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讲的是魏特琳女士。

前面讲的都是中国人，而魏特琳是外国人，似乎有点不合体例。但想了想，还是要保留这篇文章，因为魏特琳和别的外国人不一样，她的整个生命几乎都奉献给了中国。为了中国人，她曾忍受过地狱般的煎熬，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最终走向了自毁。她值得中国人去铭记。

她是我们的英雄，也是这个世间的义人。世上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义人。不管世界怎样的恐怖，怎样的堕落，总会有这样的人来提醒我们，人性中还是有耀眼的光明。这份光明如同天使的羽翼，鼓荡在人类的悲情大地上，给行走在上面的人以希冀和感激。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出生在1886年，这个年份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数字，但实际上它多少预示了魏特琳未来的命运。南京大屠杀的指挥官谷寿夫比她大四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比她大两岁。魏特琳注定要见到一个充满战乱和屠杀的野蛮世界。

她本是个很普通的美国姑娘。

魏特琳童年丧母，家境贫寒，父亲也不怎么支持她的学业。但是她非常努力，靠四处打工赚取学费，最后以优异成绩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年轻的魏特琳端庄漂亮，有不少追求者。但是她对结婚成家没太大兴趣，反而对教育和宗教更加热心。魏特琳性格严肃认真，总觉得这辈子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革命者刚刚推翻了清政府，一切看上去都蓬勃向上，充满希望。魏特琳被这个年轻共和国吸引了。于是，在1912年，她报名并由美国的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派遣，来到中国从事教育。

魏特琳在合肥的一所女子学校教了六年多的书。在那里，她不仅学会了中文，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华群”。1919年，她又去南京，做了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和教务主任，还做过几年的代理校长。后来，南京政府下令，所有中国大学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魏特琳就把校长位置交了出去，安心做教务主任。她从未离开过金陵女子大学，这里成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家。魏特琳曾经和一个男士订婚，但是她不肯离开大学，就把婚期推迟了一年。最后，这段异地恋无疾而终。

在金陵女子大学教书的时候，她发现周围有很多失学的孩子，女童的情况尤其严重。魏特琳就组织了一次筹款活动，同时还争取到了女子大学的支持。大学做出承诺，每从社会上募捐到两块钱，它就配捐一块钱。最后，魏特琳终于弄到了足够的钱，开设了一所附属小学，招收了附近的150名穷孩子。除此之外，她还带领教职员工，每周做两次义诊，向周围的穷人发放药品。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赢得了邻居们的尊重，他们称她为“华小姐”，请她坐在贫民窟的棚屋里，喝浑浊的粗茶。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她。魏特琳并非温柔和蔼的老好人。实际上，当日后南京沦为地狱的时候，一个老好人也不可能承担起魏特琳的那份责任。她强势，硬朗，有美国人那种做事直截了当的劲头儿。有些师生对她颇有意见，觉得她有点太专断了。但意见归意见，整个大学里没有人怀疑过魏特琳的无私品质。

她几乎把所有心血都花在学校上，就连回国度假的时候也忙着四处募捐、为图书馆买书、寻找愿意去中国的教师。老家的人们很尊重这位远赴异国的女子，有位杂货店老板想表达自己的敬意，盛情邀请她在店里挑一样商品，然后免费送给她。魏特琳挑了一把便宜的雨伞，说自己会在中国用它来遮雨。

她的工资是每月75美元，在中国这算是一份高薪，但要按照美国工资标准就不高了。有人在美国给她提供过别的职位，薪水至少翻一番，但是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对于魏特琳来说，她在中国做的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而是她的职责，她的信仰，她的精神寄托。

就这样，魏特琳过了很多年的太平日子，教书，上课，筹款，行政管理……闲暇时候，她在校园里种玫瑰花和菊花，然后每过几年，就回美国度次假。

她本来会一直平静生活，自得其乐，到一定岁数后光荣退休。等她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会觉得平凡而满足。

