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孙皓登基这段时间，外部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钟会之乱的平息，益州之地尽入魏土，三国鼎立已成为历史。吴甘露元年（265年）十二月壬戌，魏帝曹奂禅位于晋王司马炎，晋吴两国南北对峙的新格局形成了。

新生的西晋王朝三分天下有其二，比当初的曹魏更强大，而且晋受魏禅，相当于又继承了汉祚，因此他们更是自诩为天朝正统，将东吴视作僭伪之朝。在西晋看来，东吴割据东南一隅，名不正言不顺，在实力上更是远远不如自己，灭蜀一战如摧枯拉朽，东吴如何能不受震撼？若是他们在重压之下纳土请降，那样不费一兵一卒便可一统天下了。其实，早在司马家尚未受禅之前，他们就开始为此事做准备了。当时，司马昭还在世，他得知吴主孙休病逝，孙皓登基后这段时间东吴内部政局动荡，新君孙皓自身的根基也不够牢固，便产生了对东吴发起政治攻势的念头，由此拉开了晋吴双方天命之争的序幕。

元兴元年（264年）十月，就在孙皓忙着给父亲孙和平反时，两名来自中原的使者徐绍和孙彧抵达建业，带来了司马昭给他的信件。徐绍和孙彧都是东吴降将，是之前诸葛诞之乱时在寿春被魏军俘虏的，尤其孙彧还是东吴皇族的旁支，以他们为使者前去劝降更能震慑东吴。为表诚意，司马昭还允诺徐绍和孙彧二人完成任务后可以留在东吴，他们在中原的家眷也可以带走，不必当作人质。

至于信件，由司马昭的亲信荀勖(xù)代笔，信中向孙皓阐明利害，描述了灭蜀一战中绵竹之役时蜀军的惨状，并表示现在西晋若出大军南征，自然是摧枯拉朽，但西晋不忍劳民伤财，多做杀伤，这才好言相劝，贵国还是识时务为上。如果说荀勖这封信还算是客气的，那么征东大将军石苞那封信就纯粹是威胁的口吻了。

当时，石苞也想给东吴写一封劝降信，这封信由孙楚操刀。孙楚是骠骑将军孙资之孙，他才华横溢，文采卓绝，这封信在华丽的辞藻下暗藏阵阵杀意。孙楚写道：“大魏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军械齐备且兵强马壮，又整编水师、大造战舰。如今百万大军整装待发，东吴若不认清形势、俯首称臣，届时天兵一至则玉石俱焚，东吴宗庙也将为之倾覆。”这封信按计划也应该由徐绍和孙彧交给孙皓，但信的内容如此直白，他们担心孙皓看了后迁怒于自己，于是干脆藏起来没敢给孙皓看。

如此强大的压力让孙皓不得不打起百分之百的精神来面对。孙皓虽是暴君，但此人在执政方面颇有令人称道之处。天命正统对于东吴这个割据政权实在太重要了。当初孙权称帝时就为此煞费苦心，如今对手比当初更强大，天命的重要性就有所提升，若不能在这方面和中原分庭抗礼，内忧外患的东吴便更难坚持下去了。

面对司马昭的恫吓，孙皓毫不示弱，他在给司马昭回信中先是一番夸赞，表示您的美意我心领了，接着话锋一转，说江东距离中原山高路远，因此无缘相见。孙皓以柔克刚，对称藩归降一事闭口不提，但他的态度又不甚明确，比如他没有以东吴皇帝自居，而是放低了姿态，而且他在信件结尾处说会安排光禄大夫纪陟(zhì)和五官中郎将弘璆做一次回访。

其实，孙皓的目的就是拖延时间，司马昭挟灭蜀之余威，此时只可暂避锋芒，且他还有内部问题要解决。于是，孙皓又表达了打算和亲通好的意向，这更是让司马昭有了盼头。他收到消息后对主笔荀勖大加赞扬道：“你凭一封信就让东吴俯首称臣，简直堪比十万大军啊。”

然而，孙皓虽然暂时瞒过了司马昭，却瞒不过所有人，他的真实想法很可能被徐绍看穿了。这次访吴后，孙彧应该留在故乡了，徐绍却不愿意留下，经过几年的熏陶，此时他已经彻底心向中原，再也不愿意为东吴效力了。在这次访吴期间，徐绍在谈话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原的赞美，这让孙皓心里很不舒服。

后来，徐绍完成任务后返回洛阳复命，孙皓越想越不放心，此人明显已经成了司马家的忠犬，难保他不会看出什么端倪，如果他回去后将自己并非真心请降一事告诉司马昭，一切功夫就都白费了。于是，孙皓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立刻派人追徐绍，最后在濡须一带将他追回并杀死灭口。反正当初司马昭已经承诺徐绍可以不回洛阳了，到时候问责起来就是死无对证。

