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体重在增加。我并没变胖，只是变重了。在体重秤上看不出这种变化，所以理论上，我并没有变化。我的衣服仍然合身，所以我的胖和尺寸无关，人们所说的胖，是指脂肪占的空间比肌肉更多。我所感觉到的重量藏在我一整天四处走动时消耗的能量之中：沿着人行道走，爬楼梯；是在我脚上的压力；是细胞的密度，好像我一直在喝重金属。没什么证明体重增加的东西能被检测到，虽然体重增加后身上一般会长出一些赘肉，但这就必须要将它们固定、收紧、消除，以便测量。消除掉。要干的活儿太多了。

在有些日子里，我以为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我担心自己会发生潮热，会遭遇车祸。我会心脏病发作。我还会跳窗。

这是我看着那位男士时的想法。不用说，他是个有钱人：如果他不富有，我们都不会在这里。他有多余的钱，我正想方设法从他那里弄到一些钱。这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做得很好，谢谢，我这是为了我们过去所谓的慈善事业——现在被称为公益事业了。准确地说，我是为受虐妇女提供庇护所，名叫“莫莉之家”。这是以一位女律师的名字命名的，她被她的丈夫用羊角锤谋杀了。他是那种善于使用工具的人。他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工作台，车床、虎钳、电锯和其他工具都有。

我想知道，这位小心翼翼坐在我对面的男士，地下室里是否也有一个工作台。他那双手不是用来操持工具的，因为手上没有老茧或小裂口。我没有告诉他羊角锤的事，也没有告诉他隐藏在全省各地的桥下涵洞里、林间空地里的胳膊和大腿，就像复活节彩蛋，或者某些诡异的寻宝活动里的线索。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么容易吓到这种男人。真实的鲜血，那种从地下向你喊叫的鲜血。

我们都已点好了餐，其中包括后悔点了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戴着老花镜看的菜单。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的眼睛都还在转动。我现在对他微笑着，转动着酒杯的杯柄，审慎地说着假话。这甚至不是我的事，我告诉他。我之所以卷入其中，是因为我很难拒绝。我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实情：莫莉是我一位朋友。

他微笑着，放松下来。好，他在想。我不是那种认真的女人，那种能讲道理、会挖苦人，也会自己开车门的女人。他是对的，这不是我的风格。但他本可以从我的鞋子上看出这一点：那种女人不会穿这种鞋子。总之，我并不是一个带刺儿的女人，他请我吃午饭的直觉是有道理的。

这个人当然有名有姓。他叫查尔斯。他已经说过“叫我查尔斯”了。谁知道还有什么乐子在等着我呢？下一步可能就叫“查克”，或者“查理”了。“查理是我的宝贝。”“查克，你这个大块头。”我想我会坚持叫他查尔斯的。

开胃菜上来了，他的是韭菜汤，我的是沙拉配苹果和胡桃，上面覆着一层薄薄的清淡酱料，和菜单上写的一样。蒙着面纱。就像新娘子一样。服务生是另一位失业的“演员”，但他的优雅和魅力在查尔斯这儿没了市场，当他说“请享用”时，查尔斯未有回应。

“干杯。”查尔斯举起酒杯说。酒上来时他已经说过一次了。交谈艰难进行着。若丝毫不触及底线，顺利吃完这顿午餐的概率有多大？

查尔斯就要讲一个笑话了。先兆就摆在那里：他面色微红，下巴上的肌肉在抽搐，眼角起了皱。

“什么东西是棕色和白色的，而且更适合形容律师？”

我听说过这个笑话：“不知道。是什么？”

“一只斗牛犬。”

“哦，那太可怕了。哦，你太可怕了。”

查尔斯的嘴角露出一个小半圆形的微笑。然后，他抱歉地说：“我当然不是指女律师。”

“我不再做律师了。我从商了，记得吗？”但他也许在说莫莉。

莫莉会觉得这个笑话好笑吗？可能会吧。当然，她一开始肯定会。我们在法学院读书时都全力以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哪怕比男生优秀两倍也不一定能获得与男生同样的成绩，我们以前常一起出去喝咖啡，给那些男孩给我们起的绰号编出各种愚蠢的含义，笑得喘不过气。他们对女人有统一的称呼，但我们知道他们指的是我们。

