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已决定以政治为毕生志业，但林长民身上并没有太多政客的圆熟、世故与老到。相反，他在同僚友侪间留下的多是白云出岫、丰神雅淡的印象。

比如他的忘年交徐志摩，撰文提起与他的订交，无限的感慨是：“我从最初惊讶你清奇的相貌，惊讶你更清奇的谈吐，我便不阿附你从政的热心。”以“清奇”一词评骘政界人物，本就不多见，出于诗人之笔，就更是难得。尽管林长民多年来在政坛惨淡经营，但他的一生真正让徐志摩认可并期待的，始终是他的另一重身份——徐志摩以宋代学者张君房比附林长民，多次讽劝林长民“趁早回航……领导这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土”。

徐林二人私交甚笃，这一段文字写于林长民身后，诗人在哀痛中握吊挚友惨变，可说字字肺腑。而由“不阿附你从政的热心”到“领导这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土”，徐志摩想表达的绝不仅仅是对林长民才学的引重和推崇，更是一份沉重的扼腕之憾。

林长民究竟是何等样人，他的弃学从政竟令徐志摩感慨如斯而不能去怀？唯一可以作为解释的理由就是，他们是同类，彼此间有同类的懂得和激赏。《红楼梦》里有段话，大意是：天地间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值灵秀之气适过，正邪交葛，搏击掀发。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为情痴情种，奇优名娼，逸士高人。

这段知人论世之语，可用于徐志摩，但放在林长民身上也并无不妥。

从林长民的人生轨迹看，无论气质谈吐、天赋秉性，还是才情才思，他本人都更接近于文人逸士，而不是一名政客。出任福建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时，有人形容他“瘦骨削面，长髯飘拂，双目炯炯如电”，最为奇特的是“襟袖浓香馥郁”。这样神仙般的人物，在军匪横行、尘土飞扬的民初政界，除却林长民，只怕再难找出第二人。林长民在北洋政府的同僚也颇以此为奇。提及林长民，他们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呼朋唤友，虽然他广于交游，也不是他的急于用世，虽然他一心入仕，而是隐于其后的“其秀在骨”。一度和林长民关系颇近的王揖唐就戏称林长民“色艺俱佳”。在散见于今的各方评语里，对林长民的气质勾勒最传神的，自然还是和林长民结交最深的徐志摩。在记述自己与林长民的交往时，徐志摩有这样一番话：“你摇曳多姿的吐属，蓓蕾似的满缀着警句与谐趣……我倾倒你的语妙，往往含笑静听，不叫我的笨涩羼杂你的莹澈。”这段文字写得饶有趣味，以徐志摩的风流俊逸、锦心绣口，面对林长民，竟然自觉笨拙生涩，只愿聆听而不想开口。这场景，恰如大观园里的宝玉见到众多钟灵毓秀的女儿家，立时自觉成了“须眉浊物”，少不得要处处恭敬维护，真心待之。这一份会心和熨帖，再次证明了林长民和徐志摩的气味相投、惺惺相惜，不是一类人绝说不出这样的话。而由这样的视角出发，一个烟云水气、风流自赏、不滞于物、不拘礼俗的林长民便出现在世人面前。他的容貌精神里，“看不见苍苍的鬓发，看不见五十年光阴的痕迹”（徐志摩语），永远是年轻的明亮与飞扬。在新旧转型，风气尚不算开的民初社会，他敢用“爱情”作题，为青年们演讲，他和小自己20岁的徐志摩假扮情人，鸿雁往还，做恋爱游戏，他以半百的年纪登台出演泰戈尔的戏剧，他和自己的女儿互称知己，以友朋相待。凡此种种令时人侧目的行为，他却私毫不以为意，轻裘缓带，衣袂飘飘，谈笑间，将那些飞短流长的诛心之论统统弃于身后。

那份尽兴，那种不给自己留一丝余地的勇气和锐气，就好像他从来不会老去。

林长民很清楚自己的这种性情。昔日被福州法政学堂罢免之际，他曾放言“蹇性窈思，难以谐俗”，这固然是受挫后的负气之语，言语间的矜持却也历历在目。之所以“蹇性窈思”，一半固然是天生的个性，另外一半，多少也是因为心中有所恃。只不过，他所凭恃的不是权势、金钱或者门楣，而是他的才情才气，这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了林长民自成一格的“其秀在骨”，孤高飘逸。以文字而言，林长民好文字，也擅文字。然而他的好，不是勤于修炼、铁杵磨成针的好，而是随心所欲、闲情偶寄的好，并不苦心雕琢，闲闲着笔，而自有韵致。其行文风格，由“旅欧日记”可见一斑。

