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课仅仅持续了五个学时，便戛然而止。突然降临的家宅火灾引发了一系列复杂情况，给我造成了不小压力，那股无拘无束的欢愉被迫从我的日程表中删去。把本该和家人共同度过的有限业余时间，花在独自与飞行教练一起练习飞行上面，会让我显得非常自私。所以，一切又恢复到白天挥舞PM40手术刀，晚上忙于琐事：做饭，写验尸报告，给建筑工人打电话。生活，被彻底打回原形。

不能说这种生活很无聊。我喜欢自己工作的多样性——在一周内，我可能会遇到用猎枪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溺水、捅杀、吸毒过量及各种突发的自然死亡事件。每一个案件都各有吸引力，只要我能确保自己可以从死亡留给周围生者的情感负累中抽离出来。当时，因吸毒过量而死的情况还很少见，特别是吸毒者死的时候手臂上留有针头的案例，这绝对要给对此感兴趣的同事看（当然，今天此类案件已经变得稀松平常）。如果被认定为静脉注射毒品的瘾君子，那么死者呈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的可能性就极高，因此，解剖吸毒致死的尸体时，必须采取精心设计的安全防护措施。当时，艾滋病是一种刚刚流行且缺乏合理解释的可怕疾病，在对其传播一无所知的年代，由此产生的恐惧始终笼罩着医院的走廊。

当时，伊恩·韦斯特已俨然成为英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顶尖弹道轨迹及爆炸鉴定专家：他的职业生涯随着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达到顶峰，他的工作经常成为头条新闻。我十分自得于能处理不同类型的案件，但同事们善意暗示，我也应该选择某个特长领域。那么，我该钻研什么呢？

因吸食毒品甚至吸胶毒而死亡的案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这通常更需要的是毒理学家，而非法医病理学家。

婴儿死亡？不，谢谢。我觉得很少有病理学家会乐于参与此类涉及复杂道德情感，同时让人身心俱疲的案件，尽管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专业门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都将极速提升。

好奇心让我将注意力逐渐转向刀子，这是一种和人类历史同样古老的凶杀方式，在我看来，只要人类存在，这种案件类型就会存在。刀杀的一个有趣侧面是，刀常常是女性的首选武器。地球上每个厨房抽屉里的餐刀，都在静静等待不期而至的谋杀。而且刀具使用起来非常容易。无须培训或专业知识，甚至使用者都不需要太用力，我是说真的。唯一需要的就是接近受害者的能力。但令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刀杀所具有的家庭或街头属性，而是一个逐渐清晰起来的事实：我发现自己似乎能根据刀伤本身，还原凶杀案发生的环境。而且，虽然我也开始逐渐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辛普森教授的那个时代结束后，警方不再将案件还原本身视为适格的证据，控辩双方的律师也很少有时间或意愿听取案情的过程重建，但我无法完全放弃自己成为法医病理学家的初衷：帮助解决死亡之谜。

我真的不认为是自己主动选择成为刀杀专家的。一切似乎自然发生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周日早晨，我早早醒来，看着晴空发呆，自怨自艾地幻想，如果能够开着小飞机飞过头顶这片天空该有多好。之前被烧毁的房子修缮完毕并最终成功售出，我们经历了搬家带来的混乱，新家的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但我清楚，从繁忙的家庭和工作生活中挤出时间参加飞行课，根本不可能。之后我收到通知赶往现场，我的专业兴趣自此确定。

在那个干燥寒冷的清朗早晨，我赶到位于一处村庄的凶案现场，这个时节，树叶已经开始变黄。一名老汉遭人割喉，惨死在自家厨房。凶案现场附近的路边停了好几辆警车。一位疲倦的年轻警员正在尽力劝说聚集在周围交头接耳的邻居散开。

这位老人生前住在一处用红黑两色砖石砌筑、结实耐用的独栋公营房屋里。我走近时，邻居们变得鸦雀无声。我向警员表明身份，后者则掀起警戒线的一角让我进去，在旁边听到我说话的邻居们，又开始窃窃私语。而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一辆警车里坐着一个人，一个女人，双手抱头。

“我是本地的验尸官，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门口的一位红脸大汉对我说。我马上猜到，和其他地方类似，这位验尸官也一定是警察出身。犯罪现场调查官们正忙于用专用袋子收集物证，旁边站着几名资深警探。警局的摄影师也赶了过来。

