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的历史主要围绕着三个人展开：赵构、秦桧和岳飞。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赵构。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赵构是个昏君。小说演义里把他说成一个无能之辈，耳朵根子还软，被秦桧玩弄于股掌之上。传统派史家对他的能力评价也很低，比如王曾瑜老师写了一本关于赵构的书，名字就叫《荒淫无道宋高宗》。但是，这些说法并不完全准确。道理很简单，一个昏庸无能的人，一个单纯荒淫无道的人，怎么可能熬过那段乱世，开创南宋王朝？

实际上，赵构这个人一点都不昏庸。不但不昏庸，而且极其精明，智力远超常人，政治能力也相当强悍。

这跟他的经历当然有关系。

“靖康之变”后，他一度被送到金营里当人质，而且宋朝这边也没把他当回事，一边把他送去当人质，一边派军队去偷袭金营，害的赵构差点掉脑袋。后来，汴梁城破，赵构的兄弟姐妹、妻子女儿被尽数抓走。他碰上天大的好运气，正好不在城内，这才躲过灾祸。等他登基称帝以后，又碰到“苗刘兵变”，结果被手下将领捉起来，废掉皇帝，关进寺庙里，险些性命不保。等他好不容易熬过兵变，金国又发动“搜山检海”，万里迢迢地追杀他。赵构像受惊的兔子似的，一路狂奔，就连元宵节都是在汪洋大海上度过的。诗人陈与义写诗说，“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指的就是这段故事。

最惨的时候，这条“飞龙”连饭都没得吃。

祥符寺的和尚送给他五个炊饼，他一个人吃掉三个半，后来看了看身边面露饥色的随从，没好意思吃第四个。要说起来，这样的经历，恐怕也只有南明的永历皇帝遇到过。永历皇帝也是被追得四处逃窜，据说在腾冲的时候吃不上饭，村民给他送了点炒饵块，他干掉了整整一盘子，还说，这真是救了朕的驾了！因为这个小故事，云南的炒饵块也就被称为“大救驾”。

经历虽然类似，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永历皇帝被俘获后活活绞死，可赵构最后却能收拾残局，稳定局面，开创了南宋王朝。

为什么赵构能做到这一点？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赵宋天下不像明末那么破败，而金朝的统治技术又远逊满清。这些因素确实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个人能力的作用。

赵构颇有政治手腕。

一开始他的确有点发懵，面对朝局手足无措。但是过了政治学徒期之后，他渐渐学会了识人、用人，驾驭将领也自有一套本领。而且赵构目的意识超强，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宋史专家虞云国先生在《南渡君臣》一书中就说，赵构不仅在南宋，甚至在整个宋代，都是最擅长权术的皇帝，其政治智商绝对应该高看。如果把赵构和崇祯易地而处，赵构的大明不会亡得那么快，而崇祯的南宋恐怕也不会活得那么久。就政治能力而言，崇祯真是拍马也赶不上赵构。

现代读者受传统叙事的影响，大多觉得赵构畏金如虎，明明能打赢的时候他也吓得腿肚子发软，是个怂包。这个印象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准确。赵构确实倾向于高估金人的军事能力，这也跟他个人经历有关。“靖康之变”前，他作为亲王被送去做人质。然后就发生了姚平仲劫寨的事情。姚平仲带领的军队乃是宋朝的精英部队，可就在赵构眼皮子底下，它被金兵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这件事给赵构留下深刻印象，让他意识到两国军力的差距，“恐金症”也就此扎下根儿来。

但公平地讲，赵构也不是一味“恐金”。“靖康之变”时，宋军战斗力的确不济，但是在建炎年间，南宋军队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和金军的差距已经缩小了很多。随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赵构也会调整看法。

比如说岳飞取得“郾城大捷”之后，赵构就一度觉得金人不过尔尔。完颜宗弼率主力军侵入淮西，赵构还策划搞一个“布袋阵”，口口声声要“剿除凶渠”“擒杀兀术”，全歼敌人的主力军。但事实证明，赵构低估了金军的机动能力，“布袋阵”宣告破产，淮西战役遭到挫败。在这件事上，赵构就不是畏敌如虎的投降主义，反而显得过度乐观。所以说，大家指责他胆小懦弱，畏金如虎，也不完全是实情。

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岳飞在中原取得进展以后，赵构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深入，而是要召回他？

