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因为解放军请求他们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的古建筑以避免炮火的损伤，林徽因和梁思成喜极而泣，欢呼懂文化的“义师”来了。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他们组织编制了《全国建筑文物简目》，这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当年亲自参与此项工作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汪国瑜回忆说：“梁先生感动得声泪俱下，他说想不到共产党如此珍视文物保护，竟做了他原来一直担心而又不敢奢求的大事。” 1949年3月，《全国建筑文物简目》完成编撰，从接到任务到油印分发，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见梁思成和林徽因心情的迫切。编写体例参照了他们在1945年编撰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的风格，但“注”的层次更加清晰规范，分别细分为：“详细所在地点；文物性质如佛寺、道观、陵墓、桥梁……之类；建筑或重修年代，以朝代及公元表示之；特殊意义及价值。”在重要性的表现方式上，以圈数多少来表示：“最重要者四圈〇〇〇〇，通常重要者无圈。其间等次以圈之多寡表示之。”

这份简目在1949年6月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印行，发行给各解放大军，在解放战争中随各路大军转战南北，成为保护文物在战火中免遭破坏的指令与依据。而该简目中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说明文字里郑重地写着：“元代（1280）初建；明初（约1400）改建；嘉靖间（约1530）甃砖并加外城，清代历次重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匀齐，气魄之大举世无比。”

这样的语句，叫人想起梁思成为反驳朱自清所写的那篇《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罕见的瑰宝，举世无比，这就是他们眼中的北京。他们从少年时就生活在这里，和它朝夕相处，耳濡目染，闭着眼睛都能画出、写出它的样子。

进入新时代，他们急切地盼望所有人都了解“我们的首都”，了解它“在国际上称得是一个可贵的孤例”所不可复得的珍贵，并为此写了大量文章。1952年，林徽因在《新观察》第1至11期以《我们的首都》为题，连续撰文介绍中山堂、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三大殿、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天宁寺塔、金刚宝座塔、鼓楼、钟楼、什刹海、雍和宫等几处古建筑，诗人的气质、散文式笔法、几十年古建筑研究的功力，使得这些零散的篇幅篇篇精彩。

如描写北海公园的片段：在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尤其是在布局谨严、街道引直，建筑物主要都左右对称的北京城中，会有像北海这样一处水阔天空、风景如画的环境，据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实在令人料想不到，使人惊喜。

又如对颐和园万寿山及苏州河的描写：山势起伏，石路回转，一路在半山经“景福阁”到“智慧海”，再向西到“画中游”，一路沿山下河岸，处处苍松深郁或桃树错落，是初春清明前后游园最好的地方。在山下小河（或称后湖）曲折，忽狭忽阔；沿岸模仿江南风景，故称“苏州街”，河也名“苏州河”。

文字写出来如画，情感流出来如诗，诗情画意，都出自内心。这是林徽因对北京的理解。这理解，简而言之，就是要“在古文物的处理上特别小心温柔”。林徽因和梁思成说：“我们爱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楼、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

“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这句话，关联了他们在新时代的所有悲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林徽因和梁思成满腔喜悦。1949—1950年，人民政府对北京城卫生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旧政府留下的那些污染北京大街小巷的成堆的废弃物以及成吨的垃圾和腐臭的残渣都被用车拉走了。下水道得到了清理，淤塞着污泥、废弃物和杂草的湖泊重新得到了净化。昔日垃圾成堆、乞丐满街、达官贵人花天酒地的旧北平几乎在一夜间消失了。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眼里，可以扫清荡涤旧中国一切腐败的新政权，与古都北京正是相得益彰。“我只讲北京解放初期的两个数目字，在北京解放后的一年中，从城里清除了明、清两朝存下来的三十四万九千吨垃圾，清除了六十一万吨大粪，这是两件小事，却是两个伟大的奇迹，是令我们可以自豪的两件伟大的小事。”

建筑学出身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看到了北京的希望，“它曾经是没落到只能引起无限‘思古幽情’的旧京，也曾经是忍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沦陷城，现在它却是生气蓬勃地迎接社会主义曙光中的新首都”。早年留学美国时，他们看到，所谓城市规划，因为屈从于房地产资本家的意志最终成为难以实现的理想，建筑家美妙的构想湮没在杂乱无章的现代建筑中，因此，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城市规划捏着把汗。到1949年，他们总算松了口气。从专业的角度看新政权，他们认为，一个属于城市规划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回忆那时的父母：

