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让两位警官在餐厅的桌子边坐下，自己坐在他们对面。他没有请他们喝水、咖啡或其他饮料。带文件夹来的是弗兰克斯警官，弗兰克斯把文件夹放在桌子的一边。

两位警官年龄相仿，博斯还没从他们身上看到主副之分——谁是资格老的那个，是两个人中的老大。

博斯猜测头儿的应该是普瓦德拉警官。普瓦德拉先开口，车也是他开的。弗兰克斯虽然拿着文件夹，但前两个事实表明他应该是普瓦德拉的副手。另外一处说明问题的地方是弗兰克斯两种色调的脸。他的前额跟吸血鬼一样苍白，但脸的下半部分却是红褐色，两种色调有着明确的分界，博斯知道这说明他不是经常打垒球就是经常打高尔夫球。弗兰克斯四十多岁，他经常打的应该是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在警探中很流行，因为这项运动具有警探所需要的偏执特质。博斯发现，有时警探们对高尔夫球的执念会比对探案工作更深。那些脸上呈两种颜色、一贯听命于人的家伙总是在纠结下一局的情况，纠结谁能把他们带到另一个高尔夫球场。

多年前，博斯有个叫杰里·埃德加的搭档。因为痴迷于高尔夫球，杰里常把博斯一个人落下。有一次，为了侦破一起案子，两人出差去芝加哥找到并逮捕一名谋杀嫌疑人。博斯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发现埃德加正站在行李柜台前查看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情况。埃德加说他准备在芝加哥多待一天，因为那边有个能带他去梅迪那高尔夫的家伙。博斯觉得梅迪那应该是个高尔夫球场。接下来两天，在寻找嫌疑人的同时，他们开着租来的小货车去了芝加哥的多处高尔夫球场。

博斯坐在来自帕萨迪纳的两位警察对面，断定普瓦德拉应该是管事的那一位，便一直盯着普瓦德拉。

博斯趁他们还没开口说话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惠特尼是如何被杀的？”他问。

普瓦德拉露出不自在的笑容。

“我们到这儿是问你问题的，”他说，“没打算反过来回答你的提问。”

弗兰克斯拿起一本从口袋里掏出的笔记本，似乎在表示他准备把听到的回答记录下来。

“但要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你们也得给我答案，”博斯说，“我们应该做笔交易，不是吗？”

博斯把一只手放在双方之间的桌子上来回挥了几下，表示平等和自由交易。

“不，我们不做交易，”弗兰克斯说，“我们打个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就能以违反职业道德为由吊销你的侦探执照。一旦我们打这个电话，你会怎么样呢？”

博斯把手伸到腰带上，拿下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徽。他把警徽扔在弗兰克斯面前的桌上。

“打就打，”他说，“我还有另一份工作。”

弗兰克斯凑近低头看着警徽，然后露出得意的笑容。

“只是个预备警官，”他说，“带着这种警徽到星巴克喝咖啡，他们多半还会管你要钱呢！”

“今天刚有人要我当全职警官，”博斯说，“明天就能拿到正式警官的警徽。警徽上面写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弗兰克斯说。

“打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吧，”博斯说，“看看你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不要再互相斗气了好不好，”普瓦德拉说，“博斯，你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你在洛杉矶警察局的过往，知道前几天晚上在圣克拉丽塔发生的事情。我们还知道上周你跟惠特尼·万斯一起待了一小时。我们过来是想知道那时你们在干什么。惠特尼的确垂垂将死，但有人提前了一点时间把他送入了天国。我们要知道凶手是谁，动机又是什么。”

博斯没有回话，而是看了普瓦德拉一会儿。他确认普瓦德拉是搭档里管事并且能够做主的那位。

“我是嫌疑人吗？”他问。

弗兰克斯丧气地把身体缩了回去，对博斯摇了摇头。

“又开始对我们提问了。”他说。

“博斯，你知道侦查的套路，”普瓦德拉说，“破案之前每个人都有嫌疑。”

“我可以打电话叫律师，让他来摆平。”博斯说。

“想叫的话当然可以，”普瓦德拉说，“但这恰恰说明你想瞒着什么。”

普瓦德拉盯着博斯，想知道接下来博斯会怎么反应。博斯知道普瓦德拉在依靠自己的使命感干活。博斯做过多年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干的警探工作，知道他们面对着什么样的局面。

“我和惠特尼签了保密协议。”博斯说。

“惠特尼已经死了，”弗兰克斯说，“他才管不了这么多呢！”

再次开口时博斯故意一直看着普瓦德拉。

“他雇我，”博斯说，“花一万美元让我帮他找人。”

“找谁？”

“即便他死了，”博斯说，“我也能对此保密，这点你们应该很清楚。”