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因素，但主要还是跟赵构的战略意图有关。

首先，赵构不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君主。只要能优哉游哉当皇帝，统治半个国家和一个国家，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其实从个人生活体验来说，确实也没什么区别。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他对局势的判断和岳飞完全不同。从某种角度说，他其实更现实一些。

岳飞是胸有理想的爱国者。他虽然未必真打算“直捣黄龙府”，但收复汴京的打算是有的。但是，从现实局势出发，岳飞最远能推进到哪里？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推测，岳飞最多能收复河南、陕西，再远就不行了。王夫之的看法也差不多，他认为，“尽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也不太可能越过黄河，收复河南、陕西就算到头了。

岳飞最多能推进到黄河一线，这差不多是历代史论家的共识。

但是赵构恐怕并不想推进这么远。他心目中的最终边界，应该就是到淮河、汉水。淮河以南的土地，他相当看重，所以才要在淮西搞“布袋阵”，对完颜宗弼予以迎头痛击，但是对于淮、汉以北的土地，他并无多少兴趣。后来签订第二次《绍兴和议》的时候，他很痛快地割让了唐州、邓州。在主战派眼里，这自然是割地辱国。但对于赵构来说，这更像是战略收缩，把有限的兵力用在更有效的防御线上。

赵构的想法未必没有道理。因为即便倾南宋之力，在短期内把战线推进到黄河，那么——这条战线能守得住吗？

恐怕很难。

黄河不像淮河流域，它缺乏密集的支流，地势又过于平坦，很考验机动性，没有足够的骑兵很难守住。岳飞手下的“背嵬军”也只有八千多匹马，很难在黄河一线和金兵长期抗衡。当年战神般的刘裕大举北伐，灭南燕，灭后秦，击败北魏，几乎占领黄河以南全部土地，但最后也还是放弃了。

历史上南北王朝的交界线都是在淮河、汉水一带，这是有现实原因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赵构的算盘打得也未必全错。经过几次大战以后，南宋和金朝签订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南宋称臣、输款，双方疆域限定在“淮河-大散关”一线。这当然很屈辱，但是双方对峙的格局确实稳定下来了。钱大昕就说这次和议“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

在整个和战过程中，赵构的表现并不低能。他知道要拉拢岳飞。看看赵构当时写的御旨就知道，他在岳飞面前把姿态放得很低，几乎不像君主在对臣子讲话。他也知道和谈最终要靠实力，所以才一心要打几场漂亮仗，再拿着胜利果实到谈判桌上当筹码。赵构智商在线，绝对不蠢，我们能明白的道理，他都明白。

智商归智商，人品归人品。要是把赵构当成一个具体的人来看待，那他真的是个天性凉薄的冷血之人。山河破碎，家国沦陷，他的妻子女儿、父兄姐妹也都被金人抓走，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屈辱，可是赵构却完全没有愤激之心，复仇之志。

王夫之在《宋论》对他有一段剥皮论骨的评价：“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防，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滞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

王夫之并没有冤枉他，赵构确实如此，“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凉血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不过，正因为他如此凉血，反倒没了思想上的包袱，轻装上阵，战略规划上显出相当的精明。

岳飞完全是另一种人。

他被公认为英雄，就像秦桧被公认为汉奸一样。当然，也有人做过翻案文章，认为岳飞的战绩是被严重夸大的。这种异议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岳飞故事，都出自他孙子岳珂编写的一部书《金佗稡编》，缺乏其他资料的佐证。比如金人感慨“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最早就是《金佗稡编》里说的，后来被《宋史》采用；再比如岳飞北伐时取得“朱仙镇大捷”，以五百骑破十万拐子马，也是《金佗稡编》里说的。就连非常钦佩岳飞的王增瑜老师也认为，岳珂写朱仙镇之战确实有含糊和离奇之处，不可深信。

孙子写爷爷，有所美化也能理解。但就算把这些可疑之处都排除掉，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岳飞确实在北伐时打了胜仗，岳家军的战斗力确实是南宋第一，岳飞也确实是唯一一个进攻型的南宋大将，在危急之际，他也确实起到了中流砥柱般的作用。而且，岳飞的私人品格也确实没问题。当年秦桧整理他的黑材料，也没整出什么个人生活的劣迹。

但是岳飞人品没问题，不代表他性格没问题。说到这里，就要顺便说说历代对岳飞的评价问题。现在一说岳飞，都知道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他并非一开始就有这么高的历史地位。总的来说，他的评价是逐渐升高，在明朝达到巅峰。推想起来，也许跟《岳武穆精忠传》之类的演义小说流行起来有关。明朝人普遍把岳飞当成完人，甚至奉为神明。朝廷也很给面子，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