“‘带刺儿的’。治疗牙龈疾病的药用牙签品牌。”

“好!‘尖叫’。就像《大尖叫》一样。一种尖喙水鸟，原产于……”

“加州？是的。那‘歇斯底里’呢？”

“一种病态的开花时带香味的藤蔓，遍布南方的公寓外墙。‘死缠烂打’？”

“死缠烂打。这个难。女性解剖学中的粗话，醉鬼挑逗女人时会这样说。”

“太明显了。一个又宽大又柔软的天鹅绒靠垫……”

“粉红色或紫红色……”

“斜倚在地板上时靠着，在……”

“在看午后肥皂剧的时候。”我说完了，但并不满意。“死缠烂打”应该有更好的解释。

莫莉就会死缠烂打，或者你可以称之为坚定不移。她不得不如此，她的个子太矮了。她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小顽童，生气时会凸出坚硬的小下巴，瞪着大眼睛，用前额撞击东西。她的家境并不好。她是靠自己的大脑获得如今的成就的。我的家境也不好，我也是靠自己的大脑取得了如今的成绩；但大脑对我们的影响迥异。例如，我很整洁，并且有洁癖。莫莉养了一只名叫凯蒂的猫，当然，是一只流浪猫。莫莉和她的猫生活在一种欢快且肮脏的环境中。或者不是肮脏：而是混乱。我本人无法忍受这种环境，但我喜欢她生活的混乱环境。她制造出了我不允许自己制造出的混乱。她是我混乱的代理人。

莫莉和我当时都很有野心。我们打算改变一些事情。我们打算打破陈规陋习，我们要绕过老男孩们的关系网，以表明女人也可以做到任何事情。我们要承担起这个体系的责任，获得更利于女人的离婚协议，支持男女同工同酬。我们想要正义和公平竞争。我们认为这就是法律的目的。

我们勇敢，但我们后退了。我们不知道，凡事得先从批判开始。

但莫莉并不讨厌男人。和男人在一起，莫莉就是亲吻癞蛤蟆的公主。她想，只要她吻得足够多，任何癞蛤蟆都可以变成王子。我不一样；我知道癞蛤蟆就是癞蛤蟆，并且永远如此。我要做的事，只是在癞蛤蟆中找到那只最合适的，并学着去欣赏它的优点。你得培养一双慧眼。

我称之为妥协。莫莉称之为犬儒主义。

桌子对面，查尔斯又喝了一杯酒。我想他已判定我是一个优秀的活动家。对一个你正在考虑与之发生过去所谓的非法婚外情的女人来说，这种思量是必要的；因为这就是这顿午餐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是一场双向面试，都为了一个空缺的职位。我本可以在查尔斯的办公室提出请他慈善捐款的请求，但很快就被婉拒了。我们本来可以按正式程序进行的。

查尔斯很帅，他这类男人的那种帅，尽管如果你在街角看到胡子拉碴、伸手乞怜的他时，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这种男人似乎总是处于同一个年龄。他们二十五岁时就一直渴望处于这个年龄，所以他们就模仿这个年龄的男人的样子；当他们过了这个年龄之后，他们还会想再次模仿。他们想要的是权威的力量，以及能够享受的足够多的青春。这就是所谓的黄金时代，就像牛肉一样。他们身上都有那种牛肉般的东西，肉质紧实。他们都玩点儿什么：一开始是壁球，再就是网球，最后以高尔夫球结束。运动使他们身体健硕。他们都是热气腾腾、两百磅重的牛排。我应该知道的。

这些肉都被包裹在昂贵的细条纹深蓝色西装内。保守风格的领带飘在胸前，栗色，稍作设计。他这条领带上有马的图案。

“你喜欢马，查尔斯？”

“什么？”

“你的领带。”

“哦，不。不是特别喜欢。这是太太送的礼物。”