“我们可以因为在谋杀案调查中知情不报把你关进监狱，”弗兰克斯说，“自然你很快就能出来。但在那之前你会在号子里待上多久？肯定得一两天吧。你想就蹲大牢吗？”

博斯把视线从弗兰克斯转到普瓦德拉那里。

“普瓦德拉，”他说，“我只想跟你谈。让你的搭档回车里坐着。让他离开这儿，我会跟你谈，并回答你的一切问题。我没什么可隐瞒的。”

“我哪儿都不会去。”弗兰克斯说。

“那你们来的目的就达不到了。”博斯说。

“丹尼。”普瓦德拉叫了声搭档的名字。

然后把头朝门那边歪了歪。

“你是在侮辱我。”弗兰克斯对博斯说。

“去抽根烟，”普瓦德拉说，“休息一会儿。”

弗兰克斯气冲冲地站起来。他故意重重地合上笔记本，然后拿起文件夹便要走。

“最好把文件夹留下，”博斯说，“说不定我能指认出犯罪现场的一些状况呢！”

弗兰克斯看了眼普瓦德拉，普瓦德拉轻轻对他点了点头。弗兰克斯像是扔放射性物质一样把文件夹扔在桌上。他从前门走出去，故意重重摔上了门。

博斯把视线从门那边转到普瓦德拉身上。

“如果要论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的伎俩，你们是我见过玩得最溜的一对。”博斯说。

“多谢夸奖，”普瓦德拉说，“但我们没和你玩花招，他只是脾气暴躁而已。”

“水平也差一点吧？”

“何止一点啊！所以他才动不动就生气。不谈他了，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案子上的事吧。惠特尼雇你找的是谁？”

博斯停顿了一会儿。他知道话说出去就会传得很快。对警察说的话马上就会传进其他人的耳朵。但惠特尼遇害的事实改变了一切，为了得到有用的信息，他决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向警察提供一部分信息。

“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有继承人，”博斯缓缓说道，“他告诉我一九五〇年他在南加州大学让一个女孩怀孕了。在家里的压力下，他遗弃了那个女孩。他这辈子都在负罪感中度过，现在他想知道那女孩是否生下了孩子，自己有没有后代。他告诉我他快要死了，是时候还旧账了。他说如果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当上了父亲，他想在死之前挽回以前犯下的错。”

“你帮他找到后代了吗？”

“我们不是说好做交易了吗？你问个问题，下一个由我来问。”

他希望普瓦德拉做出聪明的判断。

“问你的问题吧。”

“惠特尼的死因是什么？”

“不能外传！”

“我保证。”

“我们觉得他是被办公室沙发上的靠垫憋死的。被人发现时，他瘫软在书桌旁，看上去像是自然死亡。死在书桌旁的老人，这种事以前上演过无数次。但尸检办公室的卡普尔却想在媒体面前出风头，说会对死者进行尸检。卡普尔亲自做尸检，在皮下发现了点状出血。出血很轻微，脸上更是什么都看不到，仅仅是结膜下有几个出血点而已。”

普瓦德拉指着左侧的眼角示意。博斯在许多案子中见识过结膜下面的出血点。中断氧气供给会使毛细血管爆裂。挣扎程度和受害者的健康程度决定了出血的程度。

“你准备如何阻止卡普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博斯问，“他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出风头的机会。发现被看作自然死亡的人其实是被谋杀的，这对他来说极好，能让人觉得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出色。”

“我们达成了个交易，”普瓦德拉说，“他对尸检的结果保密，让我们继续开展工作。等我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揭示案情真相时，再给他个露脸的机会，让他看上去像个英雄。”

博斯赞许地点了点头。换了他，他也会这么干。

“因此案子又回到了我和弗兰克斯这里，”普瓦德拉说，“信不信由你，我和弗兰克斯是局里的骨干搭档。我们又去了那幢房子，没对任何人说这是谋杀。我们说我们来做跟踪调查，对一些细节进行完善，把案子办得尽善尽美。我们拍了些照片，做了些测量，让人相信我们的确只是去做后续补漏工作的。我们检查了沙发上的坐垫，在坐垫上找到了形似干燥唾液的物质。我们提取了干燥唾液的样本，对样本里的DNA和惠特尼的DNA做了比较，找到了杀害惠特尼的手法。有人拿了沙发上的坐垫，绕到书桌前座椅上的惠特尼身后，把坐垫扣在他脸上。”

“惠特尼这样的老人做不了太多的挣扎。”博斯说。

“所以出血点不是很多，可怜的老人像小猫那样立刻昏死过去了。”

