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母亲，我只有两张黑白照片。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我自己的生命，以及一些记忆。不过，我不确定这些记忆是否是暗示或幻想。

我之所以写作这本书，是为了让母亲的形象变得真实。

我之所以写作这本书，是为了从大地中攫取母亲的气息。我试图探索出一套完整的方法，一个感情与思想组成的精密体系，令那些找不到来处的人有能力为冰冷的躯壳重新注入灵魂，使之像夏日的大地一样温暖，让时光连贯起来。

就从我所拥有的那两张她的照片开始吧。按照它们在我生命中出现的先后次序，第一张照片——

是在她的婚礼上拍摄的，那一天是1959年1月17日，星期六。彼时的露西娅二十二岁，穿着洁白的礼服，脸上没有笑容。

某一天，我盯着这张照片，直到图像消失，背后的现实浮现在眼前——我将其称为诗意的幻象。我在某张剪报上记下四句话：“她叫露西娅。几乎无人关心她的生活。这天是她结婚的日子。她身上的某些东西不复存在。”这些话语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越发清晰起来。

第二张是贴在她身份证上的照片。小小的长方形图像，仅有几厘米大小。1965年6月，人们在罗马一个被遗弃的手提包中发现了她的身份证件，照片中的年轻女子身着毛衣，配黑色夹克，戴着金色的耳环和项链，简洁优雅、美丽大方。她的目光是如此真挚，眼神开阔而邈远。虽然露西娅没有笑，但她微微凸起的下唇为整张脸赋予了一种略显稚气的神态，就像噘起小嘴的孩子，使人联想到瓦莱瑞奥·苏里尼导演的电影《手提箱女郎》中的主角克劳迪娅·卡汀娜。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中的她有多大。

摄影，即记录光影，用光影记录。那张露西娅身着黑衣的照片，用“摄影”一词来表述尤为恰当。

而在身着白衣的照片中，新娘呆滞的目光将整个场景吸入了无生气的真空。她努力藏起猎物般惊惶的目光，退守至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神态。那种状态就像一只性格尖锐的小兽失去了做梦的能力，沉睡于本性之外。一旦它睁开双眼，目光清明，整个世界便将坍圮，不再安宁。

露西娅出生于一个深夜。

也可以说，她是在某一天开始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们总会有理由期待黎明在每个黑夜的尽头破晓——直到2022年[作者写作本书时正是2022年。——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依然如此。

1936年2月16日是一个星期日。凌晨1点5分，露西娅从母亲腹中呱呱坠地。天边挂着一轮残月，天狼星孤独地闪耀在大犬座的顶点，遥远的白光在窗户对面的石灰墙上投下阴影，勾勒出两个刚刚分离的身体。四周寂静无声。

出生，就是独立行动，然后独自忍受。露西娅的身体是物质的独立性及其坚韧意志的无数种表现形式之一。她的发丝指向四面八方。

路易吉·加兰特和阿米莉亚·格雷科是一对农民夫妇，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女儿——阿妮塔、艾尔西莉亚和杰玛，因而并不期待第四个女孩的到来。露西娅的出生使人联想到一个屈辱的假设，甚至招致了父母的一丝怨恨：父辈的种子不够有活力，无法将家族姓氏传承下去。接二连三地怀孕却没能生下儿子，令人绝望。在那时，谁都不知道，过了六年，就在露西娅之后，加兰特夫妇终于笑着迎来了罗科，一个容光焕发、筋骨强健的男孩。小东西精力充沛，一出生便号啕大哭，父母给他起名为埃尔科利诺，这个名字迅速取代了他的教名，登记在了家庭户口簿上。

加兰特家拥有一栋两层楼高的农舍，坚固的白色楼房如巨人般矗立在帕拉塔杂乱无章的乡间。帕拉塔是坎波巴索省的省会，当时仍属于阿布鲁齐-莫利塞大区[1963年，阿布鲁齐-莫利塞大区被划分为阿布鲁齐和莫利塞两个单独的大区。]。1963年，莫利塞被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大区，如同千年的新生儿掉进一堆杏仁和小麦之中。不过，加兰特家庭农场所在的地区，在所有地图上都从未出现过。

