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这首流传千古的《蜀道难》，让剑阁之雄峻险要名声大噪。

实际上，李白的这句诗是对先贤诗作的化用和致敬。西晋太康初年，安平人张载赴益州探望担任蜀郡太守的父亲，路过剑阁，有感于蜀人“恃险好乱”，写下了一篇《剑阁铭》。晋武帝见其有训诫之意，令人将之刊刻于剑阁旁的山崖上。其文如下：

岩岩梁山，积石峨峨。远属荆衡，近缀岷嶓。南通邛僰，北达褒斜。狭过彭碣，高逾嵩华。

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斯顺。闭由往汉，开自有晋。

秦得百二，并吞诸侯。齐得十二，田生献筹。矧兹狭隘，土之外区。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勿居。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见屈吴起。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洞庭孟门，二国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公孙既没，刘氏衔璧。覆车之轨，无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

文中，张载将剑阁喻为蜀中的门户，绘声绘色地描述此处山石如何高耸，山路如何险峻。尔后，他以剑阁来譬喻世道的兴乱，说世道动荡，这里就发生逆乱，世道清明，这里就恢复安定。因此，剑阁自汉代以来就是关闭的，直至晋朝才重新打开。

此句虽有对当朝者阿谀献媚之嫌，却也是事实。两汉本无剑阁。据《晋书·地理志》，刘备据蜀，分广汉之葭萌（汉寿）、涪、梓潼、白水四县，又立汉德县，置梓潼郡。汉德县在今四川剑阁汉阳镇，故城名黄芦城。又据《华阳国志》《水经注》《太平寰宇记》载，诸葛亮治蜀，见汉德县东北大剑山至小剑山之间的三十里处山势奇险，不易通行，于是在这里“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旅”。同时，诸葛亮又考虑到蜀地的防御，于山石豁口处砌石为门，置阁尉，设戍守，才有了剑阁这座雄关。剑阁所处的隘口，北坡十分陡峭，南坡则相对平缓，因此守城方据于关上可居高临下阻击敌人，而从北面而来的攻城者却需要攀登峭壁再攻城，且没有展开兵力的空间，难度可想而知。张载诗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勿居”，正是对剑阁易守难攻形势的生动描写，后来成为李白创作《蜀道难》的母本。

剑阁处于益州腹地，故而自其建成以后并未作为防御工事使用，而是季汉南北转运兵士、物资、粮谷的途经点之一。蒋琬、费祎、姜维等季汉重臣频繁往来于成都和汉中之间时，大约不会想到，这里有朝一日会成为季汉御敌的前线。季汉臣民们应当感谢诸葛亮料敌于先，在这群峦之间为季汉上了一道保险。如果说历史上的诸葛亮真如文学作品中那样可以“算定身后事”，那么剑阁雄关就是丞相留下的最好的锦囊妙计。剑阁作为军事要塞的第一次启用，就是钟会与姜维对垒的这场攻防战。

姜维退守剑阁，闭关固守。钟会先礼后兵，给姜维寄去了一封劝降信，信中对姜维一通吹捧夸赞，称他“功济巴、汉，声畅华夏，远近莫不归名”，并表示自己十分想与他交朋友，形容他们俩就像吴公子季札与郑公子子产一样，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接着，钟会以自己的名义向蜀地的将吏士民发表了一封洋洋洒洒的檄文。文中先是歌颂曹魏三祖的圣德、宰辅（司马昭）的功绩，怜惜蜀汉民众久被奴役，进而吹嘘自己统领着王者之师，以仁义为本，不愿“穷武极战”，而要向蜀人陈述“安危之要”。钟会回顾了曹操当年拯救刘备的恩德，叙述了诸葛亮、姜维屡次北伐皆被魏军击败的窘迫，哀叹蜀地的现状是“比年以来，曾无宁岁，征夫勤瘁，难以当子来之民”。最后，钟会列举吴将孙壹、叛将唐咨与文钦二子北归后都受到厚待的例子，劝巴蜀的有识之士放弃抵抗、弃暗投明，他将保证让蜀地百姓安居乐业，免去兵戈之灾。如若不降，则“大兵一发，玉石皆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这篇檄文旁征博引，条理清晰，文采斐然，应是钟会本人所作。《三国演义》中虚构的“武乡侯骂死王朗”一段，王朗所持的游说之词对钟会这篇檄蜀文有许多明显的借鉴。

