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安德烈娅第一次在荷兰屋露面后，她就像徘徊的病毒。数月过去，没人提及她的名字，一旦我们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她时，她就会再次出现在餐桌旁。一开始，她会因为好久没来而规矩老实，然后慢慢活泛起来。等到安德烈娅彻底活泛了，嘴上说的就只有这幢房子：房子顶冠饰条的某个细节、估计的天花板的高度，说个没完没了，仿佛我们从未见过头顶上的天花板。“那是卵锚饰。”她手指向上方，对我说道。真到了忍无可忍的关口，她就会再次消失，顿时，酣畅淋漓的轻松之感，悄无声息地席卷了我和梅芙（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还有父亲）。

那个星期天，我们做弥撒回来，看到她坐在池边的一把白色铁艺椅子上。其实是梅芙看到了她。当时，梅芙穿过图书室，望向窗外，正好看到了她。如果换作我，可能会去找父亲，但梅芙并没有，她绕了一圈，从厨房的后门走了出去。

“史密斯太太？”梅芙抬起一只手，搭在眼睛上方，挡住阳光。安德烈娅嫁给父亲之前，我们叫她史密斯太太，从未有人叫我们改口。他们结婚后，我肯定她更希望我们称呼她“康罗伊太太”，但那样只会更加尴尬，因为明摆着嘛，我和梅芙也是康罗伊家的人。

梅芙告诉我，安德烈娅吓了一跳，谁知道呢，也许她在睡觉。“你父亲在哪儿？”

“在屋里。”梅芙回头看了一眼房子，“他在等你？”

“我等他一个小时了。”安德烈娅纠正道。

因为是星期天，桑迪和乔斯林都不在。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在家，她们是不会让安德烈娅进来的，但我也不确定。她们两个人当中，桑迪要热心肠一些，而乔斯林疑心比较重。她们不喜欢安德烈娅，很可能会让她在外面等我们回来。那天只有一点寒意，天气挺不错的，适合在池边坐坐。阳光在蓝色的水面上闪着熠熠光芒，勾勒出苔藓在石板缝隙中温柔的线条。梅芙告诉她，我们去了教堂。

然后，她们只是注视着对方，谁都没有移开目光。“知道不？我有一半的荷兰血统。”安德烈娅终于开口了。

“对不起，什么？”

“是我母亲，她是纯正的荷兰人。”

“我们是爱尔兰血统。”梅芙说道。

安德烈娅点点头，仿佛她俩之前有什么分歧，如今得以解决，而结果对她有利。等到明显再也无话可说之际，梅芙进屋告诉父亲，史密斯太太正在池边等他。

“见鬼，她的车停哪儿了呢？”父亲出去后，梅芙对我说道。那些日子，她几乎从不骂脏话，刚做完弥撒就更不会。“她总是把车停在房子前面的。”

于是，我们去找车，首先看了房子的另一侧，又去看了车库后面，在这些最显眼的地方搜索无果。我们顺着车道往下走，做礼拜穿的鞋子踩在小砾石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然后走上街道。我们不清楚安德烈娅住在哪儿，但知道她并非邻居，没法走路过来。最后，我们在一个街区之外，找到了她那辆奶油色的雪佛兰羚羊，车头的左角全凹了进去。梅芙蹲下来，仔细查看，我甚至还伸手碰了碰吊着的挡泥板，真是神奇，前灯居然幸免于难。显然，安德烈娅开车撞了什么东西，但她不想让我们知道。

我们没跟父亲说车子的事情。本来嘛，父亲什么也不跟我们说。他从来不说安德烈娅的事情，从不提她什么时候走，也不提她什么时候回来；他是否打算把安德烈娅安置到我们的未来中，也不告诉我们。安德烈娅在的时候，父亲的一举一动就像她一直都在；等她不在的时候，我们也绝不想提醒父亲，就怕父亲让她回来。说真的，我并不觉得父亲对安德烈娅有多大兴趣，我只是觉得父亲对付不了安德烈娅的百折不挠。在我看来，父亲的对策就是随她去，让她自己走人。“肯定行不通的。”梅芙对我说。

生活中，父亲唯一在意的就是他的工作：他修的房子、拥有的房子、租出去的房子。他很少出手房子，而是借贷经营以求买进更多的房子。他与银行有约，银行的人来找他，父亲会让对方等着。父亲的秘书肯尼迪太太会给这位先生端上一杯咖啡，告诉他不会等很久的，但有时真的会等很久。银行的人也无能为力，只能坐在我父亲办公室的小接待室里，手握帽子干等。

