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初到昆明的林徽因一家借住在翠湖巡津街尽头的“止园”，那是一座沿河的西式花园，原先是前昆明市市长的旧宅，里面有四季常绿的大片草坪、花坛和竹林，风景优美。他们的一双儿女先入读附近的恩光小学，后转到许地山办的两广小学。

同批来的知识分子中，林徽因和梁思成是最早到昆明的。他们安置好不久，就迎来了史语所的工作人员，接着就是临时大学的师生。1938年1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陷落。1937年12月13日，国都南京失守，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无辜的生命惨遭不幸，中国平民血泪成河。日军气势汹汹，剑指武汉，长沙也不断遭到轰炸。虽然国民政府誓言“誓死保卫大湖南”，但战争的形势粉碎了人们的预期。一旦武汉失守，日军必然溯长江而上，人们终于明白，长沙绝非这场高校大撤退的终点。何去何从，这一严峻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临时大学面前。刚组建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考虑再次迁徙，经过反复研讨，临时大学常委决定分三批赶赴昆明。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钟书箴教授率领大部分教师及眷属、女生和体弱不能步行的学生成员约600人，沿粤汉路经香港、越南进入云南。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组成，乘汽车沿湘桂路经广西镇南关、越南进入云南。第三批“湘滇黔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计划沿湘黔公路徒步赶赴昆，南开大学教育学教授兼学校秘书长黄钰生总负责，其他还有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学教授袁复礼、生物学教授李继侗，以及6位年轻的助教。

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63.6公里，历时68天。1938年4月28日上午，全体师生抵达昆明东郊贤园，长沙临时大学常委蒋梦麟、梅贻琦，以及南开大学的杨石先、清华大学的潘光旦、马约翰等教授伫立欢迎。一路风餐露宿、历经苦辛的师生，一进入城池整齐的昆明城，见到久违的师长，都激动不已，齐齐想到国难、国耻，想到丢失的北平。“走到城中心区，抬头一看，金碧辉煌地立着‘金鸡’‘金马’两座大牌，不禁使我忆及那已沦陷的可爱的古城——北平！太太小姐公子哥儿们，大家也想想北平是怎样丢的呵！……”当队伍经过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时，史语所同人打出了欢迎的横幅。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谷、黄钰生夫人梅美德携各自女儿与当地儿童设棚奉茶迎接。夹道欢迎中的队伍穿过昆明城，最后抵达圆通公园。旅行团团长黄师岳对梅贻琦说：“我在长沙从你手里带走了200多人。现在我把他们还给你。根据名单，所有人都在这里。”随后他一一点名，将花名册交给梅贻琦。全场欢声雷动，许多师生被感动得涕泪纵横。至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旅行团成功地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徒步长征。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起了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史上极其短暂的、传奇般的存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校名中不再包含“临时”字样，表明了抗战的长期性。尽管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长期会“长”达8年，但大家都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鼓励师生志气，重塑中国的学术精神，西南联大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向全体师生征集校训、校歌。在众多来稿中，“刚毅坚卓”四字最后被确定为校训，校歌歌词选定冯友兰填写的《满江红》，清华大学出身的教师张清常为之谱曲。

一如岳飞当年的《满江红》，这首词同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战时的学术与教育就在这样的信念下弦歌不辍，艰难成长。