另一边，对洛阳回访的纪陟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当他刚刚进入曹魏境内时，寿春守将王布便向他炫耀自己的骑射功夫，并示威道：“吴中君子能做到这样吗？”纪陟却不屑道：“这些一个普通骑兵就能做到，并非君子所为。”王布听了无言以对。等到了洛阳，纪陟先是按惯例觐见魏帝曹奂，随后司马昭亲自设宴相迎。这次宴会极为热闹，群臣百僚几乎无人缺席。宴会上司马昭却给了吴使一个下马威。当时，陪臣将与会者一一介绍给纪陟等人，中间特别提到两位特别嘉宾，一个是安乐公刘禅，另一个是匈奴单于。此举颇有挑衅的意味——连前蜀汉皇帝和匈奴单于都要拜倒在晋王面前，何况是你们东吴呢？没想到纪陟丝毫不为所动，他说：“安乐公是亡国之君，匈奴又是边远之国，连他们都能受到如此礼遇，足见晋王恩威远著啊。”

司马昭见纪陟如此淡定，话题一转，问道：“贵国边防情况如何啊？”纪陟傲然道：“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皆有防备。”司马昭又说：“防线如此漫长，恐怕不够稳妥吧。”只听纪陟回答：“防线虽长，真正要紧的不过几处，这就如同人有八尺之躯，没有哪里不会受伤，但真正防风御寒的地方也只有几处而已。”司马昭闻言大为赞赏。

他清楚纪陟回答的都是实情，虽然在蜀汉灭亡后中原已经对东吴形成巨大优势，但在东吴江防稳固而己方又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水师的前提下，灭吴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纪陟便如同当年的赵咨，当年赵咨为孙权出使曹魏，他成功地让曹丕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之前孙皓没有因纪陟曾与迫害父亲孙和一事有牵连而怪罪他，这次纪陟便投桃报李，不辱使命，扬威异邦，给东吴大大地长了脸。

由此可以看出，孙皓在外交上确实有些天赋，他不拘泥于那些条条框框，口头上可以服软，但实际上强硬得很，在这方面他颇得祖父孙权的真传。而司马昭就如同当年的曹丕，又被东吴戏耍了一次。从那以后，双方在天命正统方面的竞争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吴灭亡。

此外，孙皓还非常热衷于制造出各种祥瑞以证明天命在吴，甚至还在阳羡以南的国山搞了一次封禅活动。如此煞费苦心，孙皓最终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就在晋吴对峙期间，有一年出现了奇异的天象，当时斗宿和牛宿紫气充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东吴强盛不可图谋的预兆。虽然西晋名臣张华对此嗤之以鼻，但显然他的意见并非主流。从这就可以看出，东吴在天命之争方面进行的舆论攻势是成功的。

后来，王濬平吴立下旷世奇功却未得到应有的赏赐，秦秀为他鸣不平时提到：“虽以三祖之神武，犹躬受其屈。”意思是说，即使是宣、景、文等三位先帝也吃过东吴的亏。对于宣帝司马懿，应该指的是石亭之战期间他无所作为；对于景帝司马师应该指的是东兴惨败；至于文帝司马昭，大概就是指他在孙皓这吃了个闷亏吧。总之，司马昭妄图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对东吴展开和平攻势的计划算是彻底破产了，东吴并未屈服，此计划到司马炎时期就更不可能成功了。

不过，孙皓也清楚，天命之争说到底还是政治问题，政治上的争端在大多数时候还是要靠国家实力作为后盾来解决的，而战争就是最终的体现。如果在战场上占不到优势，所谓的天命正统也就成了笑话。试想一下，如果东吴北伐连战连捷，吴军越过淮水一线深入中原，那么魏晋即便是得到了前朝的禅让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天命之争只是一个辅助，双方迟早还得在战场上见真章。

就在孙皓和司马昭反复拉锯的这段时间，他逐步解决了东吴的内部问题。先是权臣濮阳兴和张布被诛杀，对自己有一定潜在性威胁的朱皇后母子也先后被害死，孙皓逐步将大权收于自己的手中。面对强大的中原王朝，孙皓不愿仅仅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仅仅只图一夕安寝，他始终有积极进攻的计划。

纪陟出使洛阳后没多久司马昭就病逝了，之后司马炎即晋王位，折腾了一年多后才终于完成了魏晋禅代的全过程。这是中原的一个动荡期，对东吴来说是个宝贵的机会。于是，在宝鼎元年（266年）正月司马炎称帝一个月后，孙皓便派大鸿胪张俨和五官中郎将丁忠前往洛阳，以吊唁司马昭为借口对晋朝进行了一次试探。这次的试探是有效果的，丁忠回国后带来了一条重要情报：此时晋朝内部不稳，无暇顾及边境，防备有所不足，可以趁机攻取豫州南部的弋阳郡。这件事在东吴朝堂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镇西大将军陆凯认为晋朝兼并巴蜀，势力强大，未可轻图；车骑将军刘纂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能轻言放弃。作为一个渴望有所作为的君主，孙皓内心是赞同刘纂的，但他反复权衡之下还是没有动手。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孙皓从始至终没有放弃过与司马氏争夺天下的决心，他骨子里和祖父孙权是一样的。其实，陆凯说得倒也没错，目前并非北伐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东吴本土仍承受着严重的威胁。若想打破这一格局，孙皓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