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洪武六年（1373）时，曾有百姓为病重的祖母出远门求医，却因来不及向官府申请路引而被捕。该百姓的遭遇被记录下来纯属意外。如果朱元璋没有关注到此案，没有以其情可悯为由下旨释放该百姓，此案便不具备凸显朱元璋施政之仁的作用，便不会被官修史书的编纂者们收录到《明太祖实录》当中。路引制度对该底层百姓造成的伤害，便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踪迹——该百姓虽然很幸运地被释放了，但时间必然已耽搁甚多，他的紧急求医行动实际上已经失败。

《御制大诰续编》里，朱元璋于不经意间，还亲自提供了另外两则“路引制度害民”的例证。

一则见于《御制大诰续编》第二十二条。朱元璋说：

上海县粮长瞿仲亮，被纳户宋官二连名状告，科敛太重，纳粮既毕，拘收纳户各人路引，刁蹬不放回家为农，致令告发，差人拿至。[《御制大诰续编·粮长瞿仲亮害民第二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07页。]

“瞿仲亮案”的是非，这里不做讨论。瞿扣押纳粮户的路引，便能让他们无法回乡务农，可见洪武时代的百姓若缺失了路引，确实是寸步难行。小粮长可以扣押纳粮户的路引，正规官府当然更可以在路引问题上（事前申请与事后核销）对小民进行各种刁难。

另一则见于《御制大诰续编》第三十八条。朱元璋说：

兵马指挥赵兴胜系是国初旧根刻期人数，年深命为瓜州巡检。……后升为南城兵马指挥，警巡坊厢一切非为之人。……又路引之弊赃多。凡出军民引一张，重者一锭，中者四贯，下者三贯，并无一贯两贯引一张者。其引纸皆系给引之人自备，兴胜却乃具文关支官纸，三年间一十五万有奇。已往之年不追，止追十八年半年纸札，其钞已盈万计。[《御制大诰续编·匿奸卖引第三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817—818页。]

这段资料显示，在洪武时代，路引的申请并非免费，而是要交钱的。这笔路引费不是小数目，最高是一张路引五贯（明代一锭等于五贯，按法定换算价格，一贯大明宝钞等于一千文铜钱或一两银子），其次四贯，最少是三贯。可惜朱元璋没有讲决定路引费高低的标准是什么，或许与士农工商的职业有关，也可能与携带商品的价值总量有关。不管是什么标准，这笔路引费皆非普通百姓所能负担——洪武九年（1376）时，一贯大明宝钞或一两银子可折米一石，也就是等于约一百六十斤左右的大米[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2页。]。后来因滥发纸币导致大明宝钞急剧贬值，按洪武十八年官员禄米改发宝钞的政策，原来直接发一石米实物者，一律改发两贯五百文宝钞，即一贯宝钞约等于零点四石大米（约六十四斤）。《御制大诰续编》颁布于洪武十九年，以洪武十八年的物价标准来衡量路引费的高低，似较为合理。也就是说，洪武时代的军民向官府申请一张路引所需缴纳的费用，换算成大米是，最高约为三百二十斤大米，其次约为二百五十六斤大米，最少也需要约一百九十二斤大米。制定如此高昂的收费标准，目的自然是让百姓负担不起，然后“主动”减少出远门的频率。[洪武时代过去后，路引制度继续存在，但路引费有所降低。张瑄于景泰四年（1453）出任吉安知府，便发现“郡民给路引者，前例每引取银四分，谓之堂食，前守悉为己有。乃遵旧制，只取楮币一贯，仍为公费”。见《皇明大政纪》卷十二，第64页。据《万历江西省大志》，“岁额给路引九万五千二百张，每引一张解银一钱，贮布政司，解部多寡不可定。万历二十四年议将引银凑补宗禄支放。”见《万历江西省大志》第一卷《赋书》，第56页。]