梁思成自己则这样表述：

一脚迈入1949年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对自己的未来也许还有些许忐忑，但是对公有制下的城市规划充满信心。1949年5月8日，由国民政府北平工务局改组成的北平建设局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会议邀请了滑田友、林是镇、周令剑、冯德撰、梁思成、华南圭、刘致平、王明之、朱兆雪、钟森等20余名城中知名建筑、工程、艺术专家，就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出谋划策。会议组织者为座谈会准备了4个议题，其中最重要的2个议题，一是关于“西郊新市区”建设问题，另一个则是如何把北平建设成为生产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和梁思成与林徽因息息相关。

关于“西郊新市区”的建设，梁思成此前已酝酿有时，即“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已惨淡经营过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郊五棵松一带）为基础而设计的一个市中心方案”。北平市政府和与会专家对此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告诉与会人员：“将来新市区预备中央在那里，市行政区还是放在城内。”当天下午的会议上，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专程到会，叶剑英明确希望与会专家集中讨论西郊建设问题，“免得老在北平城里挤……”。薛子正也希望“各位把新北平计划一下，以日本人的计划为示范，建设东郊西郊新北平……近一两年来，西郊新北平荒废，希望能提前一步建设起来”。

官方与学界，在这个问题上，难得地暂时达成共识。

和“西郊新中心”建设的学理探讨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另一个议题——“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则没有丝毫变更、回旋、商讨的余地，也不是可以自由争论的学术问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紧接着，3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指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农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决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这样的政治定性意味着，规划建筑专家在拟制北平市规划时，必须考虑工业发展的需要，而不能按照欧美一些国家的经验，将首都定位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因为是不能触碰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梁思成在会议上只泛泛表态，表示同意“大兴土木可刺激生产”，但是内心却充满疑惑。

他后来说自己：“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

北海公园画舫斋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的成果，那就是决定成立“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1949年5月22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梁思成被正式任命为副主任，林徽因为委员兼工程师。或许是对生产城市的定位辗转难安，也因为各大机关不征求都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开始在城内随意圈地、划地，这一年9月，梁思成以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致信新任市长聂荣臻，提出自己对北京规划的想法。

基于欧美许多城市，诸如纽约、伦敦，都曾经出现因为工业发达导致的无序建设，之后花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数不清的人力物力以矫正错误，梁思成呼吁，我们首都开始建设的时候必须“慎始”。与此同时，他还讲到了规划建设人才的重要性，以及他本人在引进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请求政府重视建筑人才，“各机关的直接领导者和上级能认识清楚，给他们一点鼓励和保证”。在梁思成物色的人才中，就包括曾在英国跟随阿伯克隆比研究都市计划学的陈占祥。梁思成向聂荣臻介绍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1949年10月底，陈占祥携全家北上，出任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成为梁思成日后工作中最亲密的拍档、伙伴。

如何慎始，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抗战结束后一直苦思冥想的问题。林徽因在1945年10月发表的那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里，就谈到了自己对于城市规划的思考。这篇文章中，林徽因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了英国大工业城市伯明翰市发展完全绕内城为中心，形成了内城过度拥挤和贫民窟等问题。改善的过程“过分局限于局部”，“改善的各种条件，因已限定的情况，竟成互相抵触的因素”，因此“一世纪来竟无法消除拥挤及不卫生的贫民居宅区”，“这个事实应使我们惊讶警惕……”由此，她得出的结论是：“今后必须大规模的全盘筹划，加辟新中心，乃至于将工业的一部移出旧有已过密的中心。……中国郊区多为耕地，市区内房屋简陋者居多，工业尚未正式开展。开辟新区，重划旧区，及拆建移建均较简便……”

林徽因的论述，简而言之，就是要在百废待兴的初始阶段，“举凡住宅，分区，交通，防空，等等问题，皆可予以通盘筹划”，开辟新区，统筹旧区，最大限度地预防西方的城市病。这实际上也是梁思成的观点。具体到首都的规划，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设想是，完整保护古城的同时，将城市按功能划分区域，在相应区域附近建设居民住宅和服务设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通运输量，有机疏散城市中心人口。

“西郊新中心”的方案，就是在这样的设想下产生的。1949年5月底，北平市政府交代北平市建设局在暑假前完成对西郊新市区的测量，并授权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团队起草西郊新市区的设计。

