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见罗伯特·贾维克[罗伯特·贾维克（Robert Jarvik，1946— ），美国科学家、企业家，曾参与研发贾维克7型人工心脏。]是相当意外的一件事。1995年，我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参加美国胸外科医师学会举办的会议。在阿拉莫闲逛时，一个做心血管产品的经理请我对一款新产品发表意见。他带我参加了一次公司会议，会上一位工程师的大名我早有耳闻，他就是罗伯特·贾维克。

要我评价的产品是一部小型涡轮泵，功能是将血液送入严重的周围动脉疾病患者的腿部。这家公司的职员都去和客户吃饭时，贾维克到我跟前说：“到我宾馆房间来一趟，我给你看点有趣的东西。”我对男人提出的这类邀请总是相当戒备，这一次却来了兴趣。

他先在浴室的水池里放满水，然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小小的塑料容器。它看上去像一只装三明治的盒子，里面有一只拇指大小的钛质圆筒，圆筒上连着一根人工血管，还有一段包裹着硅胶的电线。他把钛质圆筒放进水池，又将电线连上一只电话机大小的控制器，然后打开开关。呼的一声，这家伙飞快地运行起来。

这只小小的续流泵每分钟能搬运大约5升水，水流通过人工血管重新进入水池，没有一点噪声或振动。贾维克在许多年前就开始研制一台左心室增压泵，想造出一台“功能强大，又好似不存在”的设备。

我对他说：“这东西泵水是很好，但如果放进血流，会搞得红细胞凝结或破碎。”我这话说得很笨，就好像这个问题他从没有想过，也没有处理似的。但我随后接了一句聪明话：“不过我很愿意和你一起测试，我们不用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的管辖。如果测试下来效果不错，很快就能在英国应用，这要比你在这里拿许可快多了。”

这话说得有些大意，于是我接着问他是否已经在和美国的某家医疗中心合作了。他说他正在和巴德·弗雷泽（Bud Frazier）一起测试这件产品。巴德·弗雷泽是得州心脏研究所的移植服务主管，也是机械辅助循环装置在美国的头号提倡者。贾维克告诉我弗雷泽也来参加会议了，问我要不要介绍我们两个认识。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找他了。

巴德是百分之百的得州人，头戴牛仔帽，脚蹬牛仔靴，身穿讲究的休闲装。他很有魅力，却又显得低调，除了身为外科医师，他还是一位古书收藏家。他表示了对这台新泵的信心——它现在叫“贾维克2000”（Jarvik 2000），如果实验研究顺利，预计会在2000年植入人体。他问我要不要去得州心脏研究所看看植入了这种血泵的小牛，我答应了。得州心脏研究所的动物实验室令我印象深刻，其先进程度要远远超过我治疗人类的机构，里面放满了复杂的现代装备，每一件都是我的病人绝对不可能享受的。

走进牛舍时，我看见几头小牛在欢快地嚼着干草。监护仪显示叶轮的转速是每分钟1万下，大约输送6升血液，这已经超过了一个病人在休息时需要的血量。巴德递给我一只听诊器，好让我听听涡轮在血液中发出的微弱而持续的呜呜声。

我想错了。它并没有破坏血细胞，就算没有血液稀释疗法，它也不会使血液凝结。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这部装置能够治好因为心力衰竭而垂死的病人，成为里程碑式的进步吗？推动进步的机会已经摆到了我的鼻子底下。我一把抓住了它，主动要求返回牛津在绵羊身上试验贾维克2000。

邂逅了贾维克和巴德之后，我满怀信心地回到牛津，幻想着一个庞大的跨国项目即将开展：休斯顿的巴德，纽约的贾维克心脏机构……还有牛津的我。我感觉浑身轻飘飘的，仿佛不用飞机就能飞回伦敦了。但是又经过一番思索，我却不那么乐观了。毕竟我既没有研究基金，也无法使用大型动物实验室。我有的只是坚定的决心和成功的愿望。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从几位慈善家那里募集了足够启动项目的经费。这时剑桥已经有了一个猪心移植项目，牛津也在研究微型人工心脏——两所大学的较量势均力敌。我们很快证实了休斯顿方面的猜测：没有脉压的持续血流是安全且有效的。这改变了人工血泵的整个设计理念：它们不必再模仿正常人类心脏的搏动功能了。

看到这个研究项目的蓬勃势头，我觉得我们终于可以在牛津开展心力衰竭的外科治疗了。英国有成千上万名已经无法治疗的心力衰竭患者，然而每年的心脏移植手术还不到200例。许多病人的肾功能和肝功能发生了退化，被认为病情过重，无法接受移植。他们的生命会以“姑息治疗”的名义被药物终结。而在我看来，这些症状严重的病人都应该用血泵来终身辅助治疗；那些机械装置是现成的，不用等到有人死了，再半夜用直升机把他捐献的心脏忙乱地运送过来。我内心又膨胀了，暗暗决心要把牛津建成机械辅助循环的国家中心。