但是在南宋的时候，大家并不这么想。这就是所谓的距离产生美吧，南宋人不会觉得本朝某个将领会是什么完人，或是什么“靖魔大帝”。他们评价起岳飞来，往往一边称赞，一边做小小的批评，而这些批评都集中在他的性格上。比如朱熹就说：“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

实事求是地讲，“横”这个评价并不过分。岳飞脾气确实比较大，说起话来有点随心所欲。就拿韩世忠来说，跟岳飞算是关系不错了，可岳飞发脾气的时候，也会对手下说，张俊的张家军，一万人就能把他们都干翻！韩世忠的韩家军，连一万人都不用！这话传到人家耳朵里，肯定会生气。

当然，这还是小事，关键是他对朝廷也发脾气。演义小说里总是把岳飞说成俯首帖耳的愚忠型人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比如他和朝廷有过一次争执，岳飞直接撂挑子，回庐山守孝去了。赵构几次给他写谕旨，语气要多客气有多客气，甚至有点低三下四，可岳飞始终不买账。最后赵构没办法，派岳飞的两位副手上山劝驾，暗示说如果别无选择，朝廷就只能换将，岳飞这才下山。

更严重的一次冒犯，则是岳飞写奏章劝说赵构立储，他甚至当面把奏章念给赵构听。在这件事上，岳飞并无私心，确实是在为国家稳定考虑。但一个手握十万重兵的大将，就不该触碰这种敏感的政治话题。这话宰相能说，大臣能说，甚至老百姓也能说，但是领兵在外的大将就不该说。南宋大臣普遍觉得岳飞这么做太过分，赵构当然就更加敏感。他在“苗刘兵变”中留下了心理阴影，本对将领们有强烈疑忌。当然，我们会觉得，岳飞精忠报国，怎么会谋反？但身处局中，赵构又怎会像我们这样笃定？

所以也就渐渐有了杀心。

等到宋金战争缓和下来以后，赵构先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削兵权。

这次削兵权范围很广，连韩世忠、张俊他们也都没跑掉。说到这儿，顺便再说一句，为什么赵构急于和金朝谈和，不愿北伐？有人认为他怕胜利后，接回“徽钦二宗”，自己就得靠边站。文徵明有首很有名的《满江红》，说的就是这个理由：“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

文徵明知道明英宗“夺门之变”的故事，所以才会有此想法。可是“夺门”本就是奇迹般的事情，很多特殊因素凑在一起才碰巧发生。如果回到南宋那个时代，这个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北伐若是成功，赵构建立不世功业，“徽钦二宗”返回来，就是当年“安史之乱”后李隆基的翻版。无非是找处冷宫，把这两个丢人现眼的家伙装起来也是了。按照赵构的个性，多半用不了多久，这两个人就会悄悄死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此，关键是赵构不相信北伐能成功。就像前面说的，他脑子里的边疆就是淮河、汉水一线。此外的领土他没有多大兴趣，也不觉得能守得住。此外，赵构也不放心手下的将领。在他看来，这些人随时可能反噬，必须把他们的兵权削掉。

削兵权并不是赵构一个人的念头。不熟悉历史的读者可能有个误解，以为只有秦桧这帮坏蛋主张削岳飞的兵权，其实并非如此。整个朝廷，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觉得兵权该削。在他们看来，军队当然要拿在国家手里，都弄成韩家军、岳家军、张家军，成什么样子？

但是主战派有个错觉。他们觉得削兵权以后，枢密院文官们掌握军队，战斗力不但不会下降，说不定还能提高。我们完全可以一边主战，一边削兵权！这就是文官们的职业幻觉。赵构毕竟是个聪明人，也不是文官，所以没这个幻觉。他知道削兵权的结果一定是战斗力下降，但是他愿意接受这个代价。

既然如此，只有尽快媾和，不需要打仗了，才能够放手削兵权。很多人认为赵构削兵权是为了讨好金人以求和。其实这是把因果给弄反了。他不是为了讨好金人才削兵权，而是为了削兵权才讨好金人。

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赵构马上开始削兵权。张俊、韩世忠、岳飞都老老实实交出军队，毫无抵抗。从这里就能看出来，这些大将桀骜不驯容或有之，但要说他们是“军阀”，就冤枉他们了。