农舍的居住区域由两个房间和一间厨房构成。在乡下，每家每户都得在底层留出足够空间存放农具以及作为牛棚，人们必须爬上一段相当长的台阶才能到家。

一楼是农舍的主要部分：奶牛和小牛犊居住的牛棚。“小星星，小星星，夜幕正悄悄降临……”庄园面前，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笼罩着鸡舍和兔笼。清新的植物气味从大树内部飘散到空气中，冬日清晨的风送来木柴在壁炉里噼啪燃烧的烟熏味和香草的味道，对于露西娅来说，这些气味融合在一起，就是家的气息。当她被生活推向远方并迷失方向时，这将是她最怀念的味道。然而，露西娅的逃离正是她自己的决定。

白日里，猪和山羊被拴在农舍后方，绳索的另一头或是绑在橡树树干上，或是固定在外墙的圆环上。草料房的金属顶棚下，一捆捆麦子闪着金光。再往外走，能看到犁过的田地里种满了小麦。从卧室里一眼望去便能欣赏到整片土地，田野广阔而宁静。

夜晚，屋子里弥漫着熟睡的气息。曙光刚擦亮天边，人与动物便各自开始活动。与动物们打交道的大部分工作都得在天刚蒙蒙亮时就开始：给牛和兔子送去干草，偶尔安排加糖的胡萝卜或一小把放盐的芝麻菜给它们换个口味；把大麦、小麦和玉米粒撒给大鹅、火鸡和母鸡；前一天的美味晚餐已经变成残羹冷炙，那就把它们倒进猪槽；给奶牛和绵羊挤奶，然后是离群索居、倔强难驯的山羊。四下里响起猫狗的叫声，然后鸡鸣、狗吠、牛的哞哞声、母鸡的咯咯声、猫的喵喵声、猪的哼哼声，还有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一时间都响了起来，像一首复杂的交响乐，宣告着新一天的到来——唯一缺席的是羊的叫声，因为绵羊和山羊早在妇女们吃完早饭后就被带去草场了。

对露西娅而言，冬日清晨的气味就是牛奶和小麦粉的味道：新挤的牛奶煮沸杀菌，再将一片厚厚的硬面包浸泡其中。甜食是难以想象的奢侈品。傍晚时分，城镇的小巷里，孩子们跟在驴子后面奔跑，从驴背上的一捆捆饲料中扯下一两枝蝴蝶花。当地将这种牧草称作“苏拉”[Sulla，地中海地区方言，指代豆目蝶形花科植物。]，芬芳的牧草顶端开着红花，散发出一种流淌的蜂蜜的清香。

小城里只有一条主街，叫作圣洛克街。除此之外，便是几个广场、几条交叉小路和两座教堂。整座城市依山而建，以石头筑成。这里气候温和，周边的观景平台沿山势排列成王冠状，极目远眺，蔚蓝的亚得里亚海时隐时现，在房屋间闪烁着宁静的光芒。远处的地平线上，险峻的巨石拔地而起，阿马罗山巍然耸立在马耶拉雪原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其雕琢得气势逼人。据说，马耶拉雪原的轮廓是普勒俄涅的长女、昴星团七仙女中长姊迈亚的躯体。将儿子赫尔墨斯埋葬在大萨索山的草药丛中后，迈亚悲痛欲绝，倒在了天幕之下。羚羊、狍子和野猪蹂躏着可怜的母亲的躯干；体形壮硕的亚平宁棕熊在树林中窸窸窣窣地活动；空地上，狼群低垂着尾巴成群结队地奔跑，悄无声息，眼睛在电光般钴蓝色的矢车菊中闪烁着荧光。当年，帕拉塔只有三千多居民，没有下水道系统。“噢，马耶拉！”成为当地人的粗话，其含义随语调变化。

