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面介绍过的、从贝尔加德到博凯尔的大路上的那一幕发生后的次日，一个三十一二岁的男人，身穿淡蓝色礼服，紫花布裤，白背心，举止和口音都是英国味的，来见马赛市长。

“先生，”他对市长说，“我是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首席代表，十年来，我们与马赛的莫雷尔父子公司有业务关系。我们在这些业务交往中投入了将近十万法郎，现在听说这家公司有可能破产，我们有点不放心，这次我专程从罗马赶来，想向您打听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

“先生，”市长回答道，“我确实得知，最近四五年来，莫雷尔先生似乎厄运不断，他先后损失了四五艘船，遭受到三四次商行破产的打击。虽说我本人也是他的债权人，有一万多法郎在他那儿，但我无法就他的财产状况向您提供任何情况。倘若您把我当成市长问我对莫雷尔先生有何想法的话，那么我回答您，他是一个极守信用的人，直到现在，他准确无误地履行了所有的契约。我所能说的，全在于此了，先生；倘若您想知道更多的情况，请向诺埃伊街十五号的监狱巡视员德·博维尔先生去了解，我想，他有二十万法郎在莫雷尔公司，因为这笔款子比我的多得多，所以假如真的有什么可担心的话，关于这一点，也许他能向您提供比我更多的情况。”

英国人似乎很欣赏这个得体而又委婉的托辞，向他躬身致意，走了出去，用大不列颠子民特有的步伐，向刚才说到的那条街走去。

德·博维尔先生在他的书房里。英国人一看见他，有一个吃惊的动作，这似乎表明他所要拜访的这个人，他并不是首次见面。德·博维尔先生呢，他因为心情过于沮丧，所以显然满脑子光顾着在想眼下发生的事情，无暇让自己的记忆和想象追溯到过去了。

英国人以他的民族特有的冷峻态度，几乎用相同的措词，向他提出他刚刚向马赛市长提出过的相同问题。

“啊！先生，”德·博维尔先生大声说道，“不幸的是您的担忧很有根据，您说的那个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有二十万法郎放在莫雷尔公司，这笔钱是我的女儿的陪嫁，我打算让她再过半个月完婚的；这二十万法郎都是到期付款的，十万在本月的十五日，十万在下个月的十五日。我已通知莫雷尔先生，希望这笔款子能按时付清，可是先生，他在半小时前刚刚来过，告诉我说，如果他的法老号在十五日之前不能返航，他就无力偿还这笔钱款。”

“不过，”英国人说，“这很像是一种希望缓付的说法。”

“还不如说，先生，这像是宣布破产吧！”德·博维尔先生绝望地说道。

英国人看上去思索了片刻，接着说道：

“这么说来，先生，这笔债务让您很担心啰？”

“还不如说我认为这笔钱已经完蛋了。”

“那好！我呀，我把您的债权买下来。”

“您？”

“是的，我。”

“那想必是低价收进啰？”

“不，照二十万法郎原价，”英国人笑着补充道，“我们的公司不做这种事。”

“那么以什么方式结账？”

“现金。”

说着，英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银行钞票，看来有德·博维尔先生担心损失的钱款的一倍。

一种欣喜的表情掠过德·博维尔先生的脸，不过他尽力克制住了自己，说：

“先生，我应该提醒您，照目前情况来看，您至多只能收回全部钱款的百分之六。”

“这与我无关，”英国人答道，“这是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事，我受命于这家公司行事。也许他们是想加速让竞争的公司破产。不过我所知道的，先生，就是我准备用现金支付您这笔款子，只是请您转个账；我只要求有权拿一点佣金就行了。”

“哪里的话，先生，这完全是应该的！”德·博维尔先生大声说道，“通常佣金是一厘半，您要二厘吗？您要三厘吗？五厘？还是更多一些？请说吧！”

“先生，”英国人笑着接口说道，“我如同我们的公司一样，不做这样的事；不，我要的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佣金。”

“请说吧，先生，我听着呢。”

“您是监狱巡视员？”

“干了不止十四年了。”

“您掌管着犯人进出狱的档案材料？”

“当然。”

“在这些材料里应该附有与犯人有关的记录啰？”

“每个犯人都有各自的记录。”

“那好，先生，我在罗马是由一位可怜的怪神甫培养成长的，他突然失踪了。我后来知道他被囚禁在伊夫堡，我想知道有关他死时的详情。”

“他叫什么名字？”

“法里亚神甫。”

“啊！他我记得挺清楚！”德·博维尔先生大声说道，“他发疯了。”

“别人都这么说。”

“哦！他肯定是发疯。”

“有可能；他发疯的症状是什么？”

“他声称知道某处埋有巨大的宝藏，倘若他能获得自由，他愿向政府捐献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

“可怜的人！他死了吗？”

“是的，先生，差不多五六个月之前，就在二月份吧。”

“您的记忆力真强，先生，居然能把日期都记住了。”

“我记得这个日期是因为可怜虫死时还带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情。”

“我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吗？”英国人带着一种好奇的表情问道，倘若有一个目光敏锐的观察者在场，很可能会由于在他的冷峻的脸上发现这个表情而感到吃惊的。

“啊！我的天主！是的，先生；神甫的地牢离一个原先的波拿巴分子眼线的地牢有将近四十五到五十尺远，那人对一八一五年篡权者的复位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危险分子。”

“真的吗？”英国人问道。

“是的，”德·博维尔先生答道，“我在一八一六或是一八一七年曾经亲自见过他一次，我们带了一队士兵下到他的地牢里，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那张脸。”

英国人脸上露出了一丝令人难以觉察的微笑。

“您说，先生，”他接着说道，“这两间地牢……”

