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我独自蜗居在南开大学西南村紧挨着菜市场的一栋破旧的单元小楼里，夜以继日地赶上一部《林徽因传》的稿子。一如现在没有键盘就不会写字，那个时候，离开了钢笔和画满绿色格子的稿纸，我的思路就变得一片茫然，找不到半点安全感。出版社催得急，导师也在等我开始另一个研究项目。我就这样笨拙地，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热闹的市声里，有时畅快，有时吃力地填满一页页稿纸。大约是因为时间窘迫，当我终于写下最后一个字时，顿觉如释重负。

那个时候我绝没有想到，多少年后，同样的题材，我会再写一次。

我不是一个喜欢重复自己的人，之所以对这个题材有如此的执念，大概是因为十几年前的那个自己，实在是青涩到让我不忍去仔细打量。当然，青涩本来没什么不对，那毕竟是过往的时间里某一个真实的自己。可当它和另一件事连在一起的时候，却让我产生了些许不安。

大约在10年前，我收到一封陌生的来信，信中讲到对我那本书的一些想法，很多是我没想到的，或者是我想到了没做到的，其中也不乏批评，但都切中肯綮，总体而言，都是以建议的方式，温缓地商量。末了，在大段的评点之后，信中又讲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对自己的触动，讲到这里，一改前面的冲淡宁静，言语之间变得很是深切。

这封信让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忽然就想起林徽因的一句话：“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

文字除了是表达，还是机缘和联结。我知道，有机会，我应该再写一次。

在我们看来，10多年后的这本书，和10多年前的，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故事。10多年前，我完成的是一个人年表一样的一生。10多年后，我试图探究一种命运，在剧变的、忧患的时代下，个人乃至一个群体的命运。

林徽因属于从传统的士转往新型知识分子的路途上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他们幼年时接传统的余绪，立德、立功、立言是常念的道理，求学时期经“五四”洗礼，留学欧美，受现代的学术训练，又培养了一股子穷究事物本源的执着。这两者结合，就决定了他们的安身立命是要以自己对知识和专业的追求、对文化的传承，给予战乱和变化中的祖国以“实质性”的影响。这在他们的时代，意味着事倍而功半，意味着痛苦和磨难，也意味着极有可能会失败，最终淹没在时代洪流的大漩涡中。就像史景迁为他们的一生做出的发问：“在外侮入侵和占领的苦难与内政如此的无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目标明确的国家建设？在大众的贫弊被某些时期里市侩的贪婪无度与另一些时期里国家的极端集权主义变得日益深重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一个长期动荡不安和审查制度严酷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社会里，个人的创造活动和心智的探索怎么可能会得到普遍的展开？”

自然是千难万难。所以我们看到，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生近似于愚的勇气和坚持，也看到他们出人意料的软弱和改变。他们在斗室里漫卷诗书，也在暗夜里苦痛追问。和短暂的荣耀相比，疑问和困惑持久不息，追随了他们一生。最终，他们成了逆时代的力量，成了最忠诚的反对者，在孤独和寂寞里走到生命的尽头。

安身立命的那个东西，决定的，真的是一生的命运。

这本书我前后写了几年，中间一度放下，转头去写了一本要得很急的小书（不知什么原因，至今还没出版），又完成了几项课题，随波逐流与人合著了几本命题的专辑。因为时间的漫长，我对自己几乎失去信心。不过回头再看，漫长固然是种折磨，但也有它不为人知的好。比如，漫长的时间里经过的事——情感的悲喜、人事的变故、失去与得到、涓滴之间流淌的生活，都教我和内心深处那个执着的自己达成和解，使我慢慢觉着，原来可以不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地重新认识和打量一个人的一生。再比如，它会让你做的事成为你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从开始的不知所终，到后来，一天不打开电脑里的这个文档，我就会觉着若有所失。更不用说中途放弃。