一周的工作之余，父亲还剩下的一点点关注留给了我，即便如此，那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会开着别克车，带上我去收租。他给我一支铅笔和一个账簿，让我在租户欠款旁边一栏写下他们已经支付的金额。很快，我就知道谁永远都不在家，谁会准备好信封出现在门口。我知道谁会有东西要报修——漏水的马桶、堵塞的马桶、卡死的电灯开关。某些人每个月都有东西要修，如果问题不解决就不付房租。父亲的膝盖在战争时期受了伤，他一直都是轻微跛着脚，走到后备厢取工具修东西。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觉得后备厢就像是个百宝箱，有钳子、夹子、锤子、螺丝起子、密封剂和钉子，什么都有。现在我知道，星期六早上租户让你修理的都是小问题，这样的事情，父亲喜欢亲自动手。他是个有钱人，但他想让别人知道他依然懂行。或者他只是演给我看，因为他本不需要开车到处收租，也不需要拖着伤腿爬梯子检查松动的板瓦，有专门的维修工干这个。也许就是为了我，他才卷起袖子，扒开炉灶，检查里面的加热元件，而我则站在一旁，惊叹他的无所不能。他是在告诉我，看好了，以后这份生意会交到我手上，到时候我不能两眼一抹黑。

“要真正明白金钱的意义，唯一的方式就是穷过。”我们在车上吃午餐，他对我说道，“你在这方面就没戏了。像你这样富养长大的小子，什么都不缺，从来不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他摇了摇脑袋，仿佛我做了什么令人失望的选择，“这种缺憾，是没法解决的。你尽可以观察，也看得到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但就是和亲身经历不一样。”他放下三明治，拿着保温杯喝了一口咖啡。

“是的，先生。”我说道。没别的话可说。

“做生意最大的谎言就是‘钱生钱’，记住了。你必须要有脑子，要有计划，要注意周围的动静，这些东西不花一分钱。”我父亲不擅长给人建议，说了这些，仿佛已经虚脱，从兜里掏出手帕，抹了一把额头。