除西南联大之外，同时由长沙迁往昆明的机构还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下设机构：史语所（傅斯年任所长）、中央博物院（该院其时未正式成立，李济为筹备处主任）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等。其中，又以史语所和营造学社的关系最为密切。作为中央研究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史语所成立的时间比中央研究院还要早。1927年，筹备中的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计划成立心理研究所，并聘请傅斯年、唐钺等6人为筹备委员。1928年初，傅斯年借到上海与蔡元培商谈筹备心理研究所事宜之机，向蔡元培陈词，中国过去虽有关于历史和语言的著述，但没有现代学术研究性质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应针对这两个领域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蔡元培当即决定以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建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任首任所长。在史语所的旗帜下，傅斯年四处搜求人才，以“集众”的方式网罗起陈寅恪、李济、董作宾、赵元任、李方桂、徐中舒等大师级的人物，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治学精神，另一方面借鉴人类学、田野考古、底层研究等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新的研究方法，组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精英学术团体。成立之后的史语所学术架构不断调整，从最初设立的史料、汉语、文籍考订等8个组，到1929年整合为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任主任，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由李济和梁思成之弟梁思永主持的考古小组更是在抗战前开创了一项惊天伟业——殷墟的考古发掘。10年间，考古组组织殷墟发掘15次，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被法国学者伯希和称作将“耶稣诞生前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四千年”，为研究所带来了极高声誉。胡适感慨，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实行了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办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但是傅斯年在中国做到了。有人这样评价全盛时期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水准：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史语所，便是人文组的代表。

1932年，伯希和向法兰西学院提出将汉学界最高奖“儒莲奖”颁给史语所。

不同于长沙的湿冷阴郁，位于云贵高原的春城昆明土地肥沃，地势平坦，气候宜人，初到昆明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就感慨：“四时不谢之花，八节常春之草，一点都是不谬赞的，而城内外的各种建筑宏大和庄严不亚于北平，街道整洁清净，生活又便易又富有”。林徽因的身体在昆明的阳光下慢慢康复。

随着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的西迁，当年在北平的教授、学者陆续抵达昆明。张奚若、吴宓、朱自清、沈从文到昆明后先后都前往梁宅拜访。1938年3月，金岳霖为临时大学购买图书也到昆明。抵达昆明三天后，金岳霖就给在美国的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要是你们在这里，你们会看到在陌生的环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箱子里叠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张奚若一家比我先来。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也快迁来了。梁思永和李济几天内就能到达，赵元任已经来好几天了。我想这里像在长沙一样，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可能天气是例外。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结束了“离开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的日子，再见到林徽因，金岳霖自然欣喜万分。他眼中的她美好如战前，他说：“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战时的危难使重逢与思念的情绪都变得复杂，就像金岳霖，虽然重见林徽因和梁思成，笑得也毕竟不轻松：“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状况多少有些严肃。在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们只是关心像房子、食物一类许许多多我们叫作日常生活的琐事。对于那些联大圈子的人来说，问题是大学的校址直到现在还定不下来。有许许多多人为的障碍和物质困难，想要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做成功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明知前路艰难险阻，有“许许多多人为的障碍和物质困难”，也清楚地知道“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但仍相信“我们总会成功”。在1938年，这并不乐观却沉毅执着的表达、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几乎是所有西迁知识人的态度。

梅贻琦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张伯苓在听到一生的事业化为废墟时，静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宣布：“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冯友兰回顾在西南联大的时光时说：“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有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日有利的。”

书生报国，莫过于是。

预期中的困难很快接踵而至。随着国军大规模败退，国土大片沦丧，北方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校、文化研究机构，甚至中等学校都纷纷内迁西南，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难民一路逃难，汹涌而来。本来只是中国西南一角的昆明，成了整个中国的大后方。这座战前寂静的边城一时间人声鼎沸，旅馆和饭店里挤满了20~40岁的外来者，他们中有大学教授、学者，以及在政府机关、新办工厂和企业、铁路局、公路局以及邮电局工作的男女知识青年，满街都是穿长衫的先生。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不断地涌入，昆明的物价也一路飞涨，可供居住的房屋奇货可居，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938年7月，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南联大选定并购置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地作为校舍。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委托梁氏夫妇担任学校校舍的设计师。林徽因和梁思成欣然受命。根据黄钰生等15人组成的学校建筑设计委员会的要求，林徽因和梁思成二人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拿出了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一流大学的现代化校舍跃然纸上。然而，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理由是委员会当初没有考虑到理科学生所需要的实验室等房舍。几经反复，拖延数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了一个《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规定新组建的西南联大经费拨款按“北京、清华两校预算及南开原有补助四成移拨”。即便如此，经费也难以如数到位。教职员工薪水发放尚且困难，要建高楼大厦自然是痴人说梦。梁思成和林徽因只能一再修改，由最先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改成二层矮楼，再由矮楼变成平房，由砖墙变成土墙。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他们交出最后一稿时，竟被告知：经学校委员会研究决定，除了图书馆、食堂的屋顶可以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部分教师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以茅草覆顶，土坯墙也将改为黏土打垒，即便是砖头和木料的使用也被再次削减1/2，并希望梁思成再做一次调整。

