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现场及尸体解剖逐渐成为我的工作日常。我分到的都是些容易上手的简单案子。虽然案情多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一目了然的。事实上，简直是稀松平常。不过，任何犯罪现场其实根本不可能稀松平常，只是我们这些病理学家试图让其看起来这样罢了。一动不动的尸体，有时还被人残忍肢解，静静地躺在那里，周围是严肃认真、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专业人士，他们一直都在尽力从恐怖的犯罪现场中抽离出来。

边上，安全距离之外，站着又惊又怕的遗属。病理学家心里清楚，即便最常规的案件都可能给某人带来难以释怀的创伤。在当时，我还决心尽我所能，让自己远离这种创伤。然而，我也十分清楚，或早或晚，这种创伤一定会对活着的人造成影响。

家中，孩子茁壮成长，妻子忙忙碌碌。我属于那种事必躬亲的父亲类型，当时还颇为罕见，毕竟我是父亲一手拉扯大的，和同龄人相比，我更加倾向于以家庭为重。

然而，我的确必须学会如何在回到家后，将停尸间的工作完全抛在脑后。我必须忘记那里的景象甚至气味，忘记刚刚解剖过的受害者遗体，在走进家门的瞬间，摘下医生超然世外的冷酷面具，回到阳光下，回到有孩子环绕左右的日常生活。当然，这实属不易。我的那副工作面具太过牢固，没办法次次都成功摘下。当然，妻子对此颇有微词。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必须置身事外。但她告诉我，我对太多事情太过理智、超然。无论是家里面的事情，还是危机重重的婚姻关系。

就在几年前，热爱自己护士及卫生巡访员工作的珍，曾略带羞涩地告诉我，她一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医生。之所以没有一路学下来，主要是因为她的父亲极端保守，甚至有些守旧，他对于女性“应该”从事何种工作以及接受何种教育，抱有成见。除此之外，轻度的阅读障碍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她一开始在学校的表现。

对于妻子的能力或者智商，我从未质疑，因此，当她吐露自己的想法时，我答应支持她迎接未来漫长的艰苦挑战。如今，珍一路从开放大学进入我的母校伦敦大学学院，我为她骄傲。她正在成为执业医生的路上阔步前行。

当然，这也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压力，时间也好，金钱也罢。我的薪水不错，但保姆颇为费钱，珍有朝一日也会谋得收入，但毕竟这一切还未实现。我的工作安排经常和她的职业训练冲突，于是必须有人做出牺牲。我们的生活紧张复杂，夫妻关系也在承受重压。如果解剖我们的婚姻，往往只能发现只言片语：一个人匆匆赶回家，另一个人匆匆出门，偶有的交谈仅限于时间安排、会面地点、家庭聚会、孩子的学校运动日及后勤保障。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医生同行之间的工作交谈。

某个周日，一个美丽的夏日清晨。当时年纪还小的孩子们，还没等我推开后门，便飞也似的冲进花园。而我，作为一名崭露头角的病理学家，则随时做好了赶赴犯罪现场的准备，电话铃声一响，肾上腺素立刻飙升。即将成为医生的珍，则总是抱着书本闷头苦读。

我当时正准备做早饭。

外面，孩子们大喊：“哦，不要！”

电话发出刺耳的铃声。早上这个时候，这只意味着一种可能。

我心里琢磨着案件的性质。或许，因为今天是周日，所以有人在周六晚上的酒后口角中被杀了。我知道，楼上的珍想必是在叹息，可以想象，她坐在桌子边上，一定以手掩面，摇头不已。

我感觉非常不好。妻子黎明即起，发奋读书，我也答应她今天由我照顾孩子，如果电话不响的话。但现在铃声大作，珍马上就要为那些醉鬼之间的争斗献出自己的宝贵时间。

电话里说，受害者是一名年轻的白人男性。似乎一切都指向周六晚上酒吧里爆发的酒后打斗。但有一件事异乎寻常，打来电话的人自称总督察。这位总督察表示，自己将会同另外一位总警司在停尸间等候我到来。头面人物悉数到场，还是在周末。案子一定有不同寻常之处。

