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很糟糕。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课上，用一整个学期来讲从东汉末年到唐末的文学史。这个学期的前一半我都很抱歉，因为没什么好事告诉学生。讲汉魏更替，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这是曹操的诗。讲魏晋更替，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传》，《晋书》，第1360页。]，这是《晋书·阮籍传》里的话。西晋的政权只持续了五十二年，权力轮替中充斥着篡逆和杀戮。永嘉之乱，匈奴攻破首都洛阳，屠杀百姓，占领中原。末代皇帝晋愍帝被匈奴掳走，被换上奴仆的衣服，伺候匈奴行酒，直至最后被杀害，终年十八岁。

晋元帝司马睿南渡长江，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许多士族放弃中原，跟随过江，史称“衣冠南渡”。西晋结束，东晋开始（317）。东晋建立后大约五十年，陶渊明出生。他活到三十多岁，正在“将以有为”[《原道》，[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页。]的年龄，历史轮回，新的一轮篡夺开始。元兴二年（403）桓玄废晋安帝，建立桓楚。元兴三年（404）桓玄被杀，刘裕挟持安帝复位为傀儡。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又杀晋安帝，立安帝幼弟为晋恭帝。永初元年（420），刘裕称帝，完成权力过渡，改国号为宋，永初二年（421），派人用一床被子闷死了晋恭帝。

这位桓玄，他的父亲是在北征途中，遇见早年所植柳树，感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言语第二》，[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5页。]的桓温。这位晋安帝，他的皇后王神爱是王羲之的孙女。《世说新语》中充满玄心、深情的世界至此已堕落为权力倾轧的无情丛林。在桓玄露出野心之前，陶渊明曾任其幕僚。过去认为陶渊明也曾任刘裕幕僚，后因不合意而辞去。但最近的研究认为渊明未曾入刘裕幕府，且晚年始终拒绝与刘裕合作。[《生平六考》，刘奕著：《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54页。]

刘裕小名寄奴。辛弃疾的词“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赞美的就是刘裕北伐洛阳，灭羌族政权后秦，把国家版图从长江以南推到黄河流域之事。按梁启超的说法，“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贱种，世世为中国患，而我与彼遇，劣败者九而优胜者不及一。其稍足为历史之光者，一曰赵武灵，二曰秦始皇，三曰汉武，四曰宋武（刘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启超著：《梁启超评历史人物合集·先秦卷：孔子传　老子传　管子传》，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页。]。以忠义的价值观来看，刘裕是叛臣。以统一的价值观来看，刘裕是英雄。但陶渊明关注的，却既不是耻事二姓的忠义价值[晋宋易代稍后，陶渊明写了一首名叫《述酒》的诗。这首诗因过于晦涩，在宋代之前都未能引起注意。宋代人认为这首诗用了“隐语庾词”的写法，用字谜式的语言转换指称，使其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讲酒的历史，而深层却是记载刘裕试图以毒酒鸩杀晋恭帝之事。宋代之后，学者常常举《述酒》和《拟古九首·其九》中“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的例子，证明陶渊明关心政治、眷怀故国，甚至耻事二君、忠义可表。如秦观说：“宋初受命，陶潜自以祖侃晋世宰辅，耻复屈身，投劾而归，躬耕于浔阳之野。其所著书，自义熙以前，题晋年号；永初以后，但称甲子而已。”见[宋]秦观撰：《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45页。]，也不是夷不乱华的华夏正统观。他关注的是天道有无的根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人该如何生活。

桓楚篡晋至刘宋篡晋，其间共十七年，贯穿陶渊明的中年。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陶渊明集校笺》，第120—121页。]

这首诗写在晋宋易代略前。司马迁作《伯夷列传》，写到伯夷和叔齐这两位呆瓜隐士“积仁行洁如此而饿死”的结局时十分激动。他对天道公正的信念动摇了，于是怀疑起《道德经》中“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列举历史中行事正义却遭灾祸的例子，质问上苍“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伯夷列传》：“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见[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5页。]