不在农场工作时，加兰特一家就住在另一栋房子里。从阳台看出去，刚好可以俯瞰小城的主街。这个家就像古罗马军队般方正、规整，正如所有的普通家庭。

石灰岩和向日葵向城镇的方向延伸，同时延伸的还有荆棘丛和坦缓的山丘。之所以说是“荆棘丛”，是因为平原上生长着大片多刺灌木。这片土地遍布荒凉的色彩，像是大火掠烧过的焦痕。

那是2021年8月14日。同年的2月16日（许多个月后，我才意识到这个惊人的巧合），我在塞雷娜·博尔托内的电视访谈节目中介绍我的新书，提到这本书是献给我那古怪的养母孔索拉齐奥内的作品。帕拉塔的市长在节目中听我提到了她所管辖的城镇，便立即邀请我到露西娅的家乡来聊一聊——即使我对生母露西娅并不熟悉，更别提帕拉塔了。这件事看似逻辑严密，实际上纯属巧合。不过，我也没有反抗命运的指引，而是好奇地追随事态的发展，并试图从中跳脱出来，从外部视角审视自己。那时的我被一种强横的痛苦所禁锢，只能看见自己的生活，周而复始、孤独无助。我想，自己本该感受属于所有人的生活。

我已经四十年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了：1980年，我和孔索拉齐奥内在帕拉塔的石头广场下了车。那时，我的高中老师保拉·莫雷蒂致力于令所有人（包括我）的生命之芽紧紧依附在血脉之树上。我和大多数青少年一样，任生命的嫩芽随意萌发、分枝，却因生长空间有限而感到局促。我们将这一空间称作现实。在成年人看来，我就像一棵愚蠢的小植株，努力向假想的神秘领域伸展自己的嫩芽，却不明白最难以捉摸的神秘领域就是现实。可惜现实往往被低估，在现实中生活的人们只满足于快乐。我希望用先前的经历解释自己混乱的创作冲动，而那两位充满爱意的女士（母亲和老师）则认为，她们必须为我的生活填补上“母亲”这一抽象的形象，以及诗意的幻象。我永远无法回馈这两份弥足珍贵的礼物，也许是一份。

今天，我驾驶着我的菲亚特牌汽车踏上寻根之旅，身旁是我十三岁的女儿安娜。我十分感谢安娜决定陪伴在我身边，还为这趟旅程选择了一些甜美欢快的背景音乐。我们不时歌唱。我开始对曾出现在母亲眼中的风景敞开心扉。

我只习惯在线圈本的空白纸张上写作，不爱用线条或者方格本。从记录下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开始，日积月累的语句逐渐成为关于露西娅生活的笔记、访谈和档案，最终化为一场真正的调查，调查对象为我的生母和有关她的一切。

调查的起点是她的家乡帕拉塔。我发现这个小镇的名字来源于一个与河流有关的词语：在方言中，“帕拉塔”是一种水坝，人们把绳索和链条缠在一捆捆竹竿上，以阻止水流通过。它就像矗立在水中央的一道海关，只不过是在河里。如果财力不够，要通过这道关卡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帕拉塔”也可以指代一种支撑物：一排细长的木桩垂直插入地下，横梁和钢丝支撑架相互联结，用以加固中间的桥梁通道。阻碍同时也是支撑。万事万物都是这样。

几个月过去了，最初如冰雹般铺天盖地袭来的记忆逐渐变得温柔，遗忘为事物披上一层荧荧光辉，开始在盲目的人们眼中闪烁。问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感到无比痛苦。露西娅生命的光辉被掩埋在羞耻、缄默和内疚的纠葛中，只有执拗的爱才能将她解救出来。可惜，很少有人能保持这种倔强的爱意。我不得不将双手伸进时间的盲点，我不知道我将找到什么：在泥土之下，不被爱的人被遗忘在寂静之中。就这么等着，看什么东西会出现在光亮里。

