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昭进位晋王的八天后，即景元五年(264)三月丁亥（二十七日），在成都之乱侥幸存活的刘禅举家来到了洛阳。当时魏廷下诏，要内迁季汉遗臣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所以更多的季汉臣子们要照顾家人老小，无法陪同刘禅，唯有原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二人舍弃家眷，单身跟随刘禅，让刘禅十分感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禅实现了诸葛亮“还于旧都”的梦想，只是汉室已经彻底死去了。在这座陌生的都市里，刘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荒诞与寂寥。

司马昭使太常策命，封刘禅为安乐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据《汉晋春秋》载，司马昭在洛阳大摆筵席，款待刘禅，接下来就是妇孺皆知的“乐不思蜀”的故事：

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一句“此间乐，不思蜀”，将刘禅钉在了中国古代昏君的耻辱柱上。当然也有人倾向认为，这是刘禅大智若愚，装傻自保的一种策略。面对司马昭这样连当朝皇帝都能弑杀的狠辣角色，只有将自己扮演成昏聩无能之辈，才能消除他的戒心，让自己苟活下去。

从蜀地北来的宗室、臣子们也都得到了封赏。季汉宗室都被封为三都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其中，刘禅之弟、原甘陵王刘永与刘禅之侄、原安平王刘辑（刘理之子、马超外孙）皆封奉车都尉、乡侯。季汉遗臣中，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董厥、樊建二人入司马昭相国府为参军。

大量季汉遗臣被迁徙至河东郡居住，包括诸葛亮之孙诸葛京、诸葛乔之孙诸葛显、刘封之子牙门将刘林、黄金围督柳隐等。也有迁回原籍的，如孟达之子、议督军孟兴徙往扶风郡。还有一些与曹魏有渊源的汉臣，如督军裴越是季汉光禄勋裴儁之子，也是魏尚书令裴潜之侄、尚书仆射裴秀的堂兄弟，他迁回洛阳，拜议郎。

也有人没能来到洛阳。右车骑将军廖化、镇军大将军宗预都已年逾七十，作为见证季汉建立的一代人，他们目睹了季汉由衰到亡的全过程。在北上的路途中，两位老将相继病卒。

谯周因劝刘禅出降有功，被司马昭封为阳城亭侯，并被征辟入朝为官。谯周年迈，至汉中遇疾病不能前行，停滞数年。司马炎即位后，多次下诏催促谯周进京，直到西晋泰始三年(267)，谯周才拖着病体抵达洛阳。司马炎拜谯周为骑都尉。谯周觉得自己没什么功劳，想要推辞自己的爵位，但没有得到批准。泰始六年(270)，谯周在洛阳去世。一百多年后，他的家族将出现一个叫谯纵的人，于乱世之中在成都称王，割据巴蜀，实现了谯周生前想也不敢想的益州人“当家做主”的梦想。

谯周在蜀中门生弟子众多，其中有四人最为优秀：文立、陈寿、李密、罗宪，同窗们将他们分别比作孔子门徒中的颜回、子游、子夏、子贡。颜回是孔门中的道德楷模，文立在谯门中也以德性称著。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他少游太学，精通群书，为费祎辟为益州从事，又为费祎大将军东曹掾、尚书。蜀亡后，魏分益州置梁州，文立是首任梁州别驾。司马炎即位后，开始大量征召季汉故地梁、益二州的才俊，于是让文立出任济阴太守，后征召回朝任太子中庶子，辅佐太子司马衷。文立累迁至散骑常侍、卫尉、梁益二州大中正，是季汉遗臣中入晋官位最高者。他死后，司马炎特意让人将他还葬于蜀地，为他举行丧事，修葺墓冢。

