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芳被废、毌丘俭举兵、司马师暴毙……曹魏内部一连串的政治动荡让姜维又嗅到了可乘之机。此时雍凉都督区也出现了人事变更，郭淮去世后，陈泰接替他出任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雍州刺史之位则由军事经验稀少的清河人王经担任。姜维立即向朝廷奏请北伐。

不过此时，朝中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者是征西大将军张翼。

张翼，字伯恭，犍为武阳人，他出身官宦世家，其高祖父曾任司空，曾祖父曾任广陵太守，是益州大族的代表。刘备平益州，张翼出任州书佐、江阳长。汉中之战，张翼以沔阳长身份随赵云在汉水破曹军。诸葛亮时期，张翼先为庲降都督镇南中，后随诸葛亮北伐，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如今，张翼已经在季汉仕宦超过四十年，是季汉朝堂上地位最高的益州本土人士。

张翼当众反对姜维北伐，理由是“国小民劳，不宜黩武”，这说出了益州大族的心声——北伐耗费了大量益州的人力、物力、财力，侵犯了益州大族的利益，让他们早有怨言。若说在诸葛亮主政时期，他们还慑于诸葛亮的威严而不敢公开反对，那么如今面对姜维，张翼就有了与之“廷争”的底气。

然而，北伐的真正决策人是皇帝刘禅，姜维只是为他承担舆论攻击的箭垛。在刘禅还对北伐津津乐道的时候，张翼的反对声音起不了多大的效果。但慑于张翼背后益州大族的力量，刘禅又必须照顾他的情面，于是进位张翼为镇南大将军（季汉“四镇”高于“四征”），命他随军北伐。同时出征的，还有已接替邓芝出任车骑将军的夏侯霸。

延熙十八年(255)夏，距离上次北伐才过了不到一年，姜维再次统兵数万出发，揭开了第八次北伐的序幕。为了迷惑魏军，姜维提前放出消息来，声称汉军将兵分三路，进攻祁山、石营、金城。姜维出兵屡次用奇，魏人捉摸不透，只能分兵布防，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姜维此次的用奇，恰是没有“用奇”，他的兵锋所向仍是去年汉军的目的地——狄道。

这是陈泰在雍州的第七个年头，大西北的风霜雨雪已经让这个出身颍川世家的贵公子的脸上现出了沧桑之色，七年前的高平陵政变也依然历历在目。彼时，身为尚书的陈泰与侍中许允受到司马懿的派遣，前去曹爽大营劝降。当时两人带着司马懿的承诺而来，表示只要曹爽放弃抵抗、交出皇帝和兵马，司马懿将仅免去其官职，其他一概不予追究。当时的陈泰和许允天真地以为自己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这场差点儿走向失控的政治内斗得以和平解决。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与曹爽都被司马懿欺骗了——曹爽为自己的轻信付出了全家性命的代价，而陈泰和许允则在不自觉中成了司马懿大开杀戒的帮凶。

尽管陈泰和许允心有不平，但他们已无力阻挡司马氏权力车轮的滚滚向前。陈泰出镇雍州，远离朝中纷争，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他掌兵在外，勤于王事，司马氏父子对他还有相当程度的忌惮。而许允的命运就截然不同，李丰、张缉之谋，令许允也被牵连进去，司马师将他视为眼中钉，先是假意调许允为镇北将军，剥夺了他中领军之职，接着指使有司指控他贪污贿赂，将其收付廷尉，流徙边塞，并害死在途中。

如今，已经成为雍凉最高军事统帅的陈泰陷入了迷惘，他不知自己究竟为谁而战，是为曹氏，还是为司马氏？他的父亲是曹魏的开国功臣，与司马懿同受托孤之任，而如今的陈泰却不得不以魏臣之名，而行司马家爪牙之实，为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巩固他们的权力与地位而守卫西境。他虽忠于魏室，但他的家族身份使他无法像毌丘俭、文钦那样倒戈相向，与司马氏彻底撕破脸皮。

