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恩荣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明亮的夜晚》（叶蕾译，台海出版社，2023年）中有这样的场面，朝鲜战争时期，因为避难而无法正常上学的英玉为从早到晚踩缝纫机的明淑奶奶和从临时学校下课回来的喜子读书。三位女性人物读书的场面很短暂，却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英玉走到正在读书的喜子身旁闻书的气息，大声读出封面上的题目和作家姓名。喜子静静地注视着英玉的动作，请求英玉读给自己听。英玉正式开始朗读。后面的明淑奶奶也认真倾听，她说“继续读吧”，鼓励着英玉朗读。英玉用心朗读翻开的书页上密密麻麻的字，喜子专心致志地听，明淑奶奶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暂时离开缝纫机，聚精会神地倾听英玉讲给她们的故事。想象中这应该是个非常宁静的场面，然而她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泼，更充满活力地交谈。对于她们来说，一起读书的时间同时激活了知性和感性，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作为有生命的人的快乐。换而言之，她们体会到了不仅仅是“用头脑理解”世界，还有通过“激情和感觉理解”[出自韩版芮塔·菲尔斯基《女性主义之后的文学》（Literature after Feminism），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所，2010年，第91页，国内未引进。]的喜悦。明淑奶奶从她妈妈那里听来的“喜欢说话会变穷”的谚语也阻挡不了她们的快乐。她们通过读书知道，在自己所处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

《明亮的夜晚》中的人物没有固守着自己的生活，而是将视线投向更远处，也许正是基于此，才有了这样的读书行为。我们就从理解这点开始，讲述这部小说集的故事。

崔恩荣的小说向来以“擅长表现被认为是被动的行为所具有的活力”而著称。不仅如此，小说还通过展现具有坚硬倾向的柔软属性、隐藏着喜悦的深邃悲伤、盘踞在平静风景里的暴力、隐藏于个体背后的众人，冷静地诠释被认为截然相反的东西其实是多么相像，它们之间怎样互相支撑，多么密切地构建起世界。小说中处理“阅读”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崔恩荣的小说中，看似顺从于书籍的“读者”也会取出字里行间用“看不见的墨水”写成的——隐藏在“空白”里的——故事[出自韩版托妮·莫里森《看不见的墨水》（Te Source of Self-Regard），大海出版社，2021年，第19页，国内未引进。]，表现出同时书写这个故事和自身故事的主动性，就像怀揣充满喧嚣的沉默阅读小说的我们。

不能平等拥有学习写作的机会和在公开场合尽情发表意见的机会的人，作为读者具有什么意义？在大量讨论这个问题的研究当中，芮塔·菲尔斯基尤其关注“读者和作品之间产生的混乱而不可预测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协商”活动。根据其研究，女性通过读书将“批判和告白”相互映射、相互交织，成为对构成“美学体验”（长期以来因为“反知性感伤”或“情绪过剩”而成为批判对象）的“感性和快乐”进行“慎重探索”的一环。芮塔·菲尔斯基以被书中故事吸引，迎来悲剧结局的其他“包法利夫人”为例，指出此前在一定程度上被轻视的“女性读者”的“投入”和“等同看待”，以及充满“达成共识”的读书行为，反而是一个人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认同感的条件，同时也是“与受压迫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连接”的出发点。《明亮的夜晚》中的人物也是通过一起阅读的时间，从彼此身上发现了——在战争中更加被阻拦的——有生命者的自我活力，从故事这种具体形态感受留存世间的美，同时分享对世界的想法。崔恩荣笔下的女性通过“阅读行为”获得了一种视野，从社会结构层面理解那些容易被视为个人不幸的事件，以此培养不轻易背弃生活的力量。这点在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即使以最微弱的光》一篇中同样有所体现。

我们先来看小说集中的《分内之事》。小说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某大学校刊编辑部相遇的海珍和希荣，以及她们的前辈正允对彼此产生的影响，讲述了一直被称为“你”的海珍根据阅读内容逐渐寻找到自己观点的价值的过程。