随着时间的流逝，虚无中渐渐浮现出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屹立于时代的历史之中。那是一个面容清秀的身影。

母亲阿米莉亚将发好的面团放进油锅里炸，露西娅在厨房里绕着桌子边跑边笑，小手拍得十分起劲儿。

“听，把这孩子笑的。”

家里人说莫利塞方言，习惯吞掉词尾的元音。午餐几乎一成不变。每到中午，阿米莉亚总是端出一盘意面配蔬菜或豆子。有时是宽面条配鹰嘴豆，有时是存放在瓦罐里的花豆。露西娅饿坏了，呼哧呼哧地喝下西兰花小麦浓汤，不过她还是更喜欢不带汤的食物，尤其是卡瓦泰利面。那是一种手工制作的意面，中空部分吸饱了番茄酱汁，一口咬下去，浓郁的香味便在口腔里蔓延开来。当圣诞节来临，文火慢熬的大骨肉酱就会成为节日重头戏，代替平常的番茄酱。除此之外，木头案板上沾满面粉的手工面条、炭火里煨熟的土豆，还有核桃，都是美食。只有周日才能吃肉，一般是鸡肉，偶尔也吃兔肉，总之都是白肉。奶牛得留着，不能吃掉。不过，等到冬天杀猪的时候，就能敞开肚皮大吃一顿了。宰杀一头猪至少需要五个人，天刚亮就要开始干活。那猪叫得十分凄厉，露西娅只能用双手捂住耳朵：可怜的灵魂啊。

宰过猪，厨房的壁炉附近就会出现成堆的腊肠和腌猪颈肉，还有一种辣香肠，切片时辣椒能把手指都染红——“妈妈，太辣了！”空气里飘着野茴香的味道。香肠和腌肉挂在横杆上，用斯卡莫扎奶酪和一串串等待风干的黄番茄间隔开来。女人们在横杆下方摆出一排排长凳，码好乳酪、羊奶酪、滴着乳清的意大利干酪以及油浸猪肝肠：

“露西娅，把罐子递给我！”

壁炉里总是生着火，既能为屋子里取暖，又能熏制猪肉。冬日里，全家人聚在餐桌旁，光是看着所有的这些好东西就能感受到快乐。五位女性（四姐妹还有妈妈）分坐在长桌两边，父亲路易吉坐在桌首，显示他不容置喙的主人地位。路易吉脾气粗暴，表情严肃，像士兵一样笔直地坐在桌前，母亲阿米莉亚甜美温顺，不断起身为丈夫服务，有时直接就站着吃饭，只在围裙上把手擦干净。大家都专心咀嚼，没人说话，一时间只能听到食物在牙齿间发出“嚓嚓”的响声：吃饭是一场神圣的仪式，所有人都得努力吃掉每一粒面包屑，因为“进食是一场与死亡的搏斗”[莫利塞地区谚语，意为人们吃饭时应当全神贯注。]。只有父亲路易吉能喝酒，新酿的红酒清新纯粹，浸润着木头的香气。

渐渐地，最小的妹妹露西娅也长大了，可以承担一些轻松的任务：早上去鸡舍捡鸡蛋，到菜园里采摘成熟的西葫芦和番茄。春天，妈妈会让她去屋后的田野里采一小把野芦笋做煎蛋卷，用棍子拨开树叶找寻长在枞木上的蘑菇。

八月底，露西娅又长高了一截，她向远处走去时，妈妈阿米莉亚能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她乱蓬蓬的小脑袋。这时露西娅已经被允许拎着篮子到路边去采黑莓，帮妈妈熬煮果酱，以及用石磨将玉米碾成粉，以便做成玉米粥和玉米饼。

露西娅有一位好朋友：一只名叫“米老鼠”的小狗。它毛发金黄，十分聪明。这只杂交小狗不知是从哪个神圣又讽刺的肚皮里降生到了生命的草地上，总之，它出生时就长着歪歪扭扭的腊肠狗爪子和笔直下垂的猎犬尾巴。天气晴朗时，“米老鼠”和露西娅喜欢在庭院里打闹，把火鸡追得满地跑，听它们大叫大嚷，掉得满院子都是鸡毛：

