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2日，伦敦郊区初秋一个如常的星期天早晨，梅丽塔·诺伍德站在自己的两层小屋前的花园里，她面前是一群神色各异的记者。他们举着话筒、扛着摄影机、攥着手中的笔，静候这位87岁的老奶奶发表自己的声明。

早上好，先生们！很抱歉让你们星期天还要出来加班。

讲完这句开场白后，梅丽塔紧握着自己的发言稿，用紧张但又坚定的声音继续说道：

我所做的并不是为金钱，而是为了协助避免一个新制度的失败。这个制度以巨大的代价让普通人都能享受可负担的食物和交通便利、良好教育和医疗服务……我认为我所能接触到的东西或许有助于苏联与英国、美国，以及德国保持同步发展……尽管总的来说，我不赞成对自己的祖国进行间谍活动……（但）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知道我会再次做同样的事情。[HOGE W.“The Great-Grandmother Comes In From the Cold” [EB/OL].New York Times, 1999-09-13 [2024-12-30].https://www.nytimes.com/1999/09/13/world/the-great-grandmother-comes-in-from-the-cold.html.]

这名老妇人口中的“新制度”指的是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她“所能接触到的东西”是指她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担任秘书期间所能接触到的涉及核武器研发的机密资料，而她的间谍行为是指将这些资料传递给苏联。有趣的是，同一年，乔治·布莱克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讲过与梅丽塔类似的话：

我认为把生命奉献给一个崇高的理想、一个崇高的实验，即使它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是错误的。……唐纳德·麦克莱恩就是这样想的。菲尔比也是这样想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我认为很多苏联人也是这样想的，这并没有错，这个理念非常崇高，现在依然很崇高……[Interview with George Blake [EB/OL].PBS broadcast, 2023-11-01 [2024-12-30].https://www.pbs.org/redfiles/kgb/deep/interv/k_int_george_blake.htm.]

就在梅丽塔·诺伍德发表公开声明的前一天，《泰晤士报》刚揭露了一桩“谍海旧闻”：根据叛逃的克格勃档案员瓦西里·米特罗欣提供的资料，1932—1972年，梅丽塔·诺伍德曾利用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的秘书身份为苏联充当间谍。事实上，她可能是冷战期间为苏联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前后达40年。根据米特罗欣的说法，她可能是克格勃在英国最重要的潜伏间谍，其重要性甚至高过“剑桥五人组”。她在克格勃的代号是“霍拉”（HOLA），而乌尔苏拉·库琴斯基曾是她的秘密联系人。她俩相处得非常融洽，配合默契，库琴斯基甚至会亲切地叫她“莱蒂”（LETTY）。1958年，梅丽塔曾被苏联方面秘密授予红旗劳动勋章，但她拒绝领取任何经济报酬。“我知道自己被授予了红旗劳动勋章，但没有任何仪式，她们只是口头告诉了我，”她晚年曾这样回忆道。实际上，戈尔季耶夫斯基对“霍拉”这个代号印象深刻，因为他在1980年克格勃及其前身成立60周年的内部纪念文集中读到过霍拉的事迹，说“在核领域，英国间谍的工作卓有成效……而在其中，霍拉尤为出色”[ROSE D.From Finchley with love [EB/OL].The Guardian, 2005-07-02 [2024-12-30].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05/jul/03/past.davidrose.]。

梅丽塔的父亲是拉脱维亚人，母亲是英国人，她从小受父母影响而信奉左翼思想并加入英国共产党。冷战期间，她向苏联秘密提供涉及英国核武器研发的资料，直到1972年退休。1999年，她的间谍身份被曝光，但未被追究刑事责任。2005年，梅丽塔因病去世，享年93岁。回顾自己的间谍生涯时，梅丽塔曾如此评价：“那只是我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我并没有过着什么‘双重生活’，接孩子、做家务和购物所花的时间比从事间谍工作要多得多。”她的丈夫对她的间谍行为有所了解，但既没有参与，也没有阻止。而她的子女在事件曝光前，完全不知情。事后她的女儿曾表示：“当时我完全震惊了……但无论她做过什么，我都爱她。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坚强，完全不在意物质生活。”2018年，根据她的事迹改编的电影《红琼》（Red Joan）上映，由英国著名演员朱迪·丹奇（Judi Dench）主演。

对于梅丽塔·诺伍德及当年的富克斯这类核间谍，晚年的乔治·布莱克曾对他们的动机和心理有过一段非常到位的解析：

当然，他们（指核间谍们）帮助苏联更快地制造出原子弹。虽然我认为苏联人无论如何都会制造出原子弹，但若没有那些情报，可能将需要更长的时间。通过提供情报，可以重新建立战略平衡，并拯救世界免于核灾难。虽然他们没有这样说过，但我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帮助世界，免于核战，而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Interview with George Blake [EB/OL].PBS broadcast, 2023-11-01 [2024-12-30].https://www.pbs.org/redfiles/kgb/deep/interv/k_int_george_blake.htm.]