“哪个停尸间？”珍从书堆里抬起头问道，“威斯敏斯特？”

“斯温顿[斯温顿（Swindon），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威尔特郡，也是该郡最大的城镇。距离伦敦以西81英里。]。”

她不禁再次确认。

“斯温顿，在威尔特郡？”

我点了点头。

妻子叹了口气，“那就晚上见吧”。

赶到斯温顿后，我发现两位高阶警探，会同一名警员和验尸官，早已等候在那里。停尸间的工作人员递过来一杯热茶，总警司开始发话。

“死者很年轻。酒后超速驾车，在乡间道路上转弯不当。当时他的女友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基本上……约翰，你拿到她的证词了吗？”

总督察点头，打开了一个文件夹，翻到了几页打印好的口供。

“这个小伙子周五晚上一直都在上班，很可能周六一整天都没睡，他喝了几杯酒，所以他现在又累又醉，晚上六点多，光线良好，路面略湿滑。他开车接上这个姑娘，准备回家共度良宵。他们准备过弯时，发现一辆货车迎面冲来，这个姑娘说……”

总督察的手指向下滑，找到了那段话。

“‘我喊道，哦，上帝，迈克尔，小心！迈克尔向左猛打方向盘。两车相撞，迈克尔那一侧与货车司机一侧撞到了一起。我吓得闭上了眼睛。等我睁开眼时，两辆车都停了下来，车内玻璃四溅。我看了眼迈克尔，发现他的头垂向身后，双眼紧闭。我想他一定是昏过去了。我试图摇晃迈克尔的身体，他好像被我唤醒了，一下子坐了起来。’”

“‘我看见那个司机下了车，然后另外一个人出现了。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个人穿着一条裤子，但光着上身，肤色黝黑，看起来好像是工人。’”

总警司说：“这个人当时正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劳作，听到了撞车的声音后赶到现场。”

他的同事点了点头，继续读道：

“‘这个人问我情况怎么样。迈克尔则从破损的车窗爬了出去，走到车前。他一边清理车上乱七八糟的残骸，一边用脚踹车，看起来十分愤怒和沮丧。我也很不开心。甚至有些歇斯底里。而迈克尔不停猛踢车，同时大发雷霆。’”

“‘我走下车，点了一根烟，同时递了一根给迈克尔。赤膊男子说：“不要点火，车后面到处都是汽油。”’”

“‘迈克尔告诉这个家伙不要多管闲事，赤膊男子回敬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这惹恼了迈克尔，两个人开始动手。’”

总督察没有继续读下去，而是把目光投到我身上。所有人都注视着我，好像期待着我说些什么。

“打斗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迈克尔试图去打赤膊男子，但没有打中对方。后者则回以颜色。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不可能是全部事实。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太多细节？我继续追问：“那好吧，死者的女友是怎么说的？”

总督察读道：“‘赤膊男子攥紧右拳，狠狠打在迈克尔脸上，可能打中了鼻子或者嘴。另外一个梳着背头的男子，此时将车停在旁边，从后面用手抱住迈克尔，迈克尔的脸色变得很奇怪，呈现出紫红色，然后就不省人事了。这个人任由迈克尔跌在地上。’”

总督察停止宣读。但我知道事情还没完。

“还有其他描述吗？”我马上问道。

“‘此时下起了大雨。赤膊男子用力摇晃迈克尔，试图让他清醒过来。他嘴里说：“拜托，起来！”但迈克尔一动不动，我看得出来，他伤得很严重，状态非常不好。他脸上的紫红色已消失不见。这些人没能让迈克尔苏醒过来。一位开着福特车的老人停车后，将自己的外套盖在迈克尔身上以保持体温，一直等到救护车赶到现场。救护车把我拉走时，迈克尔的救护车还停在那里。’”