正因为路引要收费，且收费很高，朱元璋才会对赵兴胜这位“国初旧根刻期人数”（即追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老军人）感到格外愤慨——按规定，路引用纸需由发放机构自行筹备。路引费如此可观，足以让瓜州巡检司衙门承担路引用纸的成本。结果赵兴胜却贪图私利，不断违规领取朝廷的官纸来做路引，三年间共领走了十五万余张，仅洪武十八年（1385）的半年时间（似可推测赵兴胜在该年的后半段升任了南城兵马指挥），便从中牟利了“以万计”的大明宝钞。朱元璋的关注点，是赵兴胜贪得无厌拿走了本该属于朱明皇权的财富份额。但朱元璋在讲述此案时无意中透露出来的“三年间一十五万有奇”这个数据，却使我们知道，瓜州（扬州附近的一处水陆要道）巡检司衙门所辖区域的百姓，每年至少需要出远门五万人次，该巡检司衙门的路引费年收入超过了二十万贯宝钞。

除了巡检司衙门，其他政府机构也有可能跳出来向百姓收取路引费。《大诰武臣》第十条便提到，驻扎在抚州的军队，在千户张邦与董升等人的主持下，“将他自家的鹅鸭放在各门上，却着守门的军人，但有挑担米谷过往的，便去取要米谷来喂养”——本地百姓挑着粮食路过，会被卫所征收喂养鹅鸭之米；“但凡有客人出入，便以批引为由，多般刁蹬，有钞与他，才肯放过”——外地旅客路过，会被卫所以“批路引”为由征收钱钞。钱钞不给足，便过不了关[《大诰武臣·守门阻当第十》，《洪武御制全书》，第939页。]。第二十八条也提到，杭州右卫的指挥陈祥，与令史魏克铭合作，“以批引为名，将捕鱼船只阻当，多般刁蹬，取要钞贯方肯放他来往，共取受钞一千二十一贯入己”[《大诰武臣·生事害民第二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948页。]——以批放路引为名，刁难沿海的捕鱼船只，只有那些给足了钱钞的渔船，才能得到路引下海捕鱼。

《御制大诰续编》将知丁法与路引制度结合到一起，提升了监视和举报强度后（不但要查有没有路引，还要查随身携带物品种类与路引是否相符，物品数量是否正常，路引是否还在有效期等），底层百姓的行为也随之出现了异化。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三编》第三条里讲述的“空引案”，便是一种典型异化。

据朱元璋的单方面表述，该案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所在官民，凡有赴京者，往年往往水陆赴京，人皆身藏空引。及其至京，临归也，非盗逃军而回，即引逃囚而去，此弊甚有年矣。今后所在有司敢有出空引者，受者，皆枭令，籍没其家。关津隘口及京城各门盘获到空引者，赏钞十锭。赍引者罪如前，拿有司同罪。[《御制大诰三编·空引偷军第五》，《洪武御制全书》，第893—894页。]

大意是：朱元璋发现，那些前往京城办事的官员、百姓（如缴纳税粮、绑送犯人），身上大多藏有空引。所谓空引，即空白路引，已由发放机构盖了章，但未写明出行者的姓名、相貌特征、出行缘由、出发回归日期等要素。朱元璋认为，官员、百姓之所以这样干，是想在回返的时候，将那些逃军和逃囚偷偷自京城带走。为此，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惩罚政策：发放机构胆敢开出空白路引，官吏一律枭首并没收所有家产。各处关隘及城门查获携带空白路引者，赏大明宝钞十锭；被查获者枭首没收家产，并追究空白路引的开具者。

洪武时代的军人与囚犯皆形同农奴与工奴，苦不堪言，故逃亡率颇高。在知丁法与路引制度的管控下，逃军与逃囚要想安然返回民间，成为皇权再也触及不到的一滴海中之水，有着不小的难度。空白路引确实是他们急需的东西。但以常识而论，官民携带空白路引入京的目的，绝不会如朱元璋所说，纯粹是为了偷渡逃囚与逃军。一者，在知丁法的严密管控下，逃军与逃囚很难在京城获得藏身之地，他们也很难将自己已经逃出的信息传递给家乡的亲人。这意味着地方官民启程赴京时，知晓京城之中有本地逃军逃囚需要空白路引的概率很小。二者，路引上盖有发引机构的印章（半个），出行结束后，民众需前往发引机构比对印章进行核销。这意味着逃军与逃囚只能自京城回到发引地，而非出了京城便“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毕竟，随便将路引卖给他乡之人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若该路引被查获，原发引地的官员与百姓，都要受到牵连。总而言之，以空白路引偷渡逃军逃囚的事情不会完全没有，但不会是地方官员与百姓出行前便已谋划好的事情。