我一直没有再提及“莫莉之家”的事，直到甜点上来——在此之前绝不要大肆宣传，就讲讲商务礼仪之类，先让这家伙吸收点儿蛋白质——虽然，如果我所猜不错，查尔斯也关心自己的体重，那么，我们都会跳过甜点，直接喝双份浓缩咖啡。与此同时，当我提出核心问题时，我会听取查尔斯的意见。基本规则已不动声色地摆出来了：他已经两次提到了妻子，一个在大学读书的儿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家庭稳定就是信息。这与马图案的领带很相配。

当然，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妻子。如果查尔斯这样的男人没有妻子，他们就会编造出来一个。当其他女人靠得太近时，用这一招来抵御她们太有效了。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就会这样做：编出一个妻子，从零散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从当铺里买枚戒指，从别人的相册里偷来一两张照片，准备三分钟有关孩子的煽情故事。你可以假装给自己打电话；你可以给自己寄明信片，从百慕大寄，或从更好的地方，如龟岛。但像查尔斯这样的男人的骗术还不够彻底。他们的杀手本能被引向了别处，他们的谎言漏洞百出，或者因眼球转动而暴露了自己。在内心深处，他们都太真诚了。

而我，则相反，我心机重重，少有负罪感。我负疚的是别的事。

我已经在好奇他妻子会是什么样子：晒得很黑，运动过度，眼神警觉而坚韧，脖子布满青筋。我见过这些妻子，一群群，一对对，穿着白色网球服在俱乐部里闲逛。她们自鸣得意，又神经兮兮。她们知道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夫多妻制的国家。我让她们感到紧张。

但她们应该感谢我帮她们摆脱僵局。除了我，还有谁能有时间和专业知识来抚平查尔斯这种男人的自负，听他们讲笑话，对他们的性能力撒谎？照料这种男人是一门逐渐衰落的艺术，就像贝壳雕刻艺术或羊毛玫瑰花壁炉装饰品制作艺术一样。太太们都太忙了，做不了这个，年轻的女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该怎样办。我在旧学校里学的，这和分发领带可不一样。

有时，当我又收到一块丑陋的腕表或胸针(他们不会送我戒指；如果我想要戒指，我就自己买)，当我周末被孤零零地留下照顾孩子们和乔治亚湾的小屋时，我就想想我能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很强大。我想在那位妻子的邮箱里丢一张尖刻的、报复性的小纸条，策略性地列举一些痣啦、绰号啦、家里宠物狗的反常习惯啦。各种知识的证据。

但那个时候，我就会失去力量。只有你闭上嘴，知识才是力量。

送给你一个词，莫莉：更年期。当你重新考虑男人的时候，就可以停顿一下。

终于，主菜上来了，服务员牙齿白得闪亮，眼神迷人。小牛肉扇贝是查尔斯点的，他显然没看过那些暗中漂白小牛肉的肮脏照片；我点的是烤海鲜串。我想，现在他又该说“干杯”，然后再发表一通海鲜有利于性欲的高论。截至目前，他喝的酒已足够刺激其性冲动了。接下来，他该问我为什么不结婚了。

“干杯，”查尔斯说，“里面有牡蛎吗？”

“没有，”我说，“一只都没有。”

“太糟糕了。牡蛎有助于消除烦恼。”

是在说你自己吧，我想。他若有所思地咀嚼了一两下：“你怎么就没结婚——像你这样有魅力的女人？”

我耸了耸垫肩。我该告诉他什么？我那死去的未婚夫的故事，从朋友的姑姑开始讲起？不行，太过时了。我应该说我太挑剔了？那可能会吓到他：如果我很难取悦，那他该如何取悦我？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在等待一场天大的浪漫。也许我想要真爱，敞开心扉，开诚布公，没有苦涩的余味。也许我想保持我开放式的选择。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结过一次婚。”我悲伤、悔恨地说。我希望传达的意思是，我做了正确的事，但没有成功。某个浑蛋让我大失所望，以一种过于可怕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查尔斯会自然而然地以为他可以做得更好。

说自己结过一次婚，就等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这就像说你死过一次。这会让男人闭嘴。