总警司这个时候接过话头说道：“伤者一直昏迷不醒。斯温顿方面将他送到牛津接受CT检查，之后伤者又被送回斯温顿。今天早上，伤者去世。”

他将牛津方面出具的医学报告递给我。我边看边点头。

“所以，你是希望了解自己手里的案子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杀人案？”

所有人听到“杀人”两个字时，都瑟缩了一下。我再次疑惑，为什么警方高层汇聚于此？死者难道是名人贵胄？关系通天？

总警司说：“受害者的女友不依不饶，认为赤膊男子杀害了迈克尔，现在受害者家属也在拿这件事情说事。”

我站起身来，说：“那好吧，去看看遗体。”

“行。”警员表示。我们走进停尸间，死者的尸体正静静等待着我们。这便是迈克尔·罗斯。

我虽然认不得这个名字，却似乎应该认得出这张脸。虽然上面满是伤口瘀痕，但能够看得出来，这位年轻人长着一张摇滚明星的英俊面庞，浓密的黑色卷发垂在额头。然而，与他有关的一切似乎又相当陌生。

“死者年龄？”

“24岁。”

我开始在本子上记录，抬起头时，发现摄影师已经到场，等待我告诉他需要拍摄哪里的照片。

“请先从正面拍摄全身照片。接下来给死者的面部及颈部拍特写，然后是膝盖处的瘀伤。哦，他参与的这场斗殴……”

“是宣称参与的斗殴。”总警司马上纠正道。

“请拍摄手部细节，以便我们查看指关节情况。”

我在本子上记道：

新近形成的体表擦伤，大多数垂直分布于前额、鼻梁及左侧颧骨。脖子右下方斜着分布一块最近形成的点状瘀痕（8厘米×2厘米）。

我在空白的身体示意图上一一标注迈克尔身上的各处伤痕，接下来仔细检查了死者的牙齿。

“没有迹象表明他的口唇部遭遇过外力打击。”我说道，屋子里开始有人窃窃私语，但当我抬起头，每个人又沉默不语。

身体表面存在多处旧瘀痕和伤疤，除此之外，我还仔细记录死者的文身细节。迈克尔的背部看似毫无伤痕。拍完照片，我将死者翻了过来，开始验尸。

目睹这一切的警官们面无表情，一般来说，这个过程中总有人会恶心呕吐，但出人意料，这次是总警司本人。

“我必须重新适应这一切才行，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了，”他抱歉地说道，“我刚刚从反诈骗部门调回来。”

自从我首次验尸时遭遇年轻警员呕吐不止之后，我仔细研究过验尸过程中身体的排斥反应问题，每个因职责所在必须在场的人，都会受此影响。

我不禁自问，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恶心反感？答案或许在于，我对于人体器官的总体运作，特别是我的解剖发现太过投入。我暗自决定，如果我能与其他人分享这份投入，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克服恐惧。我的理论是，如果能够通过知识与理解让旁观者参与到验尸过程中，他们就不会再感到无助和惊恐。

我的首次验尸中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寂静，以及那名年轻警员的恶心反胃症状，表明这一切绝非偶然。于是我决定，下一次如果有谁出现不适症状，我就用讲话的方式践行这个安慰计划。在总警司的脸色变绿时，如果你礼貌地小声问他：“嗯……你没事吧？”并不能抚慰他。

我采用了在我看来足以安慰人心的语调，说道：“诚如诸位中的某些人所知道的那样，我必须对于尸体的内部器官进行检查，不仅仅是汽车撞击，或者后续争斗所造成的伤害，还需要明确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并不十分明显的、导致死亡的原因，例如自然疾病等。因此，我必须仔细检查各个器官。”

总警司慢慢点了点头。屋子里依然十分安静，好像被人用厚毯子严丝合缝罩上了一般。

“能放点音乐吗？”我询问停尸间的工作人员，“最好是古典音乐。”

