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乌六年（243年）冬，丞相顾雍病逝，享年七十五岁。这位老臣一生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地侍奉孙权，终于在暴风雨的前夜安然离开人世。

顾雍死后，陆逊接替他的丞相之位。为了彰显拜相兹事体大，孙权还派专人将丞相印绶从建业送至武昌陆逊处。一般来说，丞相应该在朝中处理政事，但陆逊是个例外，他的荆州牧一职仍被保留，拥有都督一州的大权。此时的陆逊无论权力还是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不过，孙权既然如此看重陆逊，那为何二人最后会决裂呢？

其实，孙权总体来说对陆逊是信任的，这些年他屡立战功，孙权也给了他相应的回报。以丞相之职掌握一地军政大权，对于非权臣的臣子来说是很难得的。陆逊始终恪守臣责，坚定地贯彻了陆氏一门“忠”的家风。可如今顾雍已逝，陆逊成了儒学士人们唯一的领袖，他只能站出来扛起这面大旗。孙权和士族从来都是既合作又对抗的状态，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不同。早先，孙权在对外战争中倚重陆逊，这让他的恩宠无以复加，而当外部威胁消退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宫之争初期，太子党其实形势尚可，一度有王夫人即将被立为皇后的趋势。这当然不是孙权的本意，大概率是士大夫们反复谏言的结果。孙权本就有意扶植鲁王，让他和太子分庭抗礼，怎么可能会立太子之母为皇后，加强太子的地位呢？孙和被立为太子后，王夫人荣宠更甚，后宫中其他曾受宠的姬妾，都被迁出宫外居住，如今又有立后的趋势，这让她的死对头全公主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自从走上与孙和母子对立的道路，全公主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将太子拉下马，否则一旦太子继位，她绝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全公主对王夫人拼命诋毁，立后一事打了水漂。孙权能因为女儿的一面之词轻易改变主意，恐怕也是立王夫人为后并非他本意的一个佐证。

见孙权这个态度，鲁王孙霸认为太子失去了信任，于是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竟有和边将结交的打算。孙霸的目标是朱然之子施绩。朱然原名施然，本是朱治外甥，过继为其子，后朱治有子朱才，朱然之子朱绩改回其本姓。当时，朱然驻守江陵，位高权重。此人虽是江东人，但其父朱治早年间跟随孙坚东征西讨，因此身上被烙上了深深的淮泗印记。再加上他是武将出身，和士大夫并非一个群体，如果通过施绩将朱然拉拢进来，鲁王党的影响力也会扩大。为此，孙霸亲自前往施绩的官署，并坐在他旁边，想和他套交情，施绩却从座位上站起来，拒绝了他的好意。这应该也是朱然的意思，他和两党都没有利益冲突，不愿蹚这浑水，只想明哲保身。况且，他又不像全琮那样有这么硬的后台，如此选择再正常不过了。

其实，孙权虽然在打压太子，但又何尝想让孙霸发展起来？他扶植孙霸，只是为了对付士大夫，绝不可能让他成尾大不掉之势，如果孙霸的势力越来越强，对他同样是个威胁。因此，孙权准备敲打一下两个儿子，顺便把二宫对抗的气氛缓和一下，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之事。很快，孙权便下令禁止太子和鲁王与外界往来，让他们专心向学。

这条命令明显对太子党的影响更大。太子是士大夫们的旗帜，当初在吕壹最猖狂的时候就是孙登站出来为他们说话，才让孙权有所顾忌。如今，孙和被软禁，太子党的主心骨陆逊又不在建业，长此以往，太子党岂不成了一盘散沙？而鲁王党有孙权的支持，其核心人物全公主随时可以上达天听，这一优势是太子党不具备的。

为此，羊衜上书建议恢复太子及鲁王与外界的交往。羊衜原来是孙登的人，孙登去世前推荐过他，便顺理成章加入了太子党。羊衜不愿让太子孤立无援，但为显示自己没有私心，同时也提到了鲁王。孙权闻言自然是心中冷笑，对方那点心思他看得一清二楚，于是这份上书也就石沉大海了，这是赤乌七年（244年）的事。总体来说，当时的形势还算平静。在此期间，是仪多次劝鲁王就藩，孙权并未震怒，也没有回应，对他来说目前还没到摊牌的时候。然而到赤乌八年，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短短一个多月内，东吴国内发生了惊天巨变。