“相距有五十尺，不过，似乎这个爱德蒙·唐泰斯……”

“这个危险分子名叫……”

“爱德蒙·唐泰斯。是的，先生，似乎这个爱德蒙·唐泰斯弄到了工具，或是自己制造了工具，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连通这两个犯人牢房的地道。”

“挖掘这个地道无疑是想逃跑啰？”

“一点不错；不过那两个犯人运气不好，法里亚神甫得了蜡屈症，死掉了。”

“我明白了；这样他们的逃跑计划就只能中止了。”

“对死者是这样的，”德·博维尔先生答道，“但对生者却不是的；相反，这个唐泰斯借此找到一个办法跑得更快了；他大概以为在伊夫堡死去的犯人会被埋葬到通常的坟场去，于是他把死者搬到自己的房间，自己取而代之，藏在收尸袋里，自己缝好，再等待下葬的时机。”

“这个办法很大胆，说明他有点儿胆量，”英国人接着说道。

“哦！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先生，这个人相当危险；幸好结果是他自己让政府不用再为他操心了。”

“怎么回事？”

“怎么？您不明白吗？”

“不。”

“伊夫堡是没有坟场的；犯人一死，就在他们的脚上绑上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扔进海里了事。”

“那又怎么样？”英国人说道，仿佛他听不明白似的。

“怎么样！他们在他的脚上绑上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然后把他扔进大海里去了。”

“真的吗？”英国人大声问道。

“是的，先生，”巡视员继续说道，“您知道，当逃跑者感到自己从岩石上往下坠落时，他会被吓成什么样子。我真想在那一刻看一看他那张脸。”

“这可不容易。”

“没关系！”德·博维尔说道，他已确信能收回二十万法郎了，所以显得和颜悦色的，“没关系！我想象得出来。”

说着，他放声大笑起来。

“我也想象得出，”英国人说道。

他也笑了起来，不过，如同一般英国人那样，笑得很勉强。

“这么说，”英国人继续说道，他首先敛住了笑容，“这么说，逃跑者淹死了？”

“千真万确。”

“这样，典狱长一下子就除掉了一个狂人和一个疯子？”

“完全正确。”

“可是，对这件事总得要写一份材料吧？”英国人问道。

“是的，是的，死亡证明。您知道，唐泰斯如果还有家属的话，他们会打听他究竟是活是死的。”

“所以现在，他们如果能从他那里继承遗产的话，尽可以安心了。他死了，死定了？”

“啊！我的天主，是死定了。假如他们需要，我们可以给他们出具证明。”

“这事我明白了，”英国人说道，“我们还是回头谈谈档案吧。”

“对了。那件事使我们扯远了。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说那件事情？没什么，我觉得听听也很有趣。”

“确实很有趣。现在，先生，您想看看跟那个可怜的神甫有关的全部材料吗？他倒是挺温和的。”

“我很乐意。”

“请到里间来，我这就拿给您看。”

于是两个人走了进去。

果然，那里的一切材料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本登记簿都编上号码，每一个卷宗都占据一格。巡视员请英国人坐在自己的安乐椅里，再把有关伊夫堡的登记簿和卷宗放在他面前，让他随意翻阅，而他本人则拣了一个角落坐下，读起报纸来。

英国人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有关法里亚神甫的卷宗；不过，德·博维尔先生向他叙述的那个故事看来似乎也使他非常感兴趣，因为他看了头几页之后，又继续翻阅下去，一直找到爱德蒙·唐泰斯的有关资料才住手。在里面，他发现材料一件都没少：告发信、审讯记录、莫雷尔的请愿书、德·维尔福先生的批示。他悄悄地把告发信折拢，放进口袋里，接着再读审讯记录，看见上面并未提到诺瓦蒂埃的名字，又浏览了一下标有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的请愿书，由于当时拿破仑尚在掌权，所以莫雷尔根据代理检察官的建议，出于好意在请愿书里夸大了唐泰斯对帝国事业的贡献，而维尔福的旁证文字又使他的贡献成了不容置疑的了。至此，他一切都明白了。这份由维尔福保管着的致拿破仑的请愿书，在第二次王朝复辟时成了检察官手中一件可怕的武器。他在翻阅档案时，看到在他的姓名名目下有加上括号的注脚，也就不再奇怪了：

在这几行字下面，有一行用另一种笔迹写的字：

不过，他在比较了加括号的注脚的笔迹与莫雷尔请愿书下面的旁证文字的笔迹之后，便确信加括号的注脚与旁证文字笔迹相同，也就是说都出自维尔福的手笔。

至于注脚下面的一行字，英国人也明白了，它大概是由某个巡视员写的，那人曾对唐泰斯的处境一时发生兴趣，但上面的注脚使他的这种兴趣无法再深入下去。

我们已经说过，巡视员出于谨慎，加之为了不影响法里亚神甫的学生查找资料，离他远远的，在读他的那份《白旗》报。

因此他没有看见英国人折起那封告发信放在口袋里，这封告密信就是唐格拉尔在雷瑟夫酒店的凉棚下写的，盖着马赛邮局二月二十七日的邮戳，是当晚六时取出的。

不过，也应该附带说一句，由于巡视员对这张纸不太重视，而又过于看重他那二十万法郎，因而即便他看见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哪怕再不规矩，也不会提出异议的。

“谢谢，”英国人重重地合上档案后说，“我找到我需要的东西了；现在，该轮到我来履行诺言了，您只需给我一张债权转让证书，在上面确认收到现款，我就可付钱给您了。”

说完，他把他在办公桌前的位子让给德·博维尔先生，后者毫不谦让地坐上去，匆匆忙忙地按要求拟定转让证书，而那个英国人则在档案柜上点数现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