他们调到广播一台，我瞥了眼总警司。或许空灵的音乐可以稍微舒缓下他紧绷的神经。不过我还是请工作人员稍微调低音量。

切开死者的皮肤，有些类似于切家禽关节部分的皮肤，如果用的刀足够锋利，就会十分容易。切割过程所遇到的阻力，并非由皮肤的强度，而是皮肤的韧性所致。而像迈克尔·罗斯这样的年轻人，皮肤强韧异常。当我割开皮肤下面的脂肪层——所有人都有脂肪层，即便是像迈克尔这样十分瘦削的人——我抬头看了眼总警司，他的状态不是很好。显然广播一台的音乐没有奏效。是时候再次开口，来检验任何信息可以安抚人心的理论是否正确了。

“我即将探查死者胸腔。在这一阶段，大可不必担心迈克尔的尊严问题，可以尽量忘记我们解剖的是人的身体。你们都经常切肉，二者的颜色和质地没有区别。你们马上就会看到死者的肝脏，这与你们在森宝利超市买到的动物肝脏没什么两样。肾脏也差不多。现在切开的肌肉组织，我总是认为与质量上乘的牛排差不多。”

“有人想吃薯条吗？”总督察高兴地问。

没人搭茬，但总警司好像又要试着点头。虽然看起来我们是在礼貌地对话，但他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和我对视，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迈克尔·罗斯。

我继续做自己的工作。虽然警员非常希望忽视自己上司的不适，但验尸官显然想借此取乐。

“没事的，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兴高采烈地对总警司说道，“最有效的麻醉药就是死亡。”

我看了眼总警司。嗯，继续说话。

“当然，我还将仔细检查迈克尔的脑组织和脖颈部分。根据医学检验报告，我也许能在这里发现交通事故及斗殴所造成的伤害。我的意思是，宣称参与的斗殴。但医学报告只能给我提供参考，我不能被它束缚。我依然需要仔细检查各个器官，以防之前的医生可能出现漏诊或误诊。”

屋子里没有人有兴趣，就连验尸官都表现出对解剖脑组织并不十分感兴趣的样子。我觉得还是不要在他们面前多说这个过程有多有趣了。

迈克尔的身体状况不错，然而，虽然年纪轻轻，但喝酒的习惯已经造成不良后果。死者生前罹患心脏肥大、脂肪肝，二者都可能与酗酒存在因果关系。我敢肯定，他的大脑一定是最值得研究的器官，果不其然，将其取出后，我发现脑部出血严重。门被人重重地甩上。即便没有回头，我也知道是谁夺门而出。

我要求摄影师给大脑拍照，因为我必须对其做切片以确定其组织学特征。我很可能要请一位专门从事脑部病理学研究的同事看一下切片，同时还需要对迈克尔的颈部进行仔细检查，比这次验尸所需的还要细致。因此，为了运输这些器官，我开始准备固定剂。在刺鼻的福尔马林前，其余警官不禁后退了几步，此时，我将尸体翻过来，开始仔细取出附带血管的颈部组织，然后将其安置在停尸间专用桶内，尽可能保持脊椎的原貌。

“还好我是开车来的，这样我就可以把东西放在后备厢里。”我说道。这时，停尸间的工作人员将桶拿走去打包。

“你可不能带这些东西上火车！”警员说。

“有时没办法，只能这样做，”我坦承，“看起来虽然有些奇怪，但我希望其他乘客认为我是到乡下捕蝌蚪了。”当然，没有人能够猜出桶里装着的是什么，除非他们嗅到了什么奇怪的味道。

“行了，”眉飞色舞的停尸间工作人员说道，“差不多该喝杯茶了。”

