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莱尔的下一步的打算是用检察官提供的时间线钉死博比，证明他在说谎。他传唤博比的邻居肯恩·艾格森。肯恩四十五六岁，他穿了遮掩肚子的双排扣西装，不过偏分的发型没能遮住他的秃头。上述两个缺点，如果只拥有其中一个，那就还不算太糟。艾格森声称自己在华尔街工作，星期四晚上9点前一定会到家，因为那天晚上他老婆教极限瑜伽，而他们的保姆康妮9点必须搭公交车回家。

“下车后，你看到了什么？”普莱尔问。

“我看到了罗伯特·所罗门，清清楚楚。我锁好车门朝我家前进的时候，听到左方有脚步声。我望过去，他就在那里。我之前没有跟他交谈过，但见过他一两次，你知道，进出的时候。我挥手打了声招呼，他也向我挥手，就这样。我进家门，孩子睡了，保姆康妮也已搭乘公交车回家了。”

“你确定那人是他吗？”普莱尔问。

“百分之百确认。他很有名。我在电影里见过他。”

“你怎么确定你是9点到家的？”普莱尔又问。

“我8点半离开公司，开车回家，停车的时候我看了仪表板上的时间。我上星期晚了一点儿，差不多是9点10分到的家，康妮就不高兴了。她说她赶不上公交车了，所以我给了她50美金让她坐出租车。你知道好保姆有多难找吗？我会确保那天准时到家，我也的确准时到家了。”

“艾格森先生，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很重要。我要你明白你这段话会造成的后果。被告说他午夜才到家，若不是他在说谎，就是你在说谎。如果你对当时的状况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现在是告诉陪审团的好时机。所以，我再问你一次，你确定你在命案当天晚上9点，看到罗伯特·所罗门走进了他家吗？”普莱尔问。

这次艾格森转头面向陪审团，直直望着他们，充满自信地说：“我确定，我看到他了。当时是9点。我可以用我孩子的命担保。”

“换你了。”普莱尔得意扬扬地说。他经过法官席、证人席，回到检方桌。

我立刻起身，无视身体的疼痛，抢在普莱尔回到座位前说：“普莱尔先生，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留步。”他想转身找法官，但我紧抓着他的手臂。他停下动作，咬牙看着我。在他能够抗议或抽开身子之前，我已经展开了我的进攻。

“艾格森先生，你与普莱尔先生已经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他就站在你面前3米的地方，全部都在你的视线中。告诉我，普莱尔先生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我问。

普莱尔啧了一声，但我不让他转身。他继续背对着证人席。

“我想是红色的。”艾格森说。

我放开普莱尔。他眯起双眼，解开粉红色领带外面的西装外套纽扣，坐进了检方席。

“哦，我以为是红色的，我的错。”艾格森说。

“低级，太低级了。”普莱尔说。

我转向检察官，对他说：“我没问这条领带质量如何，但如果你花了超过1.5美金，那你就是被坑了。”

笑声弥漫在法庭中。

“艾格森先生，你与那个男人照面儿有多久？大概只有两三秒吧？”

“对，差不多。”

“你跟对方离了多远？”

“可能超过6米。”他说。

“也许是9米？”

他想了想。“没有那么远，也许8米吧。”

“当时天色昏暗？”

“对。”艾格森说。

“你看到的人戴了墨镜，连衣帽也套上了，是这样吗？”

“对，但那是他。”

“你觉得那人是罗伯特·所罗门，因为他打扮得跟罗伯特·所罗门一样，还正要进屋，是这样吗？”

“就是他。”艾格森说。

“好，于是你在黑暗里，距离8米外，看到一个人戴着墨镜，头上套着衣服的兜帽。你看到的就是这样，对吗？”

“对，那是……”

“那是一个走向罗伯特·所罗门家的人，所以你以为那是被告。我说的没错吧？”

艾格森没有开口，他正在寻找正确答案。

“那可能是任何人，对吗？你根本没有看到对方的脸。”

“我确实没有看清对方的脸，但我知道那就是他。”艾格森不满地说。

在我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时，我转身面向陪审团。

“他有打领带吗？”我问。

陪审团大笑起来，除了亚历克·韦恩。

艾格森没有回答。

“不用继续讯问了，检察官传唤托德·金尼。”普莱尔说。

艾格森低头离开证人席。普莱尔才不在乎。这是他的策略。多数检察官可能会把整个早上的时间都花在艾格森身上，普莱尔不来这一套，他把证人当快速球扔。如果陪审团不喜欢某位证人，马上会有另一位上场。这是一项很危险的技巧，连续传唤证人，但某方面来说，这样事情会比较简单，可以让庭审过程迅速推进，确保陪审团绷紧神经。

金尼居然是个年轻人。他身穿白色衬衫、打着领带，还有蓝色牛仔裤及蓝色的休闲西装外套，所有的衣服看起来都至少小了两号，就连领带都碰不到腰。他很年轻，有自己的风格。当技术员实在可惜，做卧底倒挺合适的。