但是，日本人来了。

在魏特琳51岁这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进展迅速，开始逐步向南京逼近。大量轰炸机出现在城市上空，向下投掷炸弹。南京的建筑物被漆成黑色或灰色，以降低被炸弹击中的概率。整座城市充满了恐慌气氛，火车站和码头挤满了人。魏特琳本来要在来年回美国休假，可她取消了这个计划。她觉得在危难之际，不能扔下学校不管。

魏特琳一边在学校里四处忙碌，一边在日记里哀叹说：“中国不想要战争，而且它也没有准备好。我相信日本人民不想要战争，但是，他们控制不了这台战争机器。”至于去留问题，她也想好了。“在出事故的时候，男人不应该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该丢弃她们的孩子。”对于魏特琳来说，这所大学就是她的孩子。

情况越来越紧急，各个国家都在撤侨。美国大使馆几次催促魏特琳赶紧离开，但每次都被她断然拒绝。美国副领事跑到学校来，试图说服她。副领事告诉她，南京已经是座危城，日本兵进来以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现在已经是最后的时间窗口。魏特琳向他道了谢，说不管发生任何意外，都由自己负责。她甚至建议美国大使馆也不要撤走。她觉得大使馆留下来的话，日本也许会有所顾虑，轰炸的时候说不定会少扔几枚炸弹。南京沦陷前夕，大使馆做了最后一次疏散，要求所有美国人都登上江边的炮艇，否则的话，一切后果自负。魏特琳再次拒绝。

美国大使馆没办法，就给了魏特琳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还有很多绳子。大使馆认为到了危急关头，魏特琳可以用绳梯爬下南京城墙，朝江边逃命。这当然是美国人异想天开的念头，事实上这根本没法做到。

日本军队离南京越来越近，轰炸日益猛烈，他们烧杀抢掠的消息也传来了。魏特琳害怕了，她催着校长吴贻芳博士赶紧离开，不然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学校老师几乎都跑光了。有位美国女教师本来计划和魏特琳一起留下，但是看到城外血淋淋的死尸，也被吓跑了。最后，整个校园除了校工外，只剩下了三位教师：魏特琳、曾女士和陈先生。

有十几个外国人像魏特琳一样，也留在了南京城。他们四处奔走，终于获准建立了中立的安全区。安全区有3.8平方公里，用红十字旗标记出边界。日本军队考虑到国际影响，也默认了安全区的存在。

安全区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大名鼎鼎的德国人拉贝。大家选他当主席，是因为德国是日本盟国，拉贝说话会有些分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后来拉贝经常四处奔跑，看见行凶的日本人就会高喊着“嗨，希特勒！”，前去阻止。这种喊叫往往能收到奇效。魏特琳要是高喊“罗斯福万岁！”，绝不会有这效果。

魏特琳是委员会成员，她负责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只接受女难民。

一旦确定要把学校变成难民营，魏特琳就忙碌起来。她带着老师和校工，囤积大米、布置房间、焚烧敏感文件、张贴告示、把钱分散着藏起来。她还挂上了巨大的美国国旗，希望能让日本人知难而退。

按照魏特琳的计算，学院能接受2750名难民。可是后来的情况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军队一进城就开始骇人听闻的屠杀和强奸。人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可是现在的情况比最坏的打算还要坏。日军简直像一群嗜血的野兽，种种残暴的行为把人们吓坏了。大家蜂拥着朝安全区跑。安全区委员会的人前去接应，日军在安全区门口，当着他们的面杀难民。委员会的人都被惊呆了。

很多女人跑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人数迅速膨胀到了4000人，这里已经装不下了。魏特琳就在门口站岗，从早上八点半一直站到了晚上六点。她劝说中老年妇女回去，好把位置留给年轻女性，因为她们更容易遭到强奸。但是日军的恶劣超乎想象，中老年妇女也并不安全。她们成群地跪在地上，朝着魏特琳磕头。魏特琳崩溃了，她敞开大门，不再按年龄区别对待。她甚至把一些老年男子也放了进来，安置在食堂里。最后，学校的每一个角楼都挤满了人，光是在阁楼上就有上千人，总人数估计接近一万。