我去更衣室换下了工作服，冲洗一番。警官们则占据了停尸间的遗属休息室，因为那里空无一人。等我过去了，我看到大家围坐在一起喝茶。屋子里非常安静，装饰着暗色的窗帘。一面墙前面有一个大水箱，里面的两条鱼悄无声息地上下游弋。我真搞不懂，为什么所有的遗属休息室都会放置一个鱼缸。

总警司脸色苍白。与其说他是坐在椅子上，还不如说是被椅子撑在那里，他显然不愿意说话，朝总督察看了一眼。

总督察问道：“医生，你的看法是？”

“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完成整个验尸报告，毕竟还需要对大脑和脖颈部分进行仔细检查以验证我的发现。但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现在做一个非正式的口头说明。”

“好的，请吧。”他马上说道，同时与上司交换了眼色。到底是什么让高阶警官如此关注此案？

“好吧。我不认为所谓的迎面一拳与迈克尔·罗斯的死亡之间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他死于车祸所导致的剧烈撞击。”我说道。

总督察难掩自己的喜色，即便是那位总警司，虽然脸色依然苍白，正在勉强啜茶，也抿了抿嘴角。

“你能肯定吗？”总督察开心地问道，“有多确定？”

“从表面上就能看出，迈克尔突然遭遇了极强的拉力，这一点可以通过他脖子右侧安全带留下的瘀痕来证明。我相信，突然的减速导致受害者的脊椎受到严重伤害，一旦脊椎骨错位——根据他女友的描述，车祸前他曾猛打方向盘，可能导致其脊椎又遭遇扭伤——起码是其中一条动脉与脊椎侧面发生碰撞，出现破裂，流出的血液占据了脑部空腔，正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导致受害者死亡。”

“头部受伤，是头部受伤！”总督察眉飞色舞地对总警司说道。

“颅内出血……”这位总警司喃喃自语。

“是撞击引起的！”总督察补充道。

我说：“蛛网膜下腔出血可能由遗传因素导致，我也无法百分百排除先天因素。但这些因素也与创伤有关，在本案中，出血几乎肯定是由事故引发的。”

警员看起来要比自己的上司更加严肃。他先前一直在观察鱼缸里翻来覆去的鱼儿。

“医生……你怎么知道出血不是斗殴，我是说宣称参与的斗殴引发的呢？”

“如果是打斗引发颅内出血，势必造成大面积的软组织损伤。本案中只有尸体面部存在一处瘀痕，可能是遭遇拳击所致，我觉得这个力度不足以引发颅内出血。但我也会仔细检查脖颈部分。在我看来，其他面部伤痕基本上都是破碎的挡风玻璃所致。”

总督察追问道：“但迈克尔·罗斯的家人质疑，如果他真的出现了颅内出血的话，他又是如何从车子里爬出去、走来走去、抽烟、讲话、吵架、打斗的呢？事实上，直到那个家伙打了他，他才出事。”

“对于此类脑内出血来说，死亡延后是典型病状。血液从破裂的血管流到颅骨，需要几分钟，甚至几小时。在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危害爆发前的神志清醒期，迈克尔完成了以上所说的那些行为。”

大家面面相觑。

“也就是说，你确定这件事和打斗无关？”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无论酒吧斗殴还是交通事故，都有可能导致颅内出血，因此我必须回去进行大量检测，以确定我的结论是否正确。我希望检验结果可以证明，车祸发生之后，迈克尔就已处于濒死状态，斗殴发生与否，已经无关紧要了。”

这便是我的想法。只是非常不幸，他的死亡发生在遭遇某人迎面一拳之后。我必须努力证明自己的理论成立，也要做好改变自己结论的准备，因为肯定会面临第二次验尸。

警官们坐回各自的椅子，看着对方。

“如果你们已经对这名赤膊男子提出了非预谋杀人罪的指控，我建议撤回，毕竟这很有可能无法成立。后续可以对他提起攻击罪的指控。”我提出。

他们没说话。

我询问道：“迈克尔·罗斯的外表和肝脏看起来像是个摇滚明星，他很有名吗？”

