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切断滇越铁路，对昆明的轰炸也变得越来越猛烈。住在龙头村的史语所和营造学社的同人不得不时时丢开手里的工作，在刺耳的空袭警报中疲于奔命。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梁思成将梁再冰、梁从诫姐弟死死按在地上，只见日军飞机从村头飞过，低到几乎擦着树梢，声音震耳欲聋，连座舱里日本飞行员的风镜都看得十分真切。才是小小少年的梁再冰和梁从诫恐惧不已，强烈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面对密集的轰炸，林徽因失去了祥和与安静，她愤激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友人的生活：“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个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可怜的老金（金岳霖）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乔治（叶公超）蠢到会为了家事跑回上海，结果被日本鬼子抓了起来，在监狱里挨了打，经历了可怖的事，他的妻子还在这里，我们刚刚把她送往香港。乔治已被释放，但在监视之下什么时候能回到这边还很难说。这也是生活。”

林徽因为朋友的经历而痛，一句“这也是生活”正是对生命被耗费、尊严被轻辱的愤怒。但现状又无法改变，每个人只能以切身的体验理解国难家恨，做出自己的选择。金岳霖不问政治，对于教授生涯却是兢兢业业，因为常念着战争时期“想要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做成功的”，所以虽然“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却痴心不悔。叶公超赴上海处理家事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而遭毒打，后由其兄具结作保出狱，林徽因等一班朋友焦灼等待他的归讯，叶公超却再也不能若无其事地回到校园教书，他归来后决然告别了学界，步入仕途，只愿能对抗战有更大的贡献。而林徽因痛惜归痛惜，不平归不平，一旦真的要有所选择，她还是离不开深爱的祖国与学术事业。从北到南数千公里不断的迁徙中，她付出了远比别人更重的代价。

跑警报、躲空袭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这时还有一份特殊的牵挂。梁从诫回忆说：“那时候（昆明）经常有空袭警报。我们在乡下（龙头村）听不见，却听得见飞机声。我们曾在房子后面的小山上，看见城里炸弹炸起的高高的黑烟，和高射炮在天上留下的一团团白烟，有一次还看见一架飞机拖着长长的黑尾巴落到了地平线下。爸爸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在空军里有那么多朋友！”

梁从诫口中的空军朋友，指的是他们一家在迁往昆明的路上，为他们腾出房间，使他们免于露宿街头的那8个年轻的飞行员。他们是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第7期学员。抗战爆发之后，这批新学员接到命令撤往昆明，在巫家坝重新建校。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周边或沿海省份。当天夜里拉小提琴的黄栋权，就是梁思成在广东新会的同乡。剩下的一些人，父母生活在沦陷区，战火隔断了他们与家人的联系，他们便把梁思成和林徽因看成了自己的亲人。枯燥的训练之余，他们总是三五成群来到龙头村，看望梁思成一家，或者邀请林徽因与孩子们一起去郊游，泛舟五百里滇池，拉琴、唱歌、游泳。他们还偷偷地欣赏俊俏的船家姑娘，淘气地商量，要选出一个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心地单纯、沉默少言，他们对这个国家和这场战争有着最直接和简单的信心。他们的出现触动了林徽因的神经，让她时时想起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

1935年，19岁的林恒从福建到北平，住在姐姐林徽因家里，准备投考清华大学机械系，却遭到林徽因母亲何雪媛的仇视。为了维护姐弟间的亲密关系，林徽因和林恒长谈过去。安静的林恒没有抱怨，他以自己的方式表示着对姐姐的理解。

林恒外表安静，内心却热切而坚定。1935年冬，他以满腔的爱国激情参加了北平青年学生要求抗日的示威游行，就是后来史书记载的“一二·九”运动。游行队伍遭到二十九军和一部分武装警察的镇压，林恒被毒打并失踪了12个小时。梁思成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在医院受伤的学生中寻找他的下落，林徽因焦急地守着家里的电话等待他的消息。直到半夜林恒与林徽因取得了联系，她才驱车到西城一个僻静的角落接回了弟弟。这件事改变了林恒的理想与人生。他放弃了进清华大学机械系读书的机会，伤口还没痊愈就报考了空军学院。