削完军权以后，赵构对岳飞做了第二件事，就是把他杀了。

岳珂说这是金朝害怕岳飞，要求“必杀飞，始可和”。这个说法恐怕不对。岳飞被杀是在签署《绍兴和议》之后，不存在“先杀、再和”。岳飞靠边站确与《绍兴和议》有关，但岳飞之死却只是因为赵构单纯地想杀他。

杀岳飞的原因其实很老旧，跟路线斗争关系也不大，说白了就是传统的猜忌功臣。俗套得不能再俗套的剧情。岳飞对赵构有过冒犯，中间又妄谈立储之事，勾起了赵构猜忌的杀心。金国人拘囚其父兄，奸污其妻女，赵构能忍；但是岳飞稍“横”，则断不能忍。

于是，岳飞就这样被杀掉了。

温瑞安的小说里，有个以屠剥拷打为能的人物说过一句话——这个人是英雄，英雄生来就是供我们折腾的。

岳飞是个英雄，他就是供赵构、秦桧这样的人物折腾的。

那么秦桧又是什么人呢？

总的来说，他有点像是一位专门替赵构干脏活的。

就拿处理岳飞这件事来说，秦桧就是个“白手套”的角色。当时文官集团赞成削兵权，但提到杀岳飞，他们就有点不以为然了。比如御史中丞何铸负责审理岳飞一案，结果进行到一半，他却反过来替岳飞鸣冤。

这个时候，秦桧的“白手套”功能就显现出来了。赵构不碰这种脏活。他始终和“岳飞案”保持一定距离，让秦桧冲杀在前。岳飞被处死的时候，赵构甚至都没下圣旨。一直到半个月以后，秦桧才“倒填”了一份圣旨。结果到了今天，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岳飞之死是秦桧的意思。其实以赵构的精明程度，这怎么可能呢？秦桧自己私下就对何铸交过底，“此上意也”。

赵构不出头，无非是给自己留份余地，日后可以说一句：“我就是被秦桧蒙蔽了！”人们都愿意把皇上想象成一个糊涂的好人，干坏事也是上了奸臣的当。皇上也愿意让群众保持这个幻觉。赵构宁愿被认为是昏君，也不愿被认为是恶毒的坏蛋。这不仅仅关系到个人形象，也牵涉日后政策的弹性。被秦桧蒙蔽了可以改，自己坏怎么改？

“岳飞之死”当然是个悲剧，但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新时代的序幕。

当年文官们对岳飞表示同情，也不单纯是出于正义感。他们多少也嗅到了时代改变的气息，因而产生了恐惧之心。宋朝没有杀大臣的传统。岳飞已经做到了枢密副使，按照惯例，如果没有证据确凿的大逆不道行为，他是不可能掉脑袋的。对朝野上下而言，这都不是个好兆头。它预示着一个更加严酷时代的到来。

事情果然如此。岳飞死后，南宋舆论空间迅速收紧。朝廷禁止私人撰写野史，鼓励民间互相告发，大家只需歌功颂德，谁也不许胡言乱语，否则就以诽谤罪论处。庙堂上的政治生态也恶化了。以前宋朝也有不少政治冲突，但很少如此残酷。秦桧屡掀大狱，就连老丞相赵鼎都被秦桧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能服毒自杀。这就太过分了。当年王安石整反对派、蔡京整元祐党人，下手也没这么狠过。这说明斗争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

而干这些坏事的时候，秦桧总是冲在第一线。

以前也有人替他翻案，吕思勉先生喜欢做惊人语，他在《白话本国史》里认为秦桧是忍辱负重的爱国者，“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正在捧岳武穆，看了这些言论，勃然大怒，把这本书给查禁了。吕思勉先生的话当然是不对的。秦桧这个人虽不能说一无是处，主持和议也不能说就是单纯卖国，但他罪行累累，在历史上是洗不白的。

但问题是，这些坏事都是秦桧干的吗？赵构是被蒙蔽了吗？

赵构是皇帝里的人精，能蒙蔽他的大臣在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秦桧能干这些事情，是因为赵构愿意让他这么干。赵构之所以让秦桧独揽大权，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懒，本人属于享受型性格，他不愿意处理那么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就只能找一个代理人去替他干。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和这些坏事保持距离，以便日后扮演一个被奸臣蒙蔽的皇帝。

后来秦桧死了，没了利用价值，赵构很快就和他做了切割。他宣布“绍兴更化”，把以前的坏事都推到秦桧头上，甚至故意夸大他和秦桧的分歧，说自己在靴腰子里放着匕首，以防备秦桧。但实际上，一切并没有改变。该钳制还是钳制，该整人还是整人。历史学家说赵构执行的是“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其实何尝有什么“秦桧路线”？就像赵构自己发脾气的时候也曾说过：“秦桧但能赞朕而已！”

