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隔离的监禁是可怕的。”姨母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纸烟。

“我想，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如此。”涅赫柳多夫说。

“不对，不是对一切人都如此，”姨母回答说，“据人家对我讲，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却是休息，是静养。地下工作者永远在提心吊胆和物质方面的艰难条件下生活，既担忧自己，又担忧别人，还担忧事业。最后他被捕了，那就什么都完结，一切责任都解除，你就自管坐下来休息吧。据人家告诉我说，被捕的时候简直感到高兴呢。是啊，可是对那些没罪的年轻人来说（而他们总是先逮捕像丽朵琪卡那样没罪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最初的震动却是可怕的。这倒不是因为被剥夺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待遇，伙食很差，空气很坏，总之遭到种种困苦的缘故，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要没有初次被捕的时候所感到的精神震动，那么这些困苦哪怕加重两倍，也还是容易忍受下来的。”

“莫非您经历过吗？”

“我？我坐过两次牢，”姨母含笑说道，她的笑容忧郁而可爱。“我头一次被捕，而且是无缘无故被捕的时候，”她接着说，“我才二十二岁，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而且怀着孕。尽管当时失去自由，同孩子和丈夫拆散，在我是很痛苦的，然而比起我明白我不再是一个人，却成为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心里的那种感觉，这一切就都算不得什么了。我想跟我的女儿告别，可是人家却叫我出去，坐到雇来的马车上。我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回答我说，等我到了自会明白。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睬我。我受过审问以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穿上一身编着号码的囚衣，把我押到一个拱顶的走廊上，开了一扇门，把我推进牢房，锁上门走了，只留下一个哨兵，扛着枪，默默地走来走去，偶尔隔着我房门上的一条缝往里看，在那时候，我痛苦极了。我记得当时最使我震惊的一件事，是一个宪兵军官审问我的时候，递给我一支烟，要我吸烟。可见他知道人是喜欢吸烟的，那么可见他也知道人喜欢自由和光明，知道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怎么会无情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当做一头野兽那样锁起来呢？一个人遭到这样的对待就不能不生出恶果。如果有谁相信上帝和人，相信人们相亲相爱，那他经历过这样的事以后就不再相信这些了。我就是从那时候起不再相信人，心肠变狠了的。”她结束她的话，微微一笑。

利季娅的母亲从利季娅出去的那个门口走进来，说利季娅很不舒服，不再来了。

“为什么要毁掉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呢？”姨母说，“使我特别难过的是，我不由自主，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求上帝保佑，她吸一下乡间的空气就会复元的，”母亲说，“我们就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了。”

“是啊，要不是您出力的话，她就完全断送了，”姨母说，“谢谢您。不过我打算跟您见面，却是为了托您把一封信转交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她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没有封口，您可以把信上的话看一遍，然后您把它撕毁也成，把它转交也成，总之这要看您觉得怎样做才比较符合您的信念，”她说，“这封信上没有什么会惹出麻烦的话。”

涅赫柳多夫接过信来，答应转交，然后他站起来告辞，走出去，来到街上。

他没有看那封信的内容，把信口封上，决定按照委托，把那封信转交薇拉·叶夫列莫夫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