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林徽因热心从事的另一份工作，是推动北京传统工艺品的设计改革。作为元、明、清三朝的古都，北京孕育了深厚的民间文化。仅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特种工艺就达百种之多，景泰蓝、雕漆、玉雕、牙雕更是被称为“燕京四绝”，在老北京街知巷闻，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平。经过近代的战乱、流离，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行业衰败不堪。为抢救和扶持特种工艺行业，1949年8月，北京市政府召开复兴工艺美术座谈会，林徽因与梁思成、徐悲鸿、沈从文等参加了会议。1950年6月，北京市政府成立北京特艺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工业局局长指令北京特艺进出口公司到清华大学聘请林徽因和梁思成做顾问，指导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培训现代风格的设计小组。

林徽因素来钟情手工艺术，她曾说过：“中国的衣食住行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文化，处处体现出人的精神和意志，是我国光彩夺目的文化财富之一。”这句话也是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品味。艺术依托人而存在，它的生命力常常扎根在潜移默化的日常。从这个角度而言，特种工艺包含的景泰蓝、雕漆、玉雕、牙雕、内画壶、木版水印等，不仅是俗常的生活享受，而且萦绕着一缕文化的情感、审美的寄托。林徽因的钟情，正是由此而来。为了这点热爱，北平解放之初，她和梁思成主动利用暑假调研特种工艺，当时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费孝通也带领学生对北平的特种手工艺开展调查。此后，林徽因又拖着残病的身体专门组织清华大学营建系和文物馆、社会系举办“手工艺品展览”，展出漆嵌工艺、雕漆工艺、金属工艺、织绣工艺、编制工艺、扇类等作品300余件，她和莫宗江还合力创作了鱼篓罐作为展品，足见心里的重视。如今，特种工艺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支持，这自然值得高兴，林徽因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应允了下来。

不过，这个工作听起来有种种趣味，实际却烦琐无比。北京的特种工艺种类众多，全部加以研究改造并不现实，从中选择一两种最具特色，也最具有艺术价值的进行保护，才是正确的途径。到底该选择哪一种？林徽因又拿出了当年田野考察的劲头。当时，北京生产工艺品的手工业小作坊大部分都集中在东南城边，玉器市、布巷市、磁器口、景泰路、琉璃井路……这些不同年代的路名，都透着老北京南城与工艺美术行业的渊源。林徽因于是就从位于西北郊的清华园赶往南郊的工艺品作坊，一家家调查，最终确定了将工艺最复杂、技艺独特的景泰蓝作为实验对象。为此，她还和梁思成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一个工艺美术研究小组。

之所以成立这个小组，按梁思成的说法，是因为景泰蓝艺术“工艺复杂，要通过集体技艺智慧，默契地协力，它的艺术创新才可能得到升华……”同时，它也是梁思成构想的“营建学系”的一部分，除了工艺美术组，营建系还陆续成立了建筑组、市镇规划组、造园组，可以说，基本实现了梁思成访美回来所设想的营建学系的蓝图。抢救景泰蓝的工作，基本就落在了工艺美术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除了有敦煌学者常书鸿的女儿——刚从美国回国、擅长临摹敦煌壁画的常沙娜，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毕业生钱美华、孙君莲等几个年轻人，还有“工艺美术行家”高庄，“别具匠心，设计妙手”莫宗江，对美术史颇有造诣的王逊以及油画家李宗津。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单独都可挑起一面大旗，却因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倡导聚在了一起，为拯救濒临灭绝的民间工艺景泰蓝贡献一己之力。

据钱美华回忆，林徽因第一次组织小组成员开会时，就拿出一件在海王村古文化市场买到的景泰蓝花瓶给大家看，这只花瓶是由老字号“老天利”生产的。林徽因细细说起景泰蓝工艺的历史和特点，还带着小组成员挨家走访散布在东南郊区、维持着景泰蓝生产的小作坊，到每个小作坊跟随老工人学习景泰蓝工艺的每一道工序的制作技艺。钱美华住的宿舍在崇文门，离清华大学很远，林徽因就推荐她多到在故宫任研究员的沈从文处学习。“沈从文对景泰蓝很有研究，他鼓励说中国是金属工艺最成熟的国家，历史上留下的宝贝很多，要创作就要多临摹。”除了沈从文的耳提面命，林徽因本人每周还给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三个人上一次课。钱美华感慨：“听她讲课是我在清华学习中最珍惜的。我们三人快到梁宅的路上就蹑手蹑脚地先由一人进院找到外婆（林徽因母亲），问林先生睡眠怎样？晚上开夜车（熬夜设计）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马上退出以保护她的健康。……但她是一个倔强的，热爱自己事业和学生的灵魂工程师，坚持为我们上课，每当讲课时精神抖擞起来，眼睛变得明亮，声音也爽朗动听。外婆有时突然进来看我们，喃喃地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讲起课来好像病好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工艺美术小组基本摸清了北京仅存的几家景泰蓝作坊的生产情况。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说：“景泰御前的珐琅，可与永乐朝果园厂的剔红、宣德朝的铜炉、成化朝的斗彩瓷器相媲美。”数百年来，景泰蓝一直是海内外追逐的珍品。明朝景泰年间的民间艺人把景泰蓝做到了极致，流传下来的工艺就有制胎、雕錾、掐丝、点釉等几十道复杂的手工工艺。仅从工艺上看，虽然清朝前四朝对景泰蓝也十分推崇，但工艺水平有所下降，到民国时期一些工艺已经失传。京郊的景泰蓝作坊大都破败凄凉，技术工人手艺虽然高超但青黄不接，再加上传统产品造型庸俗、图案单调，设备和材料简陋，销售不畅，产品质量不稳定，这些作坊基本都处于倒闭的边缘。而要拯救景泰蓝这种民族艺术，最关键的就是调整生产结构，使景泰蓝的设计既现代化，又有民族特色。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林徽因选择了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想象的、最费事、最耗心力的一种办法——对零散在故纸中的历代图案进行研究，分析它们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发展规律。这种方法，不要说病入膏肓的林徽因，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工作量。寻找资料的过程烦琐复杂无比，画图绘制更是熬心劳神。因为病情严重，林徽因已不能像设计国徽那样亲自画图了，她的意图常常由她最亲密的助手莫宗江来完成。那一幅幅工笔图案本身就是一张张极美的艺术品。随着资料越堆越高，画稿越来越多，他们心里也有了关于中国历代图案流变的清晰的脉络。在林徽因的提议下，工艺美术研究小组甚至还计划整理出一本《中国历代图案集》，林徽因为此还抱病拟定了提纲。

