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察东亚各种文体，先要知道中国本来有多种文体。最重要的当然是正规汉文，也就是一般说的文言文或古文，是东亚共通的书写语言。其实，文言文也有好多种类，例如政府的法令、官府的行政文书所用的吏文，书信所用的尺牍文，还有用对仗、讲究平仄的骈文等。吏文、尺牍文合称吏牍文，因为官府公文也是一种书信，都是应用文，与用于文学作品、历史记载的文言文、古文有所分别，自有其特殊的语法和用辞，且使用范围更为广泛。东亚各国从中国学习的并不仅仅是正规的汉文，吏牍文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仰”字一般是由下望上的意思，如“俯仰天地”“仰望高山”等。可是在官府公文中有一种特殊用法，用于上头命令属下遵办时，如“诸道阵亡人家，仰州县存恤”（《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六《后土赦书》），是皇帝下令让属下州县官府存恤各地阵亡人家，由上临下，跟一般的用法相反。这种用法从南北朝开始一直到清朝，在官府公文中常见，却不见于其他文类。而日语中这一用法在现在的口语中也很普遍，如“仰せ”（oose）是命令，“仰付”（oosetsukeru）是下令的意思，不限于公文。这显然是受到中国吏文的影响，而使用范围不限于公文。

中国各种文体之中对东亚文体的演变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佛经以及佛经注解所用的文体，日本学界称为佛教汉文。佛教汉文作为梵文的翻译文体，除保留部分梵文文体痕迹之外，出于宣教的需要也生发了种种特性。如常见于佛经开头的“如是我闻”是梵文语法的反映，按照汉语的语法，应该说“我闻如是”（也有部分佛经就翻成“我闻如是”）。还有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故”字，一般文言文放在后句的开头，如“人杀吾子，故哭之”（《史记·高祖本纪》），而佛教汉文则放在上句的末尾，如“净饭王爱念子故，常遣使问讯”（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序品》），“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玄奘译《般若心经》）。文言文也有“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史记·高祖本纪》）等的“以……故”的语法，只是不多见。这种佛教特有的文体，对后来东亚变体汉文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佛教汉文反映梵文文体，会有很多重复、罗列，以致显得句子冗长。尤其是修饰语很长，如“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曹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卷上），是“十方无量的，不可思议的，诸佛世界的诸菩萨众”的意思。中国的文章除受到西文影响的现代文以外，过去的文体最忌这种很长的修饰语，因为哪些是修饰语，哪些是被修饰语，一时搞不懂。而日语、朝鲜语都把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放在上句末尾，且有修饰语较长的特点，与梵文相似。这也是古代日本、朝鲜人认为本国语言类似梵语的原因之一。

再说，初期的汉译佛经为了宣教的必要多用口语词汇，至唐代出现了使用大量口语词汇的禅宗语录，敦煌变文等民间白话文学也跟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到宋代儒家也有《朱子语类》等口语文献，后来就导致了元明时期《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繁荣，也影响到东亚各国的文体。佛教不仅对宗教思想，也对汉语的文体、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中国的各种文体都传播到东亚各国，各有独特发展，这就是产生种种变体汉文的一个重要背景。

所谓变体汉文是指，正规汉文由于种种原因发生变化，成为不正规的文体，一般指称历史上日本、朝鲜半岛所用的受到本国语言干扰的汉文。变体汉文根据撰写人的意识形态或水平，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① 撰写人本来要写正规汉文，却由于对汉文语法的理解不够，或有所误会，以致成为不正规的文章。这可称为不成熟的汉文。

② 与①相同，而受到撰写人无意识的母语语法或词汇干扰的影响，导致似是而非的变体。日本把这种现象叫作“和习”“和臭”，就是写出来的文章带有日本味道。所谓“和习”“和臭”中其实也包含着一些来自中国正规汉文以外文体、词汇的用法。日本以外也有同样的现象。

③ ②的无意识改为有意识，不介意正规不正规，明知故犯，按照本国的语法、词汇来改换正规汉文的文章。这又可分为（a）只颠倒语序仍保留汉文外貌的文体和（b）加上本国助词、语缀的汉字表记，适于用本国语言阅读的文章。（a）接近②，（b）与④相通，如把助词、语缀改用本国文字，则成为汉字、本国文字的混用文。打个比方，②好似日本人做西餐总不免有日本味道，而③好比积极地加上日本风味，且用筷子吃的和风西洋料理。变体汉文的主体是③。其中先用本国语言构想，然后把它写成汉文的，有时就叫作“拟汉文”。

④ 把汉字当成表音文字，取音弃义，用以记述本国语言的文章，如日本的万叶假名、新罗的乡歌。这不算是汉文，可称为汉字文。可也不能说跟汉文完全没有关系。如额田女王的和歌中，“野守者不见哉，君之袖布流（挥）”，把宾语“君之挥袖”放在动词“不见”的后面，是汉文的语序。这大概受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将进酒》）之类汉诗常用语法的影响。④后来发展成本国文字的文章或汉字、本国文字的混用文。