当我心平气和地回望这一刻时，我告诉自己，日后事情的走势皆由此起。父亲试图把他的人生经验教给我。

我父亲跟租户相处时更为自在，在办公室也好，在家里也好，他都不能如此。租户开口说话，有时说费城的人无能，不能对抗布鲁克林；其他时候则是解释为什么信封里的租金不足。从父亲的站姿，从他时不时点头的方式，我看得出来，他在用心听。交不够租金的人从来不会抱怨钉死的窗户，他们只是想找个机会把这个月的遭遇告诉他，再向他保证下个月不会如此。我从没见过父亲斥责租户，也没见过他威胁他们。他只是听，然后告诉他们尽力而为。但交谈三个月之后，下一次我们再去，公寓就换了一家人住。我不知道这些倒霉的人遇到了什么事，但无论遇到了什么，都不会发生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抽烟的时候越来越多。我坐在他身边的宽座椅上，或是看账簿，或是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树木。我知道父亲抽烟的时候是在想事情，我还知道自己要乖乖地保持安静。我们朝费城开去，居民区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他总是最后才去最穷的大楼收租，仿佛是要多给他们一点时间凑齐欠款。最后几站，我宁愿在车里等他，胡乱听听收音机，但我很明白，如果要请父亲免了我最后这几趟，他会说不。芒特艾里和珍金镇的租户总是对我很好，问问学校的情况，谈谈篮球，还要给我糖果，但父亲吩咐过，不准接受。“你这一天天的，越来越像你爸爸了，”他们会说，“真是一模一样。”但到了更穷的居民区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并不是说租户人不好，但即便是手里有钱，他们也很紧张，也许在想就算这个月缴清了，下个月的钱又从哪里来呢？他们不仅对父亲毕恭毕敬，对我也是如此。正是他们恭敬的态度，我真想扒掉自己的一层皮。比我父亲年纪还大的人称呼我为康罗伊先生，而我当时最多10岁，仿佛他们觉得，我和父亲的相似之处并不仅仅是外表上的。也许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与我父亲一样——总有一天，他们会把租金交到我手里，所以无权叫我丹尼。当我们爬上楼梯时，我剥掉墙上翘起来的涂漆，跨过坏掉的板条。半开的门在铰链上啪啦作响，没有纱窗门；前厅的热气扑面而来，这里要么热得像热带，要么冷得刺骨。穷成这样的人不会抱怨水龙头需要更换垫圈了。我没有想到这也是我父亲名下的一栋楼，他完全有能力打开汽车后备厢，拿出工具捣鼓一下，让这里的人们生活得舒服一些。父亲一家家地敲开他们的门，门打开了，里面的人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丈夫没了工作，丈夫跑了，妻子跑了，孩子病了。有一次，一个男人说孩子病得厉害，他不得不留在家里照顾那男孩。昏暗的公寓里只有那个男孩和那个男人，我猜其余人都跑了。我父亲听得差不多了，就走进起居室，从沙发上抱起发烧的男孩。那时我完全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但那个男孩在我父亲怀里，胳膊从身侧垂下来，头往后仰。我感到了对上帝的敬畏。如果不是他急促的呼吸声，我会觉得一切已晚。病人用的是薄荷膏，房间里充斥着很浓的薄荷醇气味。我父亲抱孩子下楼，把他放到别克车里，孩子的父亲一路跟在后面，说没必要担心。“不会有事的，”他一直在说，“孩子会好起来的。”但他还是钻进车后座，跟着儿子到了医院。大人坐在后座，我坐在前座，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紧张。如果让修女嬷嬷们看到了，她们会说什么呢？这只能靠想象。等到了医院，我父亲在前台做好安排，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暮色中，我们开车回家，对刚发生的事情一字未提。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那天晚餐过后，我们在梅芙的卧室里，她如此问道。虽然梅芙比我大7岁，每年都在学校的数学竞赛中获奖，记账肯定会比我好得多，但父亲从不带梅芙去收租，真是匪夷所思。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等我们得到允许可以离开餐桌，等到父亲拿着喝的和报纸走进图书室之后，梅芙就会把我拖进她的卧室，关上门。她想要知道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她要我从头到尾一一道来：每个公寓的情况，租户说了什么，父亲对他们说了什么。我们一直在卡特集市买三明治当午餐，即便是这一点，她都不肯漏掉。

“那孩子真是病得不轻，就这么回事。从头到尾，他眼睛都没有睁开过一次，爸爸把他放到车上时都没睁开。”我们到了医院，父亲让我去男卫生间洗手，要用热水和肥皂，其实我根本没碰过那孩子。

梅芙琢磨着这事。

“什么？”我问道。

“嗯，想想吧，他讨厌生病的人。你生病的时候，他有没有进过你的房间？”她在我身边躺下来，拍了拍她脑袋下的枕头。“要是想把脚丫子放在我床上，你那脏鞋子怎么也得脱了吧？”

我踢掉脚上的鞋。坐在我床边，把手放在我额头上，父亲这么做过吗？给我拿姜汁汽水，问我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还想吐，他这么做过吗？做这些的都是梅芙。梅芙在学校的时候，对我这样做的人是桑迪和乔斯林。“他从不到我房间来。”

“那孩子的父亲也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般情况下，任何问题，梅芙都比我更早想到答案，但这一次答案太明显了。“因为他母亲不在。”如果那家里有女人，他应该不会插手。

母亲就是安全标准，也就是说，我所处的环境比梅芙更安全。母亲离开后，梅芙就像是我的母亲，而没人做她的母亲。当然，桑迪和乔斯林像母亲一样照顾我们，照顾我们洗漱和饮食，为我们准备好午餐带到学校，给我们交童子军的费用。她们爱我们，我知道的，但一天结束后，她们就回家了。当我在半夜做了噩梦时，不可能溜到桑迪或乔斯林的床上。我也从未想过去敲父亲的门。我会去找梅芙。她教我怎么握刀叉。我打篮球时，她会去看比赛，她认识我所有的朋友，监督我的功课。早上我们各自去上学，晚上我们各自回房睡觉，这些时候，无论我愿意与否，她都会给我一个吻。她没完没了、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我又善良又聪明又敏捷，如果我下定决心，就会成为了不起的人。虽然没人对她做过这些，但她对我做得很好。

“妈妈就是这样对我的。”她惊讶于我居然这样想。“听着，老弟，幸运的人是我。我和她共度了很多年，而你没有。你该有多想她呀，我都不敢想。”