有意思的是，莫莉结过婚。你会认为我也是这样。我想要两个孩子，能停两辆车的车库，一张中央放着玫瑰花盆的古董餐桌。好吧，至少我有一张桌子。其他女人的丈夫坐在我的桌子旁，我给他们煎蛋卷，而他们在偷偷看手表。但是，如果他们哪怕只是暗示要与妻子离婚，我就会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扔到门外，让他们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平角短裤放在哪里了。我从来不想做出承诺。或者说，我从来不想冒险。两者是一回事。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已婚的朋友们嫉妒我单身，或者她们嘴上是这么说的。我乐在其中，我可以触碰底线，但她们做不到。尽管她们最近改变了这种观点。她们告诉我，说我既然有旅行的自由，那就应该去旅行。她们给了我一些上面印有棕榈树的小册子。她们心里想的是一次阳光巡游，一次船上浪漫，一次冒险。我想不出比这更烂的事了：困在一艘热死人的船上，周围是一堆同样热衷于冒险的满脸皱纹的女人。所以我把小册子塞在烤面包机后面，这样才方便做我的单人晚餐，在那个地方，这些小册子总有一天会燃烧起来。

我冒的险够多了，就在这附近。这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

二十年前，我刚从法学院毕业；再过二十年，我就要退休了，无论是谁计算时间，那时都是21世纪了。每个月我都会在黑夜里醒来一次，在恐惧中滑落。我害怕，不是因为黑暗的房间里有个人在我床上，而是因为没有人在那里。我害怕空虚，它就像一具尸体躺在我身旁。

我在想，有什么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会孤独一人。谁会来养老院看我？我想着下一个可能遇到的男人，就像一匹不得不想着下一次跳跃的老马。我会失去理智吗？我还能这样坚持下去吗？我应该结婚吗？我还有选择吗？

在白天，我还好。我的生活丰富而充实。当然，我有自己的职业。我的职业让我熠熠发光，就像一件古董黄铜器。我的职业为我增光添彩，就像一枚收藏的邮票。它支撑着我：我的这份职业就像带钢圈的胸罩。有些日子我讨厌它。

“来点甜点吗？”查尔斯说。

“你要吗？”

查尔斯拍了拍肚皮。“正在节食。”他说。

“我们来杯双份浓缩咖啡吧。”我说。我让这话听起来像一个美味的阴谋。

双份浓缩咖啡。这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设计的一种酷刑，包括一袋大头钉、一个银制脱靴器和两位三百磅重的牧师。

莫莉，我让你失望了。我爆发得太早了。我承受不住压力了。我想要安全感。也许我已经决定了，改变女性命运最快捷的方式是改变我自己。

莫莉依然如故。她没有了婴儿肥的圆润；她的声音带了一丝粗犷，开始不停吸烟。她的头发变暗了，皮肤起皱了，但她并不在意。她开始向我说教，说我不够认真，还有我的衣橱，她认为我花钱太多。她开始用父权制这样的词。我发现她开始变得尖锐了。

“莫莉，”我说，“你为什么还不放弃？你都一头撞到厚砖墙上了。”这话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叛徒。但如果我不说出来，我会觉得自己就是个叛徒。因为莫莉正在累垮自己，而且都是为了花生米大的事。她那种类型的女人从来就没有什么钱。

“我们正在取得进展，”她会这样说。她的脸变得油乎乎的，就像传教士的脸，“我们正在完成一些事情。”

“这个我们，是指谁？”我说，“我没看到有多少人在帮你摆脱困境。”

“哦，他们在帮我，”她含含糊糊地说，“他们中有些人在帮我。他们都以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在做。类似于寡妇捐赠的小钱[原文为Widow’s Mite，出自《新约·马可福音》。Mite是一种很小的货币单位，该词组可引申为“力所能及的微小贡献”。]，你懂吗？”

“什么寡妇？”我说，“莫莉，别再想着做圣徒了。够了。”我理解她的意思，但我很愤怒。她正设法让我感到内疚。

这些发生在她嫁给柯蒂斯之前。

“现在，”查尔斯说，“我们开诚布公吧，嗯？”

“好，”我说，“好吧，我已经在你办公室向你说明了我的立场。”

“是的，”他说，“正如我告诉你的，公司已经分配好了今年的慈善捐款预算。”

“但你可以破例，”我说，“你可以用上明年的预算。”