日军搜查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一百多士兵闯进来，在校园里架起了六挺机关枪，要找出躲在这里的中国士兵。这里没有中国士兵，但是藏有几百件军用棉衣。那是以前南京妇救会做的，魏特琳舍不得扔掉，想要留给难民过冬。魏特琳想到日军一旦发现这些棉衣会有什么后果，顿时不寒而栗。幸亏日军被别的事情吸引了注意力，没有搜到这些衣服。等日军走后，魏特琳把这些衣服全都埋了。

当天晚上，魏特琳亲眼看到一辆卡车从学校面前驰过，上面装着好多年轻姑娘，她们冲着魏特琳高声尖叫：“救命！救命！”也许这些姑娘是想到学校来避难，在半路上被截住了。魏特琳听到呼救声，心如刀绞，却毫无办法。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的难民太多了，这给魏特琳带来巨大的难题，不要说吃饭了，光是上万人的排泄都是让人头疼的大问题。好在魏特琳有实干精神，管理能力很强。她殚精竭虑地维持难民营。没有人饿死，没有出现传染病，病人也得到了基本的照料。

但是最让魏特琳恐惧的，不是人数的压力，而是日本兵。

电影《辛德勒名单》里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场景——犹太会计拿着名单对辛德勒说：“这份名单里是生命，名单外面是深渊，是死亡。”当时的安全区也就像这份名单。整个安全区里密密麻麻，挤下了二十多万人。而在安全区之外的南京城里，据估计只有几千中国人。那里到处都是鲜血，到处都是尸体。人们从安全区向外眺望，放眼过去，只有日本兵，还有他们脚下的尸体。当时留在南京的威尔逊医生（Robert O.Wilson，中文名韦如柏，他也是个超级勇敢的人物，始终坚持医生的职责，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拯救了许多条生命）就哀叹说，现在这座城市就像《神曲》地狱篇的现代版。而安全区就像是这片地狱血海中的孤岛。

但是安全区里也并不绝对安全。一般来说，日本兵不敢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杀人，但是他们还是经常往安全区里闯，抢劫，强奸，找各种理由把人拖出来杀掉。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个女子难民营，日本兵更喜欢往里闯。他们不仅会搞强奸，还会把姑娘拖出去送进军营，或者送去慰安所。

魏特琳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校园里四处奔波，阻止闯进来的日本兵。她不停地往日本使馆跑，最终搞到了保护信。每次看到行凶的日本兵，她就会挥舞着保护信，往外驱赶他们。人们曾回忆，当时的魏特琳，“就像一只扑扇着翅膀、保护小鸡的老母鸡”，她在校园里不断地来回奔跑。

可是很多日本兵并不买账。有的日本兵用手打掉她手里的信，拿刺刀尖指着她。有时候她还会挨打，魏特琳在日记里曾平静地写下：“他打了我一耳光。”这样一位年逾半百的妇女，一直教书育人，受人尊敬，被当众打耳光无异于奇耻大辱，但是此刻魏特琳已经麻木了。

看见校园里的日本兵，她就会本能地冲上去。有一次，一个日本士兵用刺刀划破中国姑娘的衣服，想要强奸她。魏特琳慌慌张张地赶了过来，冲上去想要抓住他的刺刀。日本兵退缩了，魏特琳大声命令他离开，而他也真的转身走了。

一开始，她既保护姑娘不被强奸，也努力保护财产不被抢劫。后来她发现不可能两头都顾，就不再保护财产，能护住人就心满意足了。但日本兵的骚扰太频繁，她应付不过来，就要求日本军方派25名宪兵来维持秩序。结果这些宪兵到了晚上，居然带头强奸姑娘。魏特琳绝望了，就要求只留下两个宪兵，自己好能看得住他们。

许多人都认为，魏特琳管理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最安全的难民营。就连日本人也都这么认为。一位日本军官甚至偷偷找过魏特琳——他有位中国女友，想把这位女友和她妹妹送过来。魏特琳接受了。