陶渊明也很认同这个提问。他在诗文中多次问询，但对答案将信将疑。在改朝换代的时刻，他倒向了冷酷的答案：“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天道是幽茫难求的，鬼神是荒诞不可信的。不要指望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什么更高的力量来主持正义。陶渊明以自己的经验证伪天道。他说自己自结发之时就施行善事，到了五十四岁仍在努力，但二十岁时前秦入侵，三十岁时丧妻，躬耕田园后又遇到东晋末年的蝗旱灾害，温饱都难以满足。除丧妻外，陶渊明所述之灾祸都是集体性的。那些提着浊醪慰问渊明的父老，难道不是善人吗？可灾祸何曾放过他们？因此这首诗并不是自怜身世，而是晋宋之交民间生活的史诗。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意思是整晚都在期待鸡鸣天曙，整日又在盼望太阳落山，日子再无乐趣，仅是挨过。顾随先生解释为“赶快活完了事”[《说陶诗》，顾随著：《顾随全集》卷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这是渊明的真实遭遇，也是晋末百姓普遍的遭遇，但渊明有办法，百姓没办法。渊明的办法是从社会现有的评价体系、给养机制中挣脱出来，把自己变成一个自发电、自循环装置，卓然独立于时代之上。渊明解决了自我怀疑的问题，像苏轼所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书李简夫诗集后》，[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8页。]。持续地自我驱动、自我给养依然是极为辛苦的。在他一生之总结的《自祭文》中，很有这一苦役终于要结束了的解脱之感：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自祭文》，《陶渊明集校笺》，第534页。]

渊明对自己的一生评价相当高：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

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

识运知命，畴能罔眷？

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陶渊明集校笺》，第534页。]

简单地说：“生命啊，我对你仁至义尽，现在我终于不要再对你负责了。”陶渊明负起的责任是什么呢？对于生命际遇的部分“天”“分”“运”“命”坦然接受，绝不讨价还价；对于自我态度的部分，竭尽辛苦，丝毫不肯偷懒。于是在活着的时候，内心常常能获得平静，在临死的时候，没有任何眷恋和遗憾。这个评价不涉及任何现实结果，而是完全聚焦于生命过程的。

其他诗人的生命解决方案，“建功立业”，“功成身退”，“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司马迁传》：“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见[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渊明毫不涉及。甚至连理想之空落无成，渊明也并不在意。渊明不靠神仙理想（阮籍）、不凭现世功业（曹操）、不待身后之名（曹丕）。在一个外部世界逐渐塌缩的时代里，渊明退居柴桑，缩小了自己的天地。但同时，他又对这有限的生活和心灵空间进行精细的耕作，在没有外在结果可以期待的情况下，依然找到让人生值得的办法。

渊明少时并不觉得没有外在结果可以期待。那时他的想法和任何有为青年没有什么不同。“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陶渊明本是士族子弟，江州高门。他少时也与司马迁一般，有过壮游的经历。虽然并未去过北方，诗中之张掖、幽州及四海都为虚指，但仗剑远游、荡平四海的愿望却很真切。这段经历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较早看清了世界的真相。

他并不像一般士族子弟，早早走上征辟出仕的道路，直到二十九岁，才因“亲老家贫”[《陶潜传》，《晋书》，第2461页。]起为州祭酒，但不久后便辞官。此后多年，他挣扎在仕与隐的冲突之中，多次出仕或入幕，也多次辞官或辞征辟。陶渊明的屡次出仕，虽然都有为家庭求生计的客观需要，但他对济世理想的不肯死心也是重要原因。多次出仕都没有获得任何大济苍生的机会，相反，现实的挫败使他了解，典籍中黄帝至唐尧的淳朴时代，或传说中上古君主东户季子时路不拾遗、人皆饱足的理想世界已不存在。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八十多天后即辞官，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仕，在《归去来兮辞》中，他与官场做了彻底的了断：

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陶渊明集校笺》，第453页。]

《陶渊明集》中“违己”凡两见。一处是《饮酒二十首·其九》中，父老劝他出仕，他说“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一处即《归去来兮辞》序。可见此时出仕在渊明眼中，已成为性命交关、我在它不在、它在我不在的事件。这固然与渊明在官场上所感受到的扭曲、不适有关，也与他目睹的那些适应者的结局有关。渊明任江州祭酒时，江州刺史为王凝之，即谢道韫的丈夫，“天壤王郎”典故中那个著名的蠢货。王凝之后因信五斗米教，在孙恩之乱中不设军防，踏星步斗，请鬼兵拒敌，而被一刀枭首。至渊明辞彭泽令时，王凝之、桓玄皆已死去。后十年，陶渊明曾任其参军的刘敬宣在晋宋易代之时，也被属下夺过佩刀刺死。渊明未必是恐惧像他们一样横死，而是不想卷入权力倾轧，失去精神的独立。

