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吴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孙皓在位十六年，时长仅次于孙权，东吴皇权旁落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改善。之前，孙休虽然除掉了宗室权臣孙𬘭，但他懈怠国政而沉迷学术，导致濮阳兴和张布两个奸臣掌控大权。孙皓登基后，这种情况注定要改变了。

孙皓留给后人的大多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形象。事实上，孙皓虽然残暴不假，但他确实有一颗积极进取的心，而且其权谋手腕很有独到之处。这一点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看待。从执政风格来看，孙皓与孙权颇为相似，或许这就是当年孙权非常喜爱这个孙子的主要原因吧。以孙皓的性格，他是绝对不可能允许权臣出现的，于是，濮阳兴和张布就成了他的眼中钉。他们两人以为凭借拥立之功便能保住自己的权势，殊不知孙皓和孙休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孙皓虽决意扫除权臣，但没有打算立刻行动，而是要先塑造自己的权威，为此事做铺垫。于是，孙皓在元兴元年（264年）登基后仅仅一个多月就实施了自己的第一项重大举措，那就是为父亲孙和平反。此时，孙和去世已经超过十年了，诛除孙𬘭也有五年多了，但孙休在位的几年里始终没有给枉死的孙和一个说法。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孙和作为前太子，虽然他被害的根本原因是和全公主在私人恩怨与权力竞争中的种种矛盾，但明面上他是受诸葛恪牵连而死的。也就是说，当时东吴官方给孙和定的罪名应该就是他勾结诸葛恪谋反，最终孙峻派人逼他自杀。而孙休是孙峻的堂弟孙𬘭迎立的皇帝，虽然孙休撇清了和孙峻、孙的关系，并将他们逐出宗族，但孙休登上帝位的过程是无法改变的。如果给孙和平反，提高他的地位，岂不是宣告自己得位不正吗？这非常不利于孙休的统治，因此他只能搁置这件事。

不过，孙皓登上帝位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来说，为父亲平反不仅能彰显自己的孝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抚平长期以来因幼年丧父造成的精神创伤，而且更能树立自己的威信，向天下昭告自己这一系的正统性，实乃一举多得之事。于是，他下令追封孙和为文皇帝，尊母亲何氏为太后，随后又将父亲改葬于明陵，并设置专门守陵的机构，规模多达二百户，还配有正副官员，非常正规。此举便是通过提高孙和的地位，为将来给他立庙做准备。

至于朱太后，她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被贬为景皇后，并在一年后被孙皓逼死，她的四个儿子中两个年纪稍长者也被孙皓杀害。

孙皓为父亲孙和平反并追封其为皇帝一事相当于三国时期的一次“大礼议”事件，和后世明代嘉靖皇帝并无本质区别。这件事虽然从情理上可以理解，但从礼法上是有些说不过去的。孙皓以小宗入主大宗，在宗法上他应该以孙休为父，而他的生父孙和从未做过一天皇帝，奉儒学为圭臬的士族们按说应该是反对此事的。

然而，事情总有特殊性，很多时候礼法在利益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此时的士大夫阶层远没有千余年后的明清时代那么强大，他们无法单独对抗皇权，在此事上和孙皓合作对他们来说才是最有利的。孙和作为二宫之争的焦点人物，一度受到士人阶层的广泛拥戴，甚至其中的许多人因孙和事件丧命，他们已经被深深地与孙和绑在了一起。如今，为孙和平反相当于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然是皆大欢喜。至于可怜的朱皇后母子，谁会去在意他们呢？这也是孙皓的诉求得以轻易实现而嘉靖皇帝受到极大阻力的原因。

这件事最终得到了士大夫们的认同，且几年之后，在薛翊、孟仁、姚信、陆凯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孙和立庙一事终于得以实现。其中，孟仁是荆州名士，曾受过朱据的提携和陆逊的照拂，自然是士族圈子中的人；姚信是陆逊的外甥，二宫之争中太子党成员之一；陆凯则是陆逊的族侄，亦为士大夫阶层的重要一员。此外，孙皓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对曾参与迫害其父者加以报复。这相当于打击了士族的政敌，他们自然喜闻乐见。二是将之前被埋在乱坟岗的朱公主重新安葬。作为前太子党的主要成员之一，朱公主在士人心中有一定的地位，孙皓这一举动也能收买人心。

