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做“假”情人,顾颉刚找“真仲昭”

风雨琳琅  作者:陈新华

1926年初春,正主持《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收到了一封顾颉刚的来信。顾颉刚在1923年以一部《古史辨》轰动学界,向来都醉心于书斋故纸中的遗孤考据。这一次,顾颉刚写信给徐志摩,同样还是钩沉索隐,所为之人却是刚刚于关外丧生的林长民。这封信,徐志摩郑重刊登在4月19日的《晨报副刊》。

徐志摩先生:

前旬偶然翻到一本“忏慧词”。这本词集是浙江石门徐自华女士做的。里面有两首词似乎和林宗孟先生给仲昭的情书有些关系;写在下面,给先生瞧瞧。

水调歌头(和苣苳子观菊)

冷雨疏烟候,秋意淡如斯。流光惊省一瞬,又放傲霜枝。莫怪花中偏爱,别有孤标高格,偕隐总相宜。对影怜卿瘦,吟癖笑侬痴。

餐佳色,谁送酒,就东篱?西风帘卷,倚声愧乏易安词。只恐明年秋暮,人在海天何处,沉醉且休辞!试向黄花问,千古几心知。

浪淘沙(和苣苳子忆旧感事词)

欠客倦东游。海外归舟。爱花解语为花留。岂比五陵游侠子,名士风流。

秋水剪双眸,颦笑温柔。花前一醉暂忘忧。多少壮怀无限感,且付歌喉。

水调歌头一阕中,如“偕隐总相宜”,“西风帘卷,倚声愧乏易安词”,说得太亲密了,很使人起疑。我想,这或者便是仲昭吧?或不是仲昭而与她处同一地位的吧?

徐女士事实,据陈巢南(字去病)序,说她嫁梅君,丧夫后归于家,自更字日寄尘,将奉亲守节以终其身。本书出版期,是民国前四年之冬。

---顾颉刚上

---十五、四、十

苣苳子即林长民。所谓的仲昭情书,实际上是林长民和徐志摩知己之交的又一段逸事。1922年,林长民在伦敦结识徐志摩,不仅向徐志摩讲述了他自己如春梦般了无痕的初恋,讲述了一生的“风流纵迹”,甚至不惜付诸笔墨,商量彼此假通情书。林长民为此专门致函徐志摩:

近得书一拟一真,甚(秀),拟制词藻极佳,尊意双方均作已婚,不如一已婚,一因得逢知己遂不娶,较之各怨所婚更有意趣,两边境遇不必尽同也。年月演后,即将来男女关系与现制绝不相仿,所拟不伦毫无意味,敬意溯往别感思,平生遭逢颇可记,欲现身说法耳。文字中英随便,英文于仆大有益,而吾才不逮即损真假,故欲驾轻车就熟路,盼足下多用英文,兹故拟就一篇纪实之作,十年前事于今一吐衷曲。书竟若鲠去喉,幸一读之,敬上。

徐志摩吾兄

---长民

---七月三十一日

他们设想了一个情节。徐志摩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是男的,一个有妇之夫。双方都在一种彼此虚设的不自由的境遇下通信讲恋爱,以便彼此同感“万种风情无地着”的情调。这一番虚凰假凤的率性游戏,在两个使君有妇的已婚男人来做,却是各怀心事,戏假意真,自始至终都充满“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悔憾。对于徐志摩,1922年,在“奇异的康桥月色下”,他发现了林徽因,发现了内心深处蛰伏许久的沉睡的诗情,从此走上了无所逃遁的激情归宿。那么林长民呢?“闲谈风月”也好,“纵迹风流”也罢,这一切都随着1925年12月24日的关外流弹而过早地缄默。如果不是徐志摩手中的情书,生命背后的渴望与冲动也许就真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

1926年2月6日,为了缅怀亡友,徐志摩将林长民戏作与他的最长的一封情书公开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封为徐志摩所称道的情书是以苣苳的名义而书,写给一位叫仲昭的女子。说来也是因缘巧合,素爱索隐的顾颉刚偏偏读了这一封情书,又恰巧翻到了《忏慧词》一书。其中“和苣苳子观菊”与“和苣苳子忆旧感事”两首,玲珑剔透又缱绻情深,俨然一朵传说中的解语花,不由得顾颉刚不生联想,疑问《忏慧词》的作者——浙江石门徐自华女士便是仲昭,因此专门向徐志摩写信求答案。徐志摩却也不明就里,经顾颉刚提起后,才开始“有点疑心,因为宗孟的老太爷林孝恂公在石门做知县年份很久,徐女士是石门人,他们有机会接近是很可能的”。但这也只是不能下断语的推测而已。红颜仲昭,究竟属谁?万种风情,可有寄放?在1926年,顾颉刚起了疑问,徐志摩起了疑问,《晨报副刊》的读者也起了疑问,伴随着这一疑问,一段行将尘封的情感苦旅复又清晰起来。婚姻、爱情里的林长民终于进入后人的视线。