但是，我怎么可能想念不认识的人呢？当时，我只有3岁，即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记忆。桑迪把整件事跟我说了，但我知道其中一部分是我姐姐告诉她的。我们母亲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时候，梅芙已经10岁了。一天清晨，梅芙起床，拉开窗座的窗帘，看看头天晚上有没有下雪。的确下雪了，荷兰屋里冷得很。梅芙的卧室有壁炉，桑迪在炉栅里铺好了厚厚一层皱报纸，再垒上干柴，到了清晨梅芙只需划燃一根火柴——从8岁生日那天开始，她就可以划火柴了。（“我8岁生日那天，妈妈给了我一盒火柴，”梅芙跟我说过一次，“妈妈说她母亲也是在她8岁那天给了她一盒火柴，她整个上午都在学怎么划火柴。她教我怎么点火，那天晚上，她让我自己点燃生日蜡烛。”）梅芙生火，披了睡袍，穿上拖鞋，到我房间看看我。我当时3岁，还没醒。这故事里没有我的戏份。

接着，她穿过过道，来到我们父母的房间，发现里面没有人，床已经整理好了。梅芙回到自己房间，做上学的准备。她刷牙，洗脸，衣服穿到一半，菲菲毛才过来。

“每天早上，你都比我早。”菲菲毛说道。

“你应该早点来叫醒我。”梅芙说道。

菲菲毛说我姐姐起得已经够早了。

父亲已经出发，这不稀奇。母亲不在家，这倒是罕见，可也不是没有先例。桑迪、乔斯林和菲菲毛似乎都是老样子。如果她们不担心，梅芙也没有担心的理由。母亲负责送梅芙去学校，但那天清晨，菲菲毛开车送她，到了学校，梅芙带上乔斯林装好的午餐下车。放学，也是菲菲毛接她。梅芙问母亲在哪儿，菲菲毛耸了耸肩：“会不会是跟你父亲在一起？”

晚餐的时候，母亲也不在。等父亲回来后，梅芙问他母亲上哪儿去了。他把梅芙抱起来，吻了吻她的脖子。那些日子里还会有这样的举动。他对梅芙说，母亲去费城看望老朋友了。

“再见都没说一声就走了？”

“她跟我说了的，”父亲说道，“她起得非常早。”

“我起得很早。”

“嗯，她甚至比你还早，她让我告诉你们，她过一两天就会回来。人人都需要出去散散心。”

“散什么心呢？”梅芙问道，她其实想问的是：是我让她烦心？是我们让她烦心？

“离开这房子散散心。”父亲牵着她的手，一起去用晚餐。“这地方很令人费心。”

乔斯林、桑迪和菲菲毛把什么事情都做了；园丁们照顾草地、耙枯叶、铲雪；梅芙什么忙都肯帮的，到底还有什么可费心的呢？

第二天早上，梅芙醒来，母亲没在家，又是菲菲毛接送她上下学。但那一天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坐在厨房里，正在和桑迪和乔斯林喝茶。我在地板上玩儿，把锅盖子全都揭了下来。

“她看起来很疲惫，”梅芙对我说，“她看起来，就像是离开家后就没睡过觉。”

母亲放下杯子，把梅芙拉到她腿上。“我的小乖乖。”她说道，亲吻了姐姐的额头，又亲吻了姐姐的头发，“我的真爱。”

梅芙搂着母亲的脖子，头枕在母亲的胸前，嗅着母亲身上的气味，而母亲抚摸着她的头发。“谁还能有这样的女儿？”她对桑迪和乔斯林说道。“谁还能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又善良又聪明？我怎么配有这样的女儿呢？”

这样的事，后来又发生了三次。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母亲有一次两晚不在家，接着是四晚不在家，然后就是一个星期。梅芙开始半夜起来查看父母的房间，就是为了看看母亲还在不在。有时母亲醒着，看到梅芙站在门口，就揭开被子，梅芙则悄无声息地穿过房间，溜进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母亲搂着她，她听着母亲的心跳，感受着母亲的呼吸，什么都不想就坠入了梦乡。这是人生中无与伦比的时刻。

“你走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再见呢？”梅芙这样问她，我们的母亲只会摇摇头。

“我做不到。就是再过一百万年，我也没法对你说再见。”

