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是军情五处的官方历史作者克里斯托弗·安德鲁，都曾尝试回答一个有关罗杰·霍利斯身份的关键问题：

如果不是霍利斯，那么“埃利”究竟是谁？

而克里斯托弗·安德鲁以及军情五处官方声称的人选——伦纳德·朗，真的符合“埃利”的特征吗？

根据古琴科的说法，“埃利”跟他一样是格鲁乌的一名间谍；此外，“埃利”潜伏在军情五处。伦纳德·朗显然不符合这两个关键特征：第一，他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而非苏联军事情报系统；第二，二战期间他的工作机构是军情十四处[一战至二战期间，英国除了军情五处、军情六处，还有军情一至十九处，分别负责不同领域和类型的情报工作，它们直接隶属于战争办公室。二战后，相关职能归并于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及政府通讯总部等三大英国情报机构。]，主要负责德国境内的情报搜集工作，而非军情五处。更重要的是，伦纳德·朗在军情十四处时只是一个基层的工作人员，并非什么高层，这同样不符合古琴科的描述。克格勃解密档案还显示伦纳德·朗在克格勃的代号其实是“拉尔夫”（RALPH）。

而20世纪60年代才进入克格勃的戈尔季耶夫斯基从没有确切听说过“埃利”是谁，也并不奇怪。更何况“埃利”本来就属于格鲁乌系统而非克格勃。1998年，“剑桥五人组”第五人约翰·凯恩克罗斯出版了回忆录。在书中，他对军情五处官方、戈尔季耶夫斯基对霍利斯所做的辩护，以及伦纳德·朗便是“埃利”的说法也嗤之以鼻。其实，戈尔季耶夫斯基对此问题的说法也存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例如他一方面指出在他赴伦敦上任前，曾与克格勃的同事们讨论过霍利斯，结论是“说他是克格勃的‘鼹鼠’纯属无稽之谈”；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格鲁乌往往比克格勃更讲究纪律，“我也从来不知道他们（在英国）的联系人是谁”。

当然，彼得·赖特以及查普曼·平彻对霍利斯的怀疑基本来自间接证据。20世纪60年代对霍利斯的内部调查基本可归类为基于档案的人事背景审查。而在彼得·赖特等人看来，其间所发现的疑点之多，足以让他们对霍利斯的真实身份下断言：他几乎肯定是苏联方面的卧底，而“埃利”就是霍利斯。

首先，20世纪20年代，霍利斯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曾跟克劳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科伯恩日后成了英国著名的左翼记者，也是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加入军情五处时，霍利斯没有对这段人际关系做过清楚的交代，直到20世纪60年代遭遇审查时才吐露。其次，彼得·赖特与平彻都对霍利斯在中国的经历打了非常多的问号，因为这段时间正好与苏联格鲁乌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在中国、日本的活动时间相重合。1931年，霍利斯在北平逗留期间，曾有人目击他与史沫特莱见过面。之后，他也跟佐尔格小组的成员产生过社交交集，例如佐尔格小组的格鲁乌情报员卡尔·里姆夫妇。霍利斯在1934年回国探亲及1936年离开中国返回英国时，都选择漫长的陆路——途经苏联并在莫斯科经停，而没有选择更快、更舒适的海路，这同样让人心生疑窦。1936年返英途中，他还曾在巴黎停留，与当地的左翼人士多有交流。换言之，与金·菲尔比等“剑桥五人组”一样，霍利斯在加入军情五处之前，同样长期混迹在共产主义社群。关于这段经历，霍利斯本人始终没有清楚交代过，直到20世纪70年第二次内部调查时才有所吐露。

而在处理核间谍克劳斯·富克斯案件时，直接负责此案的霍利斯有意或无意间也忽略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富克斯与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汉斯·卡勒（Hans Kahle）[汉斯·卡勒本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官僚后代，早年就读于普鲁士军官学校，参加过一战。20世纪20年代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毕业后投身左翼运动，曾是德国共产党准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41年他在英国当记者，也是自由德国运动的创始成员。其间，他结识了富克斯。纳粹上台后他离开德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并成为国际纵队的高级指挥官。他是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汉斯将军的原型。]认识，他们曾交往密切。在霍利斯最初的报告中，只提及富克斯在1940年曾与一名德国人有密切联系，但没有提及其名字和身份。而这个德国人正是汉斯·卡勒。时任首相艾德礼对此疏漏非常不满。他无法理解的是，汉斯·卡勒作为一名资深且著名的活动人士早就被军情五处纳入监视的范围，但军情五处却没有发现富克斯与他的关系或是没有向政府报告他们之间的联系。[阿尔德里奇，科马克．暗黑之门：历任首相主导下的英国情报史话［M］．李红娥，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9：160.]

