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纪四年（280年）春，孙皓命丞相军师张悌、护军孙震、丹阳太守沈莹率兵三万渡江北上。面对晋军的攻势，这次东吴集中了为数不多的可用之兵，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最后一搏，准备与晋军王浑部展开决战。

濒临绝境的东吴竟然还能主动出击，此举倒是令晋军始料未及。当时吴军进兵迅速，已经通过牛渚矶渡江北上，抵达历阳附近的杨荷桥。晋军防备不足，成阳都尉张乔的麾下只有七千兵力，被吴军重重围困。杨荷桥一带并无可以依托的坚城，张乔所部被困在一座军寨中，根本无法坚持太多时日，最终被迫投降。

然而，在如何处理这七千降卒一事上，东吴内部发生了分歧。当时，副军师诸葛靓提议，应将降卒尽数坑杀。不过，这个比较残酷的方案被主帅张悌拒绝了，他给出的理由是如今大敌当前，不宜纠结这些小事，况且杀降不祥。诸葛靓一听就急了，这怎么能是小事呢？于是争辩道：“张乔投降无非是自身兵力薄弱且求援无望，根本就是缓兵之计，不是真心降服。坑杀降卒可以壮我军声威，若是放过他们，将来必为后患。”

虽说古代战争对生命的尊重远无法与现代相比，但杀降不祥仍是全社会的一个共识，取胜后只要不是因缺粮等理由而别无选择，一般主帅都不会下这种惨无人道的命令。既然如此，诸葛靓为何还要坚持杀降呢？其实，他也有无奈之处。当时，东吴虽然初战告捷，但不过是打了晋军一个猝不及防，等王浑主力赶到后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以区区三万人马对抗晋国一个方面军，胜算并没有多大。此时，如果后方再有七千降卒的话，为了看管他们必然要分出一定的兵力，这就会导致前线的作战变得更加艰难。

而且，从诸葛靓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也有理由这么做。作为淮南三叛的主角诸葛诞之子，诸葛靓因为被送入东吴做人质而逃过一劫。后来，诸葛诞身死寿春，全族被司马昭屠杀殆尽，之后司马炎又篡位称帝，在国仇家恨的双重加成下，拼死为东吴效命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诸葛靓仕吴期间，东吴正处于政局激荡的时期，朝中先后发生皇帝孙亮被废和权臣孙被诛杀的事件，这让初来乍到的诸葛靓经受了一定的政治洗礼，也让他对东吴政治局势了解得更为透彻，为他后来在东吴的仕途打下了基础。

诸葛靓在东吴真正受到重用是在孙皓时期。《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孙皓在朝堂上问诸葛靓：“你表字仲思，所思为何物呢？”诸葛靓回答：“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这一无懈可击的回答坚定地表明了他立志为父报仇且对东吴忠心耿耿的立场，从而得到了孙皓的信任。

此后，诸葛靓的仕途愈发顺利，先是深度参与了平定施但之乱，之后又与丁奉一同北伐，逐步走进东吴高层。到东吴灭亡前夕，诸葛靓已经官至大司马。总之，此时诸葛靓的利益是和东吴高度绑定的。虽然他是江北降将，但他对东吴政权的依赖甚至要超过江东人，他是最不能接受东吴灭亡的人。所以，他才主张杀降，根本不给自己留后路，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和司马家早已不共戴天，如果陷于敌手，对方也绝不会放过自己。只不过，后来司马炎为了收买人心，还是宽恕了他，这是后话。

然而，张悌的想法全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是东吴上下少数比较清醒的人。诸葛靓所虑之事张悌并非不知，但同时他心里清楚，东吴其实已经没救了。十几年前魏军大举伐蜀，当时东吴上下大多认为司马氏弄权，曹魏政局不稳，若劳师远征，便如吴王夫差伐齐，即使能取胜，也会因内部生变而功亏一篑。张悌却从司马氏父子三人主持平定淮南三叛一事看出，司马家的统治已经日趋稳固，虽然叛乱的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但朝廷中枢所受的影响相当有限。后来曹髦当街遇刺一事更是让他震撼，出了如此大事竟然无人有异动，可见，那些认为曹魏会因权臣当政而内部生乱的人全是想当然。

再看蜀汉，内有权阉黄皓祸国，外有姜维穷兵黩武，看似屡屡出兵北伐，国势强盛，其实早已外强中干。即使魏军伐蜀不胜，亦无大忧，无非再战而已。等到魏胜蜀败之日，东吴的麻烦就来了。可惜，张悌这番颇有见识的言论没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反而备受讥笑，直到蜀汉如其所言，亡于魏军铁蹄之下。