从仕宦之家走出来的林长民,拥有着绝对“经典”的旧式婚姻。早在赴日留学之前,父亲林孝恂就安排林长民完婚,娶了指腹为婚的福建名门叶姓小姐。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潜移默化的旧道德、旧秩序往往是旧理念最坚硬的内核,深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开明如林孝恂也不例外。他深信,俗世里的金玉良缘自有它的天经地义,也相信媒妁之言的姻缘和家塾教育、放洋留学一样,都是对儿孙们的人生最完美的安排。他却没想到,不是每个人都有他年轻时的幸运,能碰得上一桩一见钟情、琴瑟和鸣的姻缘。对于林长民,一旦踏入新的天地,这桩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就注定只能成为一个遗憾的存在,无声地见证着身边正在永远逝去的时代。

早早奉父母之命进入婚姻的林长民并没有找到情感的归宿,一生恨事就从此开始。他和第一位夫人叶氏的平淡婚姻只维持了几年,便以叶氏的早殁而告终。之后,在父母的操持下,林长民又娶了浙江嘉兴一作坊主的女儿何雪媛,也就是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虽端正秀丽,却身无所长,既不识字,又不善女红和持家。林长民失望之下,转而赴日留学。1912年,林徽因8岁时,林长民在上海娶了第三位夫人程桂林。或许是因为前两段姻缘至不如意,林长民极其宠爱这位性情乖巧、容貌俏丽的三夫人。不过,遗憾的是,程桂林只是略通文字,而不谙诗词。有段时间,林长民身在北京而把三夫人留在南边。多情的他每日鸿雁传书,尺牍寄情,不仅文句风趣肉麻,富有才情,笔迹更是五花八门,从王大令、褚登善、虞世南,到王羲之的《兰亭序》、智永的《千字文》,无所不临,各体具备,每一封都可为书法佳品。却苦了这位三夫人,不明就里,不解风情,不得不一通通拿与外人解读,以至佳话外传。

其实,林长民自己在写这些信札的时候心底也清楚,他的这位三夫人不是此中人,难解其中味。然而,他仍执意要以此相付,全不理会对方是否懂得,足见他内心长久以来的空落寂寞。从青年到中年,经历三娶三嫁,始终不得知音一个,他一颗心于是始终游离在婚姻之外,无所寄放。这样的情爱际遇,这样的婚姻,和自己的父亲林孝恂,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将近百年后,林家的下一代——林长民的弟弟林天民的女儿林新声说,祖父母的爱情是传奇。到父亲一辈,林长民的爱情已变成乱麻。

如果林长民仅仅是个书生,那么将这样一种家庭视为责任,一生也就水波不兴、相安无事了。偏偏他又是逸士,情感的不如意对自负才调、风流蕴藉的他,实在无异于生命的一大缺憾。在渴望和失落之间,林长民焦灼难安,一边暗自嗟叹,万种风情无处着,一边暗潮汹涌,时时流连于醇酒妇人,风月场上,狂放的外表下还是一颗无所适从的心,孤独的情感下意识地盼望着灵魂的撞击与共鸣。《致仲昭书》正是林长民这种复杂心态的流露。

1911年,林长民作为福建省代表赴南京议设临时政府时,曾遇刺于下关火车站,后经一番周折,所幸有惊无险,全身而退。《致仲昭书》也以类似的历险作背景,意在脱险之后向至爱的情人“仲昭”倾诉难中衷情。信里的林长民一副侠骨柔肠。当乱兵将其押入军法庭解衣搜索,发现仲昭信件,问及仲昭何人时,林长民说:“我闻昭名,神魂几荡,盖自立侯营门后至此约二时间,念昭之意,已被逻骑盘问,军吏搜索,层层遮断。今忽闻之,一若久别再昭,惊喜交迸……再三诘问,我正告之曰,昭吾女友,吾情人,吾生死交,吾来生妻。函中约我相见于深山巘中,不欲令世间浊物闻知,无怪麾下致疑之。今若以此函故磔我,较之中弹而死,重于泰山矣;三弹不中,而死于一封书,仇我之弹,不足亡我,忧我之书,乃能为我遂解脱,吾甘之也!”短短数语,一位冰雪智慧、出尘脱俗的世外红粉跃然纸上,一段心意相通、生死相许的人间至情也尽在其中。再往下看,信中林长民被押解入堂,仍自背诵着仲昭的书信,用尽心思,得记千百个字,又惊又喜,暗念:“吾昭,吾昭!昭闻此不当释然耶?”等到安然脱险,回顾生死一线,他最大的感悟是:“此间世解,我已决辞所任,盼旬日内能脱身造常,与昭相见……苍苍者留我余生,将以为昭,抑将使我更历事变苦厄,为吾两人来生幸福代价耶?”开始时汹涌情重,结束时缠绵意深,电光火石的生死瞬间,只因灵犀相通,便再无憾恨。由林长民讲出的这一段纯粹而极致的爱情,果然如徐志摩所言,读来荡气回肠,余韵不散。书信里流露出的“人生自是有情痴”的缠绵悱恻,也委实难以让人相信它真的只是一封游戏之作。人们感动着,同时不免好奇着,“仲昭”究竟是谁?连局中人徐志摩自己也说:“这话得解释,分明是写给他的情人。”