此外，还有一个间接证据同样与富克斯等核间谍有关，涉及那位传奇的格鲁乌女情报员——乌尔苏拉·库琴斯基。事实上，乌尔苏拉·库琴斯基抵英之初，汉斯·卡勒曾给予她很多帮助。不过，这些帮助同样没有引起军情五处方面的关注。而她在中国的时间和经历，则与霍利斯本人高度重合。库琴斯基曾回忆自己在中国期间与一个日后成为军情五处官员的人打过交道，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霍利斯。而她在英国期间的住处离霍利斯的办公室也非常近，也有人指认霍利斯曾去过库琴斯基家。尽管从1947年起，她先后被军情五处调查过两次，但最终都有惊无险。若不是维诺那计划导致富克斯等人的泄密行为败露，库琴斯基有可能潜伏更长的时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便是，“那些年里，军情五处内部似乎总有一只手在保护着我”。自1939年起，罗杰·霍利斯便在军情五处的B部门工作，该部门主要负责调查英国境内涉嫌苏联间谍行为的个人及其案件。至于霍利斯成为军情五处局长后，无论是“剑桥五人组”，还是乔治·布莱克等人此起彼伏的叛逃和丑闻，都证明了当时英国情报机构内部管理的弊端、漏洞之大。

当然，上述种种至多只算是疑点，而非法律意义上的铁证。然而，对于情报机构的分析也并非司法审判。如果说后者应该是“疑罪从无”，那么前者则恰好相反，任何疑点在被澄清之前都不应该被忽视。对于霍利斯的个案，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王国保卫战》一书并未真正澄清霍利斯身上的疑点，而只是在批判彼得·赖特、平彻等人在此事上的偏执态度。事实上，在罗杰·霍利斯退休之后，英国官方及情报界曾对他进行过两轮调查。第一次便是彼得·赖特直接参与过的那次。但在得出最终的正式结论前，这个调查就被军情五处新任局长马丁·琼斯（Martin Jones）叫停了。这让彼得·赖特始终耿耿于怀，以致最终都发泄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第二次调查则始于1973年，先后担任过哈罗德·威尔逊与特德·希思两任首相内阁秘书的伯克·特伦德（Burke Trend）爵士负责领导了一项对英国情报机构被渗透情况的调查，而霍利斯自然也被列为受调查的重点人物。经过调查，特伦德的结论是“既无法证明霍利斯是苏联间谍，也无法消除其身上的所有疑点”。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在1980年悄悄告知平彻的便是特伦德的结论。

从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处得知特伦德内部报告的内容后，平彻曾直接向特伦德致函确认此事。图中的信件便是特伦德本人的回信，确认首相在议会的公开表态与其调查报告的内容相符。

2015年4月，澳大利亚国防情报组织的高级研究员保罗·蒙克（Paul Monk）等人在美国世界政治研究所组织的一场论坛上，用论证导图的方法全方位地驳斥了克里斯托弗·安德鲁与戈尔季耶夫斯基为罗杰·霍利斯做的辩护，这也可以被视为对霍利斯身份所进行的第三次全面调查。结论是其经历中的数个重大疑点在过往的调查都被忽视了。

1964年安东尼·布伦特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后，曾提及一段令人生疑的回忆，是关于负责审讯他的彼得·赖特与阿瑟·马丁的。那是在1945年霍利斯去加拿大处理完古琴科事件返回英国之后。某次，霍利斯谈及古琴科告诉自己，军情五处内部有一名代号“埃利”的潜伏间谍，当时布伦特正好也在场。

我猜霍利斯大概不喜欢我，甚至曾怀疑过我。因为当时霍利斯突然转头对我说道：“是不是这样，埃利？”

如果布伦特的这段回忆是真的，倒也不令人奇怪。当时潜伏在英国各机构内的“鼹鼠”大多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不同系统招募的间谍之间更可能对对方一无所知。若这段回忆是杜撰的，那么其动机就非常可疑了。尤其是在1964年前后，军情六处、军情五处麻烦不断，相关负责人备受指责甚至也遭到怀疑。当然，这也可能只是霍利斯灵机一动的一个有意或无意的玩笑。

在安东尼·布伦特坦白前后，英国正好迎来新一届大选，结果是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上台。由于担心威尔逊早年的左派背景，军情五处曾试图招募他的幕僚充当线人，而威尔逊对军情五处的观感并不好。在布伦特供认后，霍利斯便主张掩盖其行为，甚至没有告知威尔逊。霍利斯的理由是“担心威尔逊政府会利用‘布伦特一案’对军情五处进行打压”。这个理由在军情五处内部几乎是无可辩驳的，且与英国官僚体系的处理逻辑别无二致。

如果霍利斯真是潜伏多年的“埃利”，那么他能如此长久地把持军情五处也就不令人奇怪了——能够将自己的真正目的与所处环境的行事逻辑巧妙融合，使人难以分清他的目的何者为真，何者为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