二十岁出头的海珍获得了“读过之后就无法回到从前”的阅读体验，总共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通过正允的文章，文章清楚地将海珍所在学校的学生于1996年聚会期间对A女子大学的学生施加集体暴力事件命名为“霸凌”，并展开逻辑讨论（海珍读了这篇文章，产生了想把藏在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转换为语言，与某人产生连接的念头，这成为她申请加入校刊编辑部的契机）。第二次是通过希荣对发生在B大学的教授性侵事件进行分析的文章（希荣提出要以这个主题写作的时候，编辑部前辈容旭声称这个主题只是“堕落的个人伦理问题”“没有必要在应该解读时代潮流的版面探讨”，但是最终希荣针对这个问题写了文章，在持续十几个小时的“朗读草稿会议”上，让编辑室所有成员都专心致志地听自己的文章）。第三次是在希荣的提议下，海珍写的关于“被打死的女人的历史”和“为了活下去而杀死丈夫的女人们”的文章（海珍哭着写完这篇文章，在会上读自己的文章时也多次哽咽），以及希荣写的关于“必须杀死丈夫，妻子才能活下来的社会结构的残忍”的文章（海珍读了希荣的文章，“获得了力量”）。通过三次特别的阅读体验，海珍拓宽了对文字所能发挥的力量的理解。换句话说，海珍明白有的文章可以让人们直面特定事件，让人们把易被视作因为“倒霉”才遇到的事件当成需要社会解决，而且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所有人的问题来看。最重要的是以文章为媒介，可以到达“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们的心灵”。《分内之事》中的阅读场面描绘了一个站在读者立场的人去认识当今社会话语权不均这一现状的过程。同时表明了其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在决定接受自己的声音也很重要这一事实后，就必然会经历从“阅读者”到“写作者”的蜕变。海珍通过亲身体验、理解“看不见的墨水”刻下的世事，变成了拿出迥异于世界单方面要求的不同墨水的人。

海珍、正允和希荣为了面对坚持认为她们的声音不重要的世界，而与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刻在身体里的自我厌恶作斗争，所以对她们来说，激烈地追问“读什么，怎么读”就显得异常重要，甚至到了彼此伤害、引发矛盾的境地。

作为“读者／作者”的女性，有着根深蒂固的自我厌恶。女性如果仅从自己的观点讲故事，则被认为是“伤感”“逻辑矛盾”，这样的历史也很漫长。这个社会不仅批判那些认为必须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人表现出渴望他人帮助的懦弱，而且认为“对于他人的创伤感同身受”的能力和“对于理解造成创伤的原因的直觉”毫无意义。因此，试图仔细观察自己和他人如何建立关系的人们，反而像希荣那样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写文章，并为之痛苦。而且，《分内之事》将女性与自我厌恶作斗争的面貌叠加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从女性主义观点出发进行学生运动的人们的奋斗历程。他们试图抛开将崇高等级化的狭隘的知性语言，寻求其他用来表达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的语言，并且通过这种语言努力告知人们存在着值得守护到底的生活。《分内之事》的主人公通过认识形成自我的多身份，即使贬低自己，也要亲自发出某种声音，更不放弃反省自己的“分内之事”究竟是什么。对于她们而言，阅读经验就是政治行为，克服自我厌恶，同时用自己的声音告诉人们“言说／写作”至关重要。

尤其是希荣这个人物，她直接告诉我们阅读和写作不能仅仅停留在自我确认和自我满足。很多人坚信仅仅通过阅读和写作就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自己的分内之事，沉浸在自我正义的感觉里无法自拔，然而希荣的话紧紧抓住了已经成为记者的海珍，迫使她重新打量这样的群体。希荣告诉海珍，为了抵达真相，阅读和写作固然重要，然而如果不能时刻铭记抵达真相的过程本身并不容易，并将这个艰难的过程与生活建立起联系，那么由此产生的意义也会很容易挥发。如上所述，通过希荣的话，阅读和写作在能发挥政治性作用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扩张。阅读和写作者的分内之事不亚于让当今社会更好地听到原来不想听的声音，让人们走出只能通过个人力量发声的错觉，也告诉人们个人的声音里已经包含了无数人的声音，个体可以通过这样的联结存在。

