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朱升一案。

虽然无法知晓朱升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无法知晓他在胥吏这个职位上究竟做过些什么，也无法知晓他与钦差旗军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冲突，但只要了解洪武时代针对胥吏的整肃运动相当残酷，了解到绝大多数胥吏都未能在运动中幸免，且一旦成为被调查对象，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诛杀，要么是被发配去服沉重的劳役，最后落一个“暴露尸骸不收”的结局，便不难理解为何会发生朱升一们“殴打钦差旗军”这种极端事件。即便朱升一案没有发生，也会发生李升一案、王升一案。

耐人寻味的是，朱升一等人殴打钦差旗军时，其上司昆山县官李均的态度是“约束”，也就是试图阻止他们这样做。这或许是因为李均初到昆山，与朱升一等尚无多少交集，所以并不担忧这些胥吏的被整肃会波及自己。那些与被整肃胥吏有较多政务交集的地方官员，往往会是另一种表现，事情甚至会升级为“地方官与胥吏合作，共同殴打钦差旗军”。

朱元璋在《大诰》里讲述了不少这样的案件。试举三例。

第一例发生在松江府。大致案情是：朝廷派了以傅龙保为首的十五名钦差旗军，前往松江府“抄扎犯人计三家财，提取赃吏夏时中等三名”，也就是去松江府抄家，并将被整肃的胥吏押往京城。松江知府李子安闻讯后，不知会钦差旗军，“私自将计三家抄扎，克落家财作弊，又将夏时中等三名受财卖放”。钦差旗军为了交差，欲将一名叫作张子信的胥吏带走“赴京回话”。该胥吏拿出十贯银钞贿赂旗军，旗军不敢受贿，将银钞送至知府衙门。李子安担忧胥吏被带至京城后“发其奸贪”，会将自己也连累进来，于是带着知府衙门的“吏典、皂隶人等”，从钦差旗军的手里，将胥吏张子信给抢了回去，还把傅龙保等十二人抓起来关入了监狱。有三名钦差旗军逃走，为防他们回京告状，李子安又与守门镇抚合作，“闭门邀截回还，锁禁五十余日”，通过紧闭松江城门，将逃脱的三名钦差旗军全抓了回去，关押了五十多天。因为干了这种事情，李子安等人最后被朝廷凌迟示众。[《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63—864页。]

松江知府李子安的种种作为，动机皆是为了自保。赶在钦差旗军之前抄计三的家，是为了防止从计三家里抄出不利于自己的材料；将被整肃的胥吏放跑，是担忧他们被带到京城遭受刑讯时会扯上自己；最后亲率胥吏与钦差旗军武斗抢人，则显示他已被逼到了绝境——知府衙门的日常政务不可能脱离胥吏自行运转，衙门里揪出“害民胥吏”，李子安无法置身事外。钦差旗军非要带胥吏回京审讯，李子安走投无路，只好与之彻底决裂。[李子安率胥吏抓捕关押了十五名钦差旗军后的行为，颇使人迷惑难解。按朱元璋的说法，“（李子安）自知非理，朦胧妄申都察院定夺。都察院着令解院施行，其李子安又行设计，却将旗军解赴府军前卫，以至事发”。（见《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64页。）都察院的职责是“纠弹百司，辩明冤枉”，李子安向都察院喊冤合情合理，这意味着他有一套自己如何被钦差旗军构陷的说辞（朱元璋将之定性为“朦胧妄申”）。但当都察院下令将涉案钦差旗军送往都察院接受讯问调查时，李子安却做出了难以理解的行为，他竟将钦差旗军押往府军前卫。府军前卫是负责京城安全工作的皇家亲军之一，许多钦差旗军便出自该部队。部队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袒护麾下军士。李子安将钦差旗军送回部队，便等同于放弃了求生的挣扎。朱元璋的“以至事发”四个字，便是此意。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中讲述的一个案例，或许有助于理解李子安的行为：“为旗军往广东提取积年民害吏，将各吏疏放在路，经由本县，索舡扰民，（建阳县）知县郭伯泰等将旗军固禁，复枷罪吏，以状来闻。特遣行人持敕，劳以尊酒，升知县郭伯泰为泉州府同知，县丞陆镒为福州府通判。”大意是：朱元璋派了钦差旗军，前往广东抓捕害民胥吏。结果有钦差旗军路过福建建阳县时不好好押送害民胥吏，且索要舟船扰民，当地知县郭伯泰将钦差旗军抓捕关了起来，又给害民胥吏套上了枷锁，然后将情形汇报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接到汇报后表彰了郭伯泰等人，给他们升了官。见《御制大诰续编·有司超群第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01页。]