“那位就是死者的女儿，”验尸官嘟囔道，示意刚才的那辆警车，“打电话没人接听，赶过来后发现……”

厨房靠近后门的位置，面向起居室门口的方向，躺着那位老人的尸体。

“约瑟夫·加兰先生，82岁。”验尸官在我耳边小声说道。

加兰先生左肩朝上，侧卧在地，衣服上沾满血污。在他身下，厨房地板上也到处是血。脚垫、壁橱、墙壁，都留下了血液喷溅的痕迹。

死者穿着睡衣，套在外面的粗花呢夹克被掀到头上。他的双手满是鲜血，光脚，大敞四开的后门边上放着一双沾血的威灵顿长靴。

我听到背后的两名警探正在交谈。

“所以，死者听到凶手砸门，也许已经看到他们从花园闯进来，于是他穿上夹克，蹬上靴子，走了出去……凶手用刀砍伤他，但死者挣扎着返回家中，或许是要打电话报警……”

我回头看了看加兰先生。血迹分布异常。他所穿着的夹克和睡衣前面浸血严重。令人困惑的是，血痕一直延伸到小腿上部，而以下部位除了脚底之外，再无血迹。不过，这双惠灵顿长靴的外侧和靴口内侧的窄边上都留有血迹。

很明显，他在受伤时或受伤后一直穿着这双雨靴。进屋的时候，他将靴子脱下，并将其整齐地摆放在门边通常放置的位置，这点几乎可以肯定。靴子的主人可能长期以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进屋的时候就会将靴子脱下。

“我敢打赌，他曾有过一个爱唠叨的太太，经常抱怨他鞋上有泥，弄脏了厨房地板。”我随口说道。

我凝视着外面的后花园，几名警官正在那里搜索着任何可能的蛛丝马迹。一道血迹通向温室，温室外面，堆放着加兰先生的盆罐。透过肮脏的窗户，可以看到夏天时栽种的西红柿秧苗，随着秋天的临近，现在呈现出黄褐色，面临枯萎。

温室后面是一个车库以及用于停车的空地。停车场里留有一摊血迹，很明显，死者是在这里受伤的。附近，一辆红色的汽车以奇怪的角度停着，驾驶员一侧的车门关得不严，好像当时有人急着跳出来似的。

“死者女儿的车。”验尸官解释道。

此时，摄影师已经完成了初步工作，我回到尸体旁边，将加兰先生翻了过来，他的脖子上有一个大伤口，就在夹克上方，仿佛向我张开了大嘴。有人用刀割断了死者的颈部肌肉和右颈静脉，部分切断了颈动脉。死者喉部周围还存在其他水平创口，但都没有致死的一刀那样深入见骨。

我摸了摸死者的胳膊和大腿。尸僵已经出现，但腿部尚能活动。我又量了下遗体的温度。

另外一名警官在时刻关注自己手上的警用电台。

“可疑的货车……今天早上，两个二十出头的男性接近过一位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询问是否需要园艺服务。嫌疑货车为白色福特，牌照中可能包含字母T及字母K……”

“派人出去寻找这辆车。”一个听起来颇为沧桑的声音命令道。后来，此人向我自我介绍，他是本地警司。

此前，我一直蹲在尸体旁边，现在站起身来。

“能否向死者女儿打听一下，她父亲是不是左撇子？”

警司定睛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向警车走去。透过开着的门，我听到加兰先生含泪的女儿证实，他确实是左撇子。她清楚这个问题的意涵，也许在警探询问前已意识到，因为她开始痛哭流涕。

“我不认为这属于谋杀。”警司回来后我说道。

正在现场里里外外忙成一团的警察都愣住了。

“伤是自己造成的。恐怕加兰先生是自杀的。”

警司摇了摇头。

“我们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们到处找，也没找到涉案的凶器。”

“一定就在某处。”

警司开始变得有些不耐烦：“你不可能自杀后再去处理凶器。这里找不到凶器，所以一定是他杀。”

“也许他将凶器丢入了树丛。”

警司指了指自己的手下，他们现在还在花床间搜索。

“这已经是第二遍搜查花园了，地方不大，这里没有任何刀具。”

我肯定刀子就在现场，我也肯定这位老人是自杀。我沉吟片刻。自己有多肯定呢？

这位资深警探瞪着我，说：“医生，在没有开始验尸之前，你什么都不知道。”

