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信府的位置，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上饶一带。

北宋年间，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神童热”。为了让自家孩子成为卓越的背书家，以通过朝廷的“神童科”考试，当地百姓一度疯狂至“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叶梦得：《避暑录话》，转引自诸葛忆兵编著：《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北宋卷》下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793页。叶梦得所言是北宋饶州，与明代广信府的地理位置略有差异。不过，当时的“神童热”之风感染了整个江西，明代广信府所属区域也不例外。]的地步——小儿长到五六岁时便请来教师传授五经。为了让孩子心无旁骛全力背书，会将其装进竹篮高高挂到树上。

由此可见，进入体制做官，对北宋百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然而，到了明朝洪武时代，广信府的贵溪县却出现了读书人自断左手大拇指、自绝仕途的极端事件。据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三编》第十条披露，自断手指者是“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目的是成为丧失做官资格的残疾人。朱元璋知晓此事后大怒，将夏伯启叔侄抓捕到京城亲自讯问。

朱元璋先问夏伯启：“之前躲避战乱时，你居住在哪里？”夏伯启回答：“红寇（据朱元璋的单方面叙述，夏伯启用了这个词）作乱时，我躲在福建江西的交界之处。”朱元璋再问：“有没有带上家小？”夏伯启回答“奉父行”，也就是带上了老父亲。得到这个回答后，朱元璋开始教训夏伯启：

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命在君。虽父母之命，非君亦不能自生，况常云人有再生父母。……今尔不能效伯夷、叔齐，去指以食粟，教学以为生，恬然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尔身将何怙恃？[《御制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洪武御制全书》，第898页。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所整理校对的文字，与前书略有不同，本文采用后者。]

大意是：你的爹妈只能赋予你身体，你能够保命活到今天，全是君王的功劳。即便是你的爹妈，没有了君王的保护也不能自行生存。君王可谓是你的再生父母。你剁了手指不肯为朕所用，又不能效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直接饿死，而是以教学为生，过着不必担忧凌暴、不必担忧抢掠的好日子。你自己说说，你依靠的是谁？

夏伯启“俯首默然”，低头不说话。

朱元璋继续教训他：“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你能过上这种好日子，靠的全是君王，也就是我。你知道奉养爹妈，对待再生父母般的我，竟然宁愿把手指给剁了也不愿为我所用。你应被砍头、抄家，以免那些狂妄愚蠢之徒效仿。

“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命在君。虽父母之命，非君亦不能自生，况常云人有再生父母”一句，正是朱元璋在《大诰》里全力向明帝国官民灌输的“大孝”理念的核心内容。《御制大诰续编》的第七条里，朱元璋便问过那些由地方官府和民间耆老们推荐上来的孝廉：“你们觉得什么是孝？”孝廉们回答说：“孝就是早晚向父母问安，为父母提供饮食，不敢违抗他们的言语。”朱元璋问：“就这些？”孝廉们回答：“是，就这些。”朱元璋遂发出极其失望的感叹：

呜呼愚哉！[《御制大诰续编·明孝第七》，《洪武御制全书》，第797页。]

接下来，他便大讲特讲，向这些孝廉们普及了一通何谓“真孝”。他说，冬天要让父母感到温暖，夏天要让父母感到凉爽，早上起来要问父母昨晚睡得好不好，晚上要等父母睡了才能回房，这样才是孝；父母的命令如果是好的，赶紧去做，不要拖延，如果与礼法有违，就哀告再三，竭力劝阻，这样才是孝。但最重要的，是必须“事君以忠”，对皇帝“知无不言，心无奸邪”，因为这是比其他孝更重要的“大孝”。[《御制大诰续编·明孝第七》，《洪武御制全书》，第798页。]

《御制大诰三编》第二条里，朱元璋又说，真正的孝是“推父母之慈情，立志于禄位，显扬祖宗，丰奉父母”[《御制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第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69页。]——将父母的养育之恩化为立志报效君王获取俸禄地位的动力，进而光宗耀祖，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简言之便是忠孝一体，不忠君者便不会是真孝之人；没有君王（朱元璋）便没有大明百姓；无条件忠于君王（朱元璋），是大明百姓应该奉行的终极“孝道”。

朱元璋撰写过一篇《严光论》，也可以视为他倡导“大孝”并杀害夏伯启叔侄的一个注解。

严光是东汉初年的著名隐士，年轻时与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刘秀得了天下之后，征召严光入朝做官，但严光无意官爵禄位，更愿以垂钓山水来娱乐此生。在传统语境里，严光始终是一个值得钦敬的形象。但朱元璋不这么看，他在《严光论》里说（这是篇逻辑混乱的奇文，有必要做较大篇幅的引用，以免割裂文意）：

昔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生民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乃栖岩滨水以为自乐。吁！当时举者果何人欤？以斯人闻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为奇哉，在朕则不然。且名爵者，民之宝器，国之赏罚，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杰者是也。《礼记》曰：君命赐，则拜而受之。其云古矣。聘士于朝，加以显爵，拒而弗受，何其侮哉！朕观此等之徒，受君恩罔知所报，禀天地而生，颇钟灵秀，故不济人利物。愚者虽不知斯人之奸诡，其如鬼神何？且彼乐钓于水际，将以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之旷漠，何如是耶？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今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假使当时聘于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终无人用，天子才踈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乐钓欤？优游欤？[朱元璋：《严光论》，《洪武御制全书》，第274—275页。]

大意是：汉代那个严光，正逢国家凋敝、民生艰难的时候，人才寡少，做皇帝的忧心天下百姓，礼贤之心迫切，所以才去征召他。没想到，朝廷厚礼征召，他却不识时务，飘然而去，在水边垂钓为乐。天啊！当时举荐严光的人究竟是谁？把这家伙举荐上去，他居然不肯出来做官跑掉了，古今之人还以之为美谈。朕决不能认同这种做派。名爵是国家重器。朝廷聘请人才，授给他显赫的爵位，他却拒绝接受，这对朝廷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侮辱！在朕看来，这些家伙，蒙受君恩却不思报答，反自得其乐在水边垂钓，可谓忘恩负义罪大恶极。试想，如果没有君王如旷漠般广阔的恩典，他们怎么可能享受到这一切？他们之所以可以在水边悠然垂钓，全是蒙受了君王的恩惠。假使光武帝没有平定赤眉、王郎、刘盆子这些割据势力，天下继续大乱，严光之流要上哪里去垂钓？

朱元璋最后的结论是：“朕观当时之罪人，罪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正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严光、周党（也是光武帝时代的隐士）这些人，才是当时最大的罪人。忘恩负义，受了君王的恩惠却不思回报，实在太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