梁思成听罢，终于忍无可忍，径直来到梅贻琦的办公室，面对梅校长痛心地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这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望着素来沉稳的梁思成，轻轻叹了口气：“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建筑师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对今天的补偿，行吗？”

闻听此言，梁思成像个孩子一样流下了眼泪……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林徽因的散文《窗子以外》、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以及丁西林的《一只马蜂》等篇目一同被选入西南联大大一的国文课本。1939年4月，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里被建起来了。新校舍除了包括36座学生宿舍，还有教室、图书馆、办公楼和食堂。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食堂是瓦屋，教室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其余建筑，如学生宿舍、教师办公室皆为茅草做顶。尽管如此，比起流离失所的日子，师生毕竟是有了自己的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因此，尽管条件简陋，西南联大师生仍亲切地称之为“新校舍”。茅草丛中散落的36座学生宿舍，容纳了西南联大的大部分学生。每个宿舍挤着40个同学。云南多风多雨，遇到下雨，铁皮房便发出雨水敲击声，老师讲课，学生在下面根本听不到。一次，陈岱孙正在上课，忽降暴雨，雨声如千军万马从头而降，陈岱孙声如洪钟，竟也被雨声淹没。着实无奈，他就在黑板上写了“停课赏雨”四个大字。大家先是一怔，接着就全场哗然，拥向窗前去看那倾盆大雨了。过了些年，昆明成立了一个南屏电影院，需要铁皮，拮据的西南联大就把教室屋顶的铁皮卖给了电影院，自己则通通换成稻草屋顶。

铁皮做顶，茅草做顶，西南联大师生开始了他们的教学和研究。闻一多讲楚辞，要等天暗下来的黄昏，在教室外燃香炉、执烟斗，念到人潸然泪下。讲“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他却能“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汪曾祺说，“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陈寅恪着貂皮帽，衣狐裘，围围巾，手提蓝布小包袱，坐在南区小教室，用江西口音讲隋唐和魏晋南北朝史，既不看书也不看讲义，开口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他有时微笑，有时瞑目，各种古书中的原话信手拈来。吴宓课上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在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几个世纪，让本科生惊叹不已，听者填塞室内外。

林语堂形容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西南联大的艰苦不仅是物资极度匮乏，顶着满天的炸弹上课的师生还常有生命之虞。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还专门写了篇题为《跑警报》的小文，文章开头便说：

汪曾祺将这个故事放在文章开始，可见昆明警报之多。西南联大校园里流传着许多跑警报的故事，汪曾祺还特意讲了一件趣事。跑警报时，按人之常情，大都要把值钱点的东西随身携带，最方便携带的是金子。一名哲学系的研究生于是就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这名研究生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还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汪曾祺打趣说：“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金岳霖当然不会料到有人用逻辑学的原理去捡金子，若能料到，大约也不会丢失比金子贵重得多东西——他的书稿。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耗尽心力写成70万字的著作《知识论》。书成后，他异常珍爱，每次跑警报时都随身携带。一次，金岳霖带着稿子跑到北边山上，席地坐在书稿上。等到天黑，警报解除，坐了太久的金岳霖忘记了稿子，起身就走，等到想起来折返去找，书稿已不见踪影。世间帝王坐失江山的不乏其人，学者坐失手稿的却罕见，此事迅速传遍西南联大，成为笑谈，金岳霖则如哑巴吃黄连，其苦难言。“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痛不欲生的老金消沉了许久，最终平静下来，咬咬牙，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一遍。1949年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岳霖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此书终获出版，金岳霖已近生命的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1938年9月到1944年，昆明共发出警报232次，日军飞机入侵昆明上空142次，一共投下3 000多枚炸弹，炸死炸伤民众4 000多人。