当然，以上四个层次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显，各个层次之间可能还有多种层次。不过由①到④，不管是文体上或撰写人的意识形态上，越往后越脱离正规汉文。在④之外，还有假名、韩文字（谚文）、回鹘文字、字喃等本国文字的文章，也有汉字和本国文字的混用文。

以往研究变体汉文的日本学者一般都认为变体汉文是中国的正规汉文传到近邻各国，受到本国语言的影响所变化的文体，其实，变体汉文的产生并不限于中国域外。前文已经说明，中国除了正规汉文以外也有很多不同文体，如明清时代的白话文，从文言文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一种变体汉文。而所谓白话文也有好几种，如《三国志演义》虽然一般被称为白话小说，其实，它的文体是以通俗文言文为主，加以部分白话文；《水浒传》则以白话为主，文言为从，都可称为文白混用文。另外，在使用文字方面，虽然全都是汉字，正规汉文全用正楷体，白话文就用俗体字，也有正楷和俗体、异体字混用的，层次不同，类似东亚的混用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变体汉文。下面要介绍各种变体汉文的实例。

下面以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举例说明。“有大虬，令苦人。”（卷十一《仁德纪》六十七年）“令苦人”按照正规汉文的语法，应该是“令人苦”。大概是撰写人对汉文语法的了解不够，先入为主地认为汉文都是动宾结构，不知使动句的语法，因此写成“令苦人”。“臣敢所以献是物”（卷八《仲哀纪》八年），正确的写法是“臣所以敢献是物”；“其为我虽有大功，于己君无慈之甚矣。”（卷十二《履中纪》即位前）应该是“其虽为我有大功，于己君无慈之甚矣。”“敢”“虽”字位置不对，也是不熟于汉文语法所致。《日本书纪》中这种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后来的日本汉文中，这样的例子更多，比比皆是。如江户时代“寺子屋”所用的启蒙教育教科书《古状揃》中的源义经（1159—1189）《腰越状》云：“此条古亡父尊灵再诞之非缘者，谁人申披愚意悲叹。”（图35）“古亡父”是“先考”之意，“者”表示假定。此文“非”字的位置不对。如改写正规汉文，应该是“此事若非先考尊灵再诞之缘，何人能申愚意之悲叹乎”这样才对。原文“古亡父尊灵再诞之”是“缘”的修饰语，而否定词“非”放在被修饰语“缘”的前面。发生这一错误的原因是，撰写人只知道正规汉文要把否定词“非”放在名词之前（日语放在名词之后），却不知如有修饰语，要放在修饰语之前。这也是日本汉文常见的现象。反正用训读来阅读，没有什么分别。日本中世最常见的汉文就是这种文体。日本送给中国、朝鲜的外交文书中也不乏这种文体，中国人看了这种文章，必定十分迷惑。

光明皇后御笔《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中的《雪寒唤知故饮书》，在多贺城发现的木简中被写成“雪寒呼知故酒饮书”（57页），是日语的反映，算是和习（臭）。《日本书纪》中“有”和“在”的误用也算是和习（臭），如“若神有其山乎”（卷七《景行纪》十八年七月）；“时多迟花落有于井中”（卷十二《反正纪》即位前），“有”字都是“在”字的误用，是日语不分“有”“在”所致。新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也有同样的误用（120页）。

最多的误用是语序的颠倒，如大津市濑田的超明寺现存养老元年（717）的石碑上题：“养老元年十月十日石柱立　超明僧”（图36），“石柱立”是“立石柱”之误，是日语语序。

现在日本报纸上或商店海报上经常能看到“初心者欢迎，经验不问”的招人启事。“初心者”是没有经验的初学者，整句话的意思是“欢迎初学者，不问经验”。这种颠倒语序的汉文很普遍，要举例不胜其烦。举此一端，可概其余。

下面再看朝鲜半岛类似的例子。新罗的《壬申誓记石》（图37）是552年或612年所刻，其文如下：

新罗时代有一种年轻武士集团，成员叫作“花郎”，平时一起生活，训练武艺，一旦发生战事，一同出战。此文为两个花郎互相发誓的文章，大部分是新罗语的语序。如果改为正规汉文，大概如下：

文中“誓之”的“之”不是动词“誓”的宾语，而是新罗语句末终结语缀“-che”的借音字，后来也用“齐”字。“之”的终结语缀的用法，也见于中国南北朝北朝系统的文章，日本汉文也有其例[小川環樹. 稲荷山古墳の鉄剣銘と太安万侶の墓誌の漢文におけるKoreanismについて[M]//小川環樹. 小川環樹著作集5：日本文化と中国·随想. 東京：筑摩書房，1997.]。