“咯咯咯！”

露西娅笑了，像狐狸一样狡猾又敏捷地拔下火鸡长长的尾羽，一把塞进口袋。她还会为了她的“米老鼠”偷猪肉。有时，露西娅也和比自己稍大一点的姐姐玩捉迷藏。另外两个姐姐太无聊了，只需看她们一眼，就知道她们已经在那儿想女人的心事了。

未来的某一天，当露西娅离家时，“米老鼠”将陷入安静的绝望。这只丑狗珍视自己来之不易的生命，却也无法不厌弃自己不幸的一生。

“我认为，种族问题就意味着征服，这至关重要。必须引入种族视角来审视意大利历史……我们意大利人曾以为，意大利并非一个统一民族，而是各个种族的混合产物……但现在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不是含米特人，不是闪米特人，不是蒙古人……我们是纯正的地中海雅利安人。”[摘自贝尼托·墨索里尼1938年10月25日在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全国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作者注]

1938年10月25日，贝尼托·墨索里尼颓势初现，但他仍锲而不舍地阐述着自己的幻想：种族自豪感。一直以来，墨索里尼尝试用各种方式，将种族的概念强加给散漫的意大利人民，然而，也许是因为接受它就意味着接受血亲挚友之间的告密和疏远，意大利民众并未对这种被灌输的憎恨情绪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反应。

无论如何，民族主义的绞肉机仍无情地滚动着，犹太人逐渐从意大利的学校里和社会公共岗位上被驱逐。1940年，法西斯政府在意大利中南部挑选了一些远离军事要地的市镇，作为强制拘留“有必要迁离居所的外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理想地址。

彼时，阿布鲁齐大区的坎波巴索省便是被精心挑选出的拘留点之一。1940年起，政府陆续从市民手中强制征用了（阿尼奥内、博亚诺、卡萨卡伦达、伊塞尔尼亚和温基亚图罗的）大楼、旧修道院、企业和民房。随后三年中，犹太人、罗姆人和辛提人最先被关押，紧接着便是在1941年纳粹法西斯对南斯拉夫的野蛮侵略中被抓捕的斯拉夫人。

法西斯政府为拘留者提供的条件略不同于北欧的纳粹集中营，生活在拘留点的被关押者享有部分基本权利。然而，许多人被抓捕的原因仅仅是他们的思想，更有甚者，种族也会成为羁押的原罪。这群人背负着无法清偿的道德债务，就这样沉默着，直到盟军介入，打开集中营的大门。

1943年10月3日的黎明，一场暴风雨劈头盖脸地砸在英国第八集团军所有士兵的背上和脸上。率领第八集团军的将领是五十六岁的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曾于前一年在阿拉曼击败埃尔温·隆美尔。军队在泰尔莫利地区登陆，与占领该处的德军第一伞兵师激烈战斗。10月5日，蒙哥马利给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我们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且进展神速。”[摘自温斯顿·丘吉尔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编辑阿尔多·基亚鲁蒂尼，翻译阿尔图罗·巴罗内，2022，蒙达多里出版社，米兰。——作者注]

蒙哥马利是一位经验丰富、直觉敏锐的指挥官，他身上有一种令人难忘的冷峻气质，而这种气质被他常穿的那件牛角扣连帽大衣[二战期间，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热衷于穿牛角扣连帽大衣，这种大衣也因此被称为“蒙哥马利大衣”。]所中和，精致的大衣也成为年轻人竞相追捧的时尚单品。

德军将领阿尔贝特·凯塞林立即对突袭做出回应。他将部队分为四股，其中三股沿着莫利塞的三条河流（比费尔诺河、特里尼奥河和桑格罗河）平行排布，第四股背靠沃尔图诺河部署为临时的第四条河流防线。