和众多的西南联大教授一样，林徽因一家同样饱受空袭之苦。她给费慰梅和费正清写信说：“最最亲爱的慰梅、正清：我恨不能有一支庞大的秘书队伍，用她们打字机的猛烈敲击声去盖过刺耳的空袭警报，过去一周以来这已成为每日袭来的交响乐。别担心，慰梅，凡事我们总要表现得尽量平静。每次空袭后，我们总会像专家一样略做评论，‘这个炸弹很一般嘛’。之后我们通常会变得异常活跃，好像要把刚刚浪费的时间夺回来。你大概能想象到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大体内容，日子完全变了模样。我的体重一直在减，作为补偿，我的脾气一直在长，生活无所不能。”

从“每日袭来的交响乐”的比喻，到“恨不能有一支庞大的秘书队伍”，用“打字机的猛烈敲击声去盖过刺耳的空袭警报”的调侃，看得出，林徽因已经尽量学习用乐观、轻松的姿态面对现实的严酷。不过，生活毕竟不是一碗心灵鸡汤就能云开雾散、百病全消，尤其像林徽因和梁思成这样被掷入困厄的深渊，日复一日和贫病搏斗，难免会生出种种难与外人道的辛酸、磨折甚至怨怼。对此，林徽因也并不掩饰，她非常坦诚地对费慰梅说：“日子完全变了模样。我的体重一直在减，作为补偿，我的脾气一直在长，生活无所不能。”

193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到昆明后不久，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也先后抵达昆明。早在北平时，营造学社就有对全国古建筑进行普查的计划。如今，营造学社几个骨干都到了昆明，林徽因和梁思成自然就有了恢复学社，考察西南古建筑的想法。为了筹措经费，梁思成函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工作，能否得到帮助。周诒春复信说，只要有梁思成和刘敦桢在，基金会便承认营造学社，可以继续补助。正好刘敦桢从湖南新宁老家来信，同意来昆明。于是，一度中断的营造学社在昆明恢复了工作。

战时的昆明，图书奇缺。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被炸，北京大学图书没有抢出，好不容易抢运到重庆的清华大学的图书又遭遇轰炸，全数焚毁，以至有段时间迁往昆明的三校几乎没有任何图书可以参考。直到史语所搬来，方解了西南联大师生的图书之荒。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研究与立所宗旨，建所伊始就开始建设图书馆，先后购进31万余件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又不断补充珍贵的图书资料。抗战期间，史语所一路迁徙，随身携带的镇所之宝不是别的，就是傅斯年视为性命的这些藏书。他亲自监督把所有的文献资料装进600只大箱，其中包括21万册藏书、资料、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古人类头盖骨、骨骼、明清皇室档案、古籍善本以及诸多保存着重要文献图纸的胶片等，一路上山高水险、行程万里，将其毫发无损地运至昆明，在这片人文不盛的西南红土地上，硬生生建起一座战时最好的文科图书馆。

正苦恼于无典籍可依的梁思成与傅斯年协商，借用史语所的图书资料开展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傅斯年欣然应允。新组建的营造学社从此和史语所共进退——整个抗战期间，史语所走到哪里，营造学社也随之跟到哪里。

1939年，为躲避敌机轰炸，迁到昆明的文教机关纷纷疏散到郊野山村。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搬至竹园村，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落户在落索坡，史语所搬到了龙泉镇的龙头村，营造学社也避居到旁边的麦地村，租用了一所名叫“兴国庵”的尼姑庵，殿旁的一间半泥土铺地的小屋被林徽因布置成卧房和起居室，由于屋内非常潮湿，他们只得在地上撒些石灰去除潮气。营造学社的工作室就设在大殿内，几张宽大的木板用各种式样的桌子脚支撑着两端，便成他们的工作台。多年后，梁从诫仍清楚地记得：“尼姑庵的正殿里有尊‘送子观音’，学社同人把神像用麻布挡起来，就在神龛下泥土地面上搭起绘图桌，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可是来兴国庵求子的农妇却不理那个茬，学社成员在大殿里绘图办公，她们在院子里遥对观音像把贡品一字摆开，烧香杀鸡，磕头祷告，叫人啼笑皆非。