林恒的选择，在姐姐林徽因心里，占据着沉甸甸的分量。如今，面对这些和自己弟弟同龄的年轻人，她不由得心生怜惜，百般呵护。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动情地说：“不知怎么，他们都以一种很天真的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我们，我们中间已产生了巨大的爱。”

通过和他们交谈，林徽因对这场战争有了新的认知。她知道他们身后训练的残酷。因为空军力量薄弱，蒋介石从德国请来一批空军教官训练中国未来的飞行员。德国教官的训练极为严苛，体罚是家常便饭，动作不合规范的学员常常被皮鞭抽打得满地打滚。

更令人痛心的是贪腐、偷盗现象。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让人触目惊心，后勤部门的长官盗卖零件、汽油等军需品，大发国难财，导致老旧的飞机时常发生故障。常常，飞行员就是驾驶这样的飞机升空，许多人未等到开战，便已在训练中殉职。

当然，被讨论得最多的，还是飞机的优劣。中国空军作战使用的还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产的“道格拉斯O—2型”老式驱逐机。这种帆布蒙皮、敞着座舱的双翼飞机，又慢又笨，火力很弱，远远比不过日军飞机的性能。年轻的飞行员告诉林徽因，为了抢高度，他们要驾机“一圈一圈”地往上爬，以便从比敌机更有优势的空间俯冲下来，扣动机枪扳机。日军飞机却能够一下就拉升起来，冲上天际。如果我军飞机一次俯冲射击不中的话，就很难再有攻击的机会，只能等着挨打了。

他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驾驶美国或英国最新型的驱逐机。“老鹰式七五”或“旋风式”，经常是最让他们热血沸腾的话题。可回到现实中，因为国家的衰落、政府的无能，他们只能用低劣的飞机去拼命。

1939年，这批学员正式从航校毕业，成了真正的空军飞行员，即将被编入对日作战部队。毕业典礼这一天，这些未来的国军飞行员一致请求梁思成全家前来巫家坝机场观礼。因为无法与沦陷区的父母取得联系，梁思成与林徽因担任了他们的“名誉家长”。毕业典礼后半段，这些年轻的热血男儿驾着“老道格拉斯”古董飞机进行了投弹表演。他们在飞机内装上用洋铁皮焊成的模拟炸弹，里面灌上水，挂在机翼下面。当他们编队飞过机场上空，从高空扔下模拟炸弹，激起一柱柱白色水花时，观礼台上一片欢腾。坐在台上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却苦涩不已——中国的飞行员就要驾着这样的战机去保卫祖国。这其中，也包括林徽因的亲弟弟。已经是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第10期学员的林恒，于1939年夏随学校迁徙到昆明，1940年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班100多名学员中名列第二。

激愤于时局的林徽因给沈从文写信说：“事实上就是情感良心均不得均衡！前昨同航空毕业班的几个学生谈，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一百分的感激同情，一方面我们这租来的房子墙上还挂着那位主席将军的相片，看一眼，话就多了——现在不讲——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得仍然有些讲究。现在昆明人才济济，哪一方面人都有。云南的权贵、香港的服装、南京的风度、大中华民国的洋钱，把生活描画得十三分对不起那些在天上冒险的青年，其他更不用说了！现在我们所认识的穷愁朋友已来了许多，同感者自然甚多。”

她揪心着这些孩子的命运，揪心着自己弟弟的命运。她对费慰梅说：“（他们）很多人去了前线，有的则在昆明保卫着我们的生命。有一位我告诉过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人特别可爱，最近决定要结婚了。不要问我如果他结了婚又出了事，他的女朋友会怎样。我们就是无法回答这类问题。”