第二例发生在江西建昌县。大致案情是：建昌县的夏粮赋税超过了期限迟迟没能缴纳。上级衙门南康府以公文的形式催了二十八次，仍无结果。该县究竟为何缴纳不上夏粮赋税，朱元璋没有提供解释。总之就是怎么都缴不上，拖到最后没办法，知县徐颐只好命人前往负责收粮的仓库行贿，希望仓库出具夏粮已收的证明，帮助建昌县先渡过这一关，日后再将粮食补上。此事被人告发后，刑部派了旗军张观等人前往建昌县抓人。知县徐颐先是“将刑房吏喻俊轻隐藏”，让负责与旗军对接的刑房胥吏玩失踪，只让吏房胥吏徐文政出面应付旗军。再之后，知县与胥吏们便集体消失了，连续二十余日不走县衙正门，全偷偷从后门出入。旗军们在县衙前等消息等得不耐烦，忽然有一天再次见到吏房胥吏徐文政，便将其抓住，欲送往京城交差。知县徐颐觉得自己已被逼上绝路，遂率领众胥吏一起动手，“将各军罗织，抢入县厅跪问，诬以直行正道，于县门下监锁”——把旗军们抓了起来，弄到县衙大厅上审讯，诬陷他们在县衙内行走正门的直道（朱元璋严禁钦差旗军等“径由中道，直入公廨，据公座”，违者“拿至京师，官民皆枭于市”[《御制大诰续编·妄立干办等名第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03页。在洪武时代，状告钦差旗军“直行正道”获得成功的案例也是有的，如洪武十八年（1385），池州府知府王希颜、推官林惟贤状告钦差舍人刘蛮儿押解犯人路过池州府时“驰正道，直入公厅”，王希颜将其擒拿后“加之以刑”，并报告给朱元璋，结果得到了赐酒的嘉赏。见《御制大诰续编·有司超群第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01页。这种御状是否能告成功，其实全凭运气。王希颜对钦差舍人用刑，本质上与殴打钦差旗军并无不同，若按“朱升一案”里朱元璋制定的规矩——“若旗军纵有赃私，所司亦当奏闻区处，安可轻视”——王希颜等官员也很有可能倒大霉。]）。可惜的是，有三名旗军逃走后回到京城告状。徐颐见事情败露，只好改变策略，将抓捕的旗军释放，组织了一批本县老人前往京城奏保自己。[《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63页。地方官通过发动地方百姓向朱元璋请愿来保全性命，也有成功的案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诸城县知县朱允恭与金坛县丞李思进被整肃后，两县的“父老”各自联名递材料给朝廷，说朱允恭与李思进“为政有方”，希望不要将其抓走。朱元璋没有去做更多的调查，便答应了这些“父老”的请求。见《御制大诰续编·有司超群第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01页。]

和李子安一样，徐颐的结局也是被朱元璋下令凌迟示众。

第三例发生在金华府，案情与前两例略有一些差异：

金华府县官张惟一等，出备银、钞、衣服等项，赍送钦差舍人。舍人不受，就欲擒拿，特令府官封收其物。府官自知其难，舍人临行，其府官发忿，故纵皂隶王讨孙等殴打舍人。事觉，皂隶断手，府官之罪，又何免哉。[《御制大诰初编·皂隶殴舍人第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756页。]

前两例中的地方官与钦差旗军交恶的导火索是旗军要抓胥吏入京。本例中张惟一与钦差舍人交恶的导火索，则是张惟一行贿未遂。钦差舍人前往金华县，具体是何目的，朱元璋没有提及，但大方向一定是整顿吏治。所以，张惟一见到钦差舍人来到自己的治所，内心必定非常忐忑。

张惟一的忐忑，与其说源于对自身清廉的不自信，不如说源于对洪武时代“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的恐惧。《御制大诰三编》的第二条里，朱元璋披露过一个非常恐怖的事实：频繁的杀戮之下，明帝国的官吏已严重不够用，迫不得已只好让已被定罪者继续在衙门里任职，以维系明帝国的统治，避免其进入无政府状态。如刑部主事当中，王本道与徐诚被判了“徒罪”和“绞罪”，庞守文被判了“斩罪”和“绞罪”，因为所在衙门没人了，他们便继续以罪人的身份在刑部任职。监察御史当中，罗师贡被判了“徒罪”和“绞罪”，陈宗礼被判了两次“斩罪”，张翚被判了“砌城安置罪”和“绞罪”，李哲被判了“流罪”和“斩罪”，也因为所在衙门没人了，这些人便继续以罪人的身份在御史衙门任职。其他如光禄司署丞刘辐、户部主事黄健、工部主事李巽等，也是同样的情况。仅该小节被朱元璋列举出名字来的“戴罪还职”或“戴罪发充书吏”者，便有三百余人之多[《御制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第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68—892页。]。