1940年春，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搬家，移居龙头村。他们往日的朋友在这片西南深山的村落里，先后都已盖了自己的房子，石璋如回忆说：

在董作宾的新居，傅斯年专门题写了“平庐”二字，取安定之意。平安二字值千金，连天的战火中，这是这些深山里的读书人最大的奢望了。学界同人接连办了两件喜事。“一件是董同龢先生与王守京女士的婚事，王是联大的学生，就在响应寺的梅花树下结婚，没有请客，就是办个茶会，请李济先生的老太爷当证婚人。全汉升先生也在同年结婚。”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房子是最后盖的。这也是他们在建筑师生涯中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唯一一栋房子。入乡随俗，房子的结构布局是按照昆明历来的“一颗印”式建筑风格建造的，一小排平房，三间正房，一间耳房，外带个厨房。“土坯墙和瓦房顶，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这是当地最常见、最省钱的一种建筑模式，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因为林徽因有肺结核怕冷，所以他们在客厅内设计了壁炉，在住房内铺设了木地板，算是贫寒中难得的奢侈了。金岳霖在他们住宅的尽头又添加了一间“耳房”，北总布胡同的格局在龙头村的新居重现。

为了这所房子，林徽因和梁思成花尽了所有积蓄，他们“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甚至典当了林徽因母亲的一些饰物。最后，还是费正清夫妇寄来了一张支票，才帮他们付清了建房欠下的债务。对于这颠沛流离中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家，他们倍加珍惜。梁再冰回忆说：“当时我就感觉那个房子非常温馨，舒服极了，那个时候我是不太注意这些事，什么建筑、装修，但是觉得我妈真神，怎么一下子就把这么一个破房子搞得这么舒服，这么可爱。”林徽因也颇为自得：“这房子的某些方面，并不是没有美丽或使人高兴的地方。我们很喜欢它，甚至为它感到骄傲。”好不容易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生活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在给费慰梅的信里，她说：“这时候的天气已转凉爽，在越来越强的秋天泛光照射下，风景真是美极了。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香气，而野花使人回想起千千万万种久已忘怀了的美妙感觉。随便一个早上或下午，太阳都会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悄然射进人们在一个混乱和灾难的世界中仍然具有的受了创伤的对平静和美的意识。”

离龙头村不远处有一个瓦窑村，村里有不少烧制陶器的作坊。林徽因爱到那里看老师傅做陶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然后再沿着高高的桉树长堤，在黄昏中慢慢走回家。老师傅在转盘上用窑泥捋制的各个瞬间的美妙造型总是让她惊叹不已，时常忍不住大呼小叫地要师傅：“快停！快停！”老师傅根本不睬这个疯疯癫癫的外省女人，照样不动声色捋他的作品，最后变来变去，不是成为瓦盆，就是变作痰盂！

这个看似喜剧的瞬间，却格外让人辛酸。就像杨绛的那首著名的译诗：“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林徽因正是这样一个在自然和艺术里存活的人，哪怕被抛入僻野山村，社会最底层，混迹在贩夫走卒间，只要烤着人文、艺术之火，就可以取暖，可以苦捱，甚至可以苦中生乐。火光一旦萎灭，她的生命之路便也走到尽头。

1940年，让林徽因心生感慨的“平静和美”的背后，是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的生活。林徽因一家抵达昆明不久，梁思成便因旅途的劳顿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常常痛得坐卧不宁，只能半躺在一张帆布软椅上。医生害怕梁思成过度依赖止疼药，建议他做些小手工。林徽因于是找来一些破袜子以及颜色深浅不同的针线，看着梁思成用他那双攀爬宫殿的手，一针针地缝补，织出的袜子针脚非常匀净，像是一件件小艺术品。因为梁思成的病需要静养，林徽因挑起了全部的家务重担。在昆明的三年，是她作为“健康人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健康被一点点透支的时期。