陈泰与司马氏之间这些微妙的关系，对姜维来说是陌生的。姜维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都在军事上。如果说他与田单、曹操这些以弱胜强的前辈差在哪里，可能就是他从未关注过政治层面的“北伐”。陈泰并不是司马氏的同路人，而司马氏也从来没有把陈泰视为自己的心腹嫡系，如果季汉熟悉曹魏政权内部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其笼络、离间、分化、瓦解，或是将军事行动由针对曹魏政权改为针对司马氏的“政在私门”，那么或许能够从曹魏内部撕开一个口子，为北伐提供更加有利的政治环境。然而，不幸的事实是，尽管在姜维北伐期间，曹魏内部皇权与相权、司马氏与反司马力量的斗争此起彼伏，但防御季汉的雍凉都督区却如同铁板一块。反而是由于姜维的不断北伐，雍凉都督区的将领们即便各有算计，关系不睦，也都能凝聚共识，一致对外，始终没有出现“淮南三叛”那样的动荡局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天下有变”的天时迟迟无法降临在雍凉大地之上。

当雍州刺史王经禀报此次姜维三道来伐，陈泰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一次姜维动向的异常。季汉有多少兵力，陈泰心里有数，他断定这都是姜维的疑兵障眼之法，其目的就是分散魏军兵力。于是他否定了王经分兵拒敌的建议，让凉州军按兵不动，令王经准确打探汉军真正的目标，再东西合力而击。

不久，姜维数万之众出现在了枹罕（今甘肃临夏枹罕镇），并向东而去。很明显，姜维的目标又是狄道。去年自姜维迁走三县之民后，陇西郡如同被掏空了一般，既没有什么居民，也缺少兵力部署，所以姜维此次轻松就能沿着洮西旧道深入魏境。如果此次再次拿下狄道，那么姜维将有充足的时间吞掉整个陇西郡，并切断雍凉二州之间的通路，曹魏的西境将面临严重的动荡。陈泰焦急万分，于是一面统关中大军从长安西进陈仓，一面敕令王经统雍州军火速奔赴狄道固守，以待大军来援。

这次王经倒是抢在姜维之前进入了狄道城。但王经立功心切，不想坐守城池，又轻视汉军，以为在魏境用兵，优势在我，遂不听陈泰号令，出城去寻找汉军主力。此时汉军抵达了狄道以北、洮水以西的故关（今甘肃广河东）。王经派前部诸军前去搦战，结果败下阵来，王经恼羞成怒，遂统领雍州军主力数万出城渡洮水，与汉军决战。

王经出击，正中了姜维的下怀。狄道城虽然已经被迁走了居民，但它西临洮水，东、北临陇水，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是一个理想的固守之地。王经不懂军事，放弃了城防和地形优势，出城与汉军野战，而且是背水作战，犯了兵家大忌。陈泰得知王经的部署，连连叫苦，催促五营在前，自己率领诸军在后，紧急向狄道驰援。但陈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八月辛亥日（初二），姜维指挥汉军向洮水西岸的魏军发动突然袭击，魏军没有防备，很快溃败，因为背后是洮水，没有退路，大量魏兵落入水中溺亡。王经见势不妙，仓促组织船只渡河，带残部逃回狄道城。

洮西之战的战绩，《三国志·姜维传》记载为“经众死者数万人”，《三国志·张翼传》记载为“经众死于洮水者以万计”，《三国志·陈泰传》记载为“死者万计”，看来诸书数目较为一致。这是姜维北伐、乃至季汉对曹魏的历次作战中歼灭有生力量最多的一场战役。此战大大振奋了汉军的斗志，对曹魏陇右的军事力量是一次重创。后来邓艾这样描述：“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于危亡。”

姜维连续两次北伐狄道，一次大量迁徙人口，一次大量杀伤魏兵，这是诸葛亮七年北伐都不曾获得的战绩，这也是姜维十余年日积月累，反复尝试，克服重重困境之后斩获的功勋。对于综合国力远远弱于敌人的季汉政权来说，这样的胜利殊为难得。这一年姜维五十四岁，这正是诸葛亮壮志未酬、溘然长逝的年纪。而姜维却在同样的年龄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也将季汉北伐推向了巅峰。