在冷战宣告结束多年后，一位年近90岁的老奶奶被指认为苏联间谍，以余音荡漾的方式提醒众人当年谍海斗争的诡谲多变。而正如“剑桥五人组”、乔治·布莱克以及罗杰·霍利斯一样，梅丽塔·诺伍德被揭露的间谍行为对英国政府和情报机构更多是一桩麻烦的公关事件，而非危及国家安全的纰漏。当时的布莱尔政府的内政大臣表示不会对梅丽塔·诺伍德进行刑事调查。事发后，布莱尔政府只是要求军情五处提供一份完整的报告，但拒绝对外公开，并表示：“不确认或否认安全机构调查的细节是官方长期的政策。”[HOGE W.“The Great-Grandmother Comes In From the Cold” [EB/OL].New York Times, 1999-09-13 [2024-12-30].https://www.nytimes.com/1999/09/13/world/the-great-grandmother-comes-in-from-the-cold.html.]

实际上，军情五处在1992年前后就通过瓦西里·米特罗欣提供的资料证实梅丽塔是苏联间谍，但并没有足够的司法证据把她送上法庭，何况冷战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六七年后，媒体之所以曝光此事，主要是因为克里斯托弗·安德鲁与米特罗欣合作出版的新书《克格勃绝密档案》（The Mitrokhin Archive）中首次对外披露了这个故事。英国政府、军情五处之所以决定不对她进行刑事调查或将其送上法庭的理由有二：一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到她年事已高；二是认为梅丽塔所造成的危害并不大。尽管如此，保守党阵营却并不打算放过梅丽塔，甚至将她与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相提并论：既然英国政府可以配合逮捕一个当时83岁的“智利前暴君” ，为什么却要放过一个87岁的苏联间谍呢？

此外，《卫报》的编辑们还在社论中“阴阳怪气”了一把，重提彼得·赖特的旧事：大概只有彼得·赖特这样的间谍才会遭到英国政府的无情追捕，因为他们的罪行不是为外国势力效力，而是告诉英国民众英国情报安全机构的内部实情：

军情六处、军情五处和内政部知道谁才是他们真的敌人。[Treason or Reason? [EB/OL].The Guardian, 1999-09-11 [2024-12-30].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1999/sep/12/leaders.leaders.]

若仔细分析英国官方尤其是军情五处对待梅丽塔·诺伍德的态度，似乎呈现出一种微妙的矛盾之处。如果梅丽塔并不重要，那为什么默许瓦西里·米特罗欣和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将她的故事披露出来并主动“喂”给新闻媒体呢？毕竟前者是需要英国情报安全机关庇护的变节者，而后者是乐于与之合作的学者。而苏联方面的褒奖、克格勃内部的重视，却又明显地说明了梅丽塔的重要性。站在英国官方尤其是情报机构的角度，他们似乎一边想要凸显策反瓦西里·米特罗欣的价值，进而彰显自己在隐蔽战线取得的成绩，一边却又不希望因此过多地暴露自己内部的丑闻与问题。实际上，如此考虑问题的不仅是英国的情报机构，历任首相中持类似思路者亦不在少数。

从丘吉尔、麦克米伦到撒切尔夫人，这些首相对“鼹鼠”的忧虑更多是来自新闻舆论的反噬。一旦有媒体利用这类故事制造丑闻，那么首相就不得不在下议院面对质疑，被迫回答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此外，这些事件不仅减弱了民众对英国国家安全方面的信心，更要命的是损害了美国对英国政府和情报系统的信心与信任感。即便退出政坛后，麦克米伦还在不同场合多次评论“剑桥五人组”的一系列事件“言过其实”，认为伯吉斯、麦克莱恩甚至菲尔比的叛逃，对英国政府的日常运作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阿尔德里奇，科马克．暗黑之门：历任首相主导下的英国情报史话［M］．李红娥，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9：230—231.]