但正如《三国演义》中王司徒难以用言辞动摇诸葛亮一样，钟会的檄文也根本不可能在剑阁城内的汉军中激荡起一点水花。就这样，钟会高歌猛进的攻势突然在剑阁城下被遏制住了，任魏军如何攻打，剑阁都岿然不动。钟会一筹莫展，心绪烦躁，就拿诸葛绪来撒气。

此前，诸葛绪已与邓艾会师，但邓艾提出了一个方案，想从德阳亭经左儋道至江油，取绵竹，进逼成都，邀请诸葛绪与自己合兵同往。诸葛绪觉得这个方案简直是送死，便说自己的目标是姜维，不便违诏西行，进军白水关与钟会会师。这正中钟会的下怀，他早就想“专军势”，对司马昭分兵给诸葛绪心怀不满，于是他写了封举报信寄给朝廷，诬陷诸葛绪畏敌不进，将诸葛绪打入槛车押回了洛阳，他三万多人的军队顺势归入了钟会麾下。

这里说句题外话。这位诸葛绪在伐蜀之战中，既被姜维骗得团团转，又错失了与邓艾同建奇功的机会，最终被钟会夺了兵权、诬为罪人，可谓愚蠢而不幸。然而，世事难料，正因为他早早被遣返回了洛阳，得以逃脱了后来成都城内的血腥屠杀，他不仅成为伐蜀三名统帅中唯一善终者，后来还与司马氏结为姻亲，子孙显达，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钟会兼并了诸葛绪的兵士，却未能在攻打剑阁的战事中形成优势。相反，多了三万多张吃饭的嘴，让钟会大军陷入了与姜维北伐同样的困境——军粮告急。关城缴获的粮谷已经耗尽，屯集汉中粮谷的汉、乐二城久攻不克，关中运粮又鞭长莫及。此时的钟会大军，似乎正在陷入“敛兵聚谷”之策所规设的处境——“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魏军的士气已经明显衰落，将士们都有了撤还的打算。毕竟，此役魏国已经拿下了汉中、武都、阴平三郡和梓潼郡北部，这场本不被朝野看好的军事行动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收获，已经大大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此时撤军，颜面不亏，总比士卒饥饿困顿、遭姜维反攻要强。钟会思虑再三，开始与众将讨论撤军事宜。

历史若是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应是另一番景象。季汉虽然不能免于亡国的结局，但至少能够凭借剑阁的坚固续命几年。然而历史的趣味正在于——意外永远在路上。就在钟会打起退堂鼓的时候，当初激烈反对伐蜀的征西将军邓艾，如今却不甘心半途而废。

与钟会一样，邓艾也是第一次来到巴山蜀水之间，对这里的山川形势、河谷道路一样陌生。但少年时就对军事地理产生浓厚兴趣的他凭直觉感到，剑阁并非扼守蜀中北大门的唯一关口，金牛道也并非益州南来北往的唯一通途，剑阁以西的群山之中必有小径可以通行。他自入阴平后，就派人对阴平至广汉一带的地理情报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并将成果写信上奏司马昭。邓艾说，如今蜀军已经被击垮了，正应该乘势进军。从阴平由邪径（斜径，即阴平偏道）经德阳亭，可直趋涪县。这条路在剑阁以西百里，而涪县距离成都仅有三百余里。如果出奇兵攻击蜀军的“腹心”，剑阁的守军必会回救涪县，那么钟会主力就可以轻易攻克剑阁进军。如果剑阁的守军不救，那么涪县兵力薄弱，也坚持不了多久。邓艾引用《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认为此计避实就虚，必能对蜀军一击毙命。

