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作家之中，鲁迅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鲁迅文字里有种奇特的氛围，坚硬如石，浓郁如酒，懂与不懂都会受到冲击。

而鲁迅文字的巅峰，可能还是那本薄薄的《野草》。

这是一本绝对的天才之作，直到今天恐怕也没有哪部散文集能超越它。它有强大的文字魅力，哪怕是不喜鲁迅的人，也能感受到。比如王鼎钧就不太喜欢鲁迅，提起鲁迅的时候，多有贬词，但是他独独偏爱《野草》，甚至说文学史有三大憾事，一是《红楼梦》没写完，二是《野草》太短，三是《诗经》孔子删得太多。

《野草》里有很多诡异的意象，让人难以忘怀。比如有一篇《复仇》，说有一男一女，全身赤裸，捏着利刃，彼此对视着。他们似乎就要彼此拥抱，也似乎将要彼此杀戮。周围一大群人等着看热闹，看流血，或者看拥抱。但是这俩人一动不动，大家就走散了。这对男女还是不动，“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少年时候读到此篇文章时，对它背后的寓意浑然不解，但心头仍旧震动不安。这就是鲁迅独有的力量。

还有《失掉的好地狱》。它说地狱荒废太久了，油不热了，剑树没了光芒，鬼魂们也号叫着要反狱。这时人类仗义执言，赶出魔王，攻陷魔界，派使者整饬地狱，磨砺刀山。于是，鬼众们在沸油中纷纷怀念起以前“失掉的好地狱”。这篇文章写在1925年，隐喻的是军阀政治，但是对今日的读者而言，重要的不是那段历史背景，而是其想象的恣肆，文字的奇崛。就像文中说“天地作蜂蜜色的时候”，这份怪异的形容就让人吃惊。

还有短短的《墓碣文》，颇有狂人气质。它说在一座坟的墓碑上刻着难以索解的话：“……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而绕到墓碑后面，看见一具死尸，胸口有个大洞，心肝已经没了。碑后也刻着一段话：“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中国以前绝没有这样的散文。鲁迅可能受了几个外国作者的影响，比如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波德莱尔、俄国的安德烈耶夫，但是不管受到何等影响，文字里还是带有独特的鲁迅味道。

而在整本《野草》里，《影的告别》给人印象最为深刻。

影子对身体说，我不愿意跟着你了，因为我很挑剔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现在我不乐意你了，所以我要离开。可影子又能去哪里呢？到黑暗里去吧，黑暗会吞没我。到光明里去吧，我是个影子，光明会让我消失，那么我该去哪里呢？我不如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那时，“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如果把它当诗看的话，这就是最好的汉语诗。

单从文学角度看，《野草》应是鲁迅最好的作品，超过了他的小说和杂文。也许这是因为鲁迅的内心世界太复杂幽深，小说也好，杂文也好，线条毕竟过于清晰，怎么写也只能是鲁迅幽暗世界的删减版。散文诗这种题材比较暧昧，正好传达出他的心情。他写《野草》的时候，应该是处于一种放纵的状态，任由激情喷薄而出，幻化成这样瑰丽奇幻的文字。后来，他就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了。

不过，这里也有时代的馈赠。

鲁迅写作《野草》的时候，现代白话文刚刚兴起，作为一种文体还不够流畅圆熟。现代人读那个年代的文字，往往会觉得拗，觉得涩。对于一般作者来说，这种“拗”和“涩”是个极大的包袱，但对于鲁迅却变为优势，成为他冶炼的炉火，将文字锻出金石之声。如果鲁迅使用现代流畅的文体，当然依旧会是一代大家，但是文字间的魅力可能会失色不少。

鲁迅的杂文当然也非常好，其平均水平至少不在小说之下。他的杂文有一种张力，能不经意地往深远处拓展。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跟别的杂文作者相比，鲁迅好像多出了一个维度，文字中的空间比别人大得多。

但是鲁迅的杂文也并非一直都好。他早期的杂文非常出色，从《热风》一直到《华盖集》，都保持了极高的水准。然后就有点走下坡路的感觉。到了《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差不多就是他杂文的谷底。这些集子里当然也有不少好文章，但有些确实有点无聊，整体是天天跟一帮烂人吵架，而且越吵越无趣。