在休斯顿，巴德已经着手给患者植入比较传统的搏动式心室辅助装置，好让他们挺过找到供体心脏之前那段时间。热力心脏系统公司（ThermoCardiosystems）的心伴侣泵（HeartMate pump）就是这样一种“移植前过渡治疗”手段，它能按照一定的节律注满并射出血液，以替代患病左心室的功能。这部装置的外观像一只圆形的巧克力盒子，体积很大，无法放进胸腔，只能放置在用腹壁做成的“口袋”里。装置中伸出一根硬电缆，连接外部电池和控制器。这根“生命线”上还有一个排气孔，它随着泵血过程发出持续的咝咝声，隔一条街都能听见。

患者在植入心伴侣辅助装置以后还要在医院里逗留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得到供体心脏，他们平均要等245天，那些O型血的病人甚至要等更久。这个过程相当费钱，对病人心理的打击也很大。不过随着经验的积累，休斯顿团队开始有了放病人出院的信心。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机械血泵可以替代心脏移植。

那时，巴德知道FDA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永久性疗法。他打电话到牛津找我，说我们既然已经在贾维克2000有了合作，要不要一起用心伴侣泵验证“终身辅助”（Lifetime Support）的概念？研究对象就用享受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的病人。热心系统公司将免费提供心伴侣泵，这将为那些被心脏移植机构拒绝的绝症病人带来一线生机。这些人稍一用力就气喘吁吁，身体因为积液而浮肿，整天困在家中无法外出。他们可以说已经是活死人，虽然也活不了多久了！

这正是我期待已久的机会。我飞到休斯顿参观了一部植入装置，还见了几个心脏移植候选人，他们都在医院里带着这部装置生活。巴德问我是否愿意协助一台植入手术，我第一时间就欣然答应下来。患者是一座中西部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他感染了一种病毒，就此从原来的阳刚男儿变成了带病之身，从运动健将变成了虚弱之人。这可怜的小伙子身材消瘦，体内积水，他的生命正无法解释地消逝。他的女朋友坐在病床边，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换作是你，又能对一个需要人工心脏的人说什么呢？

她是橄榄球队的啦啦队长，人很漂亮，但是看着自己的英雄就要死去，她已无心喝彩。她是眼看他日渐衰弱的，先是失去球队的位置，然后又从大学退学。然而他们耽搁了太久才意识到他的情况是因为疾病，而不是像某些人怀疑的那样因为吸食了消遣性毒品。现在她该怎么办？是扔下他继续求学，还是守在他身边，等待心脏移植这种希望最大的疗法？有时生活像个混蛋，而我们也很少停下来想一想另一面的死亡是什么样子。我想这也是对的，因为想也没什么用。

手术室里，几个护士帮主刀医生穿好手术衣、戴好手套，然后在病人身上做了标记、盖好手术巾，露出他的整个胸膛和上腹部。这具曾经涌动着肱二头肌、胸肌和腹肌的躯体，现在只剩下了皮包着骨头，肿大的肝脏在肋下鼓起。心力衰竭太可恨了。真该让那些不愿资助我们研究的小气鬼站到手术台边上看一看。

巴德从小伙的颈部一直切到腹部，因为心伴侣泵需要在腹壁上做出相当大的一只口袋才能安装，装好之后就像皮肤下面多了一只闹钟。扩张的心脏体积巨大，左心室几乎不动，心包内溅出常见的黄色液体，注满了安放血泵的新口袋，随后被吸引器吸净。

正当我绝望于这位优秀运动员的彻底衰弱时，巴德却在专心思考从哪里将传动的硬电缆线插进他的皮肤。他要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既不能干扰他以后束皮带、穿裤子，又要方便他清洁，能不用太大的动静就弄干净。他用手术刀刺了一个孔，我们把线伸了进去。缆线直径超过1厘米，硬度足够防止排气管扭结，安置它可不像在家里接电灯线那么简单。这是他的生命线，对他而言，就像胎盘对于胎儿那样不可或缺。接着，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心伴侣泵的流出管缝到从心脏发出的升主动脉上，我们要保证精密缝合，不然它会在压力下大量出血。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个约束环缝到心尖上，然后用一把环形的去核刀挖出一美元硬币大小的一个孔，把血泵的流入插管穿进去。今后从肺部返回心脏的血液会直接通过二尖瓣流入机器，他自己那个损坏的心室完全多余了。我不由想起贾维克的新装置，它几乎只有心伴侣的流入插管那么大。相比之下，这部心伴侣搏动血泵的钛质外壳堪称庞大。

心伴侣泵在运行之前必须先注满血液，好将空气排出。“空气进脑，性命报销。”我说了一句俏皮话。我嘴上轻松，但内心已经因为时差和缺觉变得狂躁，一碰就要发作了。技术团队连好电线，我们都为启动做好了准备。泵壳体内的推板机械结构运作起来，空气开始咝咝地在排气管里来回流动，就像一台蒸汽机车准备发动。泵里充满了血液，然后开始向主动脉射血，一丝残余的空气带着咝咝声和泡沫从人工血管上的几个针孔中漏出，怀着感激之情逃走了。他自己那块无用的肌肉瘪了下去，不必再为维持性命而紧绷、颤抖了。他有了一颗新心，虽然只是临时替补，但我希望它能好好为他服务。