他们摇了摇头。

“那么……为什么总督察和总警司要在周日早上亲自到场？”

他们两人分别看了看我。总督察沉吟片刻，开口道：“私下里说啊，医生，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事关一名弟兄的生死。”

我等他把话说完。警官们看起来都颇不自在。最终，总警司发话了。

“没有穿上衣的那个男子，也就是曾经打过迈克尔的那位，是一位不当班的警察。”

原来如此。

“我们没有事先告知，是不希望影响到你的验尸工作。”

我斩钉截铁地说道：“你们不会影响到我，病理学自己会说话。”不，这话听起来不太对劲。太傲慢了，更像是被自己撞到的若干事实弄得身心俱疲的家伙会说的话。我打了下圆场：“即便我希望忽视某些棘手的事实，通常情况下也还会有第二次验尸，所以我不会被影响。”

但显然，总警司并没有听进去我说的话。他的脸色依然十分苍白，声音低沉，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案子让我多焦虑。对于警察队伍来说，太丢人了。私下里说说，关于这个人的过去有些传言，他脾气太火爆了……当然，我们绝对不希望他杀了人，但是这家伙此前的记录的确……无论如何，你所说的一切让我们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事情的经过肯定是，”那位警员说道，他肯定认识赤膊男子，“司机，也就是迈克尔·罗斯，是个白痴，在道路上满是汽油的情况下抽烟。而当米奇提出忠告时，这个家伙还想吵架。于是米奇只能想办法制止，我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

“说服交通事故受害者言行得体是一回事，自己对人家发脾气是另外一回事。”总督察说道。

现在，他们总算弄清楚那名警官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起来，就连总警司也说了几句。

“您没事了吧？”我在离开时询问他。

他点了点头，但我看得出，总警司的脸色依然苍白阴沉。我开始怀疑，参加验尸到底会不会给人留下心理创伤。我必须想办法确保不会如此。今天我已经竭尽所能。难道还有什么能做而没做的吗？

当我沿着走廊越走越远时，依然能够听到警察间的争论。我开着自己的车回家，后备厢里装着奇怪的货物。

“哎哟，老爸，你身上的味道难闻死了。”我的女儿说道。安娜总是快言快语。珍则心满意足地回去看书，我负责做晚饭，之后，孩子们说服无须工作的我，带上自家的狗狗一起去公园玩耍。

我把两个孩子还有那条狗都塞进车里。

“安娜，系好安全带。”我说道。

“不。”

“安全带。”

“不喜欢系安全带。”

“法律没要求我们必须系安全带，”克里斯也插话道，“因为我们坐在后排。”当时的法律的确是这样规定的。

“在我的车里，”我坚持道，“这就是法律。系好安全带！现在！否则我们就不走了。”

安全带并没有救下迈克尔·罗斯的命，但我见证了太多太多人因为没系安全带而不幸离世。开车不系安全带，这种风险我没有办法承受。

“我是绝对不会系安全带的！”安娜大声抗议，“不管怎么样，这不公平，迪利就不需要系。”

迪利摇了摇尾巴。

我说：“那好，我们就不走。”为了表示等待她系上安全带的决心，我坐在车里，掏出了烟，点上一支，吸了起来，直到女儿完全遵从我所制定的安全规则。然后，我们开车去了公园。抽烟？我当然知道你要说什么。起码我打开了车窗。

通过上面的事例，你们一定发现，我对于冒险的态度——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我的孩子们——和其他人一样别具一格。和死人打交道，至少让我认识到人生一世，保不齐就会祸从天降，因此必须珍惜已有的美好生活。那天晚上，我们在公园玩得很开心，我乐于在给孩子们洗澡时逗他们哈哈大笑，喜欢给他们讲故事，哄孩子睡觉，并且献上我的晚安吻。

