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贬谪夷陵五年半后，历史进入庆历纪年。在庆历新政中，欧阳修被擢升至朝散大夫、右正言、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再次发声支援范仲淹，上《朋党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贬谪。

与他前后被贬甚或革职的有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重臣，及尹洙、苏舜钦这些好朋友。在文学史上，这次贬谪产出了三篇一等的古文名作：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庆历六年，1046）、苏舜钦的《沧浪亭记》（庆历六年）。这次贬谪也导致了尹洙和苏舜钦在两年之内相继去世。特别是尹洙的贬所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偏远，地无良医，范仲淹奏请允其赴邓州（范之贬所）医治，三个月后得允，尹被抬到邓州即告不治，客死异乡。

之后欧阳修及其他被贬者一起经历了艰难的十年。在朝中，百种诽谤围绕着他们，随时触发，罪名从贪污到乱伦甚或叛乱不等。欧阳修的好友石介被诬陷暗通契丹，差点被死后发棺[《重读徂徕集》：“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见《欧阳修全集》，第46—47页。]。

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述怀》，《欧阳修全集》，第89页。]

在外放之地滁州，欧阳修却受到民众的爱戴。巨大的忧患之中，欧阳修写下《醉翁亭记》中的十个乐字。

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翁亭记》，《欧阳修全集》，第577页。]

北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四十八岁还朝，此时已鬓须皆白。他再次受到重用，四十九岁时代表宋仁宗出使，庆贺辽道宗登位；五十一岁时主持礼部贡举，令北宋嘉祐二年（1057）科考成为“千年科举第一榜”，使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脱颖而出，毫无疑问地改变了中国文学和哲学的走向；五十四岁修成《唐书》[“（嘉祐五年）七月十二日，进奏《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其中欧阳修撰本纪十卷，宋祁撰列传一百五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由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梅尧臣分撰，欧阳修修改定稿。按照以往惯例，朝廷修书，虽参与者众多，署名时只列出书局中官职最高者一人，欧阳修官高，应该署名。但欧阳修说：‘宋公撰修列传，功深而日久，欧某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署名欧阳修，列传署名宋祁。宋祁听说后感叹道：‘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见王水照、崔铭著：《欧阳修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即今“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五十五岁拜参知政事（副宰相）。至此，欧阳修的声誉和权力已达到顶点。在他一路擢升的制词（公文）中，朝廷一次次肯定他的刚直勇敢和博学能文。他的古文观念已渗透到官僚体系之内，连这些制词也越来越以欧阳修倡导的直接、有力的文风书写。不需求诸青史，在有生之年就获得如实、准确、掷地有声的评价，是古代文士少有的际遇。

利权不能易所守，贵势无以摇其心。（庆历三年三月召知谏院制词）[《欧阳修年谱》，《欧阳修全集》，第2601页。]

高才敏识，照于当世，特立不倚，拔乎其伦……（庆历三年十二月直授知制诰制词）[《欧阳修年谱》，《欧阳修全集》，第2602页。]

施之政事，罔干誉而从欲；立于朝廷，不阿尊而事贵。（皇祐二年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制词）[《欧阳修年谱》，《欧阳修全集》，第2606页。]

议论贯前儒之学，文章擅独步之名。……忠言不私，直道无屈。（嘉祐六年授参知政事制词）[《欧阳修年谱》，《欧阳修全集》，第2614页。]

再十年，欧阳修辅佐过仁宗、英宗两任帝王的权力交接，为英宗起草了遗制（皇帝去世时昭告天下的文书），再次被诽谤为乱伦，迎来了王安石变法。在庆历新政中，欧阳修曾为“朋党”进行磊落的辩护，宣称“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朋党论》，《欧阳修全集》，第297页。]。如今他曾全心栽培，并坚信其为君子的门生后辈却分成新旧两党，开始了残酷的倾轧。我们熟知的苏轼的人生磨难几乎全部源自于此。

任参知政事的第四年，欧阳修五十九岁，有一天他骑在马上，默诵起梅尧臣的诗。这是他年轻时的喜好，至老不减。他忽然意识到，世界已经变了，梅尧臣、苏舜钦都已经不在了：

兴来笔力千钧劲，酒醒人间万事空。

苏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马上默诵圣俞诗有感》，《欧阳修全集》，第231页。]

