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60年瓦罗奇里地区的调查中，大部分被定罪的人”都是妇女（32人中有28人）(Spalding 198：258)，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正如妇女是塔基乌克伊运动中的主力一样，妇女最为强烈地捍卫旧的生存模式，反对新的权力结构，这可能是因为她们也是受其负面影响最大的。

妇女在前哥伦布社会中拥有很高的地位，这体现在她们的宗教中存在许多重要的女性神灵。1517年，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到达尤卡坦半岛海岸外的一个岛屿，将其命名为女人岛(Isla Mujeres)，“因为他们参观的寺庙里有许多女性神明”(Baudez and Picasso 1992：17)。征服前的美洲妇女有自己的组织，有社会认可的活动领域。虽然不能与男人平等，但在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方面，她们被认为是对男人的补充。

除了作为农民、家务劳动者和织工，女性负责生产日常生活中和仪式上穿的五颜六色的布。她们还是陶工、草药师、治疗师(curanderas)和女祭司(sacerdotisas)，为家庭神灵服务。在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地区，她们与普拉奎－马盖伊(pulque-maguey)的生产有关。这种神圣的物质被认为是由神明发明的，并与马亚韦尔(Mayahuel)有关。马亚韦尔是一位大地母神，是“农民宗教的中心”(Taylor 1979：31—32)。

但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因为他们带来了厌恶女性的信仰，并以有利于男性的方式重组了经济和政治权力。妇女还受到了传统酋长的伤害，为了维持他们的权力，他们开始接管公共土地，并剥夺社区女性成员对土地与水的使用权。因此，在殖民主义经济中，妇女沦为用人［为受托管人、牧师、皇室官员(corregidores)工作］或在劳役作坊做织工。妇女还被迫跟随丈夫在矿井中做米塔的工作——人们认为这种命运比死亡更可怕——因为在1528年，当局规定夫妻不能分开，所以妇女和儿童从那时起，除了为男工准备食物外，还可能被强迫做矿工。

另一个使妇女地位下降的原因是，西班牙的新立法宣布一夫多妻制为非法。因此，一夜之间，男人不得不与他们的妻子分开，或者将她们重新划分为女仆(Mayer 1981)，而她们生下的孩子被贴上5种不同类型的私生子标签(Nash 1980：14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一夫多妻制的婚姻被解散，但随着西班牙人到来，没有一个原住民妇女可以避免被强奸或侵占，因此，许多男人不再结婚，而是开始转头寻找公娼(Hemming 1970)。在欧洲人的幻想中，美洲本身就是一个躺着的裸体女人，诱惑着接近的白人陌生人。有时，是“印第安”男人自己把他们的女性亲属交给牧师或受托管人，以换取一些经济奖励或公共职位。

基于以下所有这些原因，妇女成了殖民统治的主要敌人。她们拒绝做弥撒，拒绝给孩子洗礼，也拒绝与殖民当局和牧师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在安第斯山脉，一些人自杀并杀死了她们的儿子，这可能是为了避免他们去采矿，也可能是厌恶男性亲属对她们的虐待(Silverblatt 1987)。其他人则组织了她们的社区。她们在许多被殖民机构收编的当地酋长叛变之前，成为牧师、领袖和华卡斯的监护人，承担了她们以前从未行使过的职能。这解释了为什么妇女是塔基乌克伊运动的骨干。在秘鲁，她们还举行忏悔会，为人们与天主教神父见面做准备，建议他们告诉神父哪些事情是安全的，哪些事情是不应该透露的。在征服美洲之前，妇女只负责献给女性神灵的仪式，而在征服之后，她们在献给男性神灵的崇拜中成为助手或主祭——这在征服之前是被禁止的(Stern 1982)。她们还通过撤回到普纳高原来对抗殖民主义势力。在那里她们可以实践古老的宗教。正如艾琳·西尔弗布拉特所写：

