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不论绝句、律诗、古体、乐府等等，离不开汉字，都是汉诗。李舜臣和夏目漱石则不然。他们除汉诗以外，也用本国文字的本国诗体创作，诸如日本的和歌、俳句和朝鲜的时调。

俳句（haiku）由五、七、五字（音节）的三句而成，据说是世界上最短的诗，从江户时代一直流行到现在，最近中国也有汉语作的“汉俳”。夏目漱石也爱好俳句，留下了不少作品，其中也有与汉诗《游子吟》情景类似之作，此举三首：

这些俳句跟《游子吟》的“楼头秋雨暗”云云意境相似，却因诗型短，更有想象的空间，仔细欣赏，别有一番滋味。

时调是朝鲜时代在士人之中流行的诗，可以咏唱，现在韩国还有很多人作，有许多爱好者。李舜臣在作汉诗《闲山岛夜吟》的同时，也作了同样主题的时调：

翻成汉语是：“闲山岛月明之夜，独坐戍楼。大刀横跨，深为忧愁时，何处一声胡笳，欲断人肠。”时调形式是由三、四、三、四／三、四、三、四／三、五、四、三的三句组成（此作稍有变动），风格接近汉诗的绝句。李舜臣大概作汉诗之余，意犹未尽，再作时调，才算吐露心情。

白居易的《秋夕》诗，在慈圆和藤原定家合撰的《文集百首》（55页）中有和歌的改写：

和歌的形式是五、七、五、七、七，略长于俳句，俳句是由和歌脱胎而来的。两人的和歌都着墨于原诗的前半“叶声落如雨，月色白似霜”两句的景色，后半孤独之情则点到为止，置之言外。这虽然是受短诗的条件所限，不过由景暗示其情也是和歌的表现特色。

和歌、俳句、时调都是短诗，主要是即兴之作，也都不押韵，与汉诗有别，且其风格比之汉诗似同而实异。朝鲜、日本的文人作汉诗，总觉得隔了一层，作本国的诗，才表现得意无余蕴。这让朝鲜、日本的文人除了拥有汉诗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方诗歌天地，这是过去的中国人所不知道的，现在的中国人可能也未必熟悉。

日本历代都有和歌集，其中最早的是8世纪后半的《万叶集》二十卷，共收四千五百多首古代和歌。当时还没有假名，全部用汉字写。兹举皇族额田女王所作（卷一），以示其例：

虽然全部用汉字写，中国人看，一定觉得似懂非懂，莫名其妙。歌中“茜草”、“野逝”（行野）、“标野（为了狩猎立标的禁地）行”、“野守”（看守“标野”的人）、“不见”、“君之袖”算是汉语词，却都用训读。其他都是标日语的借用字，有借义的训读，有借音的音读，如“武良前”读成“武（mu）良（ra）前（saki）”，是“紫”字的标音，这种写法后来被称为“万叶假名”。这首和歌的意思是：“茜草生，我行紫野，行标野，野守岂不看见，君在挥袖。”

此歌是额田女王在天皇举行打猎大会时，送给她的前夫大海人皇子（后来的天武天皇）的即兴之作。大海人皇子与她分别后，犹自留恋不舍，远远地看见了她，就挥袖示意。额田女王却说：“你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对我挥袖，羞不羞？该收敛些吧。”是半戏半嘲的，大海人皇子对此也有答歌。

这在中国是民间男女一问一答的情歌、山歌之类，绝对不能成为汉诗的主题。《万叶集》的和歌多半是这种男女之间的情歌，另有挽歌和宴会、仪式上的杂歌，几乎没有讽喻诗之类的带有政治、伦理色彩的作品。后来的和歌也都如此，这和以载道为主旨的中国汉诗大相径庭。

在《万叶集》的时代，朝鲜半岛的新罗也有乡歌，也用汉字来标新罗语，方法跟《万叶集》差不多，且主题也有所吻合。据《三国史记》记载，真圣女王时有大矩和尚所编的乡歌集《三代目》（888），相当于日本的《万叶集》，可惜早已失传，现存作品寥寥无几（121页）。这里介绍《三国遗事·纪异·武王》所载《薯童谣》：

这首童谣虽然全用汉字写，比日本《万叶集》的和歌更是莫名其妙，简直是天方异书，也有点像佛经陀罗尼，中国人肯定看不懂。其中只有“善化公主”“密”“嫁”“薯童”“房”“夜”“卵”“抱”“去”是汉语词，且除“善化公主”“薯童”“房”用音读之外，都用训读的发音。其他“隐”“良置古”等都是新罗语的借音字，跟日本万叶假名类似。童谣的意思是：“善化公主，秘密私通，到薯童房间里，夜里抱着蛋去。”[金完鎭. 鄕歌解讀法硏究[M]. 서울：서울大學校出版部，1980.]