“我们可以，如果——好吧，底线是，我们喜欢考虑的是会得到回报的投入。你们的组织名称不需要有那么露骨的叫法，只要是你们所谓的慈善组织之类的就可以。比如，把心啊肾啊放在名称里，那我们的合作就完全没有问题。”

“那受虐妇女有什么问题？”

“嗯，你们的材料上会出现我们公司的标志，就在这些受虐妇女旁边。大众因此会形成错误的想法。”

“你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会认为就是这家公司在虐待妇女？”

“总之，是的。”查尔斯说。

任何谈判都是这样，总是先同意对方，然后换一个角度进行攻击。“你说的有道理。”我说。

受虐妇女。在灯光下，我能看到她们，就像路边的连锁快餐店。来点儿新鲜的。类似于洋葱圈和炸鸡。一个可怕的双关语。莫莉会笑吗？会的。不会。会的。

受虐。覆盖着一层黏液，然后沉入地狱。毕竟没有比这再合适的说法了。

莫莉嫁给柯蒂斯时三十岁。他并不是第一个与她同居的男人。我经常想不通她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是他？可能她只是累了。

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太黏人了。他几乎不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就是这一点吸引了莫莉吗？可能不是。莫莉是个修理工，她认为自己可以修复坏掉的东西。有时她可以。尽管如此，就算对她而言，柯蒂斯也太破碎了。他破碎得不成样子，他认为世界的正常状态就是破碎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要打碎莫莉：让她恢复“正常”。当他以一种方式做不到这点时，他就换另一种方式做到。

起初，他还是很可靠的。他是一名律师，穿着得体的西装。我想说我当下就知道他的碎片还没有完全黏合好，但这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不是很喜欢他，但我不知道。

在莫莉婚后一段时间里，我不常见到莫莉。她总在忙着为柯蒂斯做这做那，然后又忙着照顾孩子们。他们有一儿一女，这正是我自己一直期待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谨小慎微和某种挑剔，有时我觉得莫莉似乎正过着我本可以过的生活。而一到关键时刻，我仍不喜欢别人在浴缸里留下的一圈圈灰垢。这就是已婚男人的美德：让别人来替他们打理生活。

“一切都还好吗？”这是服务员第四次询问了。查尔斯没回答，或许他就没听见。他是那种将服务员视为热气腾腾的茶点推车的人。

“非常好。”我说。

“为什么这些受虐妇女不找个好律师？”查尔斯说。他是真的感到困惑。即使告诉他，这些女人负担不起律师费也没用。他就没这个概念。

“查尔斯，”我说，“虐待她们的人当中就有一些厉害的律师。”

“我一个都不认识。”查尔斯说。

“你会大吃一惊的，”我说，“当然，我们也接受个人捐赠。”

“什么？”查尔斯说，他没有跟上我的思路。

“我们不只接受公司的捐赠。康复雷克斯公司的比尔·亨利就以个人名义捐了两千美元。”比尔·亨利是不得不捐。我对他右臀的胎记了如指掌，那个胎记形状像只兔子。我还知道他怎么打鼾。

“哦。”查尔斯说，我有些措手不及。但他上钩前一定会挣扎的，“你知道，我喜欢把钱投到能真正做好事的地方。这些女人，你刚把她们救出来，她们就又会回去，再次受到虐待，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以前听说过这种说法，说她们受虐上瘾了。她们都觉得眼睛被打肿的次数还不够多。“捐给心脏基金会，”我说，“不管怎样，那些忘恩负义的心脏搭桥者迟早都会抱怨的，就像他们现在自讨苦吃一样。”

“说得好。”查尔斯说。哦，不错，他懂一点儿法语。他不完全是个傻瓜，不像某些人。“我请你出去共进晚餐如何？”他在查阅自己的小记事本，这类男人胸前的口袋里都带着这种记事本，“星期三怎么样？那时你可以说服我。”

“查尔斯，”我说，“这不公平。我很乐意与你共进晚餐，但这不能作为你捐赠的代价。你先捐赠，然后我们才能问心无愧地共进晚餐。”