这两段散记，录于旅欧途中，虽属随意试笔，且篇幅短小，仍极具神韵地勾勒出一幅青绿写意山水，字里行间充满晚明小品文式的精隽清雅，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文章而外，林长民还有极深的书法造诣。今日仍悬于长安街的“新华门”匾额即他的手迹。据福建籍诗人陈兼与记录，林长民“少即工书，初学《灵飞经》，娟秀无匹。偶学小欧，亦极凝整；小行草如时花美女，一时无两。后在北京，不免为风气所趋，亦参北碑”。这一说法在林长民亲属的回忆中也得到印证。据林长民亲属言，林氏研习书法由晋唐人入手，美妙绝伦，中岁习魏碑，字体一变，秀雅中显出朴茂遒劲，达到所谓“融碑入帖”的境界。比如，林长民晚年以行草小楷书写的“旅欧日记”，就被今人评为“疏朗中透着凝练，散淡而不失法度”，置于书家名作行列当无愧色。另一幅与民初画家姚华合作的书画作品《佛像》更见其功力。这幅作于“甲子（1924年）夏五”，也就是林长民下世前一年的书画小帧，在纵11厘米、横17厘米，如明信片大小的页面上，由姚华绘红衣阿罗汉一尊，线条浑厚苍劲，佛像相貌生动有致。佛像旁辅以林长民手书小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笔力苍劲，结字工楷中有行书笔意，丰润朴茂中见灵动之致，书画相得益彰，堪称传世佳品。

说起林长民的书法，还有一段佳话。民初，王世澄、黄浚所办《星报》，蒲殿后、刘崇佑所办《晨报》常登林长民的诗。《晨报》是研究系喉舌，孙伏园、徐志摩先后都曾担任过这家报纸的副刊主编。两家报纸的编辑校对一见有林长民送来的诗稿，必要争抢到手，将诗誊录一遍，留起原稿，以抄件付字房排印。原来林长民的诗稿都用特制的笺纸所写，书法秀逸如不沾人间烟火，见者爱不释手，一时间洛阳纸贵，文坛艺苑，一致推崇，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纵论天下书法家，曾和伊峻斋（伊立勋）说起：“你们福建书家，却只有两位……”伊峻斋以为自己会是其中之一，康圣人却从容道：“一个是郑苏戡（郑孝胥），一个是林宗孟。”伊峻斋出身书法世家，家学渊源，天资过人，真草篆隶无所不能，且功力深厚，在清末民初的名书家中也是数得上的人物。这样的大家，在康有为眼里，尚且及不上林长民，由此也可见，林长民的书法功底绝非是浪得虚名。

在民初的士林中，林长民这般的才情、傲世刺世的锋芒，使他远远区别于一般的风流名士。明人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林长民就是一个才气、痴气并存，有癖有疵之人。一个人携带这样的性情、天赋与才华，固然是极大的幸运，但也未尝不是凶险万分的事。这两者间的转换，全看一路遇见的人，要到达的方向。以林长民的才情，若潜心于学问文章或者翰墨丹青，成就一番名山事业并非难事，“蹇性窈思，难以谐俗”放在文坛艺苑甚至于学界、思想界，也是锦上添花、相映成趣的事，哪一个大家没有些自己的锋芒和个性。然而，遗憾的是，林长民并不甘愿安坐在书斋里孤芳自赏，而是一心一意要走一条自己并不十分擅长的路。总体来说，他不是一个有着自己专业兴趣的现代型知识分子，而是一名转型期的士大夫。他用世心切，虽受过西式教育，在宪政领域一骑绝尘，充当先锋，思想深处却是儒家的生命观照。在他的观念里，“学而优则仕”、建功立业，始终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途，而他自己以西化中、替国家寻出路的宪政理想，也需要通过参与并且实践政治来推进。这两重观念，前者来自古典的庙堂意识，后者取自西方的参政意识，它们一中一西、一旧一新，在林长民的身上水乳交融地糅合在一起。在这双重价值观的合力下，林长民实际上很难跳出为官、从政、立功的窠臼。由此，便也注定了他充满悲剧意味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