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在注重市场竞争、强调个体自我负责为基础的政府路线下，推行福利与公共服务的优化、公共事业的民营化、大规模放宽市场限制、废除劳动者保护政策等措施的政治立场（志水，2021年，第44页）。在这种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中，“为了将市场原理（更具体来说是指选择的自由，或者说竞争原理和结果主义）引入教育领域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的意图十分明显”（志水，同上，第20页）。换言之，家长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是共生的关系。

“共生”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自己与特定对象相互过度依赖，且被困在这种关系里的状态”。如前所述，家长主义有作为理念的一面和作为实际情况的一面。其中作为理念的家长主义在重新搭建教育系统的同时，也试图最大限度地保障家长们的选择自由。将这一理念奉为圭臬，断然实行教育系统的结构调整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政策。

原本英国的布朗提出家长主义这个词语是在1990年。几乎同一时期（1991—1993年），我正好在英国从事驻外研究，切身观察到在撒切尔首相的方针下于1988年颁布《教育改革法》后英国的教育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布朗一定是目睹了这一状况后，才想到了家长主义这个表述吧。或许，他已经预感到一个时代即将到来，那就是父母的自由选择将成为教育系统核心的时代。

在日本，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进入教育界的时点比英国稍晚一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就是2000年东京品川区引入的择校制度。拙作专门探讨过包含这一点在内的日本进行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过程（志水，2021年，尤其是第二章），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但不论怎么说，虽然与英国相比，日本发生的是极其微小的变革，但日本教育界的新自由主义色彩也愈发强烈起来了。除了导入择校制度，还有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举措，如任用民间人士做校长，导入“全国学测”[全称是“全国学习能力、学习状况调查”，一般称为“全国学测”。]，创建中等教育学校（1999年创建）和义务教育学校等新形式的学校，设置学校运营协会的同时促进社区学校的法制化等。

而这些措施之所以能被采用，毫无疑问是基于拼家长的实际情况越发严峻这一背景。教育的最大责任是发挥不同个体多样化个性这一点是人们的常识，但想主动选择教育的“热衷教育的阶层”在不断增多，认为只有竞争才能提高教育质量的观点也在不断扩散，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新自由主义绝对无法成立。也正因为这些基础，日本教育界在2000年之后才会急速地转向新自由主义。而且，这些教育政策又连带着增强了人们对教育所寄予的“期待”。

总结起来，作为理念的家长主义带来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蓬勃发展，而政策的展开进一步强化了作为实际情况的拼家长现象，如此带来了一个无限循环的结构，或者说强化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我看来，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说已经进入到“共生”这样一种病态的阶段了。

如“父母盲盒”这个词所形容的，孩子的命运在出生于哪个家庭之时就被决定好了。面对家长主义这一现实，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只是“火上浇油”。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之下，个人、学校、地域都在相互竞争，都被清楚地分为“胜者”和“败者”，最后产生的一切后果却很容易变成要自我负责来收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教育原本就包含无法指标化的内容、短期内无法见效的内容，以及难以用优劣这种评价体系进行的内容，而且这些才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