《壬申誓记石》中，除了“誓之”的“之”以外，没有新罗语语缀的借用字，只是语序颠倒而已。这到底是不娴于汉文语法的缘故呢，还是故意这样写的？无从得知。可是既然要学《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似乎应该熟悉汉文语法，如果这样，此文可以说是相当于前面的③（a），明知故犯的典型变体汉文，是在朝鲜、日本流通最广的文体。

譬如说日本报纸上常见的如下文章：

如果把假名的助词改为对应的韩文助词：

这样完全可以成为韩文的文章，只是现在的韩国连汉字词汇也用韩文字表记罢了。而试把文中的助词全部拿掉，则成为：

这样就很像《壬申誓记石》的文体。日本人、韩国人还看得懂，因为语序是本国语言的。要让中国人看懂，恐怕很难。如果改写成：

外相会议对日本有关绑架问题的立场表示理解而闭幕，发表了支持日本政府的议长声明。

这样就会了然于心了。简单地说，变体汉文和正规汉文的差别就是如此。

新罗还有加上本国语言助词、语缀的变体汉文，下面《葛项寺造塔记》就是其例：

此文的意思是：

二塔建于天宝十七年，其实天宝只有十五年（742—756），没有十七年，天宝十七年实际上是肃宗乾元元年戊戌岁（758）。大概当时唐朝因安史之乱造成的混乱，改元消息没有传到新罗。敬信是新罗元圣王（785—798年在位）的名讳，照（昭）文皇太后为其母。可知此造塔记的撰写年代在785年以后。“娚”是姊妹对兄弟的指称，是新罗作的国字，不是汉字。

加黑的“中”相当于汉文的“于”，是后置词；“之”是句末终结语缀“-che”的借音字；“旀”是连接语缀“며”（myeo）的借音字；“以”是表示手段的后置助词“로”（ro）的训读字，“业以”就是“以业”；“在”是表示存在、判断的动词“계”（gyeo）的训读字，相当于汉语的“是”。

此文应该用新罗语来阅读，是新罗语化的变体汉文，相当于前面的③（b）。

跟新罗《葛项寺造塔记》一样，按照本国语序来写，且加上助词、语缀的变体汉文，在日本古代也有很多例子。在此举世界最古老的木构建筑（693年以前）法隆寺金堂的《药师佛光背铭》（图38）为例：

此文的意思是：

文中除“太平欲”“药师像作”“造不堪”“大命受”等是日语语序之外，加黑的“御”“赐”“坐”“仕奉”等都表示日语的敬语成分。还有“召于大王天皇与太子”虽然是汉文语序，但动词和宾语之间加了“于”字，“太平欲坐故”的“故”字的后置，可能是受到佛教汉文的影响。

《药师佛光背铭》引用了用明天皇的诏书。到了奈良时代，随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天皇频发各种诏敕，而其文体也多用变体汉文，称为“宣命体”。最早的例子见于《续日本纪》文武天皇即位时（697）的宣命（图39），其开头部分如下：

此文意思是：

文中加黑的“侍”“食”表示日语的谦语成分。小字“止”（to）、“良麻止”（ramato）、“乎”（o）都是日语的助词，这样的写法就叫“宣命小字体”。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宣命体”是在大家面前宣读的，如果没有助词，听众难以听懂。而助词用小字写，使得宣读人容易分辨助词。中国的典籍中小字本来是用于注解的，高丽均如的《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也有用小字写助词的例子（125页）。因此，有些日本学者主张这种“宣命小字体”的书写习惯跟出现在朝鲜半岛的与之类似的文体“吏吐文”（见后）有关[大島正二. 漢字伝来[M]. 東京：岩波書店，2006：117.]。

元代流行的戏曲叫作杂剧，即一般所谓元曲。元曲的歌词有正字和衬字之别，正字主要是文言，衬字则多半是白话。而有些元曲的明代版本，把歌词的正字和衬字用大小字来分写（图40）。这跟“宣命体”当然毫无关系，是偶然的巧合。不过元代以后文白混用的现象与日本、朝鲜汉文、本国助词并用的现象，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

“宣命体”及新罗的同类文体，除了语序和助词、语缀的表记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宣命体”首先云“诏曰”，文章最后再加“诏”字，表示诏书到此结束，“诏”字前后重复了。而新罗的变体汉文中也有同样的写法，如新罗最古老的石碑《迎日冷水里新罗碑铭》（443或503）中有如下一节：

意思是：

“教”是国王的命令。按照中国的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用“诏”，底下的王要用“教”。新罗国王不敢用“诏”，日本天皇则不在乎中国的规定，敢用“诏”。可是，此文前后都有“教”字，跟日本“宣命体”的前后有两个“诏”字相同。这是因为并用了汉文的前置结构和日语、朝鲜语的后置结构，可视为正规汉文演变为变体汉文过程中的一个标识。