鲁迅早期也和人吵，和陈西滢吵，和徐志摩吵，和顾颉刚吵，和高长虹吵，但总是吵得颇为有趣，当成逗乐段子看都可以。而到了三十年代，鲁迅吵起架来，就渐渐往生硬粗暴的路子上走，有时还会上纲上线，扣上一些大帽子。有些人对鲁迅的观感不佳，就跟这些文章有很大关系。不过，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又回归自我，找到了原来的感觉。他的《且介亭杂文》以及它的二集、末编，水平都极高，不少文章都是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

现在有不少人捧周作人的杂文。周作人写得当然很好，但比起鲁迅来，还是差了一截。周作人的文章很像他的性格，属于典型的书斋型文章，好处是悠远，坏处是枯寂。他太爱掉书袋，一千字里恨不得八百字是引文，写出来往往是这么个调门：“不佞最近翻阅明人笔记，有几则颇有趣味，（引用四百字）……这种情形在西方也是有说法的，蔼理士说过，（引用两百字）……日本民间传说中有类似故事，（引用四百字）……”

跟鲁迅比起来，他的文章有从容的气度，但缺少生命的活力。周作人的文章像是用浓茶写成的，而鲁迅的文章像是用鲜血写成的。看周作人的文章，会觉得他真是博学，读了无数的书，可是读鲁迅的文章，就不太会有这种感觉。其实，鲁迅读的书一点不比周作人少，阅读范围甚至更广。但是他把那些书融入文章的血脉中，你看不到它们的形体，只能感受到那种文化的纵深感。这才是写作的化境，周作人距此还是颇有距离的。

鲁迅的杂文更有一种难得的幽默感。当时林语堂大力提倡幽默，把“humor”翻译成“幽默”，也是他的主意。鲁迅对林语堂的“幽默小品”相当反感，找到机会就要刺两句。在《理水》这个短篇小说里，鲁迅杜撰出一个伏羲朝的“小品文学家”，开口言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没有法子……”这影射的就是林语堂。

但是，鲁迅虽然不以幽默为意，觉得标榜幽默很容易变成肉麻当有趣，但是他的幽默感其实在林语堂之上。林语堂写起幽默文字来，就像现在的脱口秀节目，上来就摆个架子，“我要给大家幽默一下了！”你要不笑他还紧张。而鲁迅的幽默就很自然随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冷幽默。

比如他在《华盖集》里有篇《论辩的灵魂》，学起民国初年的杠精，真是学得活灵活现：“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这样的文字即便搁到今天看，也是不过时的。

鲁迅和人吵架，几乎无往而不利，可以算得上民国时代的吵架王。这和他的幽默感就有很大的关系。鲁迅往往寥寥几笔，就能给对方勾画出一个白鼻子小丑的形象，让人发笑。这种勾画未必公允，但对方确实很难反击。你可以反驳一个人的逻辑，但很难反驳一个人的幽默。别人说你这段话是胡扯，你当然可以罗列证据，一二三四五，可见我是有道理的。但倘若别人拿你当个笑话叫，还不幸把大家都逗乐了，这个时候再一本正经地反驳，就会显得有点傻。幽默往往只能用幽默来反击，但是鲁迅的对手基本都缺乏这个能力。

比如梁实秋先生，他文学才能是很好的，但吵架的时候就显得有气无力。冯乃超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怎么反驳呢？“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梁实秋多半以为这么说很幽默，而且还可以用“拿卢布”来吓一吓对方。但实际上，这固然吓不倒对方，还在语言逻辑上勾着别人往下骂。盛情难却，鲁迅就顺着他的话往下骂：对啊，你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因为你是丧家的走狗！谁有钱，你就向谁摇尾巴，动物本能嘛。

吵架的时候，要事先想想自己这么说，别人会怎么回应。梁实秋倒好，跟于谦老师似的，成了捧哏的了。人家说：你是走狗！他说：可我不知道主子是谁。人家当然就顺着说：所以你是丧家的走狗嘛！

回过头来看，鲁迅和别人的争吵，往往都处于这种不对等的碾压状态，似乎是大人和孩子之间的战斗，对方几无还手之力。但是，这样吵来吵去还是有些浪费才华。叶公超说看了鲁迅杂文后，一边觉得他文字好，一边又替他不值得，觉得“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与他同等的”，这种说法也是颇有道理的。