正是通过希荣的态度，海珍反思自己踏着自我厌恶找到的声音里是否仍然充满了“自我”，是否自己过于草率地确信，是否在写着没有反省的文章。但是，海珍的声音里已经融入了希荣的生活，希荣也同样如此。这种对于生活交集的错觉让海珍具备了写作者应有的谦虚态度。

到了小说结尾，海珍已经展现出成熟的面貌，面对因自己和希荣的关系产生的悲伤，没有丝毫夸张地描写希荣的最后瞬间，这时我们终于知道，小说里的“你”不仅是海珍为了确保自身和反省的距离而对自己的称呼，更是通过“投入”“等同看待”“达成共识”，领悟到我也是他人、他人的生活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的“读者／作者”。当小说将海珍称呼为“你”的时候，或者走近各种讲述自己故事的人物的时候，作为读者的我们，才认识到支撑一个人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凭借这个故事，发现自己的故事，进而想起与这个故事相连的另外的人，因此，崔恩荣小说讲述的故事不能单纯地成为他人的故事。现在，我们将继续考察崔恩荣的世界里由“依赖和被依赖的辩证法”建立的“共鸣纽带”[出自徐英彩（音）《温柔而清澈的叙事力量》（순하고 맑은 서사의 힘），《祥子的微笑》（쇼코의 미소）解读，文学村，2016年，第278页，国内未引进。]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

迄今为止，崔恩荣的文字捕捉到了隐秘关系中发生的波动，然而我们不能将其缩小为个体之间的私密问题来考察。崔恩荣的作品不断指出：造成微妙波动的原因是社会条件和历史性、结构性问题的相互纠缠。这部小说集依旧延续了这个话题。崔恩荣在处理现实问题上依旧很勇敢。如果说崔恩荣笔下的人物有形成“共鸣纽带”的一面，那是因为他们提前判断当今时代过于琐碎，并且激烈地追问使之缩小的现实是什么，不断地探究现在需要的又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这个纽带。

《回信》以叙述人“我”在入狱之后给不能见面的外甥写信的形式构建全篇。作为姨妈的“我”和外甥“你”，以及“你”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姐姐“她”和“我”，为什么就变成了永远不能相见的关系？为了以“我”的声音做出解释，“我”的信便从回忆童年开始写起。我估计应该不会有读者读完《回信》而不感到痛苦的。“我”对四岁时就和自己分开的妈妈没有记忆，小时候跟着姑奶奶、姐姐和爸爸生活，目睹了姐姐遭受冷漠而粗暴的家长式作风的爸爸的暴力对待，后来跟学校老师建立不良关系，结婚之后继续被这位老师呼来喝去，嘴上却说着“没关系”。不料姐夫故伎重施，以前那样对待姐姐，现在又和自己的学生发生了可疑的关系……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感受到的羞耻、悲伤、无力感、愤怒等情绪就会原封不动地传达给我们。

更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从童年到青年时期遭遇的事情在现实中频繁（程度惊人）地发生。小说直面现实，描写了从未得到过妥善照料，却要遭受爸爸语言暴力的某个小女孩的痛苦，和她不相信自己的态度，揭示了忍受着成年男子的性剥削，却比起自己更加关心施暴者的某个女青年的处境，以及试图通过忍受丈夫的暴力来逃避现实的某个妻子的选择。

大量的痛苦场景当中，最不能不提及的是下面这个场面：“我”为了保护姐姐而暴力袭击了姐夫，因此而受到审判，然而姐姐当着“我”的面做了伪证，“那天丈夫没有打我”“她有暴力倾向”。“很多女性被告人，不去否认并非事实的不利证言，却自暴自弃地接受”，律师提到的情况在小说里直接出现，这里也逆向呈现了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姐姐被迫暴露于暴力之下的生活，以及姐姐无法逃离而无力地苦熬每一天的状况。小说里的女孩和老师发生关系，情况和高中时代的姐姐完全相似，当“我”揭穿这个事实的时候，女孩首先考虑的竟然不是自己，而是老师会不会难堪。此情此景和当初的姐姐也没有什么两样。对于姐姐的伪证和女孩的反应，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她们根据自己的决定权而做出的行为。但是，小说也质疑了这样的情况，即“借口女性个人原因”而将“责任”推给“处于结构性的脆弱之中，相对于另外的生活，更容易从外部冲击中受伤的‘不稳定’状态”的人们[出自闵家英（音）《新自由主义时代十代女性的自我保护和受害》（신자유주의 시대 10 대 여성의 자기 보호와 피해），金恩实（音）编，《有权进行更好的争论》（더나은 논쟁을 할 권리），人文主义，2018年，第119页，国内未引进。]。作者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立场，这些女性人物是出于什么原因做出那些行为的呢？在别人看来是朝着不保护自己的方向做出的决定，人们不考虑她们周围的环境而随意将她们的举动定义为“个人情况”。