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司马昭远在洛阳，邓艾当然不会坐等司马昭的批复再行事。因此，邓艾的上表只是尽到了告知的义务。冬十月，邓艾整顿所部兵马，踏上了穿越阴平道之路。

阴平道，即从阴平郡南入蜀地的道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若其制两川之命，为入蜀径路者，则为阴平道。”学者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认为：“阴平道并非单一孤线，乃是由正道、偏道、捷径组成的交通网络。”其中，阴平正道即姜维由阴平县撤往白水关的道路，这条道路基本呈东西走向，沿着今白水江、白龙江河谷行进，通行条件较好。阴平偏道则是从阴平郡穿越山岭、南插至江由戍（一作江油戍）的一条山险之路，具体而言，是从景谷（今四川省青川县沙州镇以西的青川河河谷）进入山岭，可通达江由戍（今四川省平武县江油关镇，非今四川省江油市），再从江由戍顺涪水而下涪县，这样就绕过了剑阁，插入了益州的腹地。严耕望认为，阴平偏道就是邓艾所走的阴平道，此说被多数学者所接受。阴平捷径则更为艰险，此道是从阴平县直接南下，翻越摩天岭到达今平武县一带，再向东南至青川，折向西南抵达江由戍。严耕望认为，此道应是唐宋以来才开通的，非邓艾所行的道路。

严耕望的考证为阴平道勾勒出了比较清晰的面貌，但阴平道具体的走向和途经点仍争议颇多，如学者鲜肖威认为，从今甘肃文县南下直接到今四川平武县要翻越三座海拔在3500米以上的高山，从古至今都没有通路，严文所言“阴平捷径”根本不存在。对于邓艾所行的阴平偏道，学者们更是众说纷纭。如鲜肖威认为，邓艾行军线路应是从今甘肃文县碧口镇一带出发，南下翻越摩天岭到达今四川青川县乔庄附近的青溪，此即“从景谷道旁入”，再沿黄沙江（今下寺河）南下到青川县关庄乡一带，翻越山岭到达今江油县东雁门坝地区（蜀汉德阳亭），再沿一小河谷向西翻山岭，即可攻取蜀汉江油关。学者蓝勇认为邓艾是从阴平桥头出发，再南下摩天岭垭口后经九道拐、南天门、北雄关过秦陇栈阁（写字岩）至青川所（青溪区治），再经箐青山（靖军山）出涪江东岸，沿涪水边的左担道、马阁山至江油关。

2020年11月，四川省青川县文物管理所对青川县境内的阴平道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新发现了写字岩、落衣沟、金桥、碑湾里栈桥立柱孔等遗迹，为研究阴平道的开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根据田野调查报告，这条因邓艾而出名的阴平偏道的主要路线，当从今甘肃文县起，沿白水江过阴平桥头后转向西南，进入丹堡河的刘家坪，又沿让水河而下，从柏元河坝沿石磨河经对树沟、窄匣子，翻摩天岭，下九道拐，经南天门、白雄关，沿唐家河南行，过写字岩、落衣沟、阴平山、马转关，走鱼洞砭、青溪、高岩头、魏坝、放马坪、打箭坪、阻魏沟、靖军山、青道口至江油关镇。

邓艾的军事行动起初是得到了钟会的配合的。尽管钟会以贵公子的身份，从骨子里轻视邓艾这样出身寒微的武人，但也不得不认可邓艾在军事上确有不凡之处。邓艾奇袭阴平道的想法令人为之捏一把汗，却也让钟会充满期待。于是，钟会派遣部下将军田章分出一支兵马，从剑阁向西增援邓艾。田章还没走百里，就击败了埋伏在附近的蜀兵三校。“校”是汉代军事的一级组织，统兵者为校尉，其编制人数不固定，约在八百到两千人之间，即便以最少的八百人算，此处蜀兵的伏兵也有两千余人，规模不小。可见，季汉对魏军从他道迂回剑阁的策略也有所预案，提前部署了兵力戍守，可惜战力较弱，被魏军轻易击溃。