“吏吐文”的“吐”指的是朝鲜语的助词、语缀，“吏吐文”是加上朝鲜语助词、语缀的吏文。下面是1680年（朝鲜肃宗六年）的“吏吐文”[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古文书，编号：河合文庫//133。]（图41）：

“所志”是向官府提出的申请书。此文为方时振购买土地之后，向汉城府（位于今首尔的官府）提出的申请书。意谓：“相考所粘连的购买文书，乞望按例‘斜给’（发下许可证明），‘行下’（下命令）之事，由汉城府处分。”加黑部分都是朝鲜语的汉字表记，这里不必细表。

从新罗时代开始，一直到朝鲜王朝末期的20世纪初，官家公文以及民间买卖所用的契约、合同文书，基本上都用“吏吐文”。“吏吐文”是朝鲜半岛通行最久最广的文体。

也有人用“吏吐文”写文学作品。高丽末期的文人官僚李兆年（1269—1343）所著《鹰鹘方》[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抄本，编号：가람古615.135-Y58m。]（养鹰指南书）附有《沔川居韩进士状》，是借用“吏吐文”形式写的一篇戏文。其开头部分是：

此文文体与上面介绍的“所志”无异，加黑部分是朝鲜语的汉字表记。内容是韩进士替李白提出的“所志”。李白由于被谪多年，生活穷困且年老，连酿酒的钱都没有，不得已要卖祖先留下来的婢女诗今及其所生墨德、笔今、纸筒（是文房四宝中墨、笔、纸的拟人化）。接下来杜甫出面为李白做证人，发生种种事情。

所谓“华阴县逢辱”指的是，李白辞职翰林学士以后，骑驴到华阴县，被县令阻挠，就交供状说：“无姓名，曾用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二），也见于明代冯梦龙所编白话小说集《警世通言》所收《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在世界文学当中，书简体的作品为数不少，如法国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德拉克洛的《危险关系》（1782）等。可是官府公文体的作品，恐怕罕见其例。中国的公案小说在结局部分也往往有官府的断词，可见官府公文体在社会上流行之广、影响之大。

除了吏吐文以外，朝鲜王朝时期的汉文书信也有特殊的文体。下面是洪仁祐（1515—1554）寄给乃师，朝鲜最有名的儒学者李滉（号退溪，1502—1571）的书信[洪仁祐. 上退溪書[M]//洪仁祐，宋寅，沈守慶，朴承任，楊士彦，李之菡，林芸，許曄. 韓國文集叢刊36：耻齋遺稿 頤庵遺稿 聽天堂詩集 嘯皐集 蓬莱詩集 土亭遺稿 瞻慕堂集 草堂集. 서울：民族文化推進會，1989.]：

文中“令”字是敬辞，跟中国的“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的“令”一样，可是用法不同于中国。中国的“令”字一般都放在名词（人物）之前，而此文用于动词。如“更勿令麾”是“更勿推辞”的意思。这算是朝鲜书信文的变体汉文。

“候文”，因句末加“候”（sourou）字而得名，是日本近世流通最广的文体，略相当于朝鲜的“吏吐文”。下面是明治时代有代表性的推动欧化的思想家福泽谕吉（45页）在安政四年（1857）写的书信的开头部分[慶應義塾. 福澤諭吉書簡集1：安政四（一八五七）年～明治九（一八七六）年 [M]. 東京：岩波書店，2001：5.]：

加黑部分是日语成分，如“难有”是“感谢”，“不斜”是“非常”，“乍惮”是“惶恐”的意思。“御”“奉”“被”分别表示日语的敬语成分。全文意思是说：“拜见芳翰（来信）感谢。寒气仍强之处（时），您益以勇健勤仕，非常珍重（可贺），至于私（我）消光无异（照常过日），虽惶恐，可以放念（放心）。”福泽谕吉生平写的书信，现在留下来的约有两千五百多封，绝大多数是用“候文”写的，因为当时社会习惯如此。

日语句末的终结法很复杂，视情况或身份上下关系有好几种说法。如“我是学生”日语可以说“私は（wa）学生です（desu）”，也可以说“私は（wa）学生である（dearu）”等等。“ある”（aru）就是“有”的意思，表示指定、强调，其功能与新罗《葛项寺造塔记》的“在”字相等，也可以说，跟汉文表示断定的句末助词“也”相似。

“候”是“有”的谦让语。古代用“侍”字，到平安时代末期（11世纪）以后就开始用“候”字[橘豊. 往來物[M]//橘豊. 書簡作法の研究. 東京：風間書房，1977.]。其中最早的例子见于藤原明衡（989—1066）的《明衡往来》（“往来”是书信的意思），如下：

意思是：“说法之事，我本来身不堪其任，颇觉羞耻之处（时），承蒙您的嘉许，弥觉惭愧，红了脸向壁，连睡卧时也要流汗了。”其中“仰”字本来是下令之义（173页），这里转指贵人的称赞。