帕拉塔自九月底起便有德军常驻。10月10日，从泰尔莫利向内地撤退的德军汇入帕拉塔，在这里躲避密集的机枪扫射和低空梭巡的敌机。盟军在比费尔诺河上修建起临时跑道供空军战机起降，铺设跑道的带孔钢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被人们称为“格子板”。

帕拉塔因而被迫成为战争前线和轰炸目标。大量战争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这座小城，成千上万件武器在广场上敞着黑洞洞的枪口。那年露西娅七岁，弟弟罗科刚出生一年。武装冲突导致许多生命消逝在向日葵花丛中，两名市民死亡，无数建筑化为废墟，人们的家具、衣物、生活用品以及牲畜等资产被洗劫一空。

每当轰炸来袭，平民们便躲进临时防空洞和地窖。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数家庭都选择离开城镇，回到乡下的农舍避难。人们在乡间过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生活，仅靠地里的果实和在劫掠中幸存的牲畜充饥——德军早就强占了当地乡绅的宅邸，随时随地大快朵颐，他们从周围的农庄里掳夺一切能吃的东西，不论死活。加兰特家就多次被德军抢走家里的牲畜和面包，那些食物够一家人吃上整整一个星期。

此时，马克·韦恩·克拉克将军的一个想法直接奠定了美国第五集团军在沃尔图诺河上的胜利：沿整条河道一齐发起进攻。

10月12日，盟军的烟幕弹搅浑了沃尔图诺河的河水。美军一边与德军交战，一边和暴雨斗争。雨水让河堤变得湿滑泥泞，水流变得湍急汹涌，大树的根系被埋没在淤泥里，根本无法支撑绳索。将士们最终成功地穿越德军防线，却也将淋漓的鲜血留在了沃尔图诺的急流中，付出了1943年秋季美军在南意战场上最为惨痛的代价。

莫利塞地区在短时间内被解放。帕拉塔乡间的战役既没有持续太久，也没有造成特别大的伤亡。恍然间，人们只能感受到一点约束、一点声称报复的威胁，以及伴随两起杀人事件蔓延开来的恐怖氛围。某一天，十六岁男孩安杰洛正在乡间放牛，德军士兵大声命令其“站住！”。德国人喊话的口音难以辨别，男孩懵懂中本能地向山上跑去。士兵开枪射击，但子弹没有直接杀死他。随后，士兵追到男孩身边，推开紧紧抱着他的父亲，拔刀结束了孩子的生命。后来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男孩剪断了军方的电话线，也许是想给牛做脚蹬吧——按照纳粹军队的逻辑，这种侮辱显然必须用鲜血来洗刷。第二位受害者是在盟军的轰炸中倒下的。轰炸无休无止，直到10月24日的黎明，印度和尼泊尔军队将帕拉塔交还给帕拉塔人，轰炸才终止。

帕拉塔的守护神是圣洛克。圣洛克教堂在1945年遭受的破坏现已修复，但平民的记忆是无法修补的。

“那些人特别可憎。他们抢走了家里唯一的小牛犊，还在我们面前杀死了它。全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奄奄一息的小牛被扔在地上，这纯粹是在羞辱我们。家里的四十只火鸡也全被宰杀了，那群人却连三分之一的火鸡肉都没吃完。他们一只只地杀掉火鸡，用枪口顶着妈妈的太阳穴命令她把火鸡烤熟。”