我竟然因为漫长而完成了它。

要感谢出版人冯俊文先生。我一直以为，人和人之间，总需要那么一点缘分。上一本书出版后，陆陆续续有编辑来约稿，但因为我的怠惰，陆陆续续都失去了联系。直到他打来电话。这些年，他始终如一保持每隔数月催一次稿的节奏，最开始是通过电话，他在北京的时候，我一度不敢接区号是010的电话，后来是短信，再后来是微信。信息的表情则从一开始含义无穷的微微一笑渐渐变成毫不掩饰的以泪洗面。即将完稿的前夕，大约是见到一点曙光，他发信息说，你好好写，我好好做出来，我们都对得起这几年的催稿和被催。

希望对得起他的催。

这本书的漫长，主要的原因当然在自己无可救药的拖宕。如果非要找一个客观理由替自己开脱一下的话，大概是因为，进入家庭后的种种琐碎常让我疲于应对。力不从心的时候，多亏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包容，我的父母大包大揽为我腾出写字的空间，我的先生亦三五不时殷殷问询。不过，也可能因为有他们做后盾，我越发任性。以我的懒散，没有任何目的的写作，自然是咬文嚼字、遥遥无期的。有趣的是，10岁的女儿现在已然很熟悉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故事，喜爱涂鸦的她艳羡他们为古建筑所作的每一幅素描，更为他们的父亲是《少年中国说》的作者惊叹不已。

我爱他们。

林徽因说过：“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王龙亭看虹那么样是过去一种偶然的遭遇，现实只有一堆矛盾的现实抓在手里。”不知何故，“北海王龙亭看虹”这个比方总让我想起“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的画面。还好，矛盾的现实里，总有人怀揣诸如此类的画面，看重我不起眼的“文艺理想”，时时呵护，处处提醒。

我想我还是足够幸运。

感谢我的导师李喜所先生，当年是因为他的提醒我才开始这个题目的研究。那个时候先生虽已不算年轻，但谈笑间依然意气风发，敏锐深沉不让后学。不过10余年的时间，他老人家已是忧世伤生，避居海外，做弟子的每念及此，便心有不安。人生的焦虑和孤独有时是沉重到任你怎么努力也无从摆脱的，唯有希望我这并不勤勉的写作于他可以是一种微弱的慰藉罢。

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刘晓琴女士，费时费力为我查阅资料，校对注释。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先生，热心帮我联系出版事宜。书法家董联桥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他们踏实、诚恳而无保留的帮助，是平淡生活里的美好景致，叫人心生温暖与感激。

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洪勇刚先生、蒋永军先生以及本书编辑刘丹妮女士、张金亮先生。如果说，一部书稿是一个不被人察知的孤单的灵魂，是他们的信任和鼓励赋予了这个灵魂以样貌和身躯，让它得以以现在的面目行走人世。

感谢福建师范大学的陈宇先生。他是国内最早开始从事林徽因研究的学者之一。多年前，我在开始写作《林徽因传》时，曾不揣冒昧写信向先生讨要资料。不意几日后便收到先生回信，他还寄来了亲手整理却从未发表过的林徽因家族族谱。那是他几经辗转采访林徽因后人，加以搜集资料所得。南通大学文学院的陈学勇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林徽因史料的整理，与林氏后人多有过从，在我写作中也常以书信为我答疑。二位先生几乎不经考量的不私不藏，让我在现实世界里找到了“学术为天下公器”的依据，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听上去飞扬蹈励的那些理想，它真实的样子，其实可以是不事张扬、素朴而寻常的。

感谢学界前辈、《梁启超传》的作者解玺璋先生，当年是他向出版社建议出版拙著，这才有了后来这一连串人与事的环环相扣。他是一切故事的开始。

最后还要感谢我身边的伙伴，写作不是轻松的事，他们无话不能说、无事不可谈、学术和八卦齐飞的陪伴很重要。

我从最初写这本书的时候开始跑步，为了体验双脚和大地直接接触的修行，也为了抵达修行者的内心。坚持了一段时间，因为焦虑着那个无限延后的deadline（最后期限），终于不了了之。这本书完成，我想我可以重新开始了。

---2019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