我们的母亲病了吗？病得越来越重吗？

梅芙点点头。“她变得像幽灵一样。过了一个星期，她更瘦了，更加苍白，一切急转而下。我们都快崩溃了。妈妈回到家后，一哭就是数天。放学后，我到她床上，跟她坐在一起。有时你也到她床上玩儿。爸爸一回家，就是一副想要抓住她的样子，简直就是伸出双手到处走。那个时候，桑迪、乔斯林和菲菲毛都如临大敌，但没人谈论这件事。她不在的时候，我们难以忍受；她回家了，又是另一种难以忍受，因为我们都知道她会再次离开。”

最后，她真的又走了，梅芙问父亲，母亲什么时候回来？父亲看着她，看了好长时间。父亲不知道该把哪部分事实告诉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最后他决定全盘托出。他告诉梅芙，我们的母亲不会回来了，她去了印度，不会再回来了。

梅芙永远无法确定故事的哪一部分更糟糕：是母亲的离开，还是印度在地球的另一边？“没人去印度！”

“梅芙。”父亲说道。

“也许她还没有走！”梅芙不相信父亲，一点也不信，但如果事情发生了，就需要有个结局。

我们的父亲摇了摇头，但他没有伸手抱梅芙。如果抱了，那才是最奇怪的呢。

我们的母亲就这么离开了，故事到了这儿就没了下文。本应该有疑问，本应该有解释。如果她在印度，父亲就应该去找她，带她回来，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原因是梅芙早上不肯起床了。她不肯去学校。桑迪用托盘给她端去麦片粥，坐在她的床边，竭力劝说她吃上两口，但桑迪说梅芙很少有听劝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小女孩过度思念母亲，可以理解。她们多多少少都有些症状，所以也就任凭这孩子沉浸在悲伤中，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她还在喝橙汁，还在喝水，还在一罐罐地喝甘菊茶。她拿着自己的杯子走进浴室，一杯杯地喝，最后干脆把头塞到水池里，直接对着水龙头喝。菲菲毛带我到梅芙的房间，把我放在她床上，梅芙会给我读一个故事，然后又睡着了。母亲永远离开不到一周后的一个下午，梅芙叫不醒了。菲菲毛摇晃她，摇晃她，接着抄起梅芙，抱在怀里，冲下楼梯，朝汽车奔去。

其他人在哪里？父亲、桑迪，还有乔斯林到哪儿去了？我在哪儿呢？桑迪说她不记得了。“当时太吓人了。”她一边说，一边摇头。桑迪只知道菲菲毛开车把梅芙送进医院，抱着她进了医院大厅，几个护士从菲菲毛怀里接过沉睡不醒的孩子。梅芙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医生说，姐姐得了糖尿病，有可能是应激性创伤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病毒造成的。遇到不明不白的情况时，身体会做出多种多样的反应。在医院，他们忙着稳定梅芙的血糖，梅芙的意识游离，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切都像是在梦境中。她对自己说，因为自己做了某件记不太清楚的事情，母亲不能来探望，这是对她们两个人的惩罚。慈悲会的嬷嬷们全是我们母亲的朋友，她们来看梅芙。圣心学校的两个女孩给梅芙带来一张有着全班签名的卡片，但医院不让她们久待。父亲晚上会到医院来，但他很少说话。他隔着白布单握着梅芙的一只脚，对她说，她现在就得好起来，没人受得住这个。乔斯林、桑迪和菲菲毛轮流在病房里陪着她。“我们三个人，一个照顾你，一个照顾你弟弟，一个照顾你父亲。”桑迪说，“所有的人都照顾到了。”桑迪说，她需要哭的时候，就等梅芙睡着后，再到走廊里哭。

梅芙从医院回家后，事情变得更糟了。理论上来说，她生病是因为母亲不在，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再提母亲，就会要了她的命。荷兰屋变得安安静静。桑迪、乔斯林和菲菲毛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姐姐，她们负责给针管消毒，负责给梅芙注射胰岛素。每一针打进去后姐姐的变化都令她们胆战心惊。我们父亲不肯沾手这件事。那段时间，菲菲毛都和梅芙睡在一起，可最终还是在半夜把梅芙送回了医院。他们再次稳定了她的血糖，然后又让她出院回家。梅芙哭呀哭呀，直到父亲走进她房间，叫她消停，不要再哭了。他们都像是亲身经历了最可怕的童话故事。他现在老了100岁。“停下，”他说，勉强说出几个字，“停下来。”

终于，她停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