当时为什么用“候”字呢？“候”以伺望、察看为原义，尤其是由下望上的伺察，如“问候”“伺候”。后来在尺牍文中引申为所伺察的对方情况之义。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前辈尺牍有云：尊候胜常。”（卷五）“尊候”指对方近况而言，“候”转为名词。此例在北宋书信中尤为常见，如黄庭坚的《山谷简尺》中就有“伏惟尊候万福”“不审尊候何如”“喜承尊候康和”等语。这似乎是宋代尺牍文特殊的用法，一般文言文或其他时代的书信中都很少见。《朱子语类》引林少颖说：“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万福’，使古人闻之，亦不知是何等说话。”（卷七十八）

“候文”的出现正当北宋时期，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虽然没有正式邦交，但民间贸易尤为盛行，反过于唐代。《明衡往来》中也有“宋朝商客其舶已来，货物数多，倍于前”之语。且日本从古就重视中国的书信范本，光明皇后抄写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56页）也是书信范本。由此而推，日文变体汉文书信中“候”字取代了之前的“侍”字，也许是受到当时中国尺牍体的影响。

“候文”当初是书信文所用，也用于口语，如日本古典戏剧能剧的台词多用“候文”体。后来政府的法令、公文也都用“候文”。到江户时代就成为使用范围最广的文体。如明治维新前夕，庆应三年（1867）十二月所发的“王政复古”（天皇亲政）布告[内閣官報局. 法令全書[M]. 東京：内閣官報局，1887.]也用“候文”：

意谓：“德川内府（幕府将军）把从前委任的大政要还（给天皇）、辞将军之职两事，现在一定都闻到了。癸丑（1853）以来未曾有之国难（指美国逼日本开国之事），先帝（孝明天皇）频年为此苦恼宸襟，是众庶之所知。因此，下圣断要建立王政复古、挽回国威之基。”

明治维新不仅是日本政制的大转换期，也是日文文体转变的重要时期。现在日本通用的汉字、假名混用书面语的基础于明治时代逐渐形成，而新文体的成立，一般都认为是以汉文训读体为基础，受到欧化翻译文的影响。梁启超用《和文汉读法》来翻译的就是这种文体。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候文”的影响。

福泽谕吉是明治时代数一数二的文章能手，当时已有定评。他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出版的《福泽全集绪言》中，自夸说：“余之文章概为平易而易读，世间评论既许之，笔者亦信之无所疑。”（原为日文，下同）然后现身说法地说明明治新文体的写法：

文中的“汉文”指正规汉文，字间插假名就是训读文，“俗文”指“候文”。福泽主张要写平易畅达的文章，宜以“候文”为主，用汉文训读体作为补充。由此可见“候文”的通俗性质。当时能写正规汉文的人极少，远不如能写“候文”的人多。

朝鲜的“吏吐文”和日本的“候文”，乃为两国近世最广泛通行的文体。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眼光来看，虽然都是变体汉文，但这才是本国的正规汉文，而所谓的正规汉文只不过是中国的汉文而已。

读者看到这儿，大概以为这么奇奇怪怪的变体汉文，都是中国域外的事，跟中国无关，中国可没有这么奇怪的文体。其实不然，请看下面文章：

这是元代的法令集《元典章》中的一节（《刑部》卷二《刑狱·断狱·随路决断罪囚》），是皇帝忽必烈和廷臣们围绕江南断狱方法的问答。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月二十六日，大臣们上奏的案件之一，“官人们说，随路江南罪囚们的（断狱）很迟慢”。这样上奏啊，有圣旨说：“为什么那样迟慢？”回奏说：“前有圣旨说，对贼人，让大札鲁忽赤（蒙古审判官）们断狱。因此，让大札鲁忽赤们去断狱，以致耽误了。”这样奏啊，有圣旨说：“不须让札鲁忽赤断，应该断的，让当地官人们断吧。”这样有圣旨了。钦此。

文中两处“圣旨有”即“有圣旨”的颠倒，是蒙文的语序，而两处“迟慢着有”和“误着有”的“有”字，是蒙文的句末语缀“a-”的翻译，其功能相当于新罗碑文的“在”和日本“候文”的“候”。还有“贼每根底”的“根底”是相当于汉语“对”的后置词，也是蒙文语法。总之，此文是反映蒙文语法的变体汉文，中国学者把它称为蒙文硬译体（日本学者叫蒙文直译体），可算是中国历代文章中最奇怪的文体。且“圣旨有呵”“圣旨了也”都在圣旨内容的后面，与日本宣命体的“诏”、新罗碑文的“教”后置相同，这是因为蒙文和日文、朝鲜文语序相同之故。