这是露西娅的弟弟罗科在电话里回忆的情节。罗科现在仍住在童年和露西娅一起生活的农场里。

人类总是在战争中肆意挥霍精力。然而，这种挥霍造成了太多死亡，因征服者愚蠢的愤怒而发生的惨案不计其数，纳粹军队撤退时，留下无数被无辜屠杀的平民。当地法西斯分子有时甚至与纳粹合谋施暴，在圣安娜迪斯塔泽马镇[1944年8月12日，为切断平民与游击队员的联系，三个连的德国士兵在短短三小时内屠杀了圣安娜迪斯塔泽马镇约560名平民，其中包括100多名儿童。该事件被定性为一次有组织的恐怖行为。]发生的惨案就是一个例子。在这里，我想记录下这两起事件，来缅怀所有逝者。在这两起屠杀事件中，罪人正是纳粹军队。10月13日，德军在卡塞塔省卡亚佐镇劫掠并纵火，处处是断壁残垣和成堆的尸体，二十二名平民遭残忍杀害后被投入火堆。制造这场屠杀的恶徒是二十一岁的少尉沃尔夫冈·莱尼克-埃姆登[关于“颜色战争，天生铁血”一章中提到的沃尔夫冈·莱尼克-埃姆登，可以在1993年玛丽亚·库法罗在广播访谈节目《红与黑》中对米凯莱·桑托罗的采访里找到相关信息。节目内容后转载于2011年10月11日的《马泰塞邮报》。]和他的军士库尔特·舒斯特，二人在德国政府的包庇下逍遥法外，未被引渡回意大利。此后，埃姆登又在科布伦茨市平静地生活了六十多年，时常组织儿童聚会。

11月21日，德军在阿布鲁齐地区的利马里森林中屠杀了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包括三十四名未满十岁的儿童。

以死亡取乐。血腥味令人迷醉，那是权力的味道，生存者正用力呼吸，决定放过还是杀死他们的自由就掌握在那些暴君手里，尽管暴君们平庸无能。

四周仍是黑漆漆的，广袤的田园之上尚未见天光。这个点，露西娅已经站着迅速解决了早餐，同许多人一样，她要穿过田野和大街，步行近一个小时去学校。长长的道路两边种着小麦或向日葵，淡蓝色的山丘在地平线上起起伏伏，露西娅每天得沿着这条路走上好几千米。

根据从网上下载的地图，再对照卫星数据测距，我终于看见了波纹状的钢板屋顶——加兰特家庭农场草料房的金属顶棚。为了找到它，我沿着那条路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从十二月到次年二月，大概有四公里的路面一直结着冰，人们在冬季卷曲又锋利的草茬子间穿过滑溜溜的小径，或是在混合了雨水变得黏糊糊的肥料堆间爬上爬下。走在路上，露西娅偶尔伸手从枝头摘下一个苹果，青涩的果子像饼干一样硬邦邦的。当春季即将到来时，春意主宰万物，她也喜欢抬头迎接三月美丽的阳光，看在冬季被摧残得如沥青般皱巴巴的树皮上冒出绿油油的树叶尖儿，看水汽在枝头结晶成霜。金合欢和杏树是最先开花的，它们用鹅黄色和柔粉色的花瓣点缀着春日的光景，倒转了冬景的沉郁基调，又与周遭的景色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样的景象中，枝头的鸟巢不久就会变得生机勃勃，能看见松鸦和山雀灵巧地飞来飞去。几株海桐在村口立着，有些蔫巴。走在库帕里耶洛街上，露西娅经常和大家打招呼。每当人们提到这个漂亮又有礼貌的小女孩，就会想起她那茂密的黑色鬈发。

1946年秋季，露西娅十岁半，刚开始上一年级。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的血雨腥风正慢慢消散，鲜血渗入大地深处，如同一只暗中窥伺的野兽，等待着偶尔现身的时机。灾难大抵都是这样的。

露西娅在镇上的人民广场读完了一年级，又在距离丰塔内拉镇不远的白色石头房子里读完了二年级。白色石头房共有三栋，露西娅在其中一栋里上完了二年级。这些房屋都是私宅，但使用权归学校所有。她的老师叫阿涅塞·斯佩特里诺，是一个细心而质朴的人，有着一双温和的眼睛和一头长发。斯佩特里诺老师深深地爱着班里这四十名学生。

露西娅每次赖床都会第一时间被老师发现。由于晚起耽误了时间，她只好从冬季的田野里抄近路，赶到教室时两只鞋上都沾满了泥巴。就算露西娅已经在台阶边缘反复刮蹭鞋底，斯佩特里诺老师也能看出不对劲儿，她和蔼的眼神里包含了一切。