后来的东吴同样在走蜀汉的老路，政治日益黑暗，朝廷还在不断消耗着国力。而晋国虽有秦凉之变的掣肘，但毕竟未能伤筋动骨，朝廷中枢始终没有隐患，这和当年蜀汉灭亡前的情形有何分别呢？恐怕此时张悌的心已经死了，他清楚东吴的命运已无法挽救，自己除了尽人事，听天命外别无他法。

吴军渡江北上之前，沈莹对原定策略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晋军编练水师多年，此番顺江而下摧枯拉朽，吴军根本无法抵挡。若是渡江作战，即使能够取胜也会因为丢失制江权而被截断后路，导致先胜后败，若是战败则必然全军覆没。因此，不如在江南守株待兔，若能击败王濬，则江北王浑部自然知难而退，不必冒险渡江决战。

仅从军事角度来讲，沈莹的方案似乎合情合理，但此时东吴面临的问题并不只在战场上。在张悌看来，东吴灭亡已成定局，对此人人心中有数，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三万可战之兵是东吴最后的筹码，此时趁着士气尚存渡江决战，若能击败王浑，随后挟大胜余威准备迎击王濬，那还有些胜算。如果在牛渚矶固守，随着长江上游的败报不断传来，本就怀着恐慌情绪的军队还能保持多少战斗力呢？到时王濬大军压境，重压之下全军溃散也并非不可能。

对东吴如今的处境，张悌心中如明镜一般。当年蜀汉灭亡时，投降派并不是主流，蜀汉上下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尽管如此，蜀汉还是难逃覆亡的命运。如今，东吴的抵抗意志比起昔日的蜀汉只弱不强，如不置之死地而后生，绝无半点胜算。张悌此次是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赌那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沈莹的方案太过保守，对东吴这弱势一方来说，只不过是延缓灭亡，没有逆转取胜的可能。如今，早就没有后路了，张悌只能以破釜沉舟之势发起这次绝地反击。

然而，张悌不完全是一个压上最后筹码的赌徒，虽然他早已萌生死志，但也为善后做了准备，这就是后来他拒绝了诸葛靓杀降建议的原因。杀降虽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毫无压力地与王浑决战，可一旦战败呢？届时，晋军杀入江东，必然会进行血腥的报复。忧国忧民的张悌不愿让江东生灵涂炭，故而做了两手准备——若自己全军覆没，在最坏的情况下，至少还能保全江东百姓；若能侥幸取胜，张乔又岂敢生出异心？

从吴军几位统帅的方案便可以看出亡国前夕的众生相——国家的处境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人如诸葛靓一般不愿接受现实；也有人如沈莹一般选择听天由命；唯有张悌想到一切的可能，在舍命一战的同时也未曾忘记给国家留下一些希望。

决战之日终于来了，讨吴护军张翰、扬州刺史周浚率军赶到，晋吴两军展开对峙。此时，吴军利在速战。于是，沈莹率领精兵五千为先锋，对晋军发起冲击。这五千人是吴军的中坚力量，手持刀盾，都是来自丹阳的精兵，因头戴青巾，故称为青巾兵。当年东兴大捷时，便是他们在丁奉的带领下攻上东兴大堤的。可惜丹阳精兵也无法改变大势，吴军连续发动了三次猛攻，无奈晋军都稳住了阵脚。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三战不胜后，吴军后继乏力，被迫撤退。此战吴军全凭一股气势撑着，一旦气泄则再无重整旗鼓的可能。趁吴军撤退中发生混乱时，晋军发起了反击，吴军终于崩溃了。之前假意投降的张乔闻讯立刻反叛，与淮南军前后夹击，吴军在版桥惨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被斩七千余人，孙震和沈莹当场阵亡。

此时，吴军败兵正四散奔逃，再也形不成建制，诸葛靓带着手下仅剩的五六百人且战且退，乱军中正好遇到张悌，但张悌不愿和他一起撤退。诸葛靓问道：“天下存亡已有定数，此事非你一人所知，何故求死呢？”张悌含泪答道：“今日便是我的死期。当初我年少时，被先丞相（诸葛恪）赏识，才有今日。我常担心自己不能死得其所，辜负了先贤的厚望。如今能以身殉国，为什么要逃走呢？请不要再阻拦我了。”诸葛靓闻言甚为感动，只好含泪与他分别，结果他刚走出百余步，就看到张悌被晋军杀害了，而他的死也宣告着东吴最后的希望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