所谓“昏君+奸臣”，在历史上确实有过，但更多的情况则是君主和“白手套”的关系，赵构之于秦桧，嘉靖之于严嵩，都是如此。

但赵构和秦桧的合作，影响非常深远。

宋朝的大环境原本比较宽松，君权受到制衡，士大夫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许，但是到了南宋，这一切都终结了。按照虞云国先生的说法，“绍兴体制彻底关闭了变革之门，整个南宋，不仅再未出现过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那样的统治集团自改革运动，甚至也未见任何在朝的派别再度公开鼓吹变法或改革……这种‘老调子已唱完’的局面，死气沉沉地苟延到南宋的覆灭”。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说得更严重，他认为赵构创建的“绍兴模式”不仅毒化了南宋的政治生态，还断送了中国历史的出路。这个说法略有夸张，但是“绍兴模式”之影响深远，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赵构这个人。

他并不能说全无功绩。没有他冷血精明的政治手腕，南宋未必能熬过最早的襁褓期。他的冷血精明、毫无道德感，他也毒化了南宋的氛围，让它丧失了历史的活力。那么应该把他定性为什么样的君主呢？说他是昏君，肯定不对，他精明过人，并不昏庸；说他是暴君，好像也不对，赵构也说不上残暴嗜血；说他是明君，当然更不对。明君怎么会诛杀岳飞，任用秦桧，打造出一个摧折士气的“绍兴体制”呢？

严格来说，赵构是一个冷血的自私自利者，一切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具体地说，就是追求个人安全和个人享受。其他的东西他并不在乎。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超高的智商。总结来看，这种人，应该算是“奸君”。

但历史上并没有这个词，也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赵构是无法被定性的。古代人如果听到“奸君”这个词，肯定会觉得荒谬。世上可能有奸臣，但不可能有“奸君”。国家是君主的财产，就像公司是老板的财产一样。大臣相当于职业经理，他们可能以权谋私，牺牲国家的利益为自己捞好处，这就是奸臣。可是皇上怎么可能以权谋私，牺牲国家的利益为自己捞好处？换句话说，他怎么可能盗窃自己的财产呢？这在逻辑上似乎是荒谬的。

按照传统观念的设想，对于君主来说，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本身就是一回事。就像大臣在劝谏的时候，会习惯说，天子富有四海，天下皆富，陛下安能独贫？凡是不好好治理国家的皇帝，都是认不清自己的长远利益，还是糊涂。

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一个勤勉的君王，也许会得到好名声，或者能够延长王朝的寿命，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长远利益，可是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如果他不愿意牺牲现世的快乐，来换取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利益，你又如何说服他呢？北齐的和士开对皇帝高湛说：“自古帝王，尽为灰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无为自勤苦也。”高湛大悦。和士开的话听上去很反动，当然可以不赞成，但要真想驳倒这套理论，其实也很困难。

反过来再看赵构，他最最看重的倒不是“恣意作乐”，而是个人安全。重用岳飞抵抗金兵，是为了个人安全；后来诛杀岳飞削弱军事，也是为了个人安全。国家强大当然更好，但如果中间蕴藏着一丝一毫的安全风险，那赵构宁肯国家变弱，只要不至于弱得杀身亡国就好。借用刘子健老师的话说，“在他的算计中，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加强安全。”打个比方，假设赵构目前的幸存概率是50%，如果南宋丢掉一半领土，再死掉一半人，他的幸存概率能提高到100%，那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让南宋死掉一半人。

在高湛和赵构眼里，他们都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完全不昏。但是古代人的观念系统里，没法对这种行为下定义。在他们看来，太过荒谬了，实在没法起名字，所以只能含糊地说他们还是“昏君”。

在这个问题上，古人是失语的，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词去定义这种君主。而语言的缺失，又是因为观念的空白，这就像人们无法想象“五颜六色的黑”一样。我们已经把国家交给了你，把所有的臣民交给了你，整个天下都是你的，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又怎么会不好好地打理它，又怎么会不把天下的利益当成你的利益呢？那是只有昏君才会做的事情啊！

可是赵构只会觉得这种想法是自作多情，他会说：不，我很聪明，一点都不昏庸，所以我才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天下之上，天下再好，又哪有我自己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