这年年初，孙权得了重病。孙和到太庙祭祀时，由于太子妃叔父张休的府邸离太庙很近，张休便邀孙和前来做客。全公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打击孙和母子的好机会，便对孙权说太子不在太庙里，却去张休家里密谈，王夫人不仅对您的病情毫不关心，反倒喜形于色。此时孙权已年过花甲，又身患重病，本就非常恐慌，再加上全公主的刺激，顿时怒不可遏。自己还没死呢，这就开始搞阴谋了？

很快，王夫人被废，不久后忧惧而死，而太子孙和也彻底失宠。其实，孙权应该只是一时被怒火弄得丧失了理智，他病愈后如果平静下来仔细想一想，应该能明白这是全公主在搬弄是非。可孙权仍然没有宽恕孙和，说明这只是一个表象，孙和失宠的真正原因是他和当初的孙登一样，变得愈发士大夫化了。孙权当初对孙登不满，现在对孙和同样不满，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孙和的“变形走样”。

孙和最终走上了兄长的老路，这一点从孙和命韦昭作《博弈论》一事就能看出。所谓博弈究竟具体是个什么游戏，现在已经不太好考证了，大体应该是六博或者早期的围棋之类。诸葛恪的弟弟诸葛融对此就非常喜爱，他举办宴会时，会询问宾客擅长什么游戏，比如樗(chū)蒲、博弈、投壶等，然后根据大家的特长和爱好分别组局进行游戏，可见当时博弈风气之盛。孙和的儒家正统观念很强，他很看不惯这种现象，为了制止这种风气，他精心安排了一个计划。

一次宴会中，孙和主动把话题转到博弈上，他认为博弈此道只能浪费光阴，毫无用处，白白消耗精力，最终一无所获。当然，他也承认人不可能没有欲望，都会喜爱娱乐，但应该进行一些高雅的娱乐，比如饮宴、读书、弹琴、骑射等，没必要只盯着博弈，随即命身旁的八人各自就博弈一事作文章，以矫正时弊。这八篇文章中，有七篇都失传了，甚至连作者的名字都无从考证，唯独韦昭的《博弈论》留传下来。

韦昭这篇《博弈论》和孙和的理念基本一致，他认为人生在世，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就要立功名。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加强学习儒家思想的同时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而博弈空耗时间精力，毫无价值。对娱乐的看法上，韦昭和孙和一样，都持有儒家传统的高雅娱乐观念，比如儒家六艺也算是一种娱乐，比博弈强得多。总而言之，韦昭作《博弈论》相当于他成为孙和的发声筒，替孙和宣扬提倡高雅娱乐、反对低俗娱乐的理念。

孙和对博弈的批判只是一个表象，他反对的其实是儒家高雅娱乐以外的所有玩物丧志的东西。再看看孙权本人的喜好吧，他爱读书不假，但同时也有酗酒、游猎、滑稽嘲戏等诸多爱好，这在传统儒士看来是很不入流的。比如，虞翻就曾因此在宴会上和孙权发生过冲突，险些被当场格杀。

孙和的理念不只代表他本人，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的看法。这个群体的成员，比如顾雍，很传统，拘于礼法，孙权就表示：宴会上有顾雍在，就让人没法尽兴。再比如陆逊，当初他在武昌时就对孙虑热衷斗鸭并专门修建斗鸭栏一事进行斥责，说这玩意没有一点益处，要求他多读儒家经典。潘濬曾反对孙权射雉(zhì)的爱好，因为射雉这种活动几乎已经偏离了田猎的范畴，完全变成了一种游戏。

总之，孙和的理念和士大夫们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只有孙和反对还好说，现在孙和与来自各地的儒学士人们都在反对低俗娱乐，这让孙权认识到士大夫们已经成了太子的坚实后盾，这不得不让他心生忌惮，出手打压已经势在必行。