我不知道他的女友会对他体内这个咝咝搏动的怪物，还有从他腹部伸出的那个硬邦邦的附加物作何感想。她还会在他身边守多久？这些都是我平时绝对不会有的想法。因为持续的压力和疲倦，我缺乏共情。如果还有机会见面，我一定要好好鼓励她一番，告诉她手术进展多么顺利。我要告诉她，他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不久就会有人在休斯顿被人一枪打爆脑子，如果他运气不错，就会得到那个人的心脏。

我们又用了一些时间，才止住胸腔出血和衰竭的肝脏与骨髓渗液，这都是心力衰竭病人的常见症状。在这类手术中，先流血，再大量输血，然后肺部和肾脏衰竭，都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了。现在我要去机场再飞12个小时，回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个小伙只能死掉。但临走之前，我还是想先去见见他的女友。小伙的父母刚刚和她会合，三个人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她抬头认出了我，我立即告诉她“手术很顺利”。这句话总能让人释然，短短五个字，却能平息紧张的气氛。压紧的弹簧松开了，她甜美的面庞上浮现出喜悦的表情，接着哭了出来。这么看她是真正关心他的，不单因为他是个橄榄球明星。我居然怀疑过这一点，真是个混蛋。他的父母过来拥抱我，感谢我。“谢我做什么？”我心想。我只是巴德的助手。但是人听到好消息，会对所有人心怀感激。我祝他们一切顺利，早点有供体心脏出现——到那时，就要有另一个家庭经受痛苦了。

* * *

在皇家布朗普顿医院菲利普·普尔——威尔逊教授（Philip Poole-Wilson）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在伦敦找到了几名适合安装心伴侣泵的候选人。可惜的是，其中第一位，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在我们出手相助之前就死了。不过接下来的一位看起来很理想。他64岁，身材高瘦，刚刚失去了心脏移植手术的资格。和美国的那名橄榄球员一样，他也患有扩张型心肌病，病因或许有遗传的因素，但更可能是某种病毒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结果。这个聪慧的犹太男子名叫埃布尔·古德曼（Abel Goodman），他的心脏肿得很大，几乎无法从床上起身。

从好的方面看，他的冠状动脉没有得病，肾脏和肝脏也运行良好。希望这能让术后护理不那么艰难——也能少花点钱。他呼吸越来越困难，只能用枕头在床上撑起身子，腿和腹部也都积水肿胀，已经不能平躺了。菲利普让他住院是为了用药物稳定病情，于是我到布朗普顿去看他。我一直喜欢回这家医院看看，这次回去我不用听任何人指挥，成了堂堂正正的心脏外科医生，而不是大家口中的笑料。

埃布尔直挺挺地坐在床上，费力地呼吸着，眉毛上挂着汗珠，恐惧的眼神仿佛在说：“我在这世上待不了多久了。”这时他痛苦得无法说话，用我们的话说，连理个发的力气都没了。虽然已经准备好去见上帝，但他也在偷偷希望来的是一位救世主。我握住他无力的手，又冷又滑，说明他的血液已经输送不到这么远的地方了。我告诉他，我在休斯顿见过一种心伴侣泵，能消除他的严重症状，他将是世界上第一个“终身”使用这项技术的病人。因为通常情况下，病人使用血泵都是为心脏移植做准备。“终身”是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不装这个泵，他很可能活不过几周。说几周都是多的了。（我想他有可能在说话时候就走了。）

他的脑袋向后仰着，眼珠转动，思索着我传递的信息。他的脑部也没有多少血液供应了，但他还是努力从枕上抬起头小声说：“那我们就干吧。”我看出他一直希望有这一天。他已经受够了。

伦敦时间下午3点，比休斯顿早六个小时，我打电话给巴德，对他说时间紧迫。我还告诉他，英国当局只允许我们“为了人道目的”将血泵用在垂死的病人身上。现在有一个垂死的病人，我们能不能下周就手术？电话线的那一头沉默了几分钟光景，然后传来一声“行”。

我体内肾上腺素激增，兴奋得不行：我们就要在牛津植入一枚机械心脏了。可我是在为谁激动呢？埃布尔？还是我自己？当时我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混蛋，我和巴德都想做一些特别的、冒险的事，不仅是为了病人，也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如果冒险成功就会登上头条，引来移植游说团体的痛恨，有力反击那种宁愿让病人死也不尝试新技术的奇怪态度。

休斯顿团队在10月22日到达牛津。当天晚上，麻醉医生、灌注师和护士组都到会议室集合。我们需要讨论手术流程，熟悉设备，不用说，还要熟悉我的得州朋友和他们的着装风格——牛仔靴在牛津的学院里可是相当罕见。

埃布尔挺过了从伦敦到牛津的转院，眼前的这支国际团队让他莫名其妙，但是他现在连喘气都困难，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几名护士告诉他要往乐观的方面想，病房护理员给他订了第二天的晚餐。他说不要腌猪后腿。拉比为他做了临终祷告。