在欧阳修所有的诗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之前我们在讲洛阳时，讲过欧阳修的空落之感总是和旧友散去有关。到了这个时候，那群“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第》）的青年几乎都已去世。欧阳修是其中活得最久的。他几乎参与了所有朋友丧事的处置、墓志的撰写——三十四岁时为谢绛和张先写了墓志铭，四十二岁时为尹洙写了墓志铭，五十岁时为苏舜钦写了墓志铭，五十一岁时为张汝士写了墓表，五十五岁时为梅尧臣写了墓志铭，六十一岁时为余靖写了神道碑铭，六十二岁时为蔡襄写了墓志铭，甚至为尹洙的哥哥和蔡襄的弟弟也写了墓志铭。他也为晏殊、范仲淹写了神道碑铭[部分欧阳修所撰墓志、墓表、神道碑铭：康定元年（1040）《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康定元年（1040）《张子野墓志铭》、庆历三年（1043）《蔡君山墓志铭》、庆历八年（1048）《尹师鲁墓志铭》、至和元年（1054）《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至和元年（1054）《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至和二年（1055）《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仕中晏公神道碑铭》、嘉祐元年（1056）《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嘉祐二年（1057）《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嘉祐六年（1061）《梅圣俞墓志铭》、治平四年（1067）《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熙宁元年（1068）《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欧阳修在晚年感到的空落，不再只是“内心有个洞”的感觉。随着旧友的逝去，整个世界都在渐渐和他失去关联——“人间万虑不关身”（《日长偶书》）。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追求文字的力量，为之付出了一辈子。欧阳修革新了整个社会的文风，以至于科举考试的标准都随之更改。苏舜钦和梅尧臣诗写得比欧阳修更好，后来为苏轼、黄庭坚继承下来的宋诗风格，就是在他们的手中建立的。现在这些都过去了。

“笔力”是什么？是思想、人格、情感、表达四种力量的聚力，是一个作者要真正想清他要写的事，直到不惑，用最为简洁的形式表达出来，毫不遮掩或粉饰。作者也会在写作中体会到诚实而强大的情感。这种情感的一再重复，迫使作者将行为无限靠近自己所书写的理想境界。没有一个作者的所有作品都称得上由“如椽巨笔”写成，但在某些生命力爆发的时刻，在中国文学中，常是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笔力千钧”的作品就会产生。读者也会通过读这篇作品，感到思想、情感和审美都整合在一个美妙的高度，堪称使人感知到人之尊严的高度。

写作者会误以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写出不朽的作品，但欧阳修发现，随着作者或读者的死亡、朽灭，作品激动人心的力量减损了。这时他意识到，写作之所以曾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借写作来缔结情谊、交换智慧，实现对社会的介入。他们终究是想将世界建成一个与他们的内在信仰更为接近的地方。但如今“苏梅二子今亡矣”，失去了一生交换智慧情感，担当政治风雨及生活重压的对象，写作丢失了意义，而世界也变成了与他无关的世界。“索寞滁山一醉翁”是被抛下的孤独。其中甚至没有柳宗元“独钓寒江雪”（《江雪》）的自得。

我想抄一段欧阳修五十一岁时写给梅尧臣的信。那时他们都住在汴京（今河南开封）。梅尧臣一生官场蹉跎，后由欧阳修力荐，一起编写《唐书》，一起参与主持礼部贡举。他们日常在衙门见面，在府邸见面，居然还要写很多信。这些信几乎全无要事，除互相欣赏诗文，更多的是告知眼花、手僵、齿痛、中暑、儿女患病、心情不好、房屋进水：

某启。自入夏，闾巷相传，以谓今秋水当不减去年。初以为讹言，今乃信然。两夜家人皆戽水，并乃翁达旦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数日不止，遂复谋逃避之处。住京况味，其实如此，奈何奈何。方以为苦，不意公家亦然，且须少忍。特承惠问存恤，多感多感。蔡君谟寄茶来否？闷中喜见慰。人还，忉忉。[《与梅圣俞书第三十七》，《欧阳修全集》，第2461页。]

欧阳修中年即患有糖尿病，此时病情进展到眼前有黑花、手指痉挛失能，与人信札中十有七八都在吐槽疲苦。他写给梅尧臣的信常给人一种两个老人交换偏方、互相安慰，一起捱过暮年的感觉。颜色明亮的一句是“蔡君谟寄茶来否？闷中喜见慰”。蔡君谟即蔡襄，欧阳修和梅尧臣在洛阳时的朋友，景祐三年欧阳修等被贬时作《四贤一不肖》诗的青年。他是福建人，比梅尧臣小十岁，比欧阳修小五岁，未及天命之年，此时还在兴致勃勃地当福州知府、研究茶叶和荔枝。“那个福建人寄茶来了吗”，居然成了两位困在京城大水里的老年京官最大的快乐。