对官吏们而言，“戴罪还职”或“戴罪发充书吏”并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一者，不杀头，不意味着不受刑。管理龙江卫仓库的“官攒人等”（官攒人是官与攒的合称：官指的是主管仓库的官员；攒指的是在仓库工作的基层役吏攒典，也就是胥吏），因“郭桓案”受到牵连遭遇整肃，朱元璋命令他们继续戴罪管理仓库，同时还对他们集体施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御制大诰·刑余攒典盗粮第六十九》，《洪武御制全书》，第782页。]的酷刑。二者，现在没被杀头，不意味着将来不杀头。只要洪武时代的整肃运动不停止，再次遭诛的威胁便时刻高悬。龙江卫仓库那些已被挑断脚筋挖掉膝盖的“官攒人等”，不到半年，便又集体死在了下一轮整肃运动中。

“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一语，出自亲历过洪武时代的解缙之口。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以“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的话术，鼓励刚刚完成科考步入官场的解缙给朝政提意见。解缙于是进呈了一篇密奏，内中便将朱元璋的统治概括为“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只闻“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而“未闻诏书褒一大善”，仿佛这世上全无一个好人[《文毅集》卷一《大庖西封事》，钦定四库全书本，第01—03页。]。解缙不会当着朱元璋的面污蔑洪武时代，他的感受是洪武时代全体官员们的感受，自然也是张惟一的感受。所以，不管张惟一有没有贪赃枉法（除了殴打钦差舍人，《大诰》中未提及张惟一是否被查出其他罪行），钦差舍人来到了金华府，便意味着一场巨大的危机降临。为了消除危机，张惟一决定拿上银两、银钞与衣服，去贿赂钦差舍人。

问题是，张惟一觉得“无一日无过之人”的现实很可怕，钦差舍人也同样如此觉得（何况他们的日常工作离朱元璋更近）。钦差舍人不愿为了些微银两和几件衣服，便将自己推入绝境，所以不肯受贿，还试图以行贿为由，将张惟一抓起来法办。被逼到绝境的张惟一，遂不顾后果泄愤，发动手底下的胥吏，直接将钦差舍人给揍了。胥吏们愿意服从张惟一的指示去做这种事，显示他们之间是一个比较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此案的结局是：参与殴打行动的胥吏们被断手，张惟一也遭到了严惩——朱元璋说“府官之罪，又何免哉”，没说具体惩罚是什么。笔者推测应是被杀，因钦差舍人乃是贯彻朱元璋意志之人，张惟一是殴打钦差舍人案的主导者，朱元璋不可能让他活着（朱升一案便是按这种逻辑处理的）。

以上案例，包括朱升一案在内，皆可视为弱小个体被无远弗届的巨大恐惧笼罩、无法把握自身命运时的行为失常。这些官吏清楚殴打囚禁钦差旗军、钦差舍人的后果。清楚后果仍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自觉已再无其他求生之法，只求一泄胸中积愤。当然，也有一些被整肃的胥吏走得更远，比如举旗造反，落草为寇。洪武二十二年（1389）前后，广西平乐府富川县一名叫作首赐的“逃吏”，便选择了做山大王，“纠合贼人盘大孝等为乱，杀知县徐原善等，常往来富川、永明、江华三县劫掠”[《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条。]。

除了积愤爆发殴打钦差，洪武时代被整肃的官员与胥吏，也有极端“理性”的另一面。

比如，吏部主事萧惟一因为“误将奏本出外，被守卫军搜出”，被送往都察院审讯。审讯期间，萧惟一“索本部官银三百两。如无，便乱指”[《御制大诰续编·朝臣蹈恶第五十》，《洪武御制全书》，第827页。]，向吏部主官索要三百两银子，声称若不给，便要在受审时故意攀咬吏部主官。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绝望的理性”——萧惟一清楚自己的人生已经完了，即便不死，被罚去做胥吏或服劳役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不如趁着被刑讯的机会攀咬威胁上司。刑讯结束之后，便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机会”。

再如，绰号“小疾灵”的绍兴府余姚县胥吏叶彦彬，因事被整肃入狱后，也在狱中使出了与萧惟一完全相同的手段。他威胁那些与自己案子有关之人说，若不提供好处，便要在供词里将他们牵连进来。被威胁者只好求他“毋我对词”，允诺“以银相送”[《御制大诰初编·奸吏建言第三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64页。]。这也是一种“绝望的理性”——胥吏入狱，不管是死是活，人生都已基本完蛋。既然完蛋，便不如在完蛋之前再讹诈上一笔钱，即便自己享受不到，也可以留给家人。

朱元璋将萧惟一与“小疾灵”的案子写入《大诰》，是为了以之为例，批判洪武时代官员与胥吏的道德品质极其恶劣，简直已无可救药。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时代的道德滑坡，往往是从政治滑坡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