朱元璋所举“空引案”案例，也颇引人深思。他说：

有等赍正引赴京，引本十人，至京之日，存留五名假作营生，余五名，或偷囚，或偷军，顶名而去，他日引后至，正名方归。惟江西之民有等顽者，其奸尤甚。本引已偷军囚去矣，却乃故行哀怜，赴官陈告，同行将引先去，致曾以道等无引而归。该司怜其所以，径给引以往。如此数等，犯者已数人。今后敢有如此者，枭令于乡闾，籍没其家，成丁家口迁于化外。[《御制大诰三编·空引偷军第五》，《洪武御制全书》，第893—894页。]

一份路引里注明同行者十人，抵京后五人留下，五人回转。留下的五人需等同乡之人下次带着路引来京才能返乡。朱元璋按自己的推测，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旨在偷渡逃军逃囚，显然不能使人信服——在知丁法的严密监控下，留下的五人没有路引，很容易被当成“游食者”抓起来，然后遭到流放，或被发配去做工奴。这也是为什么失了路引的“江西之民”曾以道等人，选择了“赴官陈告”，去哀求官府发给路引以便回乡，而非如朱元璋所说的那样等待同乡们带着路引二次来京，然后再返回家乡。那种等待，时间长风险高，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既然偷渡逃军逃囚之说不合常理，那么，列名在同一张路引里一起赴京之人，为何不选择一起返乡？答案其实便藏在《御制大诰续编》里。朱元璋升级了知丁法与路引制度后，各处城镇与关隘开始严查路引的有效期，严查百姓是否“终日支吾”（这是个极为主观的判断）。为了省钱，外地同一行政区域来京办事的百姓，往往会选择集体申请路引；但抵京后各人所办之事的进展很难同步，有些人进展较为顺利，有些人则未必（以缴粮为例，有些百姓负责运输的粮食路途受损较少，交割容易；有些百姓的粮食则可能遭遇潮湿霉变、袋破筐翻之类的意外，抵京后需另想办法补足缺额）。路引的有效期将至时，便会造成矛盾。事已完毕者急于赶在路引过期之前返乡，事未完毕者没有立时阻拦，又无法同行，于是便出现了一张路引登记十人却五人返乡五人留京的状况。可惜的是，《大诰》的政治语境里只有百姓愚顽难治，朱元璋丝毫无意体察百姓的这种困境，他再次使出雷霆手段，对陷在困境中的百姓们施以严刑峻法：

今后敢有如此者，枭令于乡闾，籍没其家，成丁家口迁于化外。[《御制大诰三编·空引偷军第五》，《洪武御制全书》，第893—894页。]

最终，知丁法与路引制度，将洪武时代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恐惧气氛的社会。朱元璋痛斥明帝国到处是“贪婪之徒”“庸庸无藉之徒”时，无意间透露了这样一幅时代图景：

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朕见亲戚不忍罪囚再犯逃罪遭刑，亲送出官，凡此等类，不加刑责，送着原发地所。其有亲戚影射，四邻擒获到官者，本人枭令，田产入官，人口发往化外，如此者多矣。有等邻里亦行隐藏，不拿到官，同其罪者亦多矣。所在巡检、弓兵，受财纵放越境而逃者，同其罪者不少。呜呼！不才无藉有如此耶。[《御制大诰三编·逃囚第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903页。]

亲戚、邻居互相监视，妻舅、母舅、伯叔兄弟互相告发，父母扭送子女去官府……这是朱元璋亲笔描绘的洪武时代。这以《大诰》构筑起来的洪武时代，是一座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