《回信》没有将“我”和姐姐疏远的情况局限于两人之间的事，而是转向和姐姐处境相同的女性都有可能经历的事，以及社会放弃结构性脆弱问题时可能发生的悲剧。例如，如果姐姐没有在高中时代和学校老师发生关系，如果没有过早结婚，如果不是苟且偷生，如果不做伪证，如果在姑奶奶的葬礼上跟“我”说句话……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然而悲剧在于姐妹两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期待。小说没有否认这点，而是通过思考如何接受这样的生活、人物之间如何理解彼此的生活，从而确保故事不会远离世界的关注。为了对外甥起到“姨妈”而不是“类似父母”的作用，为了即使回去也只能做出同样的选择，却不以单纯的毁灭来结束，为了在努力理解注定的生活的过程中达到最终的和解，最后也为了说明无论自己所处的环境如何，我们也可以通过主体性的行动来决定如何创造世界，因此这篇小说只能采用写信的形式。

这也是《回信》不能仅仅被看作痛苦的小说的理由。也许我们可以将小说理解为妹妹的故事，而妹妹很晚才明白，根本没什么力量的幼小的姐姐努力保护自己的那段时光里充满了多大的爱，而且这份爱能让人变得多么强大。或者也可以将其看作“即便如此”之后的故事，即使现实世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要传达出祝福的心意，希望姐姐以及与姐姐处境相似的人们永远安全，能够享受应有的幸福。

小说认为，并非只有忍耐坚持的方式，或者通过这样做来惩罚容忍不合理状况的自己的方式，才是我们在暴力世界活下去的全部选择。我们也有不忍耐的方式。决定不再忍受暴力的人懂得照顾和自己不同的他人，也愿意尽职尽责地照顾身边的人们，并且尽力去尊重与自己的生活观念有异的人们的生活。

写信是为了向外甥传达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联系这点来思考作者取名为“回信”的理由。小说自始至终清空了外甥的位置，似乎是为了留出位置，便于我们听见继续生长于暴力世界的人们的回应，于是取名为“回信”而不是“信”。也许小说希望以“回信”的方式展现出曾经以泪洗面的姐姐最后的样子，姐姐给予妹妹的爱早已化作某种力量，而这封信正是妹妹承担起传递这份力量的责任的记录，因为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而写的信，所以必须写下“回信”这个题目。这是转达给姐姐的回信，努力获得下一代回信时发生的事。这就像是为了回应值得依赖、值得信任的人曾经传递的爱，“我”也要成为能够提供值得依赖、值得信任的照顾的人。《回信》要表达的是，相互依靠、相互依存中形成的纽带和爱，不能因为各自的缺乏而被要求，而是通过可以相互依靠、相互依存的力量去实现。

《播种》和《写给姨妈》同样告诉我们，懂得回应彼此心灵的力量和懂得相互依存的力量能够延续“共鸣纽带”和“爱”。根据这两篇作品，一个人堂堂正正地过着独立的生活，不仅意味着他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也意味着他会因他人的照顾而获取力量。

《播种》以“她”的视角讲述了代替去世的妈妈照顾自己的哥哥，哥哥在世时“她”并未察觉，直到哥哥去世之后才逐渐领悟了哥哥的爱。小说记录了这个过程。直到小说结尾她才真正理解，尽管不能让哥哥复活，然而和哥哥共同度过的时光将存在心底，永远不会消失，并且陪伴自己和女儿苏莉继续活下去。最重要的是，这份理解会通过苏莉来实现。这点更为特别。苏莉表示想要辍学后，她追随苏莉的内心，终于知道了哥哥表达爱的方式和照顾行为的可贵。