元代蒙古皇帝的圣旨基本上全用这种蒙文硬译体，刻在石碑上的圣旨也照样刻了这种奇怪的文章。不仅如此，当时还有人用这一文体翻译了儒家经典。前面介绍的许衡《大学直解》还用了普通的白话文（153页）。汉化回鹘人贯云石（原名小云石海涯，1286—1324）的《孝经直解》把《孝经》的“夫孝德之本也”翻成“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这个“有”字与上面《元典章》“迟慢着有”的“有”字完全相同，《孝经直解》用蒙文硬译体翻译了《孝经》全文，且上面配有图画，是图文并茂的通俗本（图42），可见这一文体在当时流行之广。高丽偰长寿写的《直解小学》（145页）虽已失传，也许也是用的这种文体。也有人用这种文体写信。

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元代亦集乃路）遗迹发现的当地民众写的书信中有如下文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李逸友. 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文中“不肯带有”“不去有”的“有”字，跟前面《元典章》的用法相同，可见蒙文硬译体并不是皇帝专用。既然可以写信，那么，当然也可以用为口头语言。

元代末期很多高丽人寄居大都（北京），高丽与元朝两地之间的交流、贸易也很频繁。于是高丽人编写了一本当时汉语口头语言的会话教科书，叫《老乞大》。“乞大”是“契丹”的异写，当时西方很多民族都把中国叫作“Kitat”（“Kitan”的复数形），现在俄语把中国叫作“Китай”（Kitay），英文的“Cathay”也是来自同一语源，国泰航空的“国泰”就是“Cathay”的谐音。“乞大”是“Kitai”的音译。“老乞大”就是“老中国”，意谓熟悉中国的人。

此书以高丽商人去大都经商为线索，安排不同的场合，如投宿、用餐、遇贼、卖马、写合同、宴会、看医生、买东西等等，以生动的会话形式描写，以供学习汉语之用。其中有如下一段[老乞大：朝鮮中世の中国語会話読本[M]. 金文京，玄幸子，佐藤晴彦，訳注.鄭光，解説. 東京：平凡社，2002.]：

当时的北京是汉人、蒙古人、契丹人、女真人、色目人等很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他们所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语言。学者把这种语体叫作“汉儿言语”。“汉儿言语”作为口语，与书面语的蒙文硬译体虽有点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老乞大》明朝时期的改订版，把句末的“有”字都删掉了。

元曲现存的版本大部分都是明代的刊本或抄本，情节、语言都有所改订。而《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保留元代原貌的硕果仅存。其中《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的第一折开头有宾白如下[徐沁君.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全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官里”是皇帝的俗称，“坏”就是“杀”。此白虽然没用句末的“有”字，但“不是……那甚么”“根底”是汉儿言语的特色，且“官里做”（“做官里”）的颠倒语法，也不妨视为“汉儿言语”的反映。

当时的南方人对这种语言很陌生，但因为被派来的官员都是北方人，因此也有学习的必要。元代福建出版的日用类书（百科全书）《事林广记》（元至顺刊本）的《仪礼类》（前集卷十一）有《平交把盏》，其中有应酬时该用的说辞如下：

百科全书为什么要收口头语言的说法？因为南方人不熟悉这种语言，为了跟北方来的官员打交道，必须要学习。泰定元年（1324）所刊类书式的书信范本集《启札青钱》收录的《把盏体例·官员用》（前集卷九），说明了当时官场的饮酒习惯，也是用的类似汉儿言语的口头语言：

前文已说明，中国北方语言长期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蒙文硬译体和汉儿言语可算是其中最极端的例子。虽然明初以后消失了，但可能对以后的北方语言有所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也有变体汉文，变体汉文可以说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普遍现象。

以上介绍的都是有关语法、文体的问题。要阐明汉字文化圈的多样性，还要考虑文字使用和汉字读音的问题。下面各举一例，做简单的说明。首先是文字问题。

1992年3月，笔者去广西桂林参加学术研讨会，在宾馆偶然看到一场“女书书法展览”。“女书”是什么？当时闻所未闻。看了展览以后，才知道原来是湖南江永的妇女们所用的类似汉字、却不是汉字的一种表音文字（图43）。主要用处是书写妇女之间的书信和她们爱好的歌曲、说唱文学等。因男人看不懂，可以保密，宜于妇女们互诉衷情，咏唱抒怀。至于其来源、历史，至今众说纷纭，还弄不清楚[谢志民. 江永“女书”之谜（上中下）[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周硕沂. 女书字典[M]. 长沙：岳麓书社，2002.]。这种中国的“女书”很自然地让笔者联想到朝鲜、日本的“女书”。

日本的假名是针对真名而言。真名指汉字，在平安时代是男人所用的文字。假名分片假名和平假名（62页），片假名本来是作为训读的辅助文字，而平假名是妇女的文字，当时称为“女文字”。当时的人大概是接受了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认为女人不必读汉籍，不必学汉字，懂平假名就够了。平安时代出现了很多用平假名写的“物语”小说，如紫式部所著《源氏物语》，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而这些“物语”小说的作者和主要读者是宫中的妇女，紫式部也是宫中女官，这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女房（宫女）文学”。

