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去世后不久，梁思成回到家中，触景生情，肝肠寸断。家里陈设依旧，房间里仍挂着梁启超留下来的传家宝条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挚友杨廷宝为林徽因画的雍和宫一角水彩画、油画家李宗津为林徽因画的肖像，还有一幅出自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小窗幽记》的对联：“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房子的通顶壁柜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英文书籍和古代线装书籍，这曾经都是女主人林徽因的至爱，可是已经物是人非了。

林徽因走了，带着对风雨连天的政治风波的困惑、对拆除北京旧城的不解，离开了人世。留下梁思成一人，愁闷恓惶，忧惧哀伤，面对激烈的人际纷争、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从此再没有人可以一起承担，一起质问，再没有人为他不惜豁出自己去陈情请命。形单影只的梁思成，陷入巨大的痛苦和对林徽因无尽的追忆之中。

吴良镛说，不久，梁思成以极不平静的心情，很平静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他俩共同使用的小图板上严谨地画了林先生墓的设计图样，包括大样尺寸，一一注明，请莫宗江先生用营造学社特有的字体，勾画‘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并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先生设计的试刻的纹样，放在她的墓前……第二件事就是把林先生的诗找出来，古代人有所谓诗囊，即兴而作，片纸只句纳入诗囊，定时整理成集。梁先生用他的工整楷体誊写，整个抄录了一遍，宣泄对林先生的思念。”

这两样东西，梁思成视若珍宝。1955年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朋友、曾多次采访他们的《大公报》记者萧离去家中看望梁思成，也见到了这两样东西。萧离回忆说：“去看梁先生时，在一阵相对黯然之后，他从内室捧出两件东西给我看：一是工笔誊写并准备发表的林徽因诗集，清丽隽逸，如空山滴露，不染尘埃。展读之下，作者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另一件是梁先生为林先生设计的墓、碑图形，除林先生生前喜爱着的卷草纹饰之外，他无所有，因为这是符合林先生风度和性格的，——也许正是前面提到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吧。”

斯人已去，他能想到的，为她，也为自己做的事，只有眼前这两样。否则，用什么来告慰亡妻，又用什么来排遣心里的愁苦。

1955年8月，梁再冰生日当天，梁思成给她写了一封信。

梁再冰说：“我知道，这是爹爹在极度思念妈妈时写的信……”

1956年，中国科学院聘请梁思成出任新成立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刚毕业的学生杨鸿勋被分配给梁思成当助手。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在梁思成身边待了不久就感觉到先生与师母徽因先生之间的恩爱“尤为深厚”。一天清晨，杨鸿勋因事较早来到梁家，看到因吟诵《长恨歌》而一夜未免的梁思成。杨鸿勋回忆说：“我跟随先师期间，正值师母作古未久，以致先师时常为悼亡而感伤。有一天早晨，我因事较早地到先师家中，唯恐打搅了他的休息，而他却早已起床了。孤寂之中的他，一见我的到来，有些兴奋地告诉我说：‘昨夜梦醒，想念林先生，一直没有再睡着。我干脆披衣坐起来，反复背诵《长恨歌》!’”

“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有多少个夜晚像这样彻夜不眠，在无望的思念里煎熬到天光微亮，恐怕，只有梁思成自己清楚。

林徽因走后，梁思成继续接受“复古主义”的批判。1955年前后几年，针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政治运动频密展开：1951年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到了1955年，针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又扩展为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对梁思成的批判紧跟在这之后，中央为此成立了一个“批梁”工作小组，组织了十几个人，在颐和园畅观堂集中写“批梁”的文章。一时间，到处蔓延着“二胡二梁”的说法。截至1955年7月30日，共96篇批判文章都已经组织完成，但大规模的公开批判活动突然停止。

参与这个小组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刘小石谈及当时箭在弦上未发的情形时说，彭真曾召集他们几个人传达毛泽东的精神：“梁先生的检讨，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梁先生都投降，就别批评了。他又说，人（指梁）是爱国、真诚的。”不仅如此，彭真还在多种场合几次为梁思成开脱，强调胡适、胡风、梁漱溟三人是政治问题，而梁先生是学术问题。

毛泽东一句话，金口玉言，豁免了梁思成。对此，梁思成自然是清楚不过。私底下，他跟亲近的学生说：“差一点变成二胡二梁，是毛主席挽救了我。”两年后，他更是在公开发言里说：“后来我知道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曾收到了将近一百篇批判我的文章，而党没有发表，为的是不要让群众把我同当时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因为我的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若是两个姓胡的、两个姓梁的相提并论，就可以一棍子把我打死。我才知道党对我的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只有从心眼最深处感激感动。”

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然而，那山雨欲来的威压几乎摧毁了梁思成的学术信心，取而代之的是“严重的原罪思想”。那段时间，对外，他的表述大都应景而服从，诚恳地检讨和责骂自己，积极地与时俱进，官话、套话说了一堆，而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绪，就只能放进那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思念当中。甚至就连思念，也不能尽兴。和思念联结在一起的，是属于他们俩人的困惑、疑问、无能为力，种种复杂莫名的情绪，叫他如何叙述，向何人叙述？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给他们信任与支持。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之后，知识分子难得地迎来了一段短暂的早春时光。这一年夏，钱端升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赴加拿大参加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治学家会议，在加拿大见到了久未谋面的费正清夫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费氏夫妇首次和中国老友重聚，彼此都激动不已。在钱端升处，费氏夫妇了解了林徽因去世时的详细情况，并给梁思成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长信，托钱端升带回。