爬上学校主楼的阶梯，第一眼就能看见所谓的“慢班”。这是为无法遵守规矩的孩子专设的班级，全校所有“智力普通”的孩子都会被集中到这个班级，与年纪无关。“慢班”制度一直延续到1977年8月，才在参议员弗兰卡·法尔库奇的提议下被废除。

不论镇上还是乡下都没有自来水，所以学校里也没有厕所。每到课间休息，学校就发给孩子们一个大铁桶，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将排泄物排进桶里，最后桶里的东西就倒进路边的排水渠。

我找到了露西娅的成绩单。她的学习成绩很好，最擅长的科目是德育，期末评价9分。结合她之后的人生轨迹，这一发现让人不禁苦笑。

“老师常常对父亲说：‘让她学习吧，这个小女孩很不错，就让她继续学习吧！’但家里没有钱供她继续学业了……”

这也是罗科舅舅告诉我的。谁能想到，多年前的选择竟会决定我们所有人命运的走向。

露西娅是个聪明的女孩。因此，三年级上到一半时，她便获得了到人民学校继续“小学高年级”（三至五年级）学业并获得毕业证书的机会。

1946—1947学年，罗马多所学校联合开展了人民学校实验项目，给因为战争无法继续学业的年轻人免费提供上学的机会。该项目后来由教育厅确立为一项正式制度，把“扫除文盲，完成全民初级教育并引导有潜力的学生接受中级教育或职业教育”作为长期目标。学校以奖品的形式为学生免费提供书籍和文具，保证贫困生的尊严不受伤害。

然而，露西娅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人民学校高年级班级的花名册上。在那个年代，上学是以牺牲劳作时间为代价的，大多数时候，政府甚至不得不以罚款的方式强迫父母将家里的女孩送去上学。露西娅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完成最低标准的必修课程后，她就被要求回家承担家务，不再继续上学。

学生需要在一二年级完成初级教育的全部内容，包括宗教、阅读、写作、算术、意大利语语法和公制基础知识。因此，露西娅被迫离开学校时，应当已经具备基础读写和简单算数的能力，即使数学是她成绩最差的科目。

然而，她并没有机会学习地理和历史，也不知道“生活中常用的物理和自然科学知识”，更无法接触书法和写作规则。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见，她还是开始了写作。

为了见到露西娅小时候的模样，我在网上浏览了大量与当时当地相关的照片，寻觅了好几个月。直到某天，学校的档案管理员为我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露西娅的就读时间和教师姓名），我才找到了她的影像。那是1月28日，我如雷轰顶。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露西娅，没有丝毫犹疑：我的女儿和她长得太像了，简直就是奇迹。按图索骥，我又找到了另外两张她的照片。

三张照片中，露西娅都站在最后一排。她将一头标志性的鬈发用蝴蝶结扎起来，露出额头和耳朵。她的眉毛像海鸥的翅膀，微笑如一阵春风，缓和了脸上抗拒的神情，将女孩的矜持转化为某种轻盈的姿态。她面朝前方，直视镜头。

在第一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6月10日）中，老师的手搭在露西娅的肩膀上，但她似乎很胆怯，只想躲在同学们密密麻麻的脑袋后面。这也许是露西娅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但她的目光没有丝毫闪躲，反而坚定得可怕。班里的同学们比她稍微自在一些，但所有人的表情都徘徊在惊讶和恐惧之间，没有一个人笑。

第二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6月，一年过去，露西娅已经十二岁零四个月了。女孩看起来挺拔、轻盈、明亮，散发出一种天生的甜美气质。我能感受到，这一年中她身上发生了某些变化。照片中露西娅双臂交叉，露出左手腕，将手掌压在右臂下。这是我唯一找到的有关母亲双手的记录。

最后一张照片则是露西娅青春期的纪念，女孩长高了，优雅而自信的脸颊上洒满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