据《三国遗事》记载，百济国的武王（600—641年在位），年幼时小名薯童，听说邻国新罗真平王第三女善化公主很漂亮，就偷偷地到新罗，作此歌，诱群童而唱之。童谣满京，达于宫禁，百官极谏，真平王一怒之下，把公主流放到远方。薯童跟随公主，终于成为夫妇，回国后登上王位。

这当然是个传说，此歌也不一定是武王所作。但它的主题跟《万叶集》一样，都是统治阶级的男女私情，绝对不是中国正统汉诗的诗料。日本从《万叶集》以后，和歌大为发展，可与汉诗分庭抗礼。新罗的乡歌到高丽以后虽成绝响，但是不绝如缕，仍有本国语言的诗歌，朝鲜时期的时调可视为其遗音。而无论是和歌或乡歌，其发生与发展都跟佛教有密切关系，这点与训读相同。总之，两国文人除汉诗以外，还可以作本国语言的诗歌，双管齐下。

建立辽朝的契丹人的语言是蒙古语族的一种，跟日语、朝鲜语属于同一系统。他们也许有用契丹文字写就的本族诗歌，可惜没有流传下来。而宋代刘攽《中山诗话》中保留了一首用契丹语写的诗，算是凤毛麟角：

诗中加黑的部分是契丹语的汉字标音，据《中山诗话》的说明，“设逻，厚盛也”“拜洗，受赐”“厥荷，通好”“勤，厚重”“雅鲁，拜舞”“若统，福祐”“铁摆，嵩高”“可忒，无极”。全部翻成汉语就是：“夜宴厚盛臣受赐，两朝通好情感重。微臣拜舞祝福祐，圣寿嵩高俱无极。”余靖（1000—1064）是北宋仁宗时人，《宋史》本传（卷三百二十）云：“靖三使契丹，亦习外国语。尝为番语诗，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体，出知吉州。”可见余靖因作了契丹语的诗，回国后被弹劾有失使者体面。此诗虽然是余靖为了讨好辽主一时恭维之作，但当时应该已有契丹语的诗，否则余靖也作不出这样的诗来。且诗中汉语词和契丹语词混用，似亦不押韵，跟新罗乡歌、日本和歌相同。

蒙古成吉思汗的谋士耶律楚材（1190—1244）是契丹人。他的《醉义歌》序（《湛然居士集》卷八）云：

据此序，辽朝寺公大师作了《醉义歌》，是用契丹字写的契丹语诗。耶律楚材的父亲曾把它翻为汉语，耶律楚材没有看到。直至他随蒙古军队征伐西域，到西辽（辽朝灭亡后，耶律大石在新疆所建的喀喇契丹国）跟着西辽郡王李世昌学习契丹字，才把《醉义歌》翻成汉诗。可惜耶律楚材没有把契丹语的原诗记录下来。《醉义歌》是七言长篇，可见辽时契丹语的诗歌相当盛行。寺公大师应该是僧人，可见契丹语诗歌的发达也很可能跟佛教有关系。

耶律楚材为什么没有保留契丹字的原诗，现在不得而知。前面提到，契丹小儿训读式的诵诗由洪迈介绍，契丹语的诗只存余靖的恭维之作，都是宋人的记录，没有契丹人自己的相关记载。虽然契丹文献大部分湮没不存，但亦可推测，耶律楚材也许以为既然有汉译诗，就不必保留原诗。一般来说，距离中国越远，对本民族固有文化的意识越强。其中日本最强烈，朝鲜半岛介于中间。

其他近邻民族用本族语言所作的诗，或其汉译，东汉有《白狼王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汉译和原歌汉字标音）、北齐有《敕勒歌》（《乐府诗集》卷八十六，原诗为鲜卑语，只存汉译）。回鹘人也有汉字和回鹘文字混用，且把汉字训读为回鹘语的诗[庄垣内正弘. 文献研究と言語学——ウイグル語における漢字音の再構と漢文訓読の可能性——[J]. 言語研究，2003（124）.]。越南也有使用字喃和汉字的本国歌曲。如果算上现代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壮族、纳西族等用本族文字所写的歌词的话，种类就更多了。这些近邻民族用汉字或固有文字，或汉字和固有文字混用写就的本族语言的诗，还有文章，即使全用汉字的万叶和歌或新罗乡歌，只懂汉语的人都看不明白，何况用本族文字写的，只懂汉语的人若要看明白，除非学习该文字和语言。一方面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规汉文、汉诗；另一方面有这些本族语言的诗文，两者各在一端，而两者之间有广阔的空间，足以容纳不同层次的多种文体，这就是东亚文字的书写特征。下面介绍具体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