不过，孙皓在清算时是有所收敛的。比如纪陟，当初孙和被贬为南阳王后，孙峻想斩草除根，便命纪陟前去责问孙和，并逼迫他自杀。不过，纪陟没有从命，而是暗中让孙和上书申诉。虽说纪陟做事留有余地，但按照孙皓的作风，纪陟与迫害孙和一事有所关联，那他就肯定不会有好下场。但是，纪陟的身份有些特殊，他出身的丹阳纪氏虽然远比不上顾陆朱张等大家族，但在江东也是排得上号的名门。后来，东晋时期他的儿子纪瞻与顾雍之孙顾荣、贺齐曾孙贺循等人齐名，并称为“五俊”，可见丹阳纪氏的家族地位之高。这里孙皓宽恕了纪陟，明显就是卖士族一个面子。

总之，追封孙和一事是孙皓统治初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孙皓凭此巩固了皇权，士族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双方各取所需，这是一次成效明显的政治合作。对孙皓来说，士族的大力支持他还是心里有数的，此时自己根基尚浅，需要他们的帮助。因此，孙皓在这一阶段的施政方面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自己的本性。

据《江表传》记载，孙皓继位之初下令抚恤人民，又开仓济贫，减省宫女编制，并放生宫内多余的珍禽异兽等，这些政策让他被誉为一时之明主。同时，孙皓又选择了一些清流之士作为自己的近臣，如贺邵、丁固、华覈(hé)、楼玄、王蕃、韦昭、薛莹等。这些人中既有江北士人，又有江东士人，甚至还有贺齐之孙贺邵这样出自大族会稽贺氏的成员。此外，孙皓又封陆抗为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陆凯为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陆氏家族的地位比孙休时期又进一步提升。

不过，这些都是孙皓自己的意愿吗？当然不是。孙皓骨子里和孙权是一样的，他渴望独揽大权，建功立业，这就必然和士人们产生分歧。作为一个嗜权帝王，孙皓和士大夫们在执政理念和思想观念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权力的排他性导致他和士族不可能永远维持和谐的关系，目前双方的合作只是暂时的。无论是行仁政还是选清流，都是孙皓在羽翼未丰之前为收买人心所行的权宜之举。一旦将来他羽翼丰满，必然会原形毕露，对曾经的盟友大肆打击。

我们在孙皓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权的影子。当初，孙权称帝之前对士人多有倚重，而到他顺利称帝之后的黄龙、嘉禾年间，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更不要说赤乌年间的二宫之争了。孙氏过河拆桥是有传统的，无论是即将遭到清洗的濮阳兴等人，还是眼下得势的士人们，都逃脱不了这个宿命。总而言之，孙皓并非一开始就暴虐无度，他是经历了一个由“明”转“暴”的过程的，虽然这个过程比较短暂。因为暴是孙皓的本性，而明是为了达到施暴的目的而装出来的假象。

不过，孙皓到底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些深入骨髓的东西还是难以掩饰的。虽然他在执政方面有所克制，但在个人行为上比较放纵，孙皓很快就表现出粗暴骄横、贪酒好色的一面。这令濮阳兴和张布异常忧虑，现在孙皓已经逐渐树立起皇帝的权威，在政治上又主动向士族靠拢，但从个人的脾气秉性上来看，明显算不上什么仁义之君，看他对朱太后的态度就知道了，孙皓绝对是个薄情寡义之人。如今，自己手中的权力正在逐渐丧失，这样下去将来能否得以善终都是个未知数，濮阳兴和张布感到深深的后悔。

他们还是太天真了，既然走上了权臣的道路，就绝无退路可言，他们只有立孙𬘭一种选择，然后通过控制幼主掌握权力。自从他们决意违背孙休的遗诏时，悲惨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濮阳兴和张布虽对迎立孙皓一事感到后悔，但这种心态肯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孙皓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除去二人之心愈发强烈，他们无论怎么隐藏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时，万彧摸清了皇帝的心态，便趁机将濮、张二人悔恨立孙皓为帝之事上报。孙皓正愁找不到借口，这下问题可以解决了。元兴元年（264年）十一月，孙皓召濮阳兴和张布入朝，将他们收监并发配岭南，随后又在半途追杀二人，并夷灭三族。从此，东吴历时十余年的权臣当政的格局被终结了。

然而，若要彻底地重塑皇权，仅仅解决内部问题是不够的。当初，朝野上下期待长君继位就是希望出现一名有作为的君主带领东吴走出内外交困的境地，因此，接下来孙皓还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