而站在情报机构的角度来看，整个冷战期间，面对组织严密、手段高明的苏联情报机关，西方尤其是英国情报机构所面临的压力远超一战、二战时期；同时，还要面临昔日殖民帝国的瓦解，以及国力下滑的现实。隐蔽战场的厮杀成为冷战的最前线，双方愈演愈烈的间谍活动成为不宣而战的冲突现场。此时，英国的情报机构从帝国版图扩张的助推者变为帝国瓦解过程的缓冲器。无论是在彼得·赖特的回忆录中，还是在约翰·勒卡雷的小说里，英国的情报机构似乎都是内讧不断、一直在掉链子的官僚机构。它们是一个崩溃帝国或者衰败帝国之下的机构，只是在疲于应付苏联的攻势和压迫，同时面临着帝国分崩瓦解这一不可逆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背景下，潘科夫斯基、戈尔季耶夫斯基以及米特罗欣，对冷战前后的英国情报机构来说都是其自我标榜为冷战斗争胜利者的证明，尽管美国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将英国情报机构视为培养叛徒的温床。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梅丽塔·诺伍德刚开始自己的间谍生涯时，就曾被军情五处调查过。1938年，一名叫珀西·格拉丁（Percy Glading）的工会领袖因向苏联转交涉及武器装备的资料而被捕入狱，梅丽塔也是“珀西情报圈”的成员之一。现有档案显示，当时军情五处其实已经掌握了这个信息并对梅丽塔进行监视，但出于未知的原因而未继续进行调查。1940年后，梅丽塔得以继续她的间谍生涯，当时她的联系人便是刚移居英国不久的乌尔苏拉·库琴斯基。格鲁乌认为“索尼娅”与诺伍德的合作极为重要，可以让苏联方面尽早获得有关铀冶金与核反应堆设计方面至关重要的知识。[BURKE D.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op: Melita Norwood and the Ending of Cold War Espionage [M].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8: 135.]

1945年年初，原子弹研发进入最关键的时刻。当时，军情五处要对深度参与这个最高机密项目的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相关人员进行更严密的背景审查，协会主任G. L.贝利（G. L. Bailey）本人也不例外。1945年2月的一天，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主任的办公室，军情五处的官员单独找了贝利的秘书来问话，希望通过对这名秘书的问话来确认协会主任是否有疑点和问题。而这位秘书正是梅丽塔·诺伍德。在自己的间谍身份被曝光后，梅丽塔曾回忆过50多年前的那次谈话，以及那位找她谈话的军情五处官员：“负责审查的是一个很好的家伙。谈话很愉快、友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军情五处的官员并没有对这位几年前还在他们监视名单上的女性给予更多关注。直到1965年，军情五处才又确认梅丽塔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但仍未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这一切难以解释，却又如此熟悉。

实际上，20世纪40年代，库琴斯基在为梅丽塔·诺伍德、克劳斯·富克斯担任联系人时，并非没有被人注意到。1943年，牛津市的警察局曾检测到库琴斯基住所附近有大功率无线电活动的迹象，而在战时这当然是被严格禁止的。牛津警方曾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军情五处，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调查。结果，军情五处似乎对这个报告毫无兴趣，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实际上，直到1947年夏，军情五处才对库琴斯基进行直接调查和问话。当时有两名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直接敲开了库琴斯基家的门，但他们表示，并非来逮捕她的，而是希望寻求合作。因为他们知道库琴斯基来英国之前可能曾为苏联服务，但在来英国后已经不再活动了。当时，库琴斯基非常冷静地予以应对，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左派立场，并坚持“英国公民的合法性和左派观点并不矛盾”[维尔纳．谍海忆旧[M]．张黎，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273—274.]。此后，军情五处方面就再也没有直接找过她，直到她离开英国。多年后，库琴斯基曾有过一个比喻：

那些年里，军情五处内部似乎总有一只手在保护着我。

至于这个比喻究竟是库琴斯基事后回顾当年情况时所发的感慨，还是一种装糊涂式的致敬，现已不得而知。不过，在彼得·赖特看来，库琴斯基在英国的重要线人除了富克斯、梅丽塔·诺伍德，或许还包括那位躲在幽暗深处的“埃利”。

1977年，库琴斯基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中，她非常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瑞士及英国各处的谍海生涯。不过，她对自己与梅丽塔·诺伍德的关系只字未提。直到1999年，梅丽塔·诺伍德的身份被揭露后，外界才发现了两位看似完全无关的女性曾于20世纪40年代在军情五处的眼皮底下有过如此长期和密切的合作。

1999年9月中旬，在自家花园公开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几天后，梅丽塔·诺伍德收到了一个从德国寄来的包裹。寄件人是她当年的秘密联系人——乌尔苏拉·库琴斯基。包裹中有一本库琴斯基自己的回忆录、她的照片和一张卡片。

卡片上写道：

致莱蒂：索尼娅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