林徽因无法回答的问题，有人用生命做了回答。

刘粹刚，笕桥中央航校第2期毕业生，也是中华民国空军中最好的空中射击纪录保持者，被称为中国的“红武士”（“红武士”原指德国王牌飞行员里希特霍芬）。1933年，刘粹刚与妻子许希麟在杭州初遇，这一年，刘粹刚20岁，刚加入空军，许希麟18岁，已是镇小学校长。1936年，两人结为连理。一次执行完任务后，刘粹刚归队回家，听到许希麟感慨战役情形，惊讶问她：“你听说了？”她回答：“不，我看到了。你在天上拼命，我却躲进防空洞，这么做，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讽刺。我做不到。”1937年10月25日，刘粹刚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牺牲，年仅24岁。刘粹刚牺牲后，举国哀痛。昆明巫山坝的航空子弟学校更名为粹刚小学，悲伤欲绝的许希麟担任校长。多年之后，杭州女子许希麟写给亡夫的信被收入台湾地区的国文课本，信中说：“在你固是求仁得仁，已尽了军人天职，可是——我，正日月茫茫，又不知若何度此年华。”

张大飞，笕桥中央航校第12期学员。其父张凤岐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工作者，被日本人在广场浇油漆烧死。张大飞和齐邦媛结识于一次朋友的聚会。通过交谈，齐家人了解到张大飞的身世，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平添了几分敬重。张大飞考入航校第12期后，和齐邦媛分隔两地，两人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通信。喜欢浪漫幻想的齐邦媛将张大飞当作自己暗恋的对象，在信中说：“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较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但张大飞一直都压抑着这份情感。在写给齐邦媛哥哥的诀别信中，他说：“那天看到她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在战役中为掩护战友，不幸阵亡于河南信阳上空，年仅26岁，距离抗战胜利只差三个月。年逾80后，齐邦媛写下自传性作品《巨流河》。回忆抗战胜利那一夜，她写道：“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暗地的痛哭之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刘粹刚和张大飞的命运，同样也是林徽因的9个弟弟的命运。

陈桂民，广东东莞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广东腔。命悬一线的搏斗，由他讲来，总染上一丝幽默色彩。他说有一次敌机向他俯冲射击，没有吃到枪弹，倒是淋到一身乌黑的滑油。事后猜测，可能是敌机的滑油箱被击漏所致。他面相本就黝黑，返回机场时，几成黑人，逗得地勤人员乐不可支。再遇敌机时，日军飞机又从身后咬住了他，已经打光机枪炮弹的陈桂民形容自己“吓得脸都青了”。但碰巧敌机也没有子弹了，两架飞机并排飞行，互相用手枪射击，手枪子弹打光了，他决心把敌机撞下来，敌人发现了他的意图，靠着飞机性能的优势躲开了，两次撞击都不成功，急得他直掉眼泪……

1941年9月，陈桂民在四川凤凰山试飞E—16飞机时，遭遇发动机故障，迫降殉职——这种由苏联人提供的飞机，不是他梦寐以求的，但确实好过那些老古董了。

陈桂民阵亡后，他所在的空军部队寄给梁家一封公函和一个包裹。包裹里是阵亡通知书、日记、信件和照片。军方联系不上陈桂民的家属，就将这些物品交给了梁思成，因为大家都知道，梁思成是他的“名誉家长”。林徽因捧着包裹，泣不成声。他们当时还没有想到，这种做法后来竟会成为这支部队的惯例。

叶鹏飞，同样来自广东，博罗人，不善言谈。由于飞机年久失修，他在空中遇到机械故障，按照条例不得不弃机跳伞。接着，同样的事故再次发生。叶鹏飞内心充满自责。在那个时代，“一滴汽油一滴血”，飞机更是宝贝。1936年6月之前，国民政府只有14个飞行中队。两广事变中，蒋介石用重金收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空军，使其中9个中队的飞机“投奔南京”。同年10月，蒋介石50大寿，全国掀起购机祝寿活动，很多飞机都是爱国民众一元一角捐助购买的，飞行员爱护飞机甚于爱护自己的生命。叶鹏飞在小屋里对着林徽因落泪，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他发誓再也不会放弃飞机。在一次警戒飞行返航时，叶鹏飞的飞机又一次发生严重故障，指挥长命令他跳伞求生。叶鹏飞这次选择了拒绝，最后机毁人亡，摔死在重庆的广阳坝。他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决不跳第三次的诺言。