巴德没来过牛津。我心想他既然喜欢古书，不妨带他去看看牛津城中央的博德利图书馆和几座古老的学院。和休斯顿相比，这里仿佛另外一颗行星。我们在“老鹰和孩子”酒馆喝了啤酒，20世纪30年代，托尔金和C. S.刘易斯每周四晚上都会到这里聚会。我听他说起越南战争，他在那里做直升机医务兵，为免子弹打掉睾丸，出任务时就把头盔垫在屁股底下。他有好几个外科同事死在战场上。巴德保住了蛋蛋——我看得出来。他主刀的心脏移植手术，安装的心室辅助装置比任何人都多。他追忆那些日子的沉痛和狂喜，而那时我还在医学院念书呢。

我又问起那个大学橄榄球员的近况。他还在得州心脏研究所的过道里走来走去，心力衰竭的症状已经消失，肌肉也长出来了。但供体心脏还是没到。女友已经回大学念书了。

对我来说，这个夜晚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巴德却希望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这个时代的医生将用血泵来治疗那些没有其他选择的病人。这些救命装置为什么非得和移植联系在一起呢？有了供体心脏就把几千美元的血泵扔掉，是对救命技术的浪费。我不知道几百年来，在老鹰和孩子酒馆里还出现过别的什么历史性讨论，但是关于人工心脏，这肯定是第一次。

第二天早晨来临时，气氛比我预想的要轻松许多。巴德在手术室的咖啡间同血泵公司的代表聊天。他的助手蒂姆·迈尔斯（Tim Myers）在和护士们一起布置设备。护士们既兴奋又紧张，都不想在这些杰出的客人面前搞砸。埃布尔从病房来到手术室，后面还跟着一列前来送行的家人和朋友。他们是在送他去哪里？这是个问题。他坐在一部推车上，身子向前弓着，身上穿一件白色病号服，脑袋向前耷拉，两手放在皮包骨头的膝盖上，嘴里发出焦急的喘息。他现在只想快点麻醉。当一行人在走廊里遇见我时，他试探性地抬起头，小声说：“我们回头见。”这个男人把乐观保持到了最后。

这一次由我主刀，巴德协助，我的同事大卫·塔格特（David Taggart）担任第二助手。这是一台政治意义重大的手术。我们保持了冷静和专业的态度，几乎到了轻率的程度。血泵的制造商在钛质泵壳体上画好了箭头，以防我们把它装反，看来他们已经意识到外科医生不是医学界最聪明的群体。我很享受划出从颈部到肚脐的那一道长长切口，从来不喜欢什么锁孔手术。不过我虽然对自己的技术相当自豪，却为我们过时的设备而难堪：那把陈旧的骨锯颤抖着锯开胸骨，差点没能锯到最上面。我们在腹壁的左上侧做了安放血泵的口袋，然后划开紧绷的心包，暴露了埃布尔硕大的心脏。

仿佛主持洗礼，我仿照巴德的做法，井井有条地实施植入。我先插入心肺转流管，再连接心肺机，接着排空埃布尔的心脏，小心翼翼地将约束环缝上左心室的心尖，把人工血管缝上主动脉。我们从约束环里挖出一块圆形的病变肌肉，准备之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再下来就是连接血泵的流入插管。装好了。

最后的关键步骤是在正式启动前从系统中排掉所有空气。我们减小心肺机的供血，让血液注满心脏。左心室注满之后，血液经流入插管进入血泵。空气被血液推入人工血管，然后通过一根大口径针排了出去。现在这个钛质的“巧克力盒”稳稳待在口袋里了，我吩咐蒂姆“启动”。装置带着噪声开动起来，随着它特有的咝咝声，最后几个气泡也从排气针里排了出去。埃布尔的这个新的左心室相当强劲，搏动声从街对面都能听见——但病人终究会习惯它，就像植入机械心脏瓣膜的病人会习惯在寂静的夜晚听见嘀嗒声一样。这些仿生装置会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噪声再大也比不安要好得多——通常是这样。

埃布尔很快从麻醉中苏醒，也许太快了一些。我们立即给他撤掉呼吸机、拔掉气管插管。我看得出他状况不错。他的眼睛里有了光彩，甚至还咧嘴笑了一下。他的脸上出现了任何从麻醉中苏醒的人都有的释然和困惑——那种“我还活着”的表情。他的四肢都能正常移动，神经也没有问题。我想给院长打个电话（就像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在那台历史性的移植手术之后做的那样），告诉他：“先生，我们植入了一颗人工心脏，病人状态良好。”但是我心里还有一个声音隐隐告诉自己等一等、再谨慎地观察几天。现在重要的不是我的成就，而是帮埃布尔重新站立起来，而以目前的情况判断，我担心他的血压还是太高了。他已经不再依赖自己那个虚弱的左心室，而是靠一台强有力的机器驱动血液循环，面对前方的未知，他体内正在大量分泌肾上腺素。重症监护医生需要给他注射血管扩张药，因为他自身异常的心律还要使用抗凝剂，然后再用镇静剂使他平安度过今晚。术后护理和手术本身一样重要。现在我也需要镇静镇静，不过总的来说这还是相当成功的一天。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当晚我什么消息都没听到。巴德的日程始终紧凑，第二天一早就和血泵公司的代表去希思罗机场了。早晨7点，我开车来到医院，充满乐观地在心里恭维自己。我已经打好了新闻发布会的腹稿，此刻正在幻想新闻标题：《牛津外科医生植入人工心脏》或《史诗级手术挽救垂死男子》之类的。于是，当我走到埃布尔床边，迎面而来的打击真是一点不冤枉。我看到他脸上的异样——他表情呆呆的，右侧嘴角淌着口水，眼皮也耷拉下来。他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用热情和感激招呼我，他的右臂和右腿连抬都抬不起来。这是他妈的中风了。