蔡襄是欧阳修的洛阳挚友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他早年即以书法知名，后成为“宋四家”之一。蔡襄的绝笔之作是抄写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他平生不爱为人写碑文，晚年独将这部小书抄写刻石留给自家子孙，副本派人送给欧阳修，留给他的子孙。信使将书法送到欧阳修的亳州居所，还在返回福建的路上，又有人从福建送信来。这次是蔡襄的讣告。后来，欧阳修为《洛阳牡丹记》补写了跋尾：

使者未复于闽，而凶讣已至于亳矣，盖其绝笔于斯文也。於戏！君谟之笔既不可复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于是可不惜哉！[《牡丹记跋尾》，《欧阳修全集》，第1103页。]

为什么偏偏是这部书呢？大约因为洛阳牡丹是他们青春时代的见证。但我也想，这些一生追求有为，并全方面实现了有为的人，即将走入死亡之时，最挂念的事物却与他们一生的成果无关。那些未见其极盛全貌，即已不胜妍丽的奇异花朵，在他们之前即已存在，在他们之后也会继续绽放。人生的成败兴衰，在牡丹花面前终将混同湮没。

六十五岁，欧阳修在“七乞致仕”后，终于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退休，回到他惦念了几十年的乐土颍州（今安徽阜阳）[《与张职方三通》：“始知颍真乐土，益令人眷眷尔。”见《欧阳修全集》，第2409页。]。此时离他去世只剩一年时间。欧阳修本来与颍州无关，只是年轻时任颍州知府，喜爱颍州西湖的风景，便想终老此地。他与梅尧臣相约去颍州买地，晚年的书信中也数十次提到归颍。

在正式退休前几年，欧阳修曾过颍少留，写下这样一首诗：

十载荣华贪国宠，一生忧患损天真。

颍人莫怪归来晚，新向君前乞得身。[《再至汝阴三绝·其二》，《欧阳修全集》，第238页。]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欧阳修不再想克服他的天真了。中国文化常常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忧患不是没有坏处的，它会带来对生命冲动的压抑，在变得坚忍成熟的同时，失去天真的力量。现在欧阳修终于有机会来写那些诙谐有趣、奇思妙想的内容，来释放他性格中一开始就被所有人都看出来，而且他自己也试图更正的浪漫部分。

人生的最后一年，欧阳修在颍州完成了一批与前期词风格完全不同的佳作，包括著名的《六一诗话》和十首咏颍州西湖的《采桑子》。这组《采桑子》在叶嘉莹师的《北宋名家词选讲》中有精彩的讲解。这又是一个创作的高峰。他获得了一种解除压抑之后，完全解放了的创造力，可是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过尽韶华不可添。小楼红日下层檐。春睡觉来情绪恶，寂寞，杨花缭乱拂珠帘。[《定风波六首·其五》，《欧阳修全集》，第2038页。]

顾随先生注意到，欧阳修这首《定风波》带有“暮年看见死神影子”[《词之三宗》，《顾随全集》卷六，第51页。]的纯粹伤感。这首词无法准确系年，但我觉得它与系在北宋熙宁三四年间（1070—1071）的一首《嘲少年惜花》的思想及表述皆相近，可能是欧阳修退居颍州前后的作品。那红日的余晖一点点退下精美层檐的光景，是进入老年时“一刻比一刻离黑暗近，一刻比一刻离灭亡近”[《词之三宗》，《顾随全集》卷六，第51页。]的无奈和绝望。相比大部分文士理想的空落无成，欧阳修度过了令人羡慕的一生，但老年的虚无感依然如期到来。因为没有具体的人生遗憾，所以虚无感也变得无可归咎，反倒像濛濛杨花一样铺天盖地。无法标明的烦乱和寂寞，大概是他晚年最常有的感受。

此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在书信中，我们可以不断看到他向人陈述在街上买了假药，回去泡脚后脚不能动；身上有了“中寒”的症状，责怪自己太渴，喝了太多的水；为因无法克服的疲惫和懒惰而不能及时回信道歉。此时他已难以步行来享受颍州的山水，但仍不肯放弃热闹，让人将他置于西湖的游船中。这位文豪宰相就随着船的漂游，隔水看着往来的画舫、堤上的游人、出墙的秋千、归来的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