顾颉刚从《忏慧词》里找到了“仲昭”的影子——石门女子徐自华。徐、林两家本有渊源,林孝恂初任石门知县时,曾将林觉民、林尹民带到徐自华祖父亚陶公主讲过的传贻书院读书。出自名门的徐自华虽兰心蕙质、弱质纤纤,思想却壮怀激烈,和鉴湖女侠秋瑾为生死之交。徐自华后因牵连秋瑾案被清政府通缉,林孝恂还挺身而出,帮这位奇女子拦下了一场牢狱之灾。徐自华与林长民相识之时,徐自华已是湖州南浔富商梅福均之妻,因缘契阔,再有爱慕之意,也都放在了心底。再往后,梅福均因病去世,27岁的徐自华成了未亡人。1905年,丧夫归家的徐自华想起与林长民的往事,一连写下《剑山人苣苳子为题拙稿感而有作》《和苣苳子东京万翠楼避暑原韵(二章)》《秋暮感怀再和留别韵寄苣苳子》《水调歌头(和苣苳子观菊)》 《浪淘沙(和苣苳子忆旧感事词)》等五六首诗词。其中,“秋水剪双眸,颦笑温柔。花前一醉暂忘忧”,“对影怜卿瘦,吟癖笑侬痴。餐佳色,谁送酒,就东篱?西风帘卷,倚声愧乏易安词。只恐明年秋暮,人在海天何处”的字句,和林长民《致仲昭书》里的“呜呼吾昭!昭平日责我书生习气,与昭竞文思,偏不相下”一问一答,成为契合的呼应。字里行间那份雅致的文采、婉约的亲密,直叫人联想到李清照和赵明诚。顾颉刚的推测,接近故事的完美,也算是言之成理。

但疑惑依然存在。以徐志摩与林长民二人的相知,若有仲昭此人,徐志摩不该不知,可事实上,徐志摩偏又是不知。他也曾特意向林长民打听仲昭一事,林长民笑答说:“事情是有的,但对方是一个不通文墨的有夫之妇;我当时在难中想着她也是有的,但交情并没有我信上写的那样深。”

这一前一后两个版本颇有些出入,若两相比较,人们也许失望于林长民的答案,而宁愿相信顾颉刚的合理。但再次细读《致仲昭书》,读到“昭读此万勿忧惶,忧惶重吾痛,昭为吾忍之”这样难化的浓情,读到“我已破裘淋湿,遍体欲僵,只有一念语昭,心头若有炽火”,读到“昭吾女友,吾情人,吾生死交,吾来生妻”,震撼之余,再做细想,“仲昭”是谁,也许反倒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事实在于,林长民终其一生,一直在追求一份“致仲昭书”式的心灵相契、灵魂相知的爱情。这样一种爱情不可谓不完美,但放在林长民的生命里,只是格外沉重和艰难。1923年8月27日,徐志摩祖母何太夫人逝世于硖石,徐志摩返乡奔丧。林长民随后也因事南下,在约徐志摩游湖的信中,林长民吐露了自己满腹的心事。

前闻足下南归,乃先我至,惜不得遇,得书具悉。足下有重亲之丧,一时不获北去,相见当较易耳。我此来不自知究何所为,情之所系,几一日不可留,乃住旅馆,赁新屋,皇然迁居,熙熙然安宅,若将作久计者。又不自知其何所竣,数千里外,有一不识字人,使我心肠一日百转,欲寄书有千万语,怕他不解,须削成白话一两句,如何能道得出,真苦煞人矣!客中赁宅,其或为斯人供张,冀其万一能来耶?此情感唯足下能为我下一注解,足下之外世间绝无一人能知者。

这一“不识字人”是否就是林长民答徐志摩的“不通文墨的有夫之妇”尚且不得而知,那一份寄也无从、欲语又休的柔情苦衷却已表露得清清楚楚。与此同时,林长民又记挂着家中的妻子:“宝宝(林徽因)来信说娘娘有些病,请医生来看过,道是肠逆,顾不知其详,顷已飞电书往询,俟得复书,苟无甚病,或已愈,则我能放心,计议游湖,届时当更与足下约会也。湖上春润庐可借居。若往游,却甚便,敬问徐志摩安好。长民。”江南一日,如此千头万绪、心系多处,外人尽可以说丰富,尽可以说浪漫,却也尽可以道一声辛苦。成家立业后的林长民,既丢不开旧式婚姻的义务,又摆不脱浪漫主义的宿命,大半生就只能纠缠于这二者之间。个中甘苦,林长民是深得其味。以他的天性,也深知俗世之苦不能尽意,不能淋漓,因此不惜以半百年纪,率性游戏,把万种风情尽数宣泄。“仲昭”正是激情过后留给世人的理想爱情的化身,她亦幻亦真,可以是林长民任何一段回忆的萍踪、任何一段旧情的留影,却唯独不能是一个固定的名姓、一张找得到的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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