听着咝咝作响的血泵，各种咒骂涌上我的大脑皮层。他的皮肤粉红温暖，可见血流很好，可人就是他妈的瘫痪了。昨天的手术明明那么成功，今天却是这副样子。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找个人来骂几声。但那又有什么用呢？照我的直觉，他应该是出现了血块——要么来自他自己的心脏，要么来自血泵的外来表面，或者是人工血管——要真是那样，我们就应该给他注射能快速抗凝血的肝素，因为华法林（口服抗凝药）是来不及发挥效果的。但是神经科的一位同事劝我先给他做个头部扫描，这样能显示脑损伤的程度，也能排除脑出血的可能。如果他真有脑出血，那注射肝素肯定会要他的命。不过无论中风的原因是什么，这都是一场惨祸，尤其是长期重症监护的金钱开销，那可都得从我的研究经费里扣。

我陪同埃布尔来到扫描室。巴德一行已经到了希思罗机场，对糟糕的进展毫不知情，我也正在气头上，顾不上和他们打电话。还是让他们好好享受回程的飞行吧。我看着扫描仪创建出他脑部的一张张切片。病理很清楚，但是出乎意料：脑子里确实有出血点。不仅如此，这个出血点位于前一次中风的区域，而且中风肯定不是最近发生的，很可能是好几个月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们发现，就连埃布尔的妻子也不知道。他之前时不时头痛，但是从来没有瘫痪或无力的症状——直到这一次。所以之前一定是“无症状中风”，才给我们留下了现在这个骑虎难下的局面：真是治也不是，不治也不是。好在埃布尔虽然失去了行动力，却不会死。做医生就是这样：你要么“积极思考”，要么退出这个高危行业。

我关掉了扫描仪的开关。埃布尔需要心脏和神经两方面的康复治疗。经过时间和努力，许多中风患者都会康复。他现在无法吞咽，要用一根胃造口管喂他食物。消化科医生直接把管子通过腹壁插进了他的胃里。他也无法充分地咳嗽，所以需要常常接受胸部理疗。当他有肺炎，我们就给他用抗生素。当他剧烈咳嗽、撕破了传动线出口周围的皮肤，我们就用手术把皮肤补好。有几位理疗师勤奋工作帮他运动。三个月后，瘫痪减轻成了无力，无力又随着锻炼消除。他很快又能用运动帮助自己康复了。他的语言功能回来了，吞咽也改善了，他在医院的过道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呼吸不再困难，身体也不再因积液而浮肿，心力衰竭已经好了。他的生命力一天天恢复，一同恢复的还有我继续前进的决心。

根据血泵的声响和排气管的咝咝声（就像蛇吐信的声音，但每分钟有60次），每次埃布尔露面前我们就知道他在附近。带着这东西生活真不容易，但要比喘不上气好太多太多了。一天，我经过时，他正坐在一把椅子上。他主动告诉我他不太好。我们把他劝回病床，给他连上监护仪，发现了他不舒服的原因：他原本的心脏正在室颤。在没有安装辅助器械的病人身上，这种不受控制的律动会立刻要他们的命。但是在埃布尔身上，虽然他的右心室已经丧失功能，左心室的辅助装置却让他维持生存。真不可思议，我想。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五次，每一次我们都用除颤解决了问题：先快速注射镇静剂，然后放上电极板，呲啦一声通电，他自己的心脏就重新开始跳动了。后来我们又发现，他的心脏收缩变得更加有力，这证实了巴德的发现——扩张型心肌病会随着休息好转。我们很有必要找到这个现象的分子机制。

要是埃布尔因为中风死亡，我们从慈善机构得到的资助就可能随他而去。然而他活了下来，而且不断康复。心伴侣始终运行良好，我们马上就可以放他出院。就在这时，又一个病人转到我们院里。

* * *

他叫拉尔夫·劳伦斯（Ralph Lawrence），原来是罗孚汽车公司的财务审计经理，后来早早退了休。他和妻子琼都喜欢跳舞——民族舞、谷仓舞、国标舞，只要带劲的都喜欢，他们还喜欢开着房车在全国旅游。