朝鲜的训民正音，一般被称为谚文，除了翻译汉籍的“谚解”之外（96页），最大的用处是写信。谚文写的书信叫“谚简”，绝大多数是妇女写的，男人写谚简为的是给母亲、姊妹或女儿看。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妇女都没有学过汉字，只懂谚文，情况跟日本的平假名一样。因此，谚文也可以说是女性文字。假名、谚文跟中国的江永女书的不同点是男人也看得懂，也会写。到朝鲜王朝后期，也出现了宫中妇女用谚文写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如《癸丑日记》（又名《西宫录》）、《仁显王后传》，都是无名宫女写的宫中秘事，还有国王正祖的生母惠庆宫洪氏所著《恨中录》等，堪称宫中女流文学，与日本的女房文学不谋而合。虽然时地不同，使用范围有广狭之别，中朝日三国都有女性文字，实在值得大书特书。而文字有男女之别，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也可视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特征之一。

东亚的文字不仅有男女之别，还有阶级、公私之别。汉字字体有篆书、隶书、行书、楷书、草书之别。其中草书本来是为了速写而设，是潦草的字体。因此，不宜用于正式文章或对长辈的书信。佛经注疏中屡次提到禁用草书，如慧远《大乘义章》云：“草书惑人，伤失之甚。传者必真，慎勿草书。”（卷一）这大概是因为草书容易认错，也是对佛经的一种不敬。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家书通式》云：“凡修尊长书，须要好纸真楷写。”这也因为用草书写信算是对尊长的不礼貌。

因此，草书只能用于个人笔记或亲密的私信，如王羲之的家信都用草书。当然也有例外，武则天亲笔写的《昇仙太子碑》就是草书，草书的石碑本来很少，《昇仙太子碑》是首创。武则天也作了则天字，大概她对文字拥有与众不同的看法吧。可是唐宋以后，也许是王羲之的草书书信被捧为艺术作品的缘故，草书由潦草变为艺术。至明清两代已经很少有人用草书写信，公文更不用草书，草书几乎成为书法艺术专用的字体。

日本、朝鲜则异于是。日本的“候文”基本上都用草书，平假名则是草书的简化字，到了江户时代，由于“候文”的流通，书信、公文，汉籍以外的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无不用草书。草书成为通用的标准字体，一般人反而不认得楷体字，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附带说明，现在的平假名是一个音对一个字，如“a”只对应“あ”（安）一个字。可这是明治三十三年（1900）政府统一字体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一个音可对应多个不同的字，如“a”除了“あ”以外，还有“阿”“爱”“恶”等多种写法（图44），可以随便用。这就叫“变体假名”，今人大多不易看懂。

朝鲜介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吏吐文”的公文有楷书的，也有草书的（189页，图41），文人的书信也草楷互见。而谚简、谚文则几乎全用草书。很特别的是，朝鲜时代科举的答案也有指定用草书作答的（图45），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日本的女房文学和朝鲜的宫中女流文学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文辞柔美，笔致细腻，尤擅于人物心理描写，缠绵委婉，曲尽无遗。因此，句子都很长，欲绝还续，犹如藕断丝连，且一般都是鸿篇巨制。这些特征很能展现日文、朝鲜文的本色，也算是梵文的特质，却与汉文的特色相左。汉文（文言文）最重视的是简练，惜字如金，冗长是大忌，善于议论、记事，不适于心理描写。

有趣的是，清代江南流行的弹词，也有同样的特色。作者主要是女流，也都是长篇。如其中之代表作，杭州女诗人陈端生的《再生缘》，洋洋60万字，以细致的笔调见长，婉转悱恻，极尽描绘之能事，虽然同是汉字写的，与文言文的风格相比，恰得其反。中国、朝鲜、日本虽时地有异，却有同样的女流文学，也可视为东亚文字有男女之别的反映。

汉字在东亚，字是一样，读音各异，中国有各地方音，越南、朝鲜、日本有各自的汉字音，虽然来源相同，已经差之甚远，眼看可以看懂，耳听却无法听懂。只因历来一直如此，各国人其间有默契，都不以为意。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固有名词应该怎么读？

中国不必论，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绝大多数的人名、地名都是汉字的。现在越南和朝鲜已经不用汉字，可“Hanoi”是“河内”，“Pyeongyang”是“平壤”，仍然可以用汉字写。历史上，东亚圈内别国的人名、地名都可以用本国的字音来发音，如笔者名叫金文京，韩国、朝鲜都读“Kim Munkyong”；中国读“Jīn Wénjīng”；日本读“Kin Bunkyo”；越南读“Kim Vankinh”，随地而异，却可通行无阻，不成问题。