陈寿、李密均以文学出众，两人后来也都因为作品传世而名留青史。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李密，一作李宓、李虔，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他们都出生于诸葛亮主政的季汉建兴年间，李密长陈寿九岁。两人少时皆学养深厚，李密治《春秋》左传，博览五经，陈寿治《尚书》、《春秋三传》，精读《史记》《汉书》。两人仕官都在季汉末年姜维北伐之时，都曾出任宰辅大臣的僚属。李密曾任大将军府主簿（推测可能是费祎幕府），陈寿曾任卫将军府主簿（推测可能是姜维幕府）。李密任尚书郎时出使东吴，辩才为吴人所服。陈寿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东观令史，东观是皇家的藏书、著书机构，陈寿在此阅读了大量史料典籍，这为他后来写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禅出降，陈寿和李密都成了亡国之臣。邓艾听闻李密之名，想延请他做自己的主簿，李密拒命不从，归家侍奉祖母，开塾讲学。陈寿则因为在父丧期间使婢女服侍自己喝药，被人借题发挥，攻击他不守孝道，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被叙录为官。他干脆赋闲在家著书立说。因为早早归隐，两人得以免遭成都之乱的影响，但也因为地位低微，所以他们并不在内徙的季汉遗臣之列，留在了蜀地。

司马炎即位后，诏令梁、益二州举荐贤才，陈寿、李密都在推荐之列，而他们从此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李密生而丧父，母亲改嫁，他是在祖母刘氏的抚养下长大的。李密原本就想用余年奉养祖母，再加上亡国之痛，让他对仕官丧失了兴趣。西晋泰始三年(267)，李密被征为太子洗马，入朝听宣，李密多次拒绝，但郡县长官一再逼迫他赴任，并威胁要以抗旨罪论处。李密无奈，写下了一篇文章，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和与祖母的感情，解释了自己为侍奉祖母而不能奉诏为官的苦衷。文章洋洋洒洒，文采斐然，尤其是文中不断提到的孝道，与司马炎“以孝治天下”的理念相合，让司马炎十分感动。司马炎赏赐了李密奴婢二人，嘉勉他的孝心。李密凭借这篇《陈情表》成就了他的孝行。他在《晋书》中被列为《孝友列传》之首。

陈寿则以著述走上了史家之路。他在益州隐居期间，广泛搜集蜀、巴、汉中等地的史料，创作了一部以记录益州先贤人物为内容的《益部耆旧传》，共十篇。这部著作可以视为陈寿著三国史的前奏，也让朝廷注意到了他的才华。散骑常侍文立将他同窗的这部著作呈给司马炎看，司马炎很是喜欢，再加上另一位同窗罗宪也曾举荐过陈寿，于是司马炎令州郡举陈寿为孝廉，征为佐著作郎，后升著作郎。

据《晋书·职官志》，著作郎始置于魏明帝太和中，隶属中书省，其前身正是两汉东观负责著史的官员。晋置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晋廷对著作郎的要求十分严格，刚到任的著作郎都必须先撰写一篇名臣传记，作为考核，合格后方能正式任职。陈寿在著作郎的任上接到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诸葛亮生平著述整理编纂成一部文集。西晋泰始十年(274)二月一日，已经出任平阳侯相的陈寿终于完成了这一重任，将编纂好的《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呈送给司马炎。这部文集总字数达104112字，原书虽已亡佚，仅存零散篇章，但从保留下来的目录中可以看到，集中囊括了诸葛亮生前撰写的大量文书、论述、书信、法令、军令等，内容非常丰富。陈寿在上书中，还追述了诸葛亮的生平功业，等于是为诸葛亮作了一篇小传，这成为他后来创作《三国志》名臣列传的基础。陈寿对诸葛亮不吝赞美之词，文中特意提到诸葛亮死后，在巴蜀士民心中还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在上书中，陈寿还特意解释了一个关于诸葛亮文风的问题。当时有人批评诸葛亮的文章“文彩不艳”，认为他的话语“过于丁宁周至”。陈寿不这么认为，他说，皋陶和周公都是圣贤，但《尚书》中的《皋陶谟》“略而雅”，周公的《大诰》“烦而悉”。究其原因，是因为说话对象不同，皋陶说的话是跟舜、禹这样的帝王对谈，而周公说的话是面向普通大众，所以就不能太深奥艰涩。陈寿的意思是，诸葛亮与周公一样，经常跟下级打交道，所以言语才会朴实、琐碎一些。无独有偶，《晋书·李密传》记载，李密在祖母去世后入朝为官，司空张华问他：“孔明言教何碎？”李密答：“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雅；《大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其语与陈寿所言几乎完全一致。如果不是史官誊抄之误的话，那就是陈寿、李密两位同窗在对诸葛亮的评价上早已形成了共识。他们生于建兴，长于延熙，耳濡目染着蜀中百姓对诸葛亮的崇敬与爱戴，对诸葛亮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他们是诸葛亮治蜀的受益者，也是诸葛亮形象的维护者。而作为季汉遗臣，他们在赞美诸葛亮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捍卫蜀人的尊严。

