生了兴趣，夜里便会再度来店。保持社交距离、打香槟Call时需保持一定间距，这些防疫措施被戏称为“只此时期才能看到的景象”。这反而让客人更有兴致，店内气氛也渐趋热烈。纵使在新冠疫情最为严重之时，也有新的客源诞生。

今后，牛郎俱乐部这个行业将何去何从？罗曼史的森泽说：

“我想，从眼下歌舞伎町的情况来看，牛郎俱乐部肯定是不会消亡的。受新冠疫情影响，无论哪家门店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可是，我们也可以改变视角，把危机视作发展的机会。

“近年，在实施集团化扩张战略之后，很多牛郎俱乐部都难免存在一些销售业绩不佳的牛郎或不赚钱的门店。但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后，这些集团可以考虑关掉那些亏损门店，赚不到钱的牛郎也会主动辞职走人。也就是说，它们正好可以对门店和员工实施重组。以长远目光来看，这次‘瘦身减负’将有利于今后行稳致远。”

最近十来年，牛郎俱乐部行业出现了泡沫化趋势，门店数目激增，鱼龙混杂。但另一方面，目前牛郎店的盈利结构并不均衡，需靠三成的人气牛郎来养活其他七成赚不到钱的牛郎。而女客数量是有限的，为了吸干她们的钱财，与上一个时代相比，客户单价暴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无论对门店还是对客人来讲，这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森泽的意思是，新冠疫情或许有利于牛郎俱乐部行业及时挤破自身的泡沫。倘若以新冠疫情为由关掉亏损门店，牛郎数量也得到减少，那么集团将得到“瘦身”，其经营也将变得更为灵活。对某些门店来讲，这是一个提高利润率的机会。

其他门店估计也有同样的想法。爱总店的野口如此回答道：

“我也赞同这种想法。到7月末为止，我们店有15名牛郎因为新冠疫情辞职走人。说得再具体点，是因为没有工作赚不到钱。然而，有赚钱能力的牛郎在那段时期也没闲着。在停业的2个月，这些人利用TwitCasting及Pococha等应用软件[两者都是网络直播平台。]，定期与指名客人举行网上派对，以加强与客人的联系。一旦重启营业，他们便马上把客人叫到店里来。据说，有些牛郎还通过这些软件开发了新客人。无论在疫情之前还是之后，这些兢兢业业的人都能取得优秀业绩。对门店来讲，这类优秀牛郎所占的比例当然是越多越好。”

对集团整体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丹迪集团在受新冠疫情影响后，迅速对亏损门店进行了整合，同时还开设了新店。如此看来，牛郎俱乐部并未被逼入生死绝地，而是正朝着新的时代迈进。难道不是这样吗？

手塚牧说：

“牛郎俱乐部很擅于钻入市场的需求缝隙。它们原本是夜店妹宣泄压力的地方，后来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起来。无论时代如何变换，总会有一些人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牛郎俱乐部的营生就是投其所好，让她们在这里找到安慰。当然，在后疫情时代，牛郎俱乐部的生存方式可能产生变化，也会出现各种创新。这种变化和创新并非今天才有，而是早已有之。因此，只有那些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勇于在关键节点发起革命之人，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就手塚牧自己而言，在新冠疫情蔓延时，他是为地方政府和夜店商家之间牵线搭桥之人。同时，他还不断推出了各种新的创举，比如说出版和销售由牛郎创作的古体诗歌集、开办书房咖啡酒吧等。我想，他眼里一定有自己的新时代愿景。其他门店的老板亦是如此。当遇到危机时，他们敢于把危机当成机会，角逐下一届牛郎界盟主。

据称，随着新冠的第一波疫情渐趋平息，牛郎俱乐部行业求职应聘者的数量又恢复了以往的增长趋势。那些因为新冠疫情而失业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掘金梦想，又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了歌舞伎町。在他们当中，能在这里生存下去的仅是一小撮而已。然而，正是这一小撮人，将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这便是这条街巷的法则，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