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新时期的阳光下难得的快乐时光。他们常和陈占祥聚在一起，畅谈北京未来的规划，编织他们共同的北京梦。陈占祥对女儿陈愉庆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和梁思成、林徽因、程应铨、金岳霖一起在梁思成和林徽因位于清华新林院8号的家里的一次闲谈。“他们计划将来以南海、北海和什刹海‘三海’为中心，把中南海围墙拆除，让‘三海’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连成一片。北面以什刹海、积水潭为船码头，驾船缘北直抵昆明湖。沿途两岸遍植垂柳，形成一道绿色长廊，游船在柳荫下缓缓驶过两岸精巧的小型码头和水边公园。这样，历代帝王的离宫就与城市环境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把皇家的禁苑变成人民的绿地和公园。其他的日坛、月坛、地坛、先农坛，还有金鱼池、莲花池、玉渊潭和钓鱼台也都可以成为开放的城市景观。未来应当在天安门T形广场建成美丽优雅的中式长廊……市民们能坐在长廊中憩息，廊中一侧是皇苑内的亭台楼阁，湖光山色，另一侧是长安街繁华的街景。”讲到这里，陈占祥绘声绘色地描述说：

“空中花园！”陈占祥和梁思成一起说出了这4个字。

然而，这快乐的、织梦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1949年9月16日，为指导北平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的苏联市政专家工作组一行抵达北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设于北平，同时将其更名为北京的决议。至此，看似明朗的形势突然间急转直下。

初抵北京的苏联专家团以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苏联经验为参照，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并把北京建设成为以强大的工人阶级为主要人口的大工业城市。在苏联专家团看来，这个方案除了“能经济地并能很快地解决配布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充分利用旧城内已有的文化和生活设备外，还有政治上非此不可的考量：一个因素是天安门广场是开国大典举办之处，政治意义重大；另一个因素便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希望将首都行政中心区位置定在北京城内。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会议发言中特意透露：“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

苏联专家组的意见出台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和副局长赵鹏飞一改几个月前迫切要在“西郊新市区”建设行政中心的态度，明确表态，苏联专家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的意见，而于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

真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只是，面对“彼一时也”的形势，北京建设局曹言行、赵鹏飞二位局长可以迅速调整思路，梁思成却不能放弃自己思考多时的理想蓝图。面对苏联专家组的天时、地利、人和，他选择了对抗、坚持。

1950年2月，梁思成偕同陈占祥共同拟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个用来抗衡苏联专家的方案，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2.5万字的建议书中，梁思成接受了陈占祥的建议，干脆舍弃了此前在西郊敌伪时期所辟“新市区”建设行政中心的计划，酝酿了一个更具有理想色彩、更激进，也更彻底的方案，将行政中心区位置从旧城以西约7公里的五棵松“新市区”，东移至旧城以西约1.5公里的三里河地区，“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来”，形成一个新的南北中轴线，“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铁路交通总汇。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梁思成和陈占祥认为，和苏联专家的方案比，这是一个能够整体性解决北京的新城建设和古城保护问题的方案。方案出台后，梁思成自费印制百余份呈送中央及北京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但迟迟没有回音。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致信周恩来总理，恳请周总理审阅方案，并听取他们的汇报。

就在梁思成致信周恩来总理10天后，即1950年4月20日，北京市建设局朱兆雪与赵冬日联合提交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这个方案基本延续了苏联专家的规划思路和市建设局负责人提出的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精神，提出将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南至前三门城垣，东起建国门，经东西长安街至复兴门，与故宫以南，南海、中山公园之间的位置，全面积六平方公里，可容工作人口十五万人”。同时，对“梁陈方案”中提出的将政府行政中心区设置于西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地区的建议，他们二人明确表示了反对。时隔40年后，赵冬日仍坚持自己当年的看法：“就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北京的法定保留文物建筑还无力维修，甚至有的任其自然损坏。北京解放时约有1 700万平方米传统建筑，若全部保留下来，然后另起炉灶，如在西郊大兴土木兴建新首都，则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人的意志所不能做到的，是不现实的。”

梁思成、陈占祥自然没有想到，短暂的沉默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铺天盖地的指责和反对。更有甚者，“梁陈方案”还被看成和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面对不断升温的争论，固执的梁思成对陈占祥说：“无论水多深，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

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打算“一意孤行”的梁思成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北京行政中心区的规划自苏联专家提出第一份建设意见后就已经尘埃落定，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并以苏联专家的意见作为制定总图计划的基础。“梁陈方案”的核心内容未被采纳。与此同时，以天安门为中心，周围地区掀起了无序建设的高潮。

梁思成陷入困惑中，想不通的时候，他甚至称毛泽东不懂建筑。原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回忆道：

一场对抗已经在所难免。而结局，也不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