最严谨的学术论证、研究的过程，怕也不过如此。而这一切，只为了许多人不以为意的景泰蓝，为了让米粒之珠也放出光华。

1951年8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文章里说：“一件好作品，除了花纹好看以外，还要形体美，颜色衬托得当。创作中往往将形体放在第一位，要求一件器物一眼望去就产生单纯的完整的明朗的效果。造型又是决定功能的，所以在创作中以形体为第一位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加以考虑。”

1952年，林徽因带着工艺美术小组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和苏联文化代表团设计了具有敦煌艺术风格的头巾和景泰蓝礼品。由她设计的景泰蓝作品，造型完美，鲜明的民族构图风格、流畅的线条、丰满和谐的色彩，一扫旧式景泰蓝僵化庸俗的模式，赢得了中外来宾的喜爱。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接过林徽因设计的景泰蓝礼品，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品，新工艺品真是美极了！”

林徽因和她的美术小组就这样一点点突破瓶颈，让这项陈旧的工艺在新时代重又绽放出光彩。只是，当他们为这项工作全力以赴、付出全部精力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属于这个集体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年。1952年，一件迎面而来的突发事件让所有的研究活动戛然而止。这一年下半年，政务院决定对全国高等教育系统实行“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除工科外的院系全部和别的大学合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老朋友、美学家邓以蛰教授被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高庄、李宗津、王逊、常沙娜被调入中央美术学院，钱美华回到北京特艺进出口公司，孙君莲被调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清华大学营建系美术组被这突如其来的政策变故打得分崩离析，再也无法复原。身体不好的林徽因本希望借助美术小组实现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如今这个小组的意外分解让她的所有愿望都成了泡影，思前想后，她不禁失声痛哭。

1953年9月2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因为拯救景泰蓝艺术的成果，林徽因被邀请参会。江丰代表美术家协会在会上给予了林徽因极高的评价。

1955年，林徽因设计的台灯、洗子在北京特艺进出口公司承办的国际博览会上作为展品获得很高的评价。她设计的仿宋小缸得到了宋庆龄的赞赏：“这件高品位的新作品，宁静的造型，装饰波纹向前的花纹有律动的美，舒畅痛快，我喜欢有新意的作品。”宋庆龄几次到现场都买了不少林徽因设计的新产品。

当宋庆龄对林徽因的设计惊叹赞美的时候，林徽因却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日复一日超负荷的工作已经耗尽了她最后的心血，1955年，她久病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住进了同仁医院，在病床上插着输氧管。钱美华去医院探望，身形已极度憔悴的林徽因听完钱美华汇报分别数年来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后，一字一句地嘱咐她的学生：“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当她吐出每一个字时，鼻子上的输氧管也跟着颤动。这次会面后不多时，林徽因就与世长辞，最后这句话，字字铸入钱美华心中。20世纪50年代，为了保护和发展首都特种手艺，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珐琅生产合作社先后成立。1956年，第三珐琅生产合作社与42个私营小作坊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珐琅厂。1958年，三个珐琅生产合作社联合成立北京市景泰蓝工厂，并在同年与公私合营珐琅厂合并为北京市珐琅厂。立志继承林徽因遗愿的钱美华主动要求去工厂一线工作，从此守着寂寞、清贫，无怨无悔地研究景泰蓝艺术。她后来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特级工艺美术大师，被誉为“从事景泰蓝专业设计第一人”，许多著名的景泰蓝工艺大师都出自她的门下。和她相差4岁的常沙娜则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艺术研究专家、知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学者。林徽因以自己的眼光，培养了两个大师级的艺术传承人。

工艺美术小组中的王逊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后，一直主持美术理论教研室工作。他撰写的讲义《中国美术史》是该领域重要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可惜因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王逊英年早逝。

孙君莲调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不久，便嫁给宋庆龄副主席的干儿子——香港巨商邓广殷为妻，走的是又一条不同的人生之路。

虽然有钱美华、常沙娜这样的传承人，但在林徽因身后，景泰蓝的发展仍步履维艰。2010年3月，83岁的钱美华离开人世，走完了她与景泰蓝难分难解的一生。2011年，钱美华逝世一周年，北京市珐琅厂在中国第六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期间举办了钱美华个人遗作展，并从钱美华遗存的几百张设计图纸中选出了60幅投产制作，设计稿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与此同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高校相关专业的“骄子”却鲜有愿意涉足景泰蓝设计和生产一线的。半个世纪前，林徽因遇到并为之焦灼、担心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