魏特琳在日记里愤怒地说：“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打扁他们！”与此同时，她还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魏特琳不止一次感叹说：“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就好了！”“要是日本妇女知道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在干这样的坏事，就好了！”她还曾经设想过，中国应该派出飞机，向日本投掷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传单，把战争的真相告诉普通的日本人。魏特琳觉得这样能让日本老百姓醒悟过来，结束这场战争。

周围的人都觉得这个念头幼稚可笑。确实有点幼稚，但这就是魏特琳内心深处的想法。她坚定地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他们只是不知道真相而已。一旦获知真相，他们当然就会行动起来，阻止坏事的发生。她用自己的心灵去思考别人，却不知道那些心灵的黑暗、愚昧和懦弱。

但是魏特琳也害怕过。

有一次，日本兵忽然冲上门来，宣称魏特琳藏匿了中国士兵。魏特琳坚称没有，日本兵给了她一嘴巴，然后把她和三位校工都抓到了门口。那里跪着很多中国人，日本兵要求她从里面指认出学校的教工。她担心没有被指认的会被当成士兵枪杀，所以拒绝指认。

这时，安全委员会的三名成员正好来访，日本兵把他们也抓了起来。日本兵商议了一会儿，要求魏特琳离开学校，去外国人该去的地方。魏特琳说这里就是自己的家，断然拒绝。

然后她就被晾在了那里。

前面是一大群中国人，远处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这时，校园里传来妇女的哭喊声。日本兵趁魏特琳不在，开始抓人强奸。

但是魏特琳一动没敢动。她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射杀。她不动，但也不肯离开，就这么僵持着。魏特琳在日记里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掉这一幕。一大群中国人跪在路边，我们则站在另一边，枯叶纷飞，寒风哀鸣，被抓走的女人哭喊着远去。”

日本兵走了，现场的人依旧不敢动。他们担心这是个诱饵。说不定日本兵就躲在角落里，一旦看到他们动了，就会找借口开枪。一直到晚上十点多，他们才敢返回学校。现场已是一片狼藉。

电影《金陵十三钗》描写了这一段场景，只是做了一些改动。说到《金陵十三钗》，不知道为什么张艺谋要让主角是位男牧师，实际上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魏特琳身上。包括电影里那个交出妓女的决定，也是魏特琳做出的。日本军方要求魏特琳交出100名妓女，建立正规的慰安所。他们许诺这样一来，士兵们就不会再到难民营里来了。魏特琳同意了。在日记里，她经常做出各种评论，记录自己的心理。但是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她没有任何描写，就是干巴巴的一句，“我们同意了”。这种空白也许比诉说，隐藏着更多的信息。

跟电影里演得不一样，魏特琳他们并没有挑选姑娘。魏特琳只是在办公室里等着，日本兵进到校园里，带走了二十一个姑娘。女孩子跑来问魏特琳：“他们还会不会再带走剩下的七十九个？”魏特琳安慰她们说：“如果我有能力阻止他们，就不会。”这是一句废话，可是她此时能说的，也只有这样的废话。

无论现状如何让人绝望，魏特琳也没有对中国失去信心。

一位老妇人到厨房里找粥喝，可是粥已经没有了。魏特琳把自己正在喝的粥递过去，对她说：“你们中国人不用担心，日本一定会战败，中国绝不会灭亡。”有个小男孩为了自保，戴上了日本的旭日袖章。魏特琳很不高兴，让他摘下袖章，说：“你不用戴这个东西。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灭亡。但是你要记住自己佩戴它的这段日子，永远都不要忘记。”

魏特琳不止一次跟难民们讲话说：“中国不会灭亡，而且永远不会灭亡。日本一定会失败。”

大屠杀的高潮渐渐过去，难民营也被陆续解散，但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即便难民营被关闭以后，校园里还是藏着八百多个姑娘。魏特琳不得不四处筹款，来维持这些人的生活。她还带着这些女人到监狱里去指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组织请愿释放这些男人。

从1937年开始，她就一直在奔忙。在这个过程中，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掉了。她的日记里不断出现这样的抱怨：“我累死了！”“我现在脾气极端暴躁！”“我完了！”学校一直劝说她回美国休一年假，纽约方面的“金陵委员会”愿意支付所有费用，包括休假期间的工资。但是魏特琳始终拒绝。她觉得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是不对的。汪精卫的伪政权在南京成立了，要求学校使用亲日教材，魏特琳对此愤懑不已，尽量拖延执行的时间。