人们总是以为，把死者的身体切开，就能发现里面的秘密，就好像撬开了保险箱。但在本案中，即便只是认真查验了尸体的体表，我就已经了解到了许多信息。

没有任何争吵的必要，反正我都要验尸。我问验尸官：“能否现在将尸体运送至停尸间？”

验尸官点了点头，叫来了两名制服警员。

“好吧，将尸体装袋，然后送到皇家萨里停尸间。”

我转身面向警司，自信满满。

“当然，我会验尸的，但我可以肯定，这是一起自杀事件。”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警司质问道，显得颇为不悦。这种语气虽然并不陌生，但在犯罪现场还很少遇到，这里存在的通常都是安静、友好的团队合作。哦，想起来了，这种讥讽出现在法庭上，资深辩护律师会如此羞辱因出庭做证而对自己当事人不利的病理学家。

我用最专业的语气回答道。

“首先，受伤部位。加兰先生曾经割伤过自己好几回，他选择的部位绝对属于典型的自造伤口。此类伤口，几乎无一例外集中在脖子或手腕上。他割断了自己右侧的脖子，如果是右撇子的话，这显然不太可能。而你刚刚证实，死者恰恰是左撇子。现在请看一下这些小伤痕，均处于平行状态。”

警司不情不愿地瞥了一眼老人的脖子。我指了指最大刀伤两侧的浅层血痕，并向他解释了所谓“试切伤”。“我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他们只是在鼓起勇气，为最后的疼痛做好准备。或者是为了找准地方。但试切伤是自杀的有力证明。”

警司看起来仍然将信将疑。

“这类伤痕难道一定意味着自杀？”

“从我的经验来看，基本如此。”当时我的经验还不算十分丰富，但我不打算把这一点告诉这位警司。

“如果他把自己割伤了……”警司指了指停车场的血泊，“……然后在这里死了，他有多少时间处理凶器？”

我想了下。

“最多一分钟。”

这点时间，虽然不足以让死者在失血过多前藏匿刀具，但足以让他丢弃自杀所用的刀具，或者刀很可能只是从手里掉下来。

这名警司似乎真的希望一桩凶杀案能点亮他的这个周日，他说道：“可能有人用刀伤了他，然后拿着凶器逃跑了。”

“好吧……”

“有这个可能，你也承认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其他人可能实施伤害行为？”

我略有迟疑。当然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凡事皆有可能。但我的职责是收集并提交证据，而不是推测每一种大胆的理论。

我说道：“可能性极低，但的确可能。”

警司看起来胜券在握。

“但是，我相信刀就在这里，”我说，“而且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

寻找凶器的团队听闻此言，放下了手里的工作。有些警官双手叉腰，有些则直起身来，盯着我看。他们已经找了好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听到有人责备他们漏掉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我从后门走出来，迈过沾满鲜血的惠灵顿长靴，经过温室和旧的陶土花盆以及一个放在旁边的旧锡制浴盆，顺着血迹找它的源头。

“他失了很多血，在挣扎返回屋子里时，失血过程会加快，我由衷认为，他应该把刀掉在这儿附近的某个地方，而不是把刀扔了出去，”我说道，“也许是女儿……？”

“她说自己什么也没碰。”

当有人自杀时，其亲戚或朋友常常会怀疑死者之前是否自杀未遂。也许加兰先生威胁要自杀，也许他只是看起来情绪沮丧。我试着想象，人到中年的女儿开着那辆红色轿车很快到场，她心跳加速，害怕自己可能会发现什么。她最先看到的，就是一摊血泊。她一个急刹车，在不远处停了下来，尽管停得七扭八歪，但她连车门都没关，就跳出来跑进屋里寻找自己的父亲。

“找不到刀，就不存在自杀。”警司一口咬死。

“能否把她的车倒一下？”

大家面面相觑，最终，这名警司向受害者的女儿要来了车钥匙，缓慢地将车倒出停车场。

在靠近原来车轮的位置，赫然出现一把沾满血迹的骨柄面包刀。

警司一定不知道，在自己的理论得到证实后我是何等轻松。我可能听起来对自己很有信心。我是很有信心。但在内心深处，我从小就明白，生活是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反转。这种认知一直奴役着我。虽然我的工作需要确定无疑，但在那天包括现在，我仍然无法放弃一种更大的确定性：永远存在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