晃县夜雨中拉小提琴的黄栋权，那个有未婚妻守候的青年、梁思成的小老乡，1940年9月13日死于陪都重庆上空。那是日本零式驱逐机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亮相，黄栋权和他的同事驾驶着老古董的机器，被眼前完全不认识的陌生飞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混乱中，前敌指挥部命令原地待命，成都地区司令部要求起飞寻敌，但很多飞行员都没有无线电，各架飞机之间缺乏联络。最终，飞机被打下13架，毁伤11架。原本有一架飞机坠落后，经修补还可使用，遗憾的是，因为看守人员吸烟，不幸被引火焚毁——在战时的民国政府，训练有素和专业精神是极为稀缺的。

那次战斗中，黄栋权击落一架敌机后，乘胜追击另一架，不料自己先被击中，座机坠毁，摔得粉身碎骨，尸骨都难以收殓。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死于成都双流。1941年3月14日，成都双流基地在上课，突然，近百架敌机飞临双流机场上空进行轰炸。为数不多的驱逐机仓促起飞迎敌。原先情报称并未发现零式驱逐机，但就在林恒发动飞机时，视野中出现了12架为轰炸机护航的零式驱逐机。林恒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还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这一年，林恒23岁。他所在的空军第五大队有8名飞行员殉国，其中包括正副大队长和分队长。

此役过后，整个空军只剩下57架飞机，主力飞行员的战斗减员幅度达到85%，完全没有底气与拥有数百架飞机的在华日本空军抗衡。成都空军司令杨鹤霄因指挥不力被撤职。蒋介石取消空军第五大队番号，改称“无名大队”，飞行人员一律配“耻”字臂章上岗。

林恒阵亡后，梁思成赶往成都，收殓了林恒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墓地里。他把林恒的遗物——一套空军礼服、一把毕业纪念佩剑，那上面刻着蒋中正的名字（他是中央航空学校的名誉校长），还有一块飞机残片，郑重地包在衣箱的最底层，带回李庄。林徽因用黄绫包扎，把那一块飞机残片与之前徐志摩失事的飞机残片存放在一起。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和中国结成同盟。1942年，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P—40等新型驱逐机，中国空军装备上的劣势有所转变。与此同时，美国的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配合中国空军，逐渐夺回了西南地区的制空权。空军成了后方报纸上的英雄，“新一代”的中国飞行员也“神气”起来，有的飞行员学会穿上全套美式军装，开着敞篷吉普，挟着“抗战女郎”招摇过市。

这个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认识的飞行员除了一个伤员林耀之外，已全部殉国。“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他们的遗体被埋葬在异乡，从此湮没无闻。纪念着他们的，只有他们的家人和梁家一家人。自从陈桂民牺牲，每年“七七事变”纪念日中午12点，梁思成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梁家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那三分钟是梁家全年最严肃、最庄重的一刻。

祖籍广东鹤山的林耀是一个性格沉稳的青年。在其他飞行员和林恒相继牺牲后，林徽因待他更加如亲弟弟一般，他们经常互相通信，林耀在家信中写道：“徽因现在成了我的姊姊，什么事我都得报告她才放心，她一家给我很大鼓舞，也只有他们的关怀才使我觉得温暖。”林徽因则常说林耀是个“有思想的人”。

1941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林耀都躺在医院里。1939年的重庆“五·三”空战中，林耀一人击落两架日机，自己的座机也被日军击中，被迫跳伞落在重庆铜锣峡亚细亚站旁的山峰才得以生还。但他的左肘被子弹射穿，手术后手臂再不能伸直，而且出现严重的神经痛。

