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是退休的大臣，而且是具有极其坚定的信念的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一种信念，认为如同鸟雀天生来要靠软体虫果腹，要披着羽毛和绒毛，要在空中飞来飞去一样，他也天生来就要吃由高薪厨师烹调的珍贵食品，要穿顶舒适顶贵重的衣服，要坐最稳最快的马车，因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得给他准备齐全。此外，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还认为，他从国库领到的各种款项越多，他获得的直到钻石勋章为止的各种勋章越多，他同皇族的男女成员会见和谈话的机会越多，那就越好。其他一切东西同这些基本的信条相比，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认为统统无足轻重，毫无趣味。其他一切事情可以这样，也可以完全相反。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本着这种信心，在彼得堡一连生活和活动了四十年，临到四十年的尽头上谋到了大臣的职位。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借以谋到这种职位的主要品质在于，第一，他有本事看懂公文和法规的含意，有本事起草虽然不流畅却还可以使人看懂的公文，而且不致写出错字来；第二，他的仪表非常庄严，他在必要的场合不但能够装出傲慢的样子来，而且能够显得高不可攀，威风凛凛，不过在另一些必要的场合，他又能够奴颜婢膝到心悦诚服和卑鄙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是在私人道德方面还是在国务活动方面，他都没有总的原则或者标准，因而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可以同意一切办法，在另一些必要的情况下又可以一概不同意。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所要努力的只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气派，不要显出露骨的自相矛盾就成了。讲到他的行为本身究竟合不合乎道德，他的行为对于俄罗斯帝国乃至全世界究竟会产生极大的好处还是极大的坏处，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

等到他做了大臣，不但所有那些依赖他的人（依赖他的人是很多的）和同他接近的人，甚至一切局外人，乃至他本人，都一致相信他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国务人员。然而过了一段时期，他什么事也没做出来，什么才具也没表现出来，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规律就有一些完全跟他同样的、也学会了草拟和看懂公文的、仪表庄严的、毫无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出去，他就不得不提出辞呈。直到这时候大家才看明白，他非但不是一个特别英明和深谋远虑的人，而且是个极其昏聩、学识很差、却又非常自以为是的人，他的见解甚至未必赶得上最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社论的水平。事实证明他跟其余那些学识很差、自以为是、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连他自己也明白的，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仍旧认为他必须每年领到大笔的公款，每年领到新的装饰品来挂在他的考究的衣服上。这种信念十分强烈，弄得谁也下不了决心拒绝送给他这些东西。于是他每年都领到好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酬劳费，因为他在政府的一个最高机构里挂了个名，又在各式各样的会议和委员会里充当主席。此外，他每年都得到他所重视的新权利，也就是把新的丝绦缝在他的衣服的肩膀上或者长裤上，把新的绶带和珐琅质星章佩戴在他的礼服上。结果，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就有了广泛的人事关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听涅赫柳多夫讲话就像以前听主管部务的官员报告一样。他听完以后，就说他要给涅赫柳多夫两封信，其中一封是送交上诉局的枢密官沃尔夫的。

“关于这个人，大家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不过dans tous les cas c’est 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法语：无论如何这个人是十分正派的。]，”他说，“他欠着我的情，会尽力去办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给他的另外一封信，是送交上告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费多霞·比留科娃的案子，在涅赫柳多夫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很感兴趣。涅赫柳多夫对他讲起他有意把这个案子写成呈文奏明皇后，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就说，这也确实是一个很动人的案子，遇到有机会，他可能在那边提起这件事。然而他不能说定。上告的事还是按部就班进行的好。他想，如果有机会，如果他们叫他去参加星期四的petit comité[法语：一种非正式的小型会议。]，他也许会谈一谈这个案子。

涅赫柳多夫收下伯爵所写的两封信和姨母写给玛丽叶特的一封信后，立刻动身到那三个地方去。

他先到玛丽叶特家。当初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不富裕的贵族家庭里的十几岁的少女，后来他知道她嫁给一个官运亨通的人了。不过关于那个人，他听到一些不好的议论，主要的是听说他对待成百成千的政治犯残酷无情，而他的专职就是虐待他们。这时候涅赫柳多夫像往常一样，心头沉重得难忍难熬，他想到他为了帮助被压迫者却不得不站到压迫者那一边去，这就仿佛承认了压迫者的行为是合法的，因为他得去请托他们，要求他们至少对某几个人略略克制他们那种习以为常而且多半连他们自己也没觉察的残酷。在这类情况下，他总是感到自相矛盾，对自己不满意，而且举棋不定，不知道该去求情好还是不去求情好，不过他总是决定应该去求情。要知道，问题在于他去同这个玛丽叶特和她丈夫周旋，固然会使他感到别扭，羞愧，不愉快，可是另一方面，也许那个关在单人牢房里受苦的不幸女人就会放出来，不论是她还是她的亲人都不至于再痛苦了。他本来就感到他跑到那班人当中去向他们求情的做法未免虚伪，因为他已经不认为那班人是自己人，而那班人倒把他看做自己人；此外他又感到他一走进那班人的圈子里，就陷进了以前那种习以为常的轨道，不由自主地被那班人当中盛行的轻浮和不道德的作风所降伏。这一点他在姨母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家里就已经感到。今天上午他跟她谈到极其严肃的问题，就已经用玩笑的口吻说话了。