钱钟书对鲁迅也有一段评论：“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阿Q正传》是不是太长，说不清楚，但是鲁迅的气质不适合写长篇，多半倒是真的。鲁迅自己对此也有意识。

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时候，他有过一次创作危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非攻》《起死》《采薇》三个小短篇以外，就没写过小说，也没写过散文诗。论敌在报纸上讥诮他江郎才尽，只会写杂文了。鲁迅表面上不以为然，说这是在哄骗自己停止战斗，远离世事，实际上他确有写小说的雄心，尤其是写长篇小说。

这也难怪，从事文学的人有几个没这等雄心呢？

他筹划写一部长篇的《杨贵妃》，从1921年开始，到1935年放弃，前后筹划了十五年，也没有真正动手。对杨贵妃的故事，鲁迅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唐玄宗是个聪明人，当然看出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所以才会在七月七日长生殿上，和杨贵妃做来生之约，言下之意是，我和你今生的爱情算是完了！也正因为这样，杨贵妃死在马嵬坡的时候，唐玄宗才没有出手相救。

这个念头很有趣，但似乎也仅限于有趣，而且很难让人跟鲁迅联系起来。鲁迅为什么对此念念不忘达十五年之久？鲁迅性格偏好的多元，恐怕有旁人梦想不到的地方。但构思了十五年，又何至于连个草稿都没留下呢？也许鲁迅真的是缺乏写作长篇小说的才能。

至于短篇小说，鲁迅留下了三部集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其中《故事新编》最难评说。一般文学史都会浓墨重彩地讲述前两部小说集，但说到《故事新编》就往往一笔带过。这并不是因为它写得不好，相反，它写得非常好，文学水平即便没超过《彷徨》，至少也比《呐喊》要好。但问题是它过于奇怪，逸出白话文写作潮流的主干之外。它写得相当恣肆，带有强烈的解构色彩，用时髦的话来说，甚至有点“后现代主义”。当然，鲁迅自己不会有这种意识，只能说是一种暗合。

当然，里头也不是篇篇都好，《起死》就挺一般，《非攻》更差，主题先行，文字呆板。但是除此之外，其他几篇都非常好。比如《奔月》，里面的幽默感和悲凉感浑然一体，把一个迟暮英雄写得活灵活现。不过最出色的一篇当然还是《铸剑》，这是绝对的鲁迅式小说，黑暗、刚硬、强悍，简直就是一盆血。要理解鲁迅的内心世界，《铸剑》可能就是一把钥匙。

至于《呐喊》《彷徨》里的小说，水平起伏也很大。《阿Q正传》《祝福》《孤独者》《风波》等等都极其出色，放在二十年代的文坛上，绝对是一骑绝尘，无人能及。但是有些篇目就写得不好，《鸭的喜剧》《白光》《高老夫子》等等，都很平庸。

这也有时代背景的原因。就像前面说的，当时白话文学刚刚起步，属于草创阶段。鲁迅在文体上得益于这个特定时代，但是在小说内容上就吃了亏。鲁迅不太确定怎么写才对，所以他是在摸索着写，尝试不同的风格。有的实验成功了，就很好；有的实验失败了，就不好。比如同是讽刺小说，《高老夫子》想讽刺一下知识阶层，没找好切入点，效果就很差。《肥皂》讽刺假道学老色鬼，抓住了那种感觉，实验就成功了。

但是最差的一篇可能还是《一件小事》。

这篇文章名气很大，被当成学生们必读范文，实际上写得很糟糕，完全不像鲁迅的笔墨。倘若《一件小事》不是鲁迅写的，现在恐怕根本不会有人去阅读。鲁迅在小说里热情地赞美了一位人力车夫。为了造成对比效果，鲁迅甚至有点矮化自己。最后车夫大无畏地搀着“老女人”走进警察局，鲁迅说：“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这简直是中学作文式的小说。当然，鲁迅很可能真的碰到过这样一位好人好事，但他一生中碰到过很多好人好事，自己也做过很多好事，何至于如此一惊一乍，甚至连人家的背影都打破透视原理，需要仰视才见呢？鲁迅写文章不会这么夸张，更不会这么上纲上线地赞美。