洮西大捷之后，姜维打算乘胜扩大战果，继续围攻狄道，进而执行下一步计划，即魏人所说的“断凉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据关、陇之险”。但张翼再次表达了反对。他说，既然已经取得了胜利，就应该见好就收，不应再继续进攻，否则会丢掉来之不易的战果，这正是画蛇添足的道理。姜维原本就因张翼反对北伐而与他不睦，只是碍于刘禅的命令才把他带上，此时他又来拖后腿，姜维自然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姜维统兵渡河，将狄道围了个水泄不通。

王经败报传到陈泰这里时，陈泰已经从陈仓溯渭水抵达上邽。此时司马昭也意识到陇右局势的危急，出于对陈泰的不放心，他于八月戊辰（十九日）派德高望重的太尉司马孚至关中督战。三天后（辛未，二十二日），司马昭又征调邓艾、胡奋（征东将军胡遵之子）、王祕三将各率本部驰援陇右。此前，邓艾在乐嘉（今河南商水东）击败文钦，立有战功，进封方城乡侯，紧接着又行安西将军，没怎么歇息就马不停蹄地奔赴西线战场。时隔六年，邓艾重返陇右。

面对狄道的危局，邓艾显得比较消极，他认为洮西一战，魏兵已经斗志涣散，而姜维士气正盛，这时候应该避其锋芒，割险自保，等待蜀军显现出疲态了再行救援。邓艾之计，实际上是沿用两年前司马孚驰援合肥新城的战法，当时司马孚就是在寿春按兵不动，等到诸葛恪士兵疲惫、疫病横行时才出击，获得大胜。因此笔者猜测，邓艾的建言很可能也来自刚抵达关中的司马孚的授意。事实上，当时魏国朝议也持这一观点，众人认为王经大败后，狄道城已经“不足自固”，应该等到大军从四方汇集，再行征讨。

但陈泰对陇右的地情和姜维的心态更为熟悉。他认为，姜维固然在洮西得手，但他下一步却走错了棋。如果姜维利用战胜之威，率军东进，攻陷存储有大量粮食的首阳（今甘肃渭源），然后连接羌胡诸部，传檄陇西、南安、天水、广魏四郡，那么陇右局势将十分危险。但姜维却将宝贵的时间消耗在了攻坚围城之上，蜀军长途远征，必然是以轻兵为主，没有带攻城器具，这就是以短击长，变优势为劣势了。再加上蜀军出征已久，军粮很快就会短缺，这正是魏军果断出击的机会。陈泰的方案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进军，占领蜀军周围的高地以呈威逼之势，不用交战，蜀军就会自然退兵。

史载，陈泰将自己的方案写成表章，派人送往司马昭处定夺，司马昭支持了陈泰的主张，说“征西速救，得上策矣”。笔者以为，当时狄道军情紧急，而上邽与洛阳相距两千里，如果要等待司马昭指示，一来一往，军机早就延误了。陈泰作为持节的方镇大督，在战时完全有专断自决之权，他应是将方案报送洛阳后，不待回复就率师救援狄道而去。

陈泰行军的路线，应是循渭水河谷一路西进，过冀县、豲道、襄武，一直抵达首阳以西的高城岭。高城岭及其东南的鸟鼠山是渭水、洮水两大水域的分水岭。《水经注》云：“陇水注之，即《山海经》所谓滥水也。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西迳陇坻。”陇水流向西北，在狄道注入洮水。越过高城岭，陈泰预料到姜维可能会设下埋伏以击来援，就故意大张旗鼓地从南道进军。姜维得到消息，果然派兵在要道口埋伏，但等了三天都不见魏军，谁知陈泰悄悄将大军转向另一条路，并且隐蔽行军，在夜色的遮掩下出其不意地登上狄道东南的高山。陈泰让士兵点燃了许多火把，又擂鼓吹角，火光和声音瞬间传遍了狄道城内外。城内的魏军看到援兵到来，都欢声鼓舞。