渊明把自己的精神品性看作第一重要的事，他要防止迷误的风险，最后也成功了。但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其一是躬耕的辛苦，渊明写得很多；其二就是人生天地的缩减，这写得不多。一般认为渊明退居田园，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不在意，因此身体上虽有辛劳，但精神上并不苦恼。事实上看渊明的《归鸟》即可知道，退居是他屡受挫折之后不得已的选择，最后虽找到了寄身之所，但最初理想的失去依然使他备感遗憾：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

远之八表，近憩云岑。

和风弗洽，翻翮求心。

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

虽不怀游，见林情依。

遇云颉颃，相鸣而归。

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翼翼归鸟，驯林徘徊。

岂思天路，欣及旧栖。

虽无昔侣，众声每谐。

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

游不旷林，宿则森标。

晨风清兴，好音时交。

矰缴奚施，已卷安劳。[《归鸟》，《陶渊明集校笺》，第71页。]

渊明能坦然地写丧失。他的很多诗可以被看作承认丧失之后的哀悼过程，帮助他进入新的人生阶段，如《拟古九首·其七》写青春的丧失，《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写家园的丧失，《拟挽歌辞三首》写肉体的丧失。《归鸟》则写了早期理想的丧失。它所哀悼的，是那个对世界有更积极看法的少年和他驰骛八表的好奇以及未经挫伤的闯劲。

《停云》《时运》《荣木》《归鸟》是陶渊明的四言诗中写得最好的四首。这四首诗都是联章复沓的形式，用形式相似的四节来重复地制造一种转折递进、层层深入的效果。古代的注解者常常会提醒读者注意，《停云》《时运》《荣木》三首都有“欣慨交心”[《时运》，《陶渊明集校笺》，第8页。]的特点。这是说那些诗歌具有透明的质地，流动着自由的情感，像夏日的“水晶天”，忽而在全然欢悦的背景上飘来一朵悲哀之云，忽而风流云散，露出澄明的天地。《归鸟》也是如此，但其中“欣”的部分较显，“慨”的部分较隐。

《归鸟》四章可以视为四次出游。

第一次出游时，“归鸟”带着激昂的心情，清晨即出发。此时它志向高远，想要飞到八方荒忽极远之地。哪怕中途栖息，都要选择云中高崖。如此山崖对一般世间生灵而言已高不可想，“归鸟”却深嫌其近。然而初游并不顺利，它遇到了恶风的阻碍，为了不被恶风裹挟，丧失初心，它就调转翅膀，归于旧林。在旧林之中，受挫返回的鸟们相顾鸣叫，互相抚慰，将影子藏在大树的清荫之下，获得征途中没有的安宁和庇护。

第二次出游，“归鸟”已不再有激昂的心情，亦没有远游的理想。它已有了关于凶险世界的经验，只是还难以遏制飞翔的渴望。相比于初次出游如箭离弦的“晨去于林”，这次它“载翔载飞”，飞行一段，滑翔一段，显得略有迟疑。此次的挫折是乌云阻挡前路。鸟儿上下翻飞，却不能突围，因此第二次出游亦告失败。“归鸟”再次返回，但对此返回，“归鸟”作了双方面的解释，一则远游之路确实千难万险，二则对旧林的怀恋确乎无法遏止。

第三次出游，“归鸟”不再渴念天路的旅程，只是在旧林周边徘徊。“虽无昔侣”过去的注解大都有些“同学少年多不贱”（《秋兴八首·其三》）的意思，意谓旧友皆汲汲仕进。但渊明虽绝意仕进，却从无讽刺他人仕进之例，此处不如就据字面意思理解为旧友皆已分散，是变节、夭折，还是极为勇毅刚强，已达八荒之表，这就不可知了。而如渊明一般的折返之归鸟，虽失去了远方，但在“山气日夕佳”（《饮酒二十首·其五》）中“好声相和”，却也获得了一份悠然。

第四次出游，“归鸟”的天地变得更小。此时的世界已不复它初出之时的春日景象，林中春夏之“清阴”已变为冬日之“寒条”。早年“远之八表”的理想已收缩为“游不旷林”，不再越出树林的边界，“近憩云岑”的风流也变成了“宿则森标”的保守，意谓只在树梢休息。在这样狭小的世界里确乎有来自自然和亲情的快乐，但那是纯粹的快乐吗？