那么，鲁迅为什么会写这么一篇小说呢？

说起来，这也有时代背景。

鲁迅写《一件小事》的时候，学术界正流行“劳工神圣”的说法，认为他们是最伟大、最神圣、最高尚的群体。大家都觉得应该赞美一下。但是知识分子熟悉那些劳工呢？除了家里的佣人，主要就是车夫了。佣人这个群体有点不好措辞，所以大家一股脑儿都来赞美车夫。沈尹默、冯文炳、刘半农、李大钊、胡适、郁达夫等等，都写过人力车夫。

比如郁达夫在1924年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薄奠》，里面的车夫就是一个极可敬的好人。他穷得难以为生，但还是拼命攒钱，就是想买下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省的受车行盘剥。“我”为了帮他，偷偷把一块银表塞给了他，谁知道第二天一早，车夫就寻上门来：“先生，这是你的罢？你昨晚上掉下的罢？”坚持要归还。我自然非常感动。

我们不能确定郁达夫的《薄奠》是否来源于真实生活，也不能确定鲁迅的《一件小事》是否实有其事，但作为小说，它们都是套路化的失败之作。它们过于观念先行，人物不是活生生的个体，倒像是底层劳动者选出的一名代表。赞美了他，也就赞美了整个底层劳动者群体。对于文学来说，这是最最要不得的符号化写作。

关怀底层当然是人性中善良的体现，但如果将关怀转为赞美和崇敬，里面就不免有几分乡愿。细究起来，甚至有些虚伪。这当然和鲁迅的性格格格不入。但是大家都来赞美车夫，鲁迅也只好写了这么一个应景之作。但是他马上就停手了，再没写过类似的东西。

因此，在整套《鲁迅全集》里，《一件小事》也就成了最突兀、最另类的一篇文章。只不过因缘际会，《一件小事》被收入课本，广泛流传，让不少读者误以为这是鲁迅的一个侧面，其实绝非如此。严格来说，这篇小说是“非鲁迅式”的，甚至是“反鲁迅式”的。

鲁迅在晚年写过一篇《阿金》，描写的也是底层劳动者。没有了从众的压力，他就能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那才是鲁迅的本色，看人的眼光虽热亦冷，绝不会轻易有什么仰视，更不会置透视原理于不顾。

鲁迅的作品当然很好，但是这种好不像《红楼梦》。《红楼梦》的好，是壁立千仞、旷世一有的好。可如果把鲁迅作品拿出来一篇篇看的话，并没有这么厉害。大江健三郎言之凿凿地说，鲁迅是“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作家”。这话很可能是对的。可是王朔反过来质问，鲁迅真是世界大文豪吗？就靠那些杂文和短篇？“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这话似乎也有道理。鲁迅的魅力，和他的作品本身，确实是有点不相称的。

那又是为什么呢？

鲁迅的魅力主要来自他独特的灵魂。他的作品就像一个个马赛克，单独看的话并不是超级厉害，但是摆放在一起，就拼凑出了一个有巨大魅力的图案，而这个图案就是鲁迅的灵魂。

我们很难清晰地描述出这个图案，因为它既神秘又模糊。增田涉形容鲁迅是“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就是困惑于这种神秘与模糊。就拿鲁迅的思想来说，就没有一个准确的形状。你很难总结它，包括鲁迅自己也不能。他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其中就有点这个意思。

鲁迅就像一座难以描述的深渊。想来这是因为鲁迅是用直觉来思考的，所以他的思维不成体系，缺乏边界。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思想直接来自对生命的体验，有一种独特的力量。

我们经常说鲁迅很深刻。

什么叫深刻？并不是说他想法很奥妙，很博大。鲁迅的思想不是博大，但是敏锐。打个比方，这就像琴弦，同样的一个音节，拨别的弦，震动幅度小，但是拨鲁迅这根弦，震动幅度特别大。就拿痛苦这件事来说吧，社会黑暗啊，人民愚昧啊，国家危亡啊，知识分子看了痛心啊，当时的文化人其实说的都是类似的话语。胡适很痛心啊，周作人也很痛心啊，大家都很痛心啊。但是不一样，鲁迅表达出的痛苦感，比他们强烈得多。那不像观念上的苦闷，更像生理上的痛苦。