普莱尔起身，他的右脚在地上点个不停，我让他不安了。他的衬衫领子紧勒着他的脖子。我决定施加压力了。

我走回座位的时候，停下脚步在普莱尔耳边低语。

“领带的事我很抱歉，那招儿真的很低级。”

我听到金尼走过来。

“那样也救不了你的客户。如果你再敢碰我一次，我会打爆你这张丑脸。”普莱尔如是说，面对法官的脸上还挂着笑容。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再碰你。”说着，我从普莱尔身边退开，直直挡在金尼走过来的路线上。金尼被绊了一下，我赶紧拉住他。

“哇，真抱歉。”我说。

金尼没有回话，只是摇摇头，走向证人席。我坐回辩方桌，让普莱尔进行他的工作。金尼发过誓后，普莱尔带着他介绍自己鉴定技术员及DNA鉴定专家的资格与经历。他没花多少时间，我等着看戏，我等着普莱尔讲到重点。

“你检验过在卡尔·托泽嘴里找到的1美金纸钞？”普莱尔展示出纸折蝴蝶的照片。

“对，法医把它保存了下来。一开始我只检验了指纹。我找到一枚清楚的拇指指纹，然后我在指纹表面扫描了一遍，寻找DNA。我还在指纹周围的钞票表面和其余部分提取了样本。”

“指纹分析得出什么结果？”

“我们从被告身上提取了可以比对的指纹组合。被告左手的拇指上有十二个特征点符合纸钞上的指纹。”

金尼回答的时候，普莱尔望向陪审团，有人听懂了，有人没听懂。

“十二个特征点符合是什么意思？”普莱尔问。

金尼回答得更仔细了一点儿，在关于科学的部分还是保持着专业性。

“地球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指纹。指纹是皮肤表层脊谷线形成的图案。我们的系统可以测试这些样本，将他们读取为十二个特征点。在科学上，通常十二个点都符合代表两枚指纹是一模一样的。”金尼详细解释的同时也看着陪审团。

“仅看指纹可不可能弄错对象呢？”普莱尔问。他借着一个又一个问题试图封锁我的攻击路线。

“不可能，测试是我做的。而且指纹区域的DNA检测证实上面有被告的DNA。”金尼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次实验也是我亲自进行的。我从被告口腔内部提取了DNA，样本经过检测，提取了完整的DNA图谱。从数学上来说，这两份DNA要一模一样，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

金尼是个优秀的科学家，他只是没办法向陪审员解释得更简单一点儿。

“从数学上来说，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纸钞上的DNA符合被告的样本。如果我们替另外十亿个人进行测试，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其中另一个人的DNA符合纸钞上的DNA。”

“所以纸钞上的DNA很有可能就是被告的？”

他不需要时间考虑这个问题，答案清楚明显。

“我可以极为肯定地说，纸钞上的DNA就是被告的。”

“谢谢，请你稍等，弗林先生可能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普莱尔说。

我的确有问题，很多问题，但我能问金尼的没几个。我望向博比，他看起来像被卡车碾过一样。鲁迪跟他提过这份证据，但在法庭上当着十二个审判你的人的面听到，感觉还是很可怕。我给他倒了点儿水。他把杯子拿到嘴边时，手都在发抖。博比知道金尼证词的公信力，他是演员，他感受得到到庭听审人心态的偏移。毫无疑问，金尼的证词给博比的心态造成了重创。我之所以加入这个案子，就是为了将金尼这种证人大卸八块的。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挑战检方。这个案子要给被告定罪说到底全部都靠这位证人了。

在命案官司里，鉴定证据就是上帝。

但我是辩护律师，恶魔站在我这边，而他的手段绝非干净公平。

我朝着证人席走去，努力装出信心满满的样子。我能感觉到陪审员的双眼都在盯着我看。我眼睛的余光告诉我，亚历克·韦恩已经做出决定了，他此时双手环胸，无论我问什么，他内心都已经作好决断了。

“金尼警官，在你做证前，你发誓会说实话。可以请你拿起摆在你旁边的圣经吗？”

我听到普莱尔把椅子往后靠，椅脚划过瓷砖地面的声音。我想象他双手环胸，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他知道对金尼的策略就是攻击他的可信度。如果我能证实他在说谎，那我还有机会。普莱尔肯定帮金尼朝这个方向准备过。

坚持依靠科学，结果是不会说谎的。

他用右手握着圣经，转头望向普莱尔。对，金尼肯定为这种攻势做过准备，他准备妥当了。我知道一定是这样，因为如果是我，也会为他做足这方面的准备。我没有问他说的是否是实话，我没有提醒他发过誓，或指责他说谎。我希望金尼能说实话。