晚些时候，珍稍事休息，我们两个人坐在自家花园里。和以往的周日一样，我们需要调整各自的时间安排，以便完成林林总总的任务或责任。因为负担不起额外的儿童看护费用，每周这个时候，我们都必须想办法规划时间。

搞定这一切后，我们又坐了下来，点燃了香烟。这个夜晚如此沉静，缭绕的烟雾笔直升上天空。夕阳西下，能够片刻放松身心，让人感觉良好。毋庸讳言，如果没有香烟的陪伴，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们都清醒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后果，我在验尸时经常观察人类肺部因为长期吸烟而留下的美妙但致命的光泽。但是，我们夫妻俩还是将香烟视为每天充实但繁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翌日，我对于蛛网膜下腔出血进行了一番研究，发现受害者在疑似恢复期间，即事故发生后到迈克尔·罗斯开始与人打架并猝死这个过程中，通常会表现得极具攻击性。而在脑出血问题上经常推波助澜的酒精，将会导致血压上升，使受损血管更易破裂。

即便本案看似有如教科书般典型，但还是有大量工作要去做。我不仅要给脊柱的受损部分拍X光，还要对脊椎动脉进行切片，以寻找破裂部分，进而说明其如何引发出血。

总警司打来了电话。

“迈克尔·罗斯的家人希望再次进行验尸。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伙的，威胁说如果不指控那位不当班的警官非预谋杀人罪，他们会提起自诉。”

“您向他们解释我发现……”

“他们对我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而且，他们自己找了病理学家。”

“这种做法并不少见。”

总警司把那位病理学家的名字报给我。

我心头一喜。“哦，我认识他，这位病理学家非常出色。”

但总警司听起来心情不佳。“他希望后天验尸。”

“我届时会到场。”

虽然再次验尸稀松平常——谋杀案件中辩方律师经常这样要求——但没有要求参与此前验尸的病理学家必须到场。我认为，观看这位享有盛誉的同行进行验尸必定很有意思，还能从中学到点东西。

第二次验尸开始前，我进一步检验了脑组织，确认不存在导致出血的先天性脑动脉瘤。接下来，我不疾不徐、按部就班地对脊椎动脉进行切片检查，并同步拍摄照片，终于找到了导致出血的破裂部位。我将样本和照片分送给罗斯家人邀请的病理学家，以及另外一位届时也会参与第二次验尸的神经病理学专家。

最终，这位专家以及死者家属聘请的病理学家，经过协商后撰写了一份详细的验尸报告，证实了我的所有结论。他们同意，罗斯因为狂打方向盘，以及猛踩刹车，导致脊椎错位，脊椎动脉破裂，最终引发蛛网膜下腔出血。

这位病理学家写道：“到处走动、吸烟、谈话、口角及争斗，可能加速出血速度，但我本人非常怀疑死亡结果是否可以避免。几分钟后，出血的程度便可能导致罗斯先生丧失意识，最终，死亡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验尸报告显然符合警方的心愿，而死亡原因在经历第二次验尸后变得无懈可击。但是，假设验尸证据没有这么清清楚楚，而警方为了让同僚免除责任给我施加了压力，那该怎么办？验尸报告结尾的几字之差（从“存在这种可能性……”到“……是不可能的”），足以决定皇家检控署是否起诉。如果压力来自伦敦警察厅，来自每天朝夕相处、关系不错的共事者的希望与恐惧，我又该如何是好？

我提醒自己，我之所以成为法医病理学家，是为了去伪存真，这意味着无论面临多大的压力，我必须实事求是。现在看来，这只是当年那个缺乏经验的热血青年所奉行的崇高理念而已。我当时经手的案子数量有限，还不清楚“真相”一词对某些人来说是多么易变，其解读是何等多元，直觉乃至倾向，甚至那些看起来是科学事实的东西，都是真相。尽管真相的弹性，早有如法庭上的种种迹象可表明，但整体而言，我依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总能想办法找到一条在所有人看来都明确无误的道德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