查尔斯喜欢“问心无愧”这个说法。他咧嘴笑了笑，伸手去拿支票簿。他看起来不会比比尔·亨利捐赠得少。在游戏的这个阶段，他不会少给的。

莫莉到我办公室来看我。她事先没有打电话。那时恰逢我刚离开上一家公司的“高级奴才”职位，建立了我自己的公司。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下属，我正在费力地解决咖啡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女人，就没有别的女人为你送上咖啡——男人也不会这么做。

“莫莉，你怎么了？”我说，“想喝杯咖啡吗？”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受不了了。”她说。她盯着咖啡看。

她眼睛下是柠檬片大小的黑眼圈。

“是柯蒂斯，”她说，“今晚我可以在你这里过夜吗，如果我不得不这样做的话？”

“他都对你做了什么？”我说。

“没什么，”她说，“还没做。问题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会怎么做。他正奔向危险边缘。”

“他做了什么？”

“就在刚才，他开始说我与同事私通。他认为我和莫里斯有一腿，就在大厅那头说的。”

“莫里斯!”我说，我们和莫里斯都是法学院的同学，“但莫里斯是同性恋啊!”

“我们不能用理性来谈论这件事。然后他开始说我要离开他。”

“你要离开他吗？”

“我在这之前不会，但现在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我想我会离开他的。他在逼我这么做。”

“他是个偏执狂。”我说。

“是偏执狂，”莫莉说，“他是一架广角照相机，专用来抓拍疯子。”她把头埋在手臂里，笑了又笑。

“今晚来我那儿吧，”我说，“别考虑太多，做就是了。”

“我不想仓促行事，”莫莉说，“也许事情会得到解决的。也许我可以与他谈谈，给他一些帮助。他一直备受压力。我得为孩子们着想。他是个好爸爸。”

受害者，他们会在报纸上这样说。莫莉不是受害者。她并非无助，也并非绝望。她满怀希望——杀死她的正是她的希望。

第二天晚上，我给她打电话。我以为她会过来，但她没有。她也没给我打电话。

柯蒂斯接的电话。他说莫莉去旅行了。

我问他莫莉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他不知道。然后，他开始哭起来。“她离开了我。”他说。

这对她来说很好，我想。毕竟，她做到了。

一周后，她的断手、断腿开始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他在她睡着时杀了她，我相信他一定是这样做的。她从来就不知道。或者说，在他开始能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时，他是这样说的。他起初声称自己失忆了。

肢解。有意识的遗忘行为。

我尽量不去想被肢解的莫莉是什么样子。我试着回想一个完整的莫莉。

查尔斯正带着我向门口走去，经过一块又一块白桌布，每块桌布都至少被四个细条纹装饰的袖肘压着。这就像撞上冰山前的泰坦尼克号：炫耀着权力和影响力，而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毫不关心。他们对底层船舱的农奴了解多少？他们取笑所有的人，然后通过了港口。

我朝右笑笑，朝左笑笑。左右两边都有一些熟悉的面孔，一些熟悉的胎记。查尔斯以一种宣告主权但谨慎的方式挽住我的胳膊——轻轻地挽着，但很用力。

我不再认为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不想再这样想了。“发生”源于你的期待，而不是你的所作所为；而“任何事情”则类别广泛。例如，我不太可能被眼前这个人谋杀；我也不太可能嫁给他。就在眼下，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赴周三的晚餐。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不想去的话，我真的没有必要去。至少我还保留了一些选择的机会。哪怕只是想想这件事，我的脚就不那么疼了。

今天是星期五。明天早上，我将去墓地快走一番，锻炼锻炼大腿的内侧和外侧。在这座城市中，这是你可以这样做而不会被车撞倒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那里不是埋葬莫莉的墓地，不管他们把她拼凑成了什么样子都不重要了。我会挑选一块墓碑来拉伸拉伸腿，我会假装那就是她的墓碑。

我会说，莫莉，我们在某些事上意见不一致，你也不会赞同我的做法，但我尽力而为了。我的底线是，钞票就是钞票，有了钱餐桌上才有的吃。

她会回答，底线，当你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时，你就会撞到什么。自那之后，你就原地不动了，或者你会爆炸。

我会弯下腰，我会碰到地面，或者只要不拉断韧带就尽可能地靠近地面。我会在她的墓地上放一只花圈——用看不见的钱扎成的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