姜维没有料到陈泰军如此快速地抵达，他尝试缘山攻击陈泰，但魏军居高临下，占据优势，汉军只得退了下来。陈泰与城内的王经取得了联系，约定共同出兵切断姜维归路，而凉州的魏军从金城南下抵达了沃干阪（今甘肃兰州南）。此时，汉军已面临三面包围的处境。九月甲辰日（二十五日），姜维只得率军解围，退往钟提（又作钟题，具体位置不详，应在狄道以南，洮水以西的某处）。

姜维围困狄道将近两月之久。狄道解围后，王经感叹，城中余粮已经不到十天，如果不是陈泰迅速驰援，城池就会陷落，整个凉州都有丧失的危险。陈泰对守城将士慰劳一番，更换守军，修筑城垒，然后引军还屯上邽。

洮西之战给曹魏带来的创伤之重，从战后魏廷所降诏书就可见一斑。为了表示对雍凉的抚慰，司马昭以魏主的名义在一个月内连发三道诏书：十月，诏文罪己，哀叹洮西一战将士死亡以千数，又有不少被俘虏而去，表示“吾深痛愍，为之悼心”，下令陇西各级官吏对阵亡者善加抚恤，免除赋税徭役一年，料理好死者的后事。十一月甲午（十六日），诏令陇右四郡（天水、南安、广魏、陇西）及金城郡亡叛投敌者，家属免除连坐之罪。不久又诏令陈泰、邓艾派人去洮西战场收殓阵亡将士尸首，于洮水中打捞溺水将士遗骸，加以埋葬，以告慰家属。

洮西之败是司马昭执政以来处理的第一件棘手的事情。在司马懿“作家门”的计划中，司马昭原本与诸兄弟一样，只是一个辅助性质的角色。高平陵政变之前，司马懿独与司马师谋划大计，根本就没有告诉司马昭。直到政变的前一天，司马昭才接到任务，吓得他一晚上都没睡着觉。若非司马师的意外暴毙，这偷天换日的家族大业原本轮不上司马昭来背负。因而，司马昭所面临的内外局面原应比司马师刚执政的时候更为凶险。但司马昭在政治斗争中有着更大的潜能，这种潜能往往在极为艰难的局势下会被激发出来。洮西之败并没有动摇司马昭在魏国的执政根基，反而成了他的试炼场，他对雍凉采取的一系列抚慰措施达到了及时止损的作用，让边关不因此役而陷入动荡，将这场败仗引发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

司马昭真正的后手，是对雍凉防区进行重新部署。王经负有败军之责，司马昭念及他是冀州名士，未加惩处，调回洛阳任司隶校尉，后为尚书。陈泰救援狄道有功，但他统兵在外，始终是司马昭的一块心病。借此机会，司马昭将陈泰也征调回朝，为尚书右仆射，典选举，加侍中、光禄大夫。在洛阳等待陈泰与王经的，将是一场曹氏与司马氏、皇权与相权最激烈的搏杀，届时他们都将明白，他们此生最可怖的敌人，不是敌国的姜维，而是国都里的司马昭。

司马昭多次前往雍州参与对蜀战事，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雍凉的稳固对司马氏代魏的重要性。司马昭选择了堂兄司马望作为替代陈泰的人选，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唯有让司马氏宗亲执掌雍凉，才能将对蜀防线打造成司马氏牢固的基本盘。而在救援狄道时与陈泰意见相左的邓艾，反倒得到了司马昭的赏识，一跃成为雍凉都督区的二号人物。司马昭为其去“行”，实领安西将军，并授予假节之权。安西将军是司马昭当年屯关中抵御姜维北伐时的职位，如今这一职位落在邓艾的头上，带有浓重的激赏与勉励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邓艾还兼领了护东羌校尉一职，这是两汉护羌校尉的延续。由此可见，司马昭已经充分意识到姜维北伐与陇右羌人之间密切的关系。留驻陇右的邓艾，除了防范蜀汉的入侵以外，还将担负着怀柔东羌诸部，截断姜维与羌人联系的重任。

种种迹象显示出，洮西大捷对于季汉的利好只是一时，而长久来看，此战让魏国增强了对雍凉的防备力度，并针对姜维北伐的特征采取了一系列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尤其是邓艾在雍凉地位的提升，让姜维迎来了军事生涯中最强劲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