王夫人被废是太子党陷入危机的重大信号，建业的士大夫们无力扭转局面，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陆逊身上。当时，吾粲站出来为太子说话，可不仅没有任何结果，反而得罪了鲁王及其党羽杨竺。吾粲没办法，只好立即将京中的险恶形势通知陆逊，他本人则做了最坏的打算。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吾粲就因为杨竺进谗言被下狱处死。不仅如此，陆逊的三个外甥顾谭、顾承和姚信都因鲁王党的陷害被流放至交州。在那个年代，被流放到毒瘴横行的蛮荒之地，几乎等于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远在武昌的陆逊急得心似火烧，作为太子党中资历最深、身份最高的元老，他必须站出来做点什么了。经过这些年的腥风血雨，以陆逊的智慧，不会对孙权的心思捉摸不透。如果他像朱然一样坚持明哲保身，不再过问朝中之事，大概率能逃过这次劫数。可是，多年来所受的儒家正统教育让他不能无动于衷。不惧生死，直言进谏，这是士人的风骨，陆逊也以实际行动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陆逊多次上书，甚至请求前往建业亲自向孙权陈情，但都遭到了拒绝。而且，他的一次上书又带来了新的麻烦。一次，孙权召见杨竺，屏退左右后与杨竺谈到孙霸的事。杨竺认为这是个进言的好机会，就拼命称赞孙霸文武双全，应当被立为太子，于是孙权便答应了。当然，这并非孙权的本意，他应该只是随口一说罢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时并非没有第三者在场，床底下还藏着一人。此人是皇宫中的下人，也是孙和的死士，他听到这一信息后立刻向孙和报告。此时的孙和已经病急乱投医了，本来他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闭门谢客，低调到极致，那样或许还能逃过一劫，他却打算寻求陆逊的帮助，这又犯了孙权的忌讳。一个失宠的太子还在结交重臣，到底想干什么？于是，孙和再无翻盘的可能，终于在数年后被彻底软禁，这是后话。

当时，陆逊的侄子陆胤正好要到武昌公干，临走前去向孙和辞行。孙和倒是很谨慎，没有公开和他会面，而是在车里和陆胤密谈，约定好让陆胤将消息传给陆逊，让陆逊上表劝说孙权。没过多久，陆逊的上书便到了，孙权一看这么机密的事被泄露了，这怎么得了？于是，立刻将杨竺叫来质问。杨竺吓坏了，连连解释说不是他泄露出去的，可他又没法解释这件事，杨竺想来想去开始怀疑陆胤，因为只有他最近去了武昌。

孙权便派人询问陆逊是如何知道自己想改立孙霸的，陆逊没办法，他不可能出卖太子，只能把陆胤推出来顶罪。陆胤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是杨竺告诉他的，他想跟杨竺同归于尽。孙权直接将两个人一起下狱，严刑拷打。陆胤虽是读书人，但有一身硬骨头，他受尽酷刑却绝不屈服。而小人杨竺撑不住了，很快屈打成招，最后被孙权处死，抛尸江中。

不过，孙权也没想就此放过陆逊，他多次派使者前往武昌斥责陆逊，这让陆逊心中悲愤不已。如今太子的位置岌岌可危，亲友们一个个被流放或者下狱，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却依旧无力回天。当年君臣相和、共创基业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却变成这副光景。士可杀不可辱，孙权这番苦苦相逼给了陆逊最后一击，他胸中激愤难耐，很快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三岁。陆逊究竟是病逝还是被隐诛，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陆逊是被孙权逼死的。

虽然二人一度有过亲密无间的合作，但那是当时的共同利益造就的，双方的阶层有区别，文化有差异，注定要发生冲突。陆逊无论是政治观念还是军事思想都是统一的，他主张宽刑罚、轻徭役，体现在军事领域就是以保境安民为主。虽然这看上去缺乏进取之心，却是最切合实际的，因为以东吴的实力北伐几乎没有胜算，孙权多次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孙权对此却不认可，他始终做着九州归一的美梦，在政治和军事上任何与他意见相左的人都会遭到打击。陆逊深知不可能改变孙权，只能寄希望于孙权的继承人，但这点更让孙权厌恶。自己活着的时候陆逊尚且多次唱反调，自己百年之后会怎么样呢？孙权比陆逊还大一岁，他为身后之计，生怕自己的继承人无法驾驭陆逊这样位高权重的臣子，恐会沦为陆逊的傀儡，所以势必要将其铲除。

陆逊之死是他与孙权在文化、政治以及军事领域全面冲突的结果，也是他难以逃过的宿命。孙权逼死陆逊，虽然表面上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却严重破坏了君臣关系，动摇了国家的统治基础，也让东吴走向了衰亡。几年后，孙权在召见陆逊之子陆抗时，对此事深表后悔，直言对不起他们父子，或许这也不全是惺惺作态吧。

陆逊一生出将入相，建功立业，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操守，不愧是古代士人的典范。他虽然死得冤屈，但后世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作为国家重臣，陆逊死后竟然家无余财，足以称得上和诸葛武侯比肩的人臣之楷模。陈寿称其为社稷之臣，洪迈称其为国之柱石，丝毫不为过。

陆逊之死令太子党陷入了低谷，而斗争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