比如鲁迅说“吃人”。好多作家也会说：“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周作人对“吃人”这个话题就很感兴趣，还专门写文章做过考证，但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反思批判。然而对于鲁迅来说，“吃人”可不是什么社会批判，而是血淋淋的真实，是锐利的牙齿，狼藉的血肉，是萦绕在心灵深处的诅咒。

这也是胡适和鲁迅的一个本质区别。至少在二十年代的时候，他们的很多观念是接近的，但是胡适永远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如此偏激，而鲁迅也永远不能理解，面对尖牙和血肉，胡适怎么可以这么不偏激？

敏锐导致了决绝。所以鲁迅比其他知识分子走得更远，走得更极端。他说自己的想法是黑暗的，很多黑暗的想法，甚至不敢说出来。那到底是怎么一个黑暗法呢？大胆猜测的话，他的根本想法，就是人——至少中国人，因为他对外国人的了解相对模糊，也不太关心——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变好，这个社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变好。

这种极度悲观的念头当然没法说出口。而且他也觉得自己可能极端了。万一自己错了呢？所以他很喜欢裴多菲的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裴多菲这句诗，就是配合情节的随口一说，本身并无深意。但是对于鲁迅来说，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核心命题：我绝望，但对这种绝望，我也并无把握。

这个命题的重心还是在绝望。

当然，这么想是有点偏激，但这是因为鲁迅对黑暗极端敏感。他就像大海绵一样，把所见到的黑暗之物都吸纳进来，铸成自己心头的铁刺。

鲁迅经常批判国民性，对传统文化也少有好话。施蛰存建议青年读《文选》和《庄子》，鲁迅看了就不以为然。他说青年要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他提出的理由很奇特，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话放在今天，肯定会被网友骂，其实就算在当时，骂的人也不少。

回过头来看，鲁迅这话当然不妥。中国书怎么就都是“僵尸的乐观”了？他自己不也一本接一本地看吗？至于他对国民性的批判，虽然相当深刻，但有时也不够公允。可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成偏见。我们觉得鲁迅偏激，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鲁迅心中激荡的苦痛。所谓“爱之弥深，责之弥切”，这话对于他人或是托词，可对于鲁迅而言，却是言说的出发点。

说到底，鲁迅还是和这个人间纠缠得太深。还是拿他和弟弟周作人做个比较。周作人也批评国民性，但是他的批评是超脱的，而鲁迅则过于投入，以至于没法心平气和地评价历史的承转启合。

对这个人间世，周作人是真的冷淡，而鲁迅是真的热烈。所以，鲁迅的文字下面，始终有一种激情在鼓荡。而他又不像郭沫若，激动起来会大喊大叫：“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那读起来多少有点不成体统。鲁迅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他用一层冷冷的膜，裹上了文字下面那岩浆般的热。这让他的文字有了一种迷人的魔力。

有人批评鲁迅没有建设性。鲁迅确实没有太大建设性，他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哪怕鲁迅出生在另一个时代，或者另一个国家，也不会有太大区别。在精神上，他就像《铸剑》里的那个神秘黑衣人，承负着人类所受的冤屈，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鲁迅对自己的否定性似乎也有不安。到了三十年代，他大幅左转后，也想要成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他甚至还苦读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教育家、艺术理论家）的文艺理论，试着使用“阵线”“民众”“帝国主义”之类的宏大词汇。这种努力值得尊敬，但是违背了他的本性。鲁迅的思维方式是具象的，并不适合研究抽象的理论，更不要说用理论指导创作了。所以这个阶段，鲁迅的杂文往往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读那些文章，总觉得他在努力扮演一个陌生的角色。

他的左转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其中有个重要的推力，那就是1927年的广州“四一五事变”，鲁迅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对青年的屠杀。鲁迅当时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当教务主任。大学里很多亲共的学生被捕，生死系于一线。鲁迅就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营救学生。他对同僚们说，我们都是“五四”一代，当时学生被捕我们都是救的呀！可是大家都不同意。鲁迅怒气冲冲地力争，傅斯年是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据说被鲁迅逼得号啕大哭，但还是没能去救，很多青年就这样死掉了。

这件事对鲁迅刺激极大。他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在鲁迅看来，青年是未来的希望，这种屠杀是不可原谅的罪恶。