总的来说，他很久没有来过的彼得堡，照例对他起着原有的那种刺激肉体和麻痹精神的作用：一切都是那么干净舒适，设备完善，主要的是人们在道德方面没有什么要求，因而生活显得特别轻松。

一个漂亮、干净、有礼貌的马车夫给他赶马车，沿着漂亮的、洒过水而干净的街道，路过漂亮、有礼貌、干净的警察面前，经过许多漂亮干净的房屋，终于来到河边玛丽叶特所住的那所房子跟前。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着护眼罩的英国马。一个英国人模样的马车夫坐在赶车座位上，身上穿着号衣，下半截脸上留着络腮胡子，手里拿着马鞭，露出一副傲慢的样子。

看门人穿着异常干净的制服，推开通到前厅去的大门。前厅里站着一个跟班的听差，穿一身更加干净的号衣，而且镶着丝绦，他的络腮胡子梳理得整齐好看。另外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身上穿着干净的新军服，佩着一把军刀。

“将军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她老人家马上就要坐车出去了。”

涅赫柳多夫拿出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信，取出他的名片，然后走到一个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那儿，开始写道：来访不晤，甚为怅怅。他刚写到这儿，听差就往楼梯口走去，看门人走出大门外，吆喝一声：“把车赶过来！”勤务兵就挺直身子，把两只胳膊贴在裤缝上，一动也不动，两只眼睛迎接从楼上走下来的太太，而且盯紧她。她身量不高而苗条，脚步却快得同她的显贵身份不相称。

玛丽叶特头戴大帽子，上边插着一根羽毛，身穿黑色连衣裙，外面披着黑色斗篷，手上戴一副黑色新手套，脸上蒙着一块面纱。

她看到涅赫柳多夫，就撩起面纱，露出她那非常俊俏的脸和亮晶晶的眼睛。她用探问的眼光瞧着他。

“啊，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公爵！”她用快活而好听的声音说，“我应该认得……”

“怎么，您甚至记得我叫什么名字？”

“可不是，当初我跟我的妹妹甚至暗地里爱上了您呢，”她用法语说，“不过，您的模样可是大变了。唉，多么可惜，我就要出门去了。可是，我们一块儿回到楼上去吧。”她说着，犹疑不定地站住。

她看一眼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了。我要到卡缅斯卡娅家里去参加安魂祭。她伤心得不得了。”

“这个卡缅斯卡娅是什么人？”

“难道您没有听说吗？……她儿子在决斗当中被打死了。他是跟波津决斗的。他是独生子。这真可怕呀。他的母亲伤心极了。”

“哦，我听说了。”

“不，我还是去一趟的好。那么您明天或者今天傍晚来吧。”她说，迈着又轻又快的步子往大门口走去。

“今天傍晚我不能来，”他回答说，跟她一块儿往外面门廊上走去，“要知道，我是有事来找您的。”他说，瞧着那两匹栗色马往门廊这边靠拢来。

“什么事？”

“这儿有我姨母写的一封信，信上讲的就是这件事，”涅赫柳多夫说着，把那封信交给她，信封狭长，上边印着大个的花字，“您看过信就全明白了。”

“我知道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以为我在我丈夫的事情上能够左右我的丈夫。她弄错了。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不愿意过问他的事。可是呢，不消说，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准备破一破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她说着，伸出一只戴着黑手套的小手去找她的衣袋，却没有找到。

“有一个姑娘监禁在要塞里。她有病。她跟那个案子没有什么牵连。”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利季娅·舒斯托娃。信上写得有。”

“嗯，好吧，我就来试着办一下。”她说着，轻巧地登上那辆四轮马车，马车上蒙着柔软的皮子，遮泥板上的油漆迎着阳光发亮。她撑开了阳伞。听差在赶车座位上坐下，做一个手势，要马车夫赶车。那辆四轮马车就起动了，可是这时候她用阳伞碰了碰车夫的后背，两匹漂亮的、薄皮的英国母马就被马衔铁勒住，缩回好看的头，站住，不住活动它们的细腿。

“您一定要来。可是，劳驾，不要为了办事才来。”她说着，微微一笑，而这种微笑的力量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然后，她仿佛演完了戏放下了幕似的，把她的面纱放下来。“好，我们走吧。”她又用阳伞碰了碰车夫说。

涅赫柳多夫举起他的帽子。那一对纯种的栗色母马轻轻地喷着鼻子，走动起来，它们的蹄子在马路上踩出一片清脆的响声。轻便马车就很快地走掉了，只是偶尔在一些地方，新的橡胶轮胎碰在不平的路面上，轻轻地颠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