钱端升回国后，梁思成正随中国建筑协会代表团在东欧访问，直至1956年12月回到北京，才从钱端升手里得到费氏夫妇的信函。收到信的梁思成既惊且喜，百感交集，思虑了许久，给费正清夫妇回了一封长信。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956年12月31日，在此之前，他和费氏夫妇的上一封通信还是由林徽因执笔，于1948年12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发出。两封信之间相隔的8年时光，于梁思成，已是翻天覆地，物是人非。想说的太多，能写的，太少。顾虑重重，字斟句酌，最终，他给他们描述了一幅乌托邦式的美好画面。

信中，他赞美林徽因在疾病前高昂的斗志，“从来没有像生命中最后六年半时间里那样，为生活和工作而如此幸福”，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未来是如何地辉煌”。他夸奖北京的规划，“成百上千的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起骑马的东郊建起了大片的棉纺厂和工人的宿舍”，“北郊和西北郊满是新建高校的新建筑”。他描述那些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反复挣扎、浮沉的老友，“身体很好，也都非常幸福。他们非常开心地投入工作，也非常繁忙……”他用昂扬向上、充满革命性和战斗性的语言装饰和包裹着自己，将过去的8年快速地做了回放，却只字未提那场几乎要冲垮他的大批判。只有谈到林徽因的死时，他才控制不住地流露出了一丝脆弱与哀伤，“失去她犹感寸步难行”，“如同跛行夜路”。

“跛行夜路”，这一封隔着8年时空的长信，也许唯有这4个字，才是他最真实的内心。

为了安全起见，他将收信人写成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

这是梁思成有生之年和费氏夫妇的最后一封通信，也是他们平生最后一次交流。

1955年下半年，梁思成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时出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中国科学院合办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尽管他名义上还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但已经不到建筑系授课了。他以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身份频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出国访问，回到建筑系就像走过场，对于教学也不再那么用心。梁思成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研究人员张驭寰说：“林先生死后，梁先生心情不好，政治上也不怎么样，不积极，反右时一般。天天进城，会多，变成一个开会的人，做不了学问。”

1956年年初，梁思成再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检讨自己的“复古主义”。

这次会议后，梁思成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由周恩来转交毛泽东。申请书的开头写着：“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的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永远不愧做一个党的好儿子，您的好学生！”

1959年1月8日，梁思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登上桂林叠彩山的梁思成赋诗一首：“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梁思成以为，自己的“拼命向前”、与时俱进、讴歌赞扬能为自己换来一个光明的彼岸，却没想到，他以为的彼岸只是更大一波风浪来临前的间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6月，清华大学出现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8月，梁思成被列入“叛徒”“特务”“叛徒嫌疑”“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名单，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1月7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梁思成的大会。之后，梁思成病情急剧恶化。1968年11月17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梁思成入住北京医院，边治疗边检查思想。1969年1月26日，清华大学召集全校师生宣读毛泽东圈阅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这份文件总结了对待知识分子的5种政策，其中第4种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在批了以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但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还有用，应有可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作反面教材。”

“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的梁思成，终于再也跑不动了。

1972年1月9日黎明时分，梁思成去世。临终前，他对女儿梁再冰欲言又止。梁再冰说，我多么希望他能说完那些话，但是，父亲再也不能说话了。

在他最后也最痛苦的日子里，他病房里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的传达室里。梁思成走得很孤单。

1972年5月24日，梁思成去世4个月后，中美重启关闭多年的大门，费正清、费慰梅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再次来到北京。阔别40年之后的故地重游，于费氏夫妇，就像是“毕业40周年后同窗的重聚”，他们见到了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等20世纪30年代北总布胡同的老朋友。只是，客厅的主人已然远去。

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费正清致辞说：“我们对中国有深厚的情感，很高兴能够回来访问。遗憾的是，这次回来，我们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就等于中国的一半，可是，这一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

让他们倍觉伤感的，还有北京的变化。当他们以怀旧的心情试图找寻旧时的遗迹时，却发现，满城都在挖防空洞，旧城墙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两座城门幸免于难。负责接待的官员忙着要他们去看新建的地铁。这让他们想起1928年学成归来的林徽因和梁思成，面对突然变得不熟悉而混乱的祖国，自嘲像是欧文笔下的一对“瑞普·凡·温克尔”，尽管和周围的时代、环境格格不入，却还是下决心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费正清和费慰梅，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那些曾经打马看花的岁月，古城墙下的相遇，庭院里的小坐，胡同深处的高朋满座、欢声笑语，曾经让他们无比激动的属于这个城市的“景象、声音、风味、气息”，此时此刻，回想起来，也像是“做了一场温克尔式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