她不像其他外国人，能够绕过去大屠杀这道心坎。魏特琳拒绝乘坐日本经营的电车。当时在南京，只有日本商家经营西餐，出售西方商品。在西方人圈子里，魏特琳是唯一一个抵制这些商家的人。她宁肯不吃西餐，不用西货，也绝不让日本人赚她的钱。有一次，天气很冷，她打算坐公交车回家。但是等她上了车以后，才发现这是日本商家经营的。魏特琳马上表示要下车。售票员问她为什么，她说自己宁愿坐黄包车，好让中国穷人能赚点钱，也不愿把钱送给日本人。售票员也是个中国人，她很客气地把车票钱退给了魏特琳。

“大屠杀”就像一道诅咒，始终纠缠着她。也正因如此，她精神渐趋崩溃，晚上无法入睡，并且出现了自杀倾向，不得不返回美国接受治疗。

这个时候，无论在南京还是在美国，她都成了名人。很多难民都称她为“活菩萨”。有次，一个南京小孩子冲着她喊“洋鬼子！”，马上就有人跑来斥骂这孩子：“这不是洋鬼子！这是华女士！她是咱们的人！”美国人也认为她是英雄。她的老家专门为她设立了“明妮·魏特琳日”，准备大张旗鼓地欢迎她。

但是在归国的船上，魏特琳却试图跳海自杀。

她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周围的人都说她是英雄，她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还临阵脱逃，根本不配得到大家的照顾。医生对她做出了诊断，认为她精神崩溃主要有三个原因：大屠杀带来的心理压力、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好在医生认为她是可以治愈的。

接着就是漫长的治疗过程。她所属的机构承担了所有的治疗费用。但是魏特琳认定自己给中国、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都带来了耻辱，不配浪费慈善者的钱来治病。这种想法非常奇怪。她那种强烈的负罪感，是因为当年在校门口，因为畏惧没有跑回学校？是因为她做了交出二十一名妓女的决定？还是因为什么其他更抽象的观念？没有人知道。

一位朋友安慰她说：“要是把钱花在你身上都是浪费，那上帝一定是个吝啬鬼。”但是魏特琳并没有被说服。

魏特琳一直筹划着返回南京。她忧心忡忡地询问身边的人：“在这个时候，我离开南京，是不是不对啊？”即便在养病的时候，她还是会到处写信，为针对中国的募捐活动出力。每天早上，她都会用四个小时打包运往中国的救灾物资。下午的时间用来休息和放松。

大家都认为她的病情开始有所好转，她自己也写信给朋友说，打算尽快返回中国。但是1941年5月，她忽然打开了厨房的煤气燃嘴，自杀身亡。她留下了一张便条——说自己是失败者。

魏特琳始终是基督教徒，她一直说：“我相信信仰、祈祷和科学。”基督教严禁自杀。谁也无法想象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灵痛苦，才会宁愿违背自己的信仰，也要选择自杀。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的执行秘书在她的讣告上说：“魏特琳女士是这场战争中的烈士，她就像士兵一样，倒在了战场上。”

她死的时候55岁，一生在中国待了28年。临死前不久，她曾对朋友说过，如果能活两次，那么她还会去中国，为那里的人服务。她被安葬在密歇根州雪柏镇（Shepherd）的郊区，墓碑顶上刻着四个汉字：金陵永生。

魏特琳自己虽然在绝望中死去，但是她的一生却给人希望和信心，对人性的信心，对光明的信心，对善良的信心。《旧约》曾经提到过一个故事，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说，如果我能在城中找出十个义人，我就不毁灭那里。这当然是个象征性的寓言，当世界被邪恶和残暴淹没的时候，是义人给了它存在的理由，给了它延续的意义。

魏特琳是基督徒，那么就用《圣经·箴言》里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吧：“义人所结的果子，乃是生命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