妈妈离婚后，舅舅和她们一起生活，带她们耕种宅旁地，苏莉的心灵得到了抚慰，然而舅舅的去世又让她经历了巨大的失落。从苏莉的立场来看，这部小说也讲述了她承受不幸的过程。苏莉没有忘记舅舅关于“随便”不能作为答案的教导，逐渐成长为可以清晰表达自己愿望的人。另外，通过与舅舅共处的时光，苏莉也学习到这样的事实：如果细心地栽培种子，那就会长出拥抱大世界的生命。苏莉试着将这个道理应用于自己的生活。苏莉之所以能够坚强地打理自己的生活，正是因为那段时间舅舅的教诲。为了重生为自由的个体，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必须摒弃“依赖性”，然而通过苏莉的方式，这种“依赖性”会成为改变自己生活的力量。

《写给姨妈》的主人公想起曾经照顾妈妈和自己的姨妈，通过回顾姨妈留给自己的痕迹，叙事人希珍逐渐理解了自己从姨妈那里得到的东西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广更深。希珍成为飞行员后，经常在想象中收集最美的天空给姨妈看，仿佛对此做出回应似的，姨妈对希珍说“回去吧，好好活给我看”。这个最后的场面似乎在说，当彼此依靠的时候，生活就会继续下去。姨妈的照顾相当于拯救了一个人并让其生活得以继续，而希珍接纳了姨妈带来的变化，从而可以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在照护劳动[广义上指人类孕育生命，维持生活，照顾幼儿、病人和残障人士，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劳动。]评价贬值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些行为也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的懦弱和脆弱等。现代体制认为，个体要想独立存在，就必须消除懦弱和脆弱等依赖他人的倾向，个体自由要通过自己能够独立的坚强毅力来争取。在《写给姨妈》中，希珍爸爸对待姨妈的态度总是带着淡淡的轻视；《消失的，永不消失的》中的基男从九岁开始就干起了厨娘的活儿，而家人们从不掩饰对她的轻蔑，这种情况发生于帮助别人的行为和回报照顾的行为都被看作不够独立的时候。这让我们想起了拯救很多人的照护劳动反而得不到应有待遇的现实。基男去生活在香港的女儿宥景家做客，看着在宥景家做帮佣的珍妮，自然回想起自己的厨娘时光。《消失的，永不消失的》清晰地展现了不分国家，继续向阶层转嫁，结构本身已经性别化的照护劳动的现场。看到珍妮周末不在家，基男好奇地问她去了哪儿，宥景冷漠地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应该有地方住吧”。这个情节让我想起在现实中香港随处可见的移居女性，因为周末无处可去，只能聚集在桥底打发时间。

但是，世界上并不存在没有别人的照顾也能活下去的人。人类从出生到死亡都需要别人，同时也要充当别人需要的角色。照顾，既是让人认识到这点的活动，实际上也是让人活得像人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播种》《写给姨妈》《消失的，永不消失的》可以被解读为“照顾三部曲”，它们讲述的是，一个人照顾某个独自留下的人，最后和接受照顾的人相互依靠和相互支撑，摸索一起活下去的路，最终抵达了爱的终点。他们表明，即使没有在法律上受到原生家庭的束缚，也可以构建充满活力的共同体。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妨碍独立的生活，而且还能让每个人活得更加充实。没有人不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崔恩荣的小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打开了思考照顾的大门，认为照顾既是相互依存者的共同责任，也是普遍性的人权。

我们不会感觉到崔恩荣笔下的人物特别渺小和软弱，相反，崔恩荣的小说善于机敏地捕捉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渺小而软弱的一面。正因为变得渺小而软弱，我们才会受到相关联的他人的影响，从而鼓起勇气去改变自己。崔恩荣作品中的叙事人，几乎没有哪个人物到了结尾还没有改变。这些人物不是在重申自己作为弱者的地位，而是通过毫不迟疑的反省来找回自己的位置。崔恩荣写的是恢复的故事，所用方式就是在充满骚动的沉默中寻找每个存在所具有的声音的色彩。很多人都是怀着看不见的墨水写下的世间万事而生活的，崔恩荣向这些人吹送气息，难道不正是在记录他们不能抵达阅读者耳朵的话语吗？难道不也是和阅读小说的人们一起，用另外的墨水书写这个世界吗？