晋平吴之后，陈寿又获得东吴的典籍档案，于是他集合三国史料，开始撰写《三国志》。在《三国志》中，陈寿虽出于晋朝政治立场的需求，以魏为正统，将曹操、曹丕、曹叡等魏主以“本纪”的体例撰写，但在行文中，他却不遗余力地提升季汉的地位。如他将《蜀书》《吴书》与《魏书》分开撰写，而不是将蜀、吴君臣作为“载记”附着在《魏书》之后，体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又如他在写刘备、刘禅传记时，虽以“列传”为名，但用的是“本纪”的体例，即在传中勾勒出其在位时期国家大事的编年，这是用春秋笔法来确立刘备、刘禅的君主地位。在《先主传》中，陈寿书刘备的姓名而加“讳”字，书刘备去世而加“殂”字，但在《吴主传》中却没有这么用，这也充分体现了陈寿在史书中对刘备及季汉政权的抬升。在《诸葛亮传》中，陈寿特附《诸葛氏集》目录及上书表，这一行为被清人王鸣盛评为“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

陈寿与李密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亡国之君刘禅，而他们两人也都给出了公允不失体面的回答。张华曾问李密：“安乐公何如？”李密语出惊人：“可次齐桓（可以比得上齐桓公）。”张华连忙问他原因。李密说：“齐桓公任用名臣管仲得以称霸，任用小人竖刁而败亡。而安乐公任用诸葛亮而抗魏，任用黄皓而亡国，成败都是一样的。”滴水不漏，可谓绝妙。陈寿则在《三国志·后主传》的评语中说：“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他认为，刘禅任用贤相诸葛亮就是明君，宠溺宦官黄皓就成了昏君。他就像一条白色的丝绸，被什么样的颜料所染，就成了什么样的颜色。

李密与陈寿这对师兄弟，又一次达成了默契。的确，刘禅不过是一个平庸之人，只是不幸生在帝王之家，不幸生在一个英雄辈出的乱世之中，从而不幸成了千古以来昏君的代名词。可惜这些话，他们的故主刘禅看不到，也听不到了。西晋泰始七年(271)，刘禅在洛阳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谥曰思公。他入洛阳之后，除了一次在司马昭接见吴国使者纪陟的宴会上陪坐外，再也没有任何事迹记载。他目睹了魏主禅让、司马炎登基的盛大场面，但他没有等到吴主北来的那一天，没能实现魏、汉、吴三主的历史性会面。

刘禅去世八年之后，即晋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司马炎经过多年蓄力，终于发起伐吴之役。伐吴大军共分六路：琅琊王司马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横江洞口，这两路从徐州、扬州南下长江下游，牵制吴军主力；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向江陵，这三路从荆州、豫州南下夺取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

而此次伐吴最重要的一支部队，是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率领的水师。

早在七年前，司马炎就采纳羊祜的建议，以王濬为益州刺史，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在巴蜀建造战船，训练水师。造船产生的大量木屑顺江流到了吴境，但没有引起吴主孙皓的重视。如今，这支由巴蜀的劳工、巴蜀的木材打造的浩大的舰队，载着巴蜀的将士，沿着当年费祎、宗预、樊建、李密等蜀使出访东吴的路线，顺长江东下，如入无人之境，在次年的三月壬寅（十五日）抵达吴都建业城下，吴主孙皓像当年的刘禅一样，舆榇自缚出降。

晋灭吴，实际上成了蜀灭吴，来自蜀地的士兵、水手与船工，成为三分归一统这一历史时刻的第一批见证者。

而这一年，恰是诸葛亮的一百岁冥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