田章带着战功与邓艾会合，邓艾遂派田章担任前部，大军长驱向前。邓艾所行的阴平偏道山高谷深，极端难行，七百余里都是荒无人烟的山林。邓艾一面派人开凿通道，架设桥梁，一面指挥士兵小心前行。遇到山崖，邓艾就自作表率，用毡子裹着身子，从山坡上滚下去，将士们则纷纷攀缘着树木顺着崖壁滑下来，其艰苦可知。走这样的山路，魏兵势必轻装简行，不仅不能带重型武器，军粮亦无法携带太多。故而此行邓艾将士还要冒着断粮的巨大风险，“频于危殆”。此时的邓艾已六十七岁，放在当时已是高龄，能够以如此强大的毅力走完这段艰险的山道，确非常人所为。据亲历此次行军的段灼回忆，邓艾所率的士兵不满两万人。他这样形容魏军穿越阴平道的场面：“束马悬车，自投死地，勇气陵云。”

经历噩梦一般的行军后，邓艾军的先登部队终于抵达了江由戍。顾名思义，江由戍是一座军事防御要塞。《华阳国志》载：“自景谷有步道径江油左担出涪，邓艾伐蜀道也。刘主时，置义守，号关尉。”认为是刘备时期所设。学者曾穷石进一步考证认为，江由戍设置背景应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与曹操争汉中地区。刘备虽得汉中郡，但丢掉了武都郡及广汉属国北部（后为阴平郡）这两处战略要地，摩天岭成为魏蜀边界，位于摩天岭南麓、涪水之滨的江由戍就成为季汉在西端防卫曹魏的军事要塞。不过，随着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夺取武都、阴平二郡，江由戍成为季汉后方，其军事防御价值不再，故而城防废弛，驻兵不多，且早已怠惰不堪用。

邓艾突然兵临江由戍，不啻为神兵天降，当地守兵顿时陷入一片慌乱。其实，以邓艾穿行阴平道的艰难环境来看，魏军不可能携带笨拙沉重的攻城器具，其士众虽多，但完全不具备攻坚能力，再加上长途行军的疲惫与饥饿，战斗力亦大不如前。此时江由戍的守军无论采取出城突击还是固守待援的方式，都能够有效挫败邓艾军，至少可以延缓邓艾的进军速度，给成都和剑阁方面争取反应时间。然而，邓艾“奇兵冲其腹心”的目的，正是要通过这种出人意料兵临城下的方式，击垮汉军的战斗意志，不战而屈人之兵。果然，守将马邈不战而降，邓艾拿下了江由戍，成都平原已近在咫尺。

某种程度上来说，邓艾奇袭江由戍的成功，反向印证了魏延“子午谷奇谋”的可行性。这两位出身寒微、从未谋面的义阳同乡一反常规的用兵之道，设计出了两套极其相似的山地奇袭策略。《孙子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魏延与邓艾活用奇正之术，巧变出奇，堪称三国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地理天才、山地作战大师。但此二计，一成一废，其背后的缘由已不是两人的能力差异，而是魏汉两国的国情所限。季汉国小民寡，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军事风险，而曹魏国力雄厚，方才能够默许邓艾放手一搏。在季汉的土地上，邓艾以他的盖世奇功向魏延表达了敬意。

江油戍既破，邓艾军获得了补给和休整，顺涪水而下拿下涪县已是早晚的事。涪县距成都不过二百里，军情传入成都朝堂，君臣一片恐慌。刘禅连忙派出三支快马（快船），一支赴剑阁调姜维回救，一支赴永安召阎宇西还，一支东下向东吴求援。但远水不救近火，成都城内尚有数万兵力，完全可以组织一支兵力将邓艾阻击在通往成都的路上。

可问题是，季汉有经验的将领大多处于前线，谁来担任这支部队的统帅呢？

刘禅与众大臣的目光都投向了卫将军诸葛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