刚到昆明的时候，住处没有饭桌。林徽因上街买了一张白木方桌和几个板凳，请木匠铺找挑夫送到家里。因为她讲的住处挑夫们听不明白，她便要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下送货地址，老板见状惊讶地用地道的昆明腔大喊：“快来看哟，这个女人会写字！”林徽因身边立刻聚起一大群人，争看这个“会写字的女人”。

饭桌买回来，这个“会写字的女人”像本地主妇一样，卷起袖子买菜、洗衣、做饭。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二人从烧窑作坊买回一口高三四英尺的陶制大水缸，用来储存从水井挑回来的水。厨房里支着一个三条腿的火盆，就是烧饭的炉灶了，它的顶部距厨房的泥地不过18英寸，做饭时人只能俯身在炉灶上。如果需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从水缸里舀水出来，在火盆上烧热。“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更换孩子们穿破或者变小的衣服是个大问题，家里几乎没有一点布料。书籍，尤其外文书籍更是稀缺品。梁思成写信给费正清夫妇索求图书，“如果你们能间或地从二手书店为我们挑选一些过期的畅销书，老金、端升、徽因、我，还有许多朋友都将无限感激。我们迫切希望阅读一些从左向右排列的西文书籍，现在手边统统都是从上向下排列的中文古书”，又感慨，“我发现，我在给你们写信索要图书时，徽因正在给慰梅写信索要一些旧衣服，看来我们已实实在在地沦为乞丐了……”

为了贴补家用，林徽因不得不一天来回爬4次山坡，去很远的云南大学教英文课挣课时费。一同落户在龙头村的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则和西南联大许多教授的妻子一样，在小街边摆地摊，变卖家中衣物以补贴家用。

“生活无所不能”，她不再是北总布胡同三号管着“两个保姆、一个听差、一个洋车夫、两个厨师”，笑语盈盈、衣食无忧的太太，他也不再是在北平开着1928型雪佛兰汽车、丰神俊朗的先生，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们成了浑身病痛、清贫拮据的一对患难夫妻，拖着羸弱的身体，彼此搀扶着往前赶路。

1939年秋，梁思成身体基本好转后，便和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开始了筹谋已久的西南古建筑考察。这次考察，从1939年9月始，到1940年2月终，前后历时半年，共经过云南、四川、陕西、西康等省的36个县，调查古建筑、悬墓、汉阙、摩崖石刻约730余处。这也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最后一次古建筑考察。行走在兵荒马乱之中，他们随身都携带着由重庆市政府颁发的护照，上面写着：“兹有中国营造学社社员梁思成，现年三十九岁，广东新会县人，由重庆到各处调查古建筑遗迹，特发给护照，希沿途军警查验放心，勿阻。”在重庆，晚上十一点半，闻空袭警报，一行人出门躲避，“徘徊月下，以消长夜”，凌晨四时警报解除，返回旅馆，以待天明。如此夜半到屋外，甚至城外田野间躲避空袭，已是常态。

考察古建筑的同时，营造学社成员又和史语所的李济、石璋如等人组成了一个“天工学社”，专门调研昆明的手工制造业。托身在史语所的梁思永此刻正独自研究殷墟西北冈出土的铜器，每当需要画精确的铜器图饰时，便请营造学社的陈明达、莫宗江协助。据石璋如回忆，陈明达、莫宗江二人绘图功力深厚，既仔细又准确。二人白天跟随梁思成到城里城外调查，晚上则回来和梁思永加班画图。当他们加班加点忙着考察画图的时候，他们的所长傅斯年正在龙头村的观音殿内，用新发现的内阁大库档案研究成果校点《明实录》。董作宾在自己的斗室里埋头研究甲骨文，撰写他那部后来轰动学界的、纪念碑式的巨著《殷历谱》。李方桂、丁声树在筹建语音室，策划大规模的南方方言调查，同济大学计划在昆明海埂重建校舍……这些四处流离的读书人，只要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便不顾啼饥号寒、十儒九丐的困境，工作的忙碌比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可惜，昆明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