60岁出头的时候，拉尔夫发现自己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了。X光胸片显示他心脏增大，于是他所在的沃里克郡当地医院把他转到皇家布朗普顿医院的心力衰竭门诊，在那里，普尔-威尔逊教授诊断他患上了扩张型心肌病。治疗的第一步是给他心力衰竭药物，然后采用当时的一种新疗法——电心脏再同步疗法。这种治疗用一种特殊的起搏器，使扩张心脏的各个部分收缩更加协调，从而使整个心脏搏动更有效率。但是，随着心脏变大，这种疗法的成效也会渐渐消失。现在他又病了，症状严重，预后很差。能给他做心脏移植吗？当拉尔夫得知他这个年纪已经不可能接受心脏移植，他倒是坦然得出奇，同意那些稀缺的器官应该留给年轻人。他很讨人喜欢，家人也支持他，在我们看来，他是植入心伴侣的理想人选。

虽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但拉尔夫的病情稳定，程度也不像埃布尔·古德曼那么重。他还有几个礼拜的时间来斟酌治疗前景，我们也给他和家人看了心伴侣的患者指导手册。这些材料的内容很吓人，就算对有希望接受心脏移植的病人也是如此。病人植入心伴侣后不能游泳，不能盆浴。淋浴是可以的，但要把这部设备盖好。他不能穿太紧的衣服，免得排气管弯曲或打结。他要时刻准备好紧急后备装置。如果控制器上的黄色扳手图形变亮，就说明机器出了故障。要是亮起红色心脏图形并伴有警报声，就说明心泵的辅助功能丧失，要立即就医。类似的注意事项还有很多。这些都是令人担忧，而之前埃布尔来不及考虑的事情。

我在牛津的办公室接待了拉尔夫和琼。他们并没有被这些材料吓倒，因为到这时，拉尔夫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他不能外出，睡觉时只能把身子撑在椅子上坐着，脚踝和脚肿得穿不上鞋，随时可能突然死去。他的家人也明白这一点。我担心他有糖尿病，需要定期注射胰岛素，但他处理得很好，已经习惯了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他的心态很积极，希望能尽快接受治疗。

“干脆就今天开始吧？”我说。我认为他们应该设法见埃布尔一面，问问他体内带着这么个“怪物”生活是什么感受。我知道埃布尔的回答会是什么：“总比心力衰竭好，总比死掉好。”和丈夫一样，琼也需要掌握一切关于心伴侣的知识，因为她可能要在家里处理紧急情况，甚至在停电的时候手动操作心伴侣。

我们约定了手术日期，那是四周后的周三，我打算在手术前的这段时间同休斯顿那边做好安排。这一次我有一个新问题要考虑：现在许多人通过小道消息知道了埃布尔那台手术。鉴于他在术后中风，我们已经尽量保持低调。但因为这次提前一个月计划拉尔夫的手术，难免有消息走漏给媒体。事情好坏参半。一方面，让公众知晓确实能帮我募集善款、维持项目；但另一方面，病人要是死亡，随之而来的负面宣传也会终结这个项目。那样，虚弱的心力衰竭患者就再也无法接受疝气手术，更别说心脏手术了。那么我该怎么控制风险呢？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只让一家报纸报道拉尔夫的这台手术，以免各家媒体哄抢新闻。现在最要紧的是让他们一家在出院（如果出得了院的话）时能享受安宁。我们选中了《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我们允许他们对治疗全程做深度报道，只要他们能保护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隐私。作为交换，我们希望他们能捐出一笔善款。这并不算有偿新闻。要是没有捐款，拉尔夫也不会接受这台手术。

手术前夜，拉尔夫和琼住到医院提供的房间里。琼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我们休息得很好，他已经准备好一切，很高兴终于能做手术了。”周三早上九点半，服用了镇静剂的拉尔夫坐着推车进入5号手术室，他还是一躺下就大声喘气。我们希望他永远不必再感受这份窒息得要命的痛苦。这次手术在医院里激起巨大的兴趣，于是我们同意将手术过程拍摄下来，传到一间礼堂里播放。我很乐意让记者和医院的管理层观看。在我们外科学有句格言：“看一次，做一次，再教一次。”这台手术，我已经在休斯顿看过一次，在牛津做过一次。不过我很确信，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指导别人给拉尔夫手术。我和巴德在咖啡间安静地等着，等麻醉医生让拉尔夫陷入沉睡。

时间是5点整，等候室狭小而闷热。在这里，每一天、每一刻都是5点整，因为挂钟在很早之前就坏了。只有越堆越高的聚苯乙烯杯子显示时间在缓缓流逝。琼坐在这里等结果，她双手紧握在一起，被焦虑摧残着。到下午2点，里面传来了她等待的消息。拉尔夫给推出了手术室，送往重症监护病房。

1996年5月12日，一张拉尔夫的胸腔里装着人工心脏的X光片铺满《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头版，下面写着：“两颗心的男人——为什么拉尔夫·劳伦斯体内有一块钛—聚酯—塑料混合物嘀嗒作响。”这是在冒险：让一家一线的全国性报纸直接报道一台人工心脏手术，他们在手术台边拍照，还采访了病人家属和手术组成员。但是他们的报道十分出色，而且广泛流传——首相、国会议员甚至女王都读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对整台手术做了图文并茂的详细记录，帮助我们维持了在实验室里的研究项目。我们的做法在那些认为国民保健服务应负起创新责任的读者中激起共鸣，可惜保健署本身并无同感。这项技术是要花钱的，而我们却得不到资金的支持。