鲁迅对青年人是有份心结的。他对同龄人脾气很大，但碰到青年，态度就变得很好，照顾他们，接济他们，引导他们，因此也吃了不少亏。有时候，他碰到的事件简直就是荒唐透顶。比如有一个叫廖立峨的人，带着女朋友跑到上海，在鲁迅家一住就是好几个月，还非要给鲁迅做儿子。鲁迅当然不肯当他爹，最后实在受不了，把他赶走了。临走时，廖立峨还向鲁迅讹了一百二十块大洋，“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件”。生性强硬如鲁迅者，也会受这种气，让人难以想象。但这就是鲁迅的软肋所在。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

但是鲁迅毕竟是清醒的，尤其是经历了1927年的事变之后，他意识到了青年并不先天地具备优越性。他们依旧可能堕落、污秽、乖戾，弱时做帮凶，强时做暴主。他后来写道：“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但说归说，鲁迅终其一生，还是对青年扶掖有加。还是那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青年是未来的希望，对他们绝望就是对未来绝望。鲁迅对他们既不敢相信，又不忍不信。

但最后还是逼着自己去相信。

鲁迅可能是带有偶像光环的，但即便如此，他性格还是有缺陷。

我们都有皮肤，所以对外界的痛楚没那么敏感，这让我们迟钝，但也保护了我们。而鲁迅就像一个被剥掉了皮的人，对痛楚是如此敏感，这让他成为一个天才，但也给了他一些负面的影响。

他在思想上就有一些危险的倾向，容易导致独断论。刘半农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所谓“托尼”，是指托尔斯泰和尼采。鲁迅和托尔斯泰扯不上什么关系，但是他确曾倾心于尼采的“超人学说”。这里就隐藏着对凡庸的鄙视，以及对破坏的浪漫想象。鲁迅性格里似乎有此种偏好，所以才会和尼采合拍。但是这种偏好就相当可疑，散发着某种危险的气息。

至于为人处世，鲁迅也有可议之处。他很正直，人品也很干净。至于他和周作人闹翻后，坊间流传的一些流言蜚语，细究起来都是无稽之谈。但是他的人品虽然没有问题，性格却有问题。他对世界的看法偏于悲观，对人不免偏狭多疑。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比如林语堂和他相交多年，却莫名其妙成了他猜疑的靶子，在酒桌上恶语相向，就此闹翻。而他攻击别人的时候，容易断章取义，无的放矢。他吵过无数次架，几乎每次都赢。但有的时候，鲁迅其实并不占理，能赢只是因为他文字功力了得。碰到这种事情，大家往往会采用双重标准，谅解鲁迅，因为他是鲁迅。这就是偶像光环。扪心自问，鲁迅于很多人而言，不也有这种光环吗？

由于光环的存在，人们可能会有过度的脑补。比如大家都说鲁迅是勇士。按照常人的标准看，鲁迅当然是很勇敢的人。杨杏佛被杀害的时候，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参加了葬礼，一般人未必都能做得到。比如林语堂就躲在家里，没敢去。但是鲁迅的勇敢是常人标准下的勇敢。跟普通人相比，鲁迅可能更正直一些，更倔强一些，但他身上有没有殉道者的巨大勇气呢？他是不是像钢铁一样坚硬呢？哪怕面对系统性的巨大压力，他是否也能坚守那份坚硬呢？

从文字里，似乎可以这么想象他是这样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能找到确凿的根据。所以也只能大概说声：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既独特又伟大。民国作家里，人们都说张爱玲了不起，说沈从文了不起，或者说老舍了不起。张爱玲、沈从文是很好，但他们的好和鲁迅的好，不是一个分量上的。张爱玲的好，像一幅苍凉华丽的织锦；沈从文的好，像一条淙淙作响的河流。这种好，是你能感受、能触摸的。

但是鲁迅的好，却像一座大深渊。你附身看下去，黑雾中只见有龙鳞兽爪，时隐时现，难辨形状。雾气之下的水潭里，更有连鲁迅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物。这是一种让人目眩的好。有时候你直起身来，脑子清醒一点，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刚才感受的那么好。可等你再附身去看，又觉得还是那么好。

但让你说到底看到了什么好东西，你又有点茫然。

因为这座深渊的好，一半是在那些龙鳞兽爪上，但还有一半则是在黑雾之中。黑雾的存在，既隐藏了龙和兽的全身，又让那些露出的鳞和爪更加神秘动人。

中国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座这么怪异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