因此，通过将妇女作为女巫进行迫害，西班牙人既针对了旧有宗教的实践者，也针对了反殖民主义叛乱的煽动者，同时还试图重新定义“原住民妇女可以参与的活动领域”(Silverblatt 1987：160)。正如西尔弗布拉特所指出的，巫术的概念对安第斯社会是陌生的。在秘鲁也是如此，就像每一个前工业社会一样，许多妇女是“医学知识专家”，熟悉草药和植物的特性。她们也是占卜者，但基督教的魔鬼概念对她们来说是未知的。然而到了17世纪，在酷刑、严重的迫害和“强迫文化同化”(forced acculturation)的影响下，被捕的安第斯妇女——大多数又老又穷——都自诉犯了与欧洲女巫审判中的妇女同样的罪行：与魔鬼的契约和交配，开草药处方，使用药膏，在空中飞行，制作蜡像(Silverblatt 1987：174)。她们也供认敬奉石头、山脉和泉水以及喂养华卡斯。最糟糕的是，她们承认施法蛊惑了当局或其他有权力的人，导致他们死亡（同上：187—188）。

就像在欧洲一样，酷刑和恐怖被用来迫使被告供出其他人，从而扩大迫害的范围。但猎巫的一大目标即把女巫与社会其他成员隔离开来，并没有实现。安第斯女巫并没有变成弃儿。恰恰相反，“人们把她们作为革命同志(comadres)，积极寻求她们。非正式的村庄聚会中需要她们在场，因为在被殖民者的意识中，巫术、对古老传统的维护以及有意识的政治抵抗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上）。事实上，古老的宗教得以保存下来主要归功于妇女的抵抗。与宗教相关的实践，其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崇拜活动被赶到地下，牺牲了其在征服前的集体性质，但人们与山脉以及华卡斯其他地点的联系并没有被破坏。

我们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里的妇女，尤其是女祭司，在保护她们的社区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地区，根据安东尼奥·加西亚·德莱昂的《反抗与乌托邦》(Resistencia y Utopia)所写，从殖民者的征服活动伊始，妇女就“指挥或共同商议了所有伟大的反殖民主义起义”(de Leon 1985，Vol. Ⅰ：31)。在瓦哈卡，妇女在人民起义中的存在一直持续到18世纪，当时每4个案例中就有一个是妇女领导了对当局的攻击，“而且明显更具侵略性、侮辱性和反叛性”(Taylor 1979：116)。在恰帕斯，她们也是维护旧有宗教和开展反殖民化斗争的关键人物。因此，当1524年西班牙人发动战争征服反叛的恰帕内科人时，是一位女祭司率领军队与他们作战。妇女还参与了神明崇拜者和反抗者的地下网络，神职人员偶尔会发现它们。例如，1584年，主教佩德罗·德费里亚在访问恰帕斯时被告知，当地印第安酋长中的一些人仍在奉行旧的邪教，他们得到了妇女的建议，与她们一起进行肮脏的活动，如（类似巫魔会的）仪式。其间他们混在一起，变成了男神和女神，妇女负责求雨并把财富送给那些所要的人(de Leon 1985，Vol. Ⅰ：76)。

基于这一记录，凯列班而非他的母亲西考拉克斯——女巫——成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者抵抗殖民化的象征，就有讽刺意味了。因为凯列班只能通过用他从主人那里学来的语言下诅咒来反抗他的主人，从而在反抗中依赖他“主人的工具”。他还可能被欺骗，相信他的解放可以通过强奸或者靠一些移民到新世界的机会主义白人无产者的计谋来实现。他把他们当作神来崇拜。相反，西考拉克斯，一个“强大到叫月亮都听她的话，支配着本来由月亮操纵的潮汐”（《暴风雨》，第五幕，第一场）的女巫，可能会教她的儿子欣赏本土的力量——土地、水、树木、“自然的宝藏”——以及那些经过几个世纪的苦难至今仍在滋养解放斗争的共同纽带。它们作为一种希望，已经萦绕在凯列班的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