最后，我想谈谈《一年》和《即使以最微弱的光》。在这两篇小说中，前后辈女性人物通过彼此之间真诚的对话，成为了各自努力写出更好故事的人，她们不止步于给定的现实，而是走得更远。与其累赘地解释，不如一起读读两篇小说中难忘的场面。

首先来读《一年》中多希最后一次上班的日子，“她”开车送多希的路上两人对话的场面。

今天毕竟有可能是最后一天，我的车友。多希说。

是的。

前辈。

嗯。

我们真的很有共同语言。

她点了点头。

我知道前辈很爱惜我，我从来没有给过前辈什么。

多希你……她犹豫着选择该说的话。

我……自从喜欢你之后，渐渐地对别人也有了点儿喜欢。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

如果人们不是各自念着独白，而是进行像模像样的对话，那会发生什么事？从对方身上发现迄今为止全然不知的面貌，也会了解到很多不可想象的事情。正如小说中的“她”想的那样，这可能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寄希望于对方的事情有可能越来越多。

“她”和多希也知道这点。即使知道，她们也还是决定继续对话。独自珍藏的光芒显露出来，不仅让彼此觉得耀眼，有时也会造成伤害。因为只有在她们互相分享的对话里才有“袒露自己真实面貌的真心”。也许正是这个缘故，第一节提到的“喜欢说话会变穷”才会脍炙人口。如果经常通过说话展现自己的样子，那就意味着从某个瞬间开始将无法再通过说话这样的方式来获得满足。但是通过在车里的最后一次对话，多希和“她”发现，根据对方的反应做出回答的人并不会觉得空虚，互相交出耳朵和嘴巴的时间也不会消失，而是留在各自的心里，转化为另一种力量。

接下来再读《即使以最微弱的光》中的场面：作为老师的“她”和熙媛分享龙山惨案发生当天各自做了什么。

她和我的对话过渡到那天早晨我们做了什么。我说因为前一天喝了酒，早晨一直躺着睡觉。她说自己在写小论文。我们很长时间都没再说什么。她转移话题，询问我可能知道的地方。我回答去过，或者还没去过。我猜她仍在回想那天的事。尽管她极力表现得明朗，声音却很低沉，明明在笑，看起来却又不像是笑。我看着她的脸，充分理解了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只是坐在书桌前写论文也足以让人心灵受伤……

地铁正在穿过汉江。黑色的天空和黑色的江水成为背景，车窗映出我们的面孔。高个子、大骨架的我，紧贴着矮我一头、相对瘦小的她。那么瘦小、那么纤弱的人，在那时的我看来却比任何人都要强大。我也想像她那样。我想成为像她那样强大的人。我转头看她。看见她背着单肩包，凝视窗外的样子，我莫名地感到悲伤和思念。

作为互相阅读的人和各自写文章的人，她和熙媛激烈地追问“读／写什么和怎么读／写”，努力远离那种相信仅凭阅读和写作就能尽到自己责任的欺骗行为。2009年，政府的过度镇压导致正在示威的国民失去了生命，也许这样的她们谈论龙山惨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她们没有对惨案做出判断，而是说那天事件发生的时候自己在做什么。她们意识到自己发出的声音里不能仅仅充满“自己”，自己的声音要存在，还要包含进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的声音。她好像要以含着“悲伤和思念的心”告诉熙媛，不背弃活在惨案发生时代的人们的责任，是阅读和写作者的分内之事。这颗心里包含着“早已离开世界的人们”的“脑海里描绘的世界”留下的“被光照亮的东西”。当熙媛追随内心的光芒，说出“我也是，只想继续走下去罢了”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就知道了，继续走下去的心，也可能延续为从那里开始用另外的墨水书写世界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