可是近年来韩国主张，既然是固有名词，就应该用本国的发音，Kim Munkyong就是Kim Munkyong，怎么会无故变成Jīn Wénjīng、Kin Bunkyo？这是对个人尊严的损害。于是，把中国和日本的固有名词都改用中日的发音，用韩文字来写。如北京以前叫“북경”（Bukkyong），现在都叫“베이징”（Beijing）了。对此，日本也有很多赞同者，现在日本的报刊上，韩国的地名、人名都用韩国发音，用片假名来拼。不仅如此，有些人主张中国的固有名词也应该这样做。

此说乍听之下，似有道理，且合乎现代的思潮，但其实问题很多。第一，使用范围难定界限。韩国虽然用中国发音来称呼中国人名，却只限于近现代人物。至于古人如孔子、诸葛亮等，还是用韩国的发音，因为这些中国的古人跟韩国的文化传统有太密切的关系，已经叫习惯了，很难改。地名也一样，虽然中国所有的地名都改用中国发音，“中国”还是用韩国发音“중국”（Zhungguk），而不叫“중구어”（Zhongguo），这也是因为叫习惯了，没法改。而“日本”的日本发音有“Nihon”“Nippon”两种，哪个对？谁也说不出来。那怎么办？第二，即使此说有道理，在中国也无法推行。因为有些发音用汉字很难标出，如“Kim”在普通话中，没有对应的字，只好用罗马拼音，否则就成为不正确的发音。总之，此说难以彻底实行。

且固有名词本来不一定只有一个发音，如英国首都London，邻国法国称之为Londres；又如法国首都Paris，法国发音是“巴黎”，英国发音是“巴黎斯”，可似乎没听闻彼此提出抗议，要求改用本国的发音或写法。为什么呢？因为彼此之间通过长年共处存在默契。历史上有长期密切交流关系的国家之间，由于使用同一种文字读法却不同等种种原因，固有名词的读法、写法都会发生差别，汉字文化圈也是如此。至于历史上没有交流关系，最近才发生关系的国家，只好尊重本国的发音，如Paris，中国人叫巴黎、日本是“パリ”（pari）、韩国是“파리”（pari），都用了法国发音，没有理由用英国的发音，因为东亚各国跟法国、英国开始交流是近代以后的事。由此而看，韩国的主张等于要否定持续将近两千年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交流关系，也等于要回归汉字尚未传到近邻国家以前的状态。

最近韩国对中国提出要求，首都Seoul要用“首尔”这两个字，中国也接纳了，现在似乎都用“首尔”这个写法。“서울”（Seoul）本来是韩语首都的意思，不是汉字词，1945年以后才定为首都的正式名称。以前中国人管首尔叫汉城，日本人叫京城（Keijo），京城是日本殖民时期的名称，汉城是朝贡时代之名。因此，韩国向中日两国提出要求，请不要再用。日本马上接受，改称“ソウル”（Souru），中国则一直没有回应。韩国忍不住，就主动选了这两个字，推销到中国。

汉字文化圈的固有名词，本来是圈内基本用汉字写，读音各异；圈外则本着当地发音，用各自的文字写，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而“首尔”的韩国发音是Suyi，日本发音是Shuji，越南发音是Thư Nhĩ，都和Seoul差得远。因此，“首尔”只能在中国用，却由韩国来定，可韩国也不用。这在汉字文化圈是创举，意味着韩国将要脱离汉字文化圈。

对韩国近年这些主张，中国人好像不太关心，日本则很多人赞同，尤其是拥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有道理，这就是当前汉字文化圈所面临的问题之一了。

正规汉文和变体汉文，是基于中国正统文化价值观来判定的。合乎此，是正规汉文，否则就是变体汉文。但是，如果离开了中国正统文化价值观，那就只能说东亚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汉字文体，加上非汉字的本国文字、本国文字和汉字的混用文体，种类就更多了。其间既有时地之异，也有层次、使用阶级的差别，甚至还有男女之别，错综复杂，其背后隐伏着不同的语言观、价值观、国家观以及世界观。

正规汉文曾是东亚共通的书面语言，地域之间的差别不大，仅以正规汉文的角度观察，东亚世界可谓大同小异、殊途同归。可这是很狭窄的世界，因为能懂会写正规汉文的只是上层阶级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从包含变体汉文的各种文体的角度来看，东亚就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世界，难以同归了。

当今东亚各国都面临很多问题，互相之间也矛盾重重。有人主张应该要建立东亚共同体，类似于欧盟，认为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可目前欧盟也面临很多困难，要建立东亚共同体恐怕比欧盟更难。也有人认为汉字文化圈本来矛盾很多，何况快要瓦解了，让它自生自灭，也没有关系，过去的就过去了。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距离远近不成问题，东亚诸国各为一国，与稍远地域的国家无甚差别，要沟通用世界共通语英语就好。

我们应该要走哪一条路？没有答案。因为走哪一条路，都前途难卜。确实，此间的我们就站在歧路上，但正是因为前途难卜，才应该回首看看走过来的路，要从不同角度好好地检点，加以反思，以便选择可走的路。汉字和汉文的问题，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