我们一直认为埃布尔的脑出血是高血压所致，所以我们给拉尔夫做完手术之后，又让他深度昏迷了几个小时。等他恢复意识，时候已是半夜，琼坐在病床边看他，在重症监护病房各种设备的围绕之下，心伴侣泵在他的腹部肉眼可见地怦怦跳动着。他透过氧气面罩对琼说了句什么。“你口渴吗？”琼问他。“不，今天是星期四吗？”[“口渴”英文thirsty，“星期四”英文Thursday，发音非常接近。]他说。两天后，拉尔夫离开病床，坐上轮椅。又过了一天，也就是周六，他已经在重症监护病房里来回走动了，身边陪着负责帮他康复的理疗师。

接着，灾难发生了。我在布伦海姆公园慢跑时，手机响了起来。病房里埃布尔感到剧痛，血泵周围发生急性失血，引起了失血性休克。这也造成他的肋骨下方剧烈肿胀，而此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们必须立刻拆除血泵，止住流血，不然他就会死。我吩咐他们赶紧召集手术团队。

我飞速跑回家里（这把年纪已经不该跑这么快了），跳进轿车。现在是周末，路上车辆不那么拥挤，我的内心却很悲观，怕是来不及给他开胸了。再一想，不管来不来得及，我都要保持积极，因为一个暴躁、焦急或者兴奋过头的医生绝对无法在这个时候解决难题。我一边开车一边制订手术方案。要在不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快速打开他的胸腔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切开他的腹股沟，那里的动脉和静脉，给它们双双插管并开始心肺转流。这样能先确保他的安全。等有了足够的输血，我们就能维持脑部血流，关掉心伴侣了。我们刚好及时做到了这些——他虽然输了血，血压却跌到正常水平的一半。

我把电线从他的胸腔里拉出来，然后用摇摆据锯开胸骨中央。切面分开时，一条条闪着紫色光芒的血块从切口处滑出，胸骨底端喷出鲜红的血液。我很快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很可能是埃布尔的心脏变小之后，心伴侣流入插管的位置发生改变，在他的心尖上划出了一道口子。我的推想是正确的：切开那团发炎的组织时，我发现人工血管和主动脉之间的接口是牢固的。

我当即做了决定：必须把血泵取出来。要么埃布尔用自己的心脏支持血液循环，要么他就会死。要让这个难以修补的出血点停止出血，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他的体温降到20摄氏度，然后把循环完全停掉。与此同时，我切断了心伴侣的电源线，把它扔到一旁。我还从腹壁上那个放血泵的袋子里掏出一大团血块。我们有进展了，但是我心想，这实在不是个欢度周末的好方法。

起初，埃布尔的家人很受打击。他们原本希望他在医院住满五个月后，能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家。埃布尔和拉尔夫的妻子一起等候着，她们一个希望出现奇迹，另一个意识到成功的植入并不代表从此幸福。坏消息传得很快，医院里很快笼罩了一股阴郁的气氛。埃布尔的几个护士和理疗师都觉得他不行了，他们为了帮助他从脑出血中康复已经努力工作好几个月，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场悲剧。

但也不是只有坏消息，远远不是。我对埃布尔自身心脏的变化非常意外。在植入心伴侣之后，它享受了几个月的安宁，现在衰竭症状已经好转，球状的外形也恢复了正常。小心地切掉流入插管之后，我们发现了出血点：是心肌本身撕开了一道口子。我从金属的流入插管上剥下这片半月形的肌肉，保存起来，以待病理检查时，把它和第一次手术时挖出来容纳流入插管的那块肌肉做个对比。

这比研究火箭还要有趣。我们证明了增大的心肌细胞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大小和结构，也证明我们可以帮助患病的心脏复原。我们把这个称作“保持初心”策略。不过，这个结构上的变化能持续吗？好转的心脏能继续发挥功能吗？我们并不明了，只能留给时间解答。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

手术进行了七个小时。我们像接生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取出埃布尔的血泵，因为我想把它保存下来。我们用特氟龙线深度缝合了接入流入插管的部位。这颗心脏现在看起来一片狼藉，但依然管用，当我们提高埃布尔的血温，它开始有力地收缩，推动血液循环。我们终止了心肺转流，就好像这是一台简单直接的手术。现在每一个切口都在流血，但他的血压很正常。

这会成为全世界对慢性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实施“恢复前过渡治疗”的成功首例吗？埃布尔的出血终于减少了，我们关闭了他的胸腔和腹腔。能做到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他的家人欣喜若狂，拉尔夫和琼松了一口气，我的手术团队也很乐观。但我却仍感到隐隐不安：我们现在前路未卜。

我别无选择，只能把术后护理交给重症监护团队。我这时的状态，往好了说是累瘫了。往坏了说呢？应该是精神错乱吧。我同时做太多事，把自己的生命——还有别人的——都推到了极限。我觉得手术还算简单，而人际关系就不那么简单了。一边投入冒险，一边源源不断地收到国民保健服务的账单，让我压力倍增。现在面临危险的不仅是某个病人的生命。这是一场战役。有许多大人物都宣称机械心脏不可能成功，我要用这一仗来证明他们错了。

