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批犯人，包括马斯洛娃在内，已经走了将近五千俄里。马斯洛娃跟刑事犯一起坐火车，乘轮船，到了彼尔姆[西伯利亚西部的一个城市。]。只有到了这个城市，涅赫柳多夫才算疏通成功，把马斯洛娃调到政治犯当中，他是听从跟那批犯人一同登程的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给他出的主意才这样做的。

到彼尔姆为止的那段路程，对马斯洛娃来说，不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很苦。她肉体上感到苦，是因为环境拥挤，肮脏，还有那些讨厌的虫子[指臭虫和跳蚤之类。]，不容她安宁。她精神上感到苦，是因为有那么多同样讨厌的男人。虽然每到一个旅站他们就要更换一批，可是到处的男人都像那些虫子一样，一概死命纠缠，追逼不已，也不容她安宁。在女犯人同男犯人、男看守、男押解人员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肆无忌惮的淫乱风气，害得每个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如果不愿意利用她自己的女人地位，就得经常小心戒备才成。这种连续不断的恐惧和斗争的局面是很苦的。马斯洛娃既然具有艳丽动人的外貌，大家又都知道她的过去，她就特别容易遭到这类骚扰。现在她对纠缠她的男人一律坚决抗拒，这就使得他们认为是侮辱，而且在他们的心里另外引起一种对她恼羞成怒的感情。在这方面，多亏她跟费多霞和塔拉斯亲近，才缓和了她的处境。塔拉斯自从知道他妻子不断遭到纠缠以后，情愿加入囚犯的队伍，为的是保护她。他从下诺夫哥罗德起就已经以犯人的身份跟囚犯们一块儿赶路了。

马斯洛娃调到政治犯的队伍中，这在各方面改善了她的处境。姑且不谈政治犯的住处比较好，伙食比较好，所受到的粗暴的待遇也比较少，首先，马斯洛娃调到政治犯当中以后，她的处境得到改善，这表现在她不再受到男人的搅扰，可以安心生活，不至于每一分钟都得想起她目前十分希望忘掉的那些往事了。不过这次调动的主要好处，却在于她认识了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对她起了决定性的、极为良好的影响。

马斯洛娃得到许可在沿途各旅站上跟政治犯住在一起，然而她既是健康的女人，在赶路的时候就得跟刑事犯一起步行。从托姆斯克[西伯利亚中部的一个城市。]起她就一直这样走路。另外还有两名政治犯也同她一块儿步行，一个是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谢季宁娜，也就是先前涅赫柳多夫到监狱去探望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时候引起他注目的那个生着羔羊般眼睛的美丽少女，另一个是叫做西蒙松的人，正流放到雅库茨克[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区去，涅赫柳多夫在那次探监的时候也见过他，生得肤色发黑，头发蓬松，一对眼睛在额头下面深深地凹进去。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所以步行，是因为她把她在大车上的座位让给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了；至于西蒙松步行，却是因为他觉得享受阶级的特权[指俄国民粹派革命者多出身于贵族，因而享受坐车赶路的权利。]是不公平的。这三个人同别的政治犯不在一起，一清早就跟刑事犯一块儿上路，另外的政治犯却要迟一点才坐大车跟上来。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最后一个旅站，过了这个旅站就要到达一座大城，由新的押解官来接管这批犯人了。

那是九月间一个阴雨的早晨，天色还早。天空中一忽儿下雪，一忽儿下雨，不时刮来一阵阵寒风。那批犯人一共大约有男子四百名和妇女五十名。他们已经出来，待在旅站的院子里，有一部分人聚在押解官周围，押解官正在把两天的伙食费发给犯人们的班长，有一部分人向得到许可走进旅站院子来的女贩们购买吃食。犯人纷纷数钱购买食物，人声嘈杂，女贩们也嘁嘁喳喳地讲个不停。

卡秋莎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一块儿，两个人都穿着高统皮靴和短羊皮袄，扎着头巾，从旅站的住房来到院子里，朝女贩走去。女贩都坐在北面墙根底下一块背风的土地上，争先恐后地叫卖她们的货物：新鲜的面包、馅饼、鱼、面条、麦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等等。有个女贩甚至在卖一头烤熟的乳猪。

西蒙松穿着橡胶的短大衣，脚上穿着毛袜，套着胶鞋，用带子扎紧（他是素食主义者，不使用被屠宰的牲畜的皮革）。他也已经来到院子里，等着那批犯人出发。他在门廊上站着，把脑子里刚刚出现的一个思想写到他的笔记本上。这个思想是：

“假如有一个细菌观察并且研究了人的指甲，”他写道，“那么它就会认为指甲是无机体。我们恰好也是这样观察了地球的外壳而认为地球是无机体。这是不正确的。”

马斯洛娃已经买下一些鸡蛋、一串面包圈、几条鱼和几个新鲜的白面包，把这些东西放进一个袋子，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在同女贩算账和付钱。这时候犯人们活动起来。大家不再谈话，纷纷站好队。军官走出来，做出发以前的最后指示。

一切事情都照往常那样进行着：清点犯人的人数，检查犯人的镣铐是否牢固，把排成双行走路的犯人们用手铐锁在一起。可是，突然间，大家听见军官的威严而震怒的喊叫声、殴打人的身体的响声和小孩的啼哭声。所有的人一下子都静下来，随后人群里低声埋怨起来。马斯洛娃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朝传来吵闹声的地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