“警官，请放下圣经。”我说。

金尼皱起眉头。普莱尔的椅子又发出了声响，我知道他正坐起来，把椅子拉近桌子，这样才好写笔记。普莱尔没预想到这一点。

我拿起圣经，用双手将它举在胸前，然后转向陪审团。他们需要看个仔细。

“警官，今天有好几位证人都向这本圣经发过誓。你发誓时也碰过这本圣经。现在我正拿着它。告诉我，警官，如果你现在对这本圣经进行检验，应该会采集到今天所有证人的DNA及指纹，对吗？”

“对。也许会有指纹，如果我们的指纹没有把之前证人的指纹覆盖掉，可能也会有之前证人的部分指纹。但我们可以提取到所有人的DNA，还有弗林先生你的。”金尼说。

“好的。应该还会检测出书记官、昨天的证人，以及其他最近碰过这本圣经的人的DNA。也就是说这本书上应该会有多组DNA样本，对吗？”

“对。”

金尼大概知道我要进攻的方向了。他开始沉默，回答得简短且干脆。

“如果你在这本圣经上只检测到了我的DNA，那就很不寻常了，对不对？”我问。

几名陪审员忽然间看起来很感兴趣，儿童心理治疗师丽塔·魏斯特、跆拳道教练贝齐·穆勒、讨人喜欢的老人家布拉德利·萨默斯，还有厨师特里·安德鲁斯，他们都专注地望着我跟金尼，仔细聆听。亚历克·韦恩还是双手环胸，选择坚信鉴定证据。我有很多问题能够让他改变看法。

金尼仔细想了想，最后说：“也许吧。”

我展开全面攻势，现在不用保留了。

“如果你在这本圣经上只找到了我的DNA，而没有其他人的DNA，是不是因为有人清理过封面了？有这种可能吗？”

“有。”

我把圣经放在证人席的桌子上，专注地望着金尼。要开始战斗了。

“警官，一张在美国流通多年的1美金纸钞上面如果没有几千组指纹和DNA，至少也会有几百组吧，银行出纳员、店员、一般民众，基本上经手这一张现金的人都会在上面留下痕迹，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显然是有可能的。”他说。

“少来，应该是很有可能吧？”

“那就应该是很有可能。”他的每个字都说得有点儿不耐烦。

“卡尔·托泽口中的纸钞上有他的DNA、被告的DNA，以及另一组图谱，对吗？”

“对。”

“第三组图谱属于一位名叫理查德·佩纳的人，早在这张纸钞付印前，他就在别的州伏法了，对不对？”

他就是在等这个。

“我接受的那份样本是异例。那份样本的图谱没有被告的清晰，也许是来自佩纳先生的血亲。我查过我们研究室的记录，据我所知，佩纳的DNA样本没有离开过他所在的州，从来没有被运送到我们的实验室中，所以不可能污染样本。那份样本肯定来自其血亲。”

“是有这种可能。你知道理查德·佩纳因为多件命案受到定罪，而他的每一位受害人胸罩肩带里都被人塞了一张1美金纸钞吗？其中一张纸钞上还有他自己的DNA？”

我听到陪审团开始窃窃私语，没多久其他旁听群众也开始骚动。现在，我要把种子种下去，晚点儿再让它长成大树。

“不，我不知道这件事。”金尼说。

“回到本案。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卡尔·托泽嘴里的纸钞上没有其他人的DNA痕迹。我们知道佩纳先生没有经手过这张纸钞，我们也知道这张纸钞已经流通好几年了。事实是有人在被告碰触这张纸钞前，已经抹掉了上面所有的DNA，这是唯一的解释，可以这么说吗？”

“我不接受这个说法。”

“之所以要抹掉这张纸钞上的DNA，是因为这样被告的DNA才会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纸钞上。换句话说，有人把纸钞塞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想把命案栽赃给所罗门先生。”

金尼摇摇头。

“这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被告的指纹出现在纸钞上。”金尼得意地说。

“这我可以帮你。也许有人让他在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举动所带来的后果的情况下碰触了纸钞。接着那人从他手里拿走纸钞，再塞进了卡尔·托泽的嘴巴里。”

金尼摇摇头，驳斥了这个想法。“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

我转头面向陪审团，说：“警官，请查看你西装左侧的内袋。”

他惊讶地从鼻子里喷出一口气来，检查口袋，拿出一张1美金纸钞，握在手里，脸上挂着惊恐的神情。

“我早上穿衣服的时候，口袋里没有钱。”他说。

“当然没有，那是我放进去的，现在上面有你的DNA了。”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卫生纸，包住他手里的纸钞，将其拿走。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容易，对吧？”我说。

我走回座位时，普莱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他向哈利提出抗议，哈利也认为抗议有效。

不过这没关系，陪审团已经看到了。部分陪审员会开始思考这件事，质疑DNA证据的准确性。如果存疑的陪审员够多，那我们就还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