医生知道林耀喜欢古典音乐，劝他买一台留声机，用音乐来松弛神经。漫长的康复治疗结束后，林耀出院，军医认为他已经不适合上前线，于是他被安排到航空学校当教官。但零式驱逐机横行重庆上空的事件深深刺激了他，他反复申请要求归队，最后被任命为26中队副队长，赴印度接受训练，驾起了新型的P—40驱逐机。

1942年深秋，从印度受训归来的林耀来找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这时已搬到李庄。简陋的农舍中的重逢，气氛很难说欢乐。林耀和林徽因常常秉烛长谈，或者相对无言，长时间地沉默。林耀将留声机带到了李庄，给梁从诫播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一面喃喃自语，“命运又一次来敲门……”，又放上一段韦伯的《邀舞》，他告诉梁从诫哪里是请求，哪里是拒绝，“请求……拒绝；再请求……再拒绝；……答应了……跳起来了……”临走时，林耀留下了他的留声机和唱片，说他已经不再需要。

李庄的天气让林耀患上了感冒。他说游泳是治疗感冒的好办法，于是带着梁再冰与梁从诫来到扬子江边。那是11月的初冬，姐弟俩在岸上，看到他纵身跳入江中，划水的左臂上露出一道粉红色伤痕。

林耀归队不久，就奉命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接收一批苏联援助的战斗轰炸机。回到成都后，他又去李庄小住了几天，给梁家带去了一张附有手抄中文歌词的《喀秋莎》唱片、一把蓝色皮鞘的新疆小刀、一包哈密瓜干。闲谈中，林耀说起了一些有关苏联共产党以及苏联红军的见闻，还教梁从诫一首《航空队员进行曲》：“你听，马达悲壮地唱着向前！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青年的，航空员！”

这是林耀最后一次住在梁家。这以后，从昆明转场到成都时，他又去过一次李庄，驾着他的新型教练机，超低空绕了两圈，在梁家门前投下了一个通信袋。袋子上系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里面是西南联大教授托付林耀送来的几封信件，还有一包糖果。

1944年春，日军从汉口南侵，林耀被调往湖南协同陆军作战，在长沙城上空击落一架日本零式驱逐机，被提升为17队队长。同年6月26日，他率领编队飞临湖南益阳，沿江轰炸日军船队，不幸飞机尾部被击伤，返航途中暴雨如刀，飞机失去控制，林耀却不舍得跳伞，他希望翻过山峰寻找到一块开阔地迫降，以保全飞机。然而，破损的飞机终究没能翻过山峰。林耀撞山而亡，遗骸散落在湖南湘乡县仙女乡，时年32岁。

林耀失踪的消息让卧床的林徽因寝食难安。她忍不住写信给陈岱孙倾诉：“林耀六月廿六在前线机中弹失踪至今无消息。大约凶多吉少。闻讯怆然累日，一切不堪回想。抗战七年直接伤亡消息以空军为最重，我已多次惊弓之鸟，见到不常见之空军友人姓名在信封上，就知道常见的名字已不能自己签名来信！难过之极。”截至林耀牺牲，林徽因结识的8个飞行员，外加自己的弟弟，已全部罹难。在重病和极度悲痛的心情里，她写下长诗《哭三弟恒》，悼念亡者，也拷问这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这时，距林恒牺牲已三年。

林恒的故事，到这里，还不算结束。接下来的一幕发生在1966年。这年8月的一个夜里，红卫兵敲开了梁思成的家门，四处翻找。两个红卫兵吼叫着从林徽因母亲的房间中冲出来，他们拿着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声色俱厉地要求梁思成老实交代。红卫兵扬长而去后，林徽因的母亲伤心地哭了，那把剑是林恒1940年在中央航空学校毕业时礼服上的佩剑，老太太一直珍藏着作为纪念。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红卫兵小将们早已不知在对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勇士，一切正像林徽因在诗中的质问：“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