埃布尔在接下来的30个小时内十分稳定，所有指标都很正常。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休克，他的肾脏却已经在产生尿液了。但我还是不安。他的情况太危险，而我如同行在水上，时刻等待沉没。我不用再等多久了。当天深夜，埃布尔自己的心脏突发房颤，心率变得飞快，左心室难以支持。这是常见问题，将近半数心脏手术病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本来很容易解决，实际却没有。在场的低年资医生没有一个敢给他电击，他的病情迅速恶化。等我急忙赶回医院时，他已经没救了。

埃布尔在家人的环绕下死在了病床上。我有两个选择：或者暴跳如雷然后丢掉工作，或者直接走开。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出去时我经过了拉尔夫的病床。琼正在熟睡，脑袋枕在床单上，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拉尔夫的眼睛直直盯着前方，满是焦虑。我走过他身边时，他的眼神追随着我。他读懂了我此刻的感受，我说什么都安慰不了他。刚才的一切他都听见了——“我们要给他电击吗？该叫主任医师来吗？要是他……？”接着就是不可避免的死亡。真见鬼，真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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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之间只有一条狭窄地带。病人能否幸存，要看周围的人能否医治他的疾病，看治疗是否正确及时。埃布尔需要电击，使他过快的心律恢复正常。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有人拍板抢救，但当时并没有。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称为“抢救失败”。经过这么多努力，他真的不该毫无必要地死去。

幸运的是，拉尔夫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转。他的身体已经被技术改变，他也很快学会了和体内这个带着噪声泵血的“怪物”共存。血泵通过排气管发出咝咝声，带着强有力的搏动每分钟循环6升血液。不到两周时间，他和家人就掌握了这部设备的使用方法。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保护从他身体侧面伸出的那根白色硬质电源线。他们要小心地给它保洁，不能让虫子靠近，因为周围的皮肤必须与它衔接，要和它的涤纶表皮长到一起。拉尔夫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传动线造成的感染，这部设备常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对他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尤其危险。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从前的医生才不考虑为糖尿病患者植入心泵。

琼一直在练习处理预料之外的问题，还有如何在警报声响起时排除故障。在这种时候，生死取决于你是否做对了事情，所以她学习了如何在断电时手动操作心伴侣。接着，他们出院了，走的时候快乐而自信，憧憬着崭新的生活。这是有人工心脏以来，病人出院最快的一次。虽然拉尔夫之后每个月都要来做复查，但夫妇俩还是继续开着房车旅行，尽情享受起死回生的时光。他是幸福的。

冬天带来了意料之中的问题——他得了一次普通感冒，咳嗽流涕。这牵动了硬质的腹腔传动线，在传动线和身体衔接的部位形成了剪应力。皮肤细胞和涤纶之间的脆弱封口松开了，细菌由此突破了皮肤的防线。琼试着用常规的传动线护理保持这块区域的清洁，但接着就开始流脓、发热、红肿。拉尔夫的全科医生用棉签给他做伤口取样，开了抗生素。感染使他的糖尿病更难控制，血液中的高糖分也成了细菌的养料。在服用抗生素几周之后，伤口出现真菌感染。我们让他住了几天院，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到这时，接缝周围已经隆起了一圈疼痛的感染组织，于是我们试着用手术做治疗。手术后情况确实好了许多，他的心脏有很大改善，能在健身自行车上连续几个小时锻炼肌肉了。

但真菌感染终究还是蔓延到了血泵本身，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在休斯顿，巴德也在几个接受移植前过渡治疗的病人身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他们谁也没有糖尿病。我常给他打电话询问意见。我们知道绝不可能用抗生素给血泵消毒，那么能不能像对埃布尔做的那样，冒险将它们摘除掉？但是就在我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时，感染已经进入拉尔夫的血流。败血症，我们这样叫它。现在血泵内外都感染了，生物瓣覆盖了大团真菌，正在开始解体。问题已经无法解决。我只能对琼解释说，现在什么英雄壮举都来不及了。

脓毒性休克引起了肾脏和肝脏衰竭，拉尔夫现在皮肤蜡黄，肺部也注满积液，这是因为血泵上的瓣膜已经开始大量反流。就连心伴侣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了，当血液在泵室里来回泼洒，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台洗衣机，原来蛇一般的咝咝声，现在变成了水壶烧开的呜呜声。对我来说，治疗已经失败了。我对琼说不宜尝试“埃布尔式”的壮举，她听懂了。拉尔夫是无法在那样的治疗中活下来的。我们应该用呼吸机帮助他呼吸，让他有尊严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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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帮助我们创造了一件新生事物。这个《星期日泰晤士报》所称的“两颗心的男人”表现得很出色。他在植入18个月后去世，临终时家人环绕身边。虽然他承受了这些痛苦，但家人们依然感激这个存活的机会，感激这段没有虚度的时光。

我们从埃布尔和拉尔夫身上学到了许多。他们是先驱者，是最早“终身”携带人工心脏的病人。我们承认这“终身”是短暂的，但无论长短，活着都很宝贵——这一点，问问癌症患者就知道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更好的血泵——我们正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