《归鸟》四章一般认为写作于义熙二年（406）渊明辞彭泽令后。他的诗有很多是无法准确系年的。《归鸟》的系年是因为古人认为其意旨与《归园田居五首》类似，因此系在同一时间。但这一系年反过来又限制了对《归鸟》意旨的阐发。也许正是因为有《归园田居五首》先入之见的影响，所以古人读《归鸟》时，对其中和婉明丽的部分更为敏感，而对感慨沉痛的部分较少言及。

在我看来，《归鸟》首先是渊明一生沉痛的哀辞。将四章的第二句连看，“远之八表，近憩云岑”一变为“虽不怀游，见林情依”，二变为“岂思天路，欣及旧栖”，三变为“游不旷林，宿则森标”，记录的是理想热情屡屡受挫、人生天地步步紧缩的过程，是多次挣扎但无法突破，最后连挣扎的愿望都已失去的习得性无助。我想现代读者对此诗应有强烈的认同。中学生在高三的“喊楼”中吼出各种远大理想，但理想却在遭遇现实后逐一破灭。从壮志满怀到不肯死心；从屈从现实，放弃理想，到对现实也不复多求，仅求一枝之栖，大概是很多现代人有过的经验。因此，我怎么也无法把“游不旷林，宿则森标”当作一种逸然高蹈的人生成就，而忽略其中与理想世界割舍的痛苦。

不同的是，陶渊明遇到的挫折不是现代社会常见的激烈竞争，而是晋末政治中更凶险的迫害，必然面临精神腐败或肉体死亡。因此在《归鸟》的最后，陶渊明说：“矰缴奚施，已卷安劳。”“矰缴”指带着丝线的箭头。“卷”通“倦”。归鸟既已深为倦怠，自行放弃对外界的探索和介入，自然就不必劳烦那些具有虎狼之心的人带着武器来杀人灭口了。

《归鸟》中有很多过去诗歌的影子。第一章的“远之八表，近憩云岑”使人想起《庄子·逍遥游》中“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与《庄子·秋水》中“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鶵。一二章中所遇之阻碍“和风弗洽”“遇云颉颃”使人想起《离骚》中的“飘风屯其相离兮，率云霓而来御”，这是以飘风云霓为君子求索之敌的传统。末章中“矰缴奚施，已卷安劳”亦有所本，来自刘邦的《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庄子》《离骚》《鸿鹄歌》都充满了自由的渴望和搏击的力量，渊明却将这些象征反过来用，去坦白在成为归鸟的过程中失去的自然天性。

“远之八表，近憩云岑”的愿望已永远地不可实现。渊明承认其失败、恐惧。唯其真率，这首诗才具有了动人的基础。《归鸟》写出了人们在衰世中的普遍经验——不但已经拥有的事物和关系遭受毁坏，曾经饱满的可能性如今也不复存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能否将曾经投注于远方和高崖上的生命热情收回，而不让它们与那个正在沉沦的时代一起毁灭？渊明做到了。在他晚年的诗如《饮酒二十首·其五》中依然看得到元气淋漓的生命撑起一个深邃饱满的世界：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其五》，《陶渊明集校笺》，第258页。]

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阮籍的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晋步兵阮籍诗》，《诗品集注》，第123页。]似乎更适合这两句诗。千百年来，人们在津津乐道于“望南山”还是“见南山”更佳时，很少会想到，这首诗诞生在晋亡的前夜，而所形容之景象不过来自柴桑的方寸之地。究其原因，是渊明的精神气魄突破了时代氛围的限定。

从《饮酒二十首·其五》回看《归鸟》，会发现一些线索。在敛翅内转的过程中，渊明并不全是挫败与丧气，而是逐渐开启了新的精神境地。“旧林”与“众鸟”吸收了它从“八表”与“云岑”中撤回的热情，变得越来越迷人。这就是历代注解者所注意到的那部分。如钟惺所说：“有一种清和婉约之气在笔墨外，使人心平累消。”[《归鸟》，[明]钟惺、谭元春选评，张国光等点校：《诗归》，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2页。]当然，渊明晚年诗歌中那种“识运知命，畴能罔眷”（《自祭文》）的确定感还没有出现。也许《归鸟》的写作年代要比《归园田居五首》略前。

敛翅归来之后，渊明如何找到人生更有力的支撑，就要从《归园田居五首》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