听到普瓦德拉说惠特尼可怜，博斯差点笑了。

“但这不像事先计划好的，是吗？”博斯说。

普瓦德拉没有回答。

“该我问了，”普瓦德拉说，“你找到他的后代了吗？”

“找到了，”博斯说。“南加州大学的那个女孩生下了孩子——是个男孩，男孩很快就被人收养了。我追查收养的线索，很快找到了孩子的下落。但他在二十岁前的一个月便死在了越南的一次直升机事故中。”

“妈的，你告诉惠特尼了吗？”

“没机会告诉他了。周日谁能进他的办公室？”

“大多数是保安，还有主厨和管家。有个护士进去给他拿过一次药。我们对这些人都进行了审查。他打电话给秘书，让秘书来为他写信。秘书来以后发现他已经死了。除了惠特尼本人，谁还知道他雇你是干什么的？”

博斯知道普瓦德拉在想什么。惠特尼正在寻找后代。如果惠特尼没有后代，能从惠特尼的遗嘱中受益的人可能会希望他快点死。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后代为了早点继承遗产，也有可能会动杀心。好在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在惠特尼死亡前还没被认作可能的遗产继承人。这在博斯看来是个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

“根据惠特尼的讲述，应该没人知道他雇我是干什么的，”博斯说，“我们是单独见面的，他说没人会知道他让我干什么。见面后一天我开始为他找人，他的一个保安到我家，想知道我干得怎么样了。他表现得好像是惠特尼派来的。我把他晾一边去了。”

“是戴维·斯隆吗？”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确实姓斯隆。他是三叉戟安保公司的人吗？”

“斯隆不是三叉戟的人，他跟了惠特尼好多年了。三叉戟安保公司被引入后，他仍然负责惠特尼的个人警卫以及和三叉戟公司的联络协调。他独自去过你家吗？”

“是的，他登门见我了，说惠特尼让他来查看我的进展怎样。但惠特尼告诉我除他本人之外，不能和任何人谈这件事。因此我什么都没跟他讲。”

接着博斯给普瓦德拉看了惠特尼给他的写有手机号的名片。他告诉普瓦德拉他打过这个号码几次，并留了几条言。惠特尼死后，他打了这个号码，却是斯隆接的。普瓦德拉点头记下了博斯告诉他的信息，把这些信息和案子的其他线索放在一起进行考虑。他没对博斯表示警察是否拿到了那部秘密手机，是否调查过手机的拨出和来电记录，没有问博斯是否认可就直接把这张名片放进了自己的衬衫口袋。

博斯同样把普瓦德拉告诉他的信息和已知的线索放在一起考虑。迄今为止博斯觉得自己得到的线索比告诉普瓦德拉的线索要多一些。但在把新线索和原先的线索对照梳理时，他却感到了不安。有些线索似乎对不上。他说不上哪里对不上，但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让他很担忧。

“你们调查过公司方面吗？”为了在思考线索的同时让谈话继续下去，博斯随口问了句。

“我告诉过你，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所有人，”普瓦德拉说，“董事会的一些人多年来一直在质疑惠特尼的能力，试图赶走他，但他总能在投票中取胜。因此对公司里的一些人来说惠特尼的死没什么可惜的。反对他的人以乔舒亚·巴特勒为首，巴特勒很可能成为董事会主席。案子总是和谁能得利以及谁得利最多有关，因此我们去找他谈了。”

那时他们把巴特勒作为可能的嫌疑人。他们不认为巴特勒会亲自出手闷死惠特尼，而是判断他有可能幕后操纵了杀人案。

“这不是董事会失和造成的第一起案件。”博斯说。

“肯定不是。”普瓦德拉说。

“遗嘱的事怎么样了？听说今天开启了认证过程。”

博斯希望问得尽量随意些，像是公司内部作案话题的自然延伸。

“今天开始的是公司律师一九九二年起草的遗嘱的认证工作，”普瓦德拉说，“这是记录上最近的一份遗嘱。那时惠特尼癌症第一次发作，为了确保权力让渡比较明晰，所以让公司律师起草了一份遗嘱。在那份遗嘱里，他的所有财产在他死后都归公司所有。这份遗嘱有项附加条款——我想也可以称为附录，这项一年后补充的附加条款考虑到了找到后代的情形。但如果没有后代，他的遗产都将归公司所有，由董事会控制。遗产包括董事们的补偿金和红利支出。董事会现在有十八个人，他们将控制大约十八亿美元的遗产。博斯，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有十八位嫌疑对象。”博斯说。

“是的。这十八个人都很有钱，而且很难接触到。去找他们要经过律师和层层大墙的阻拦。”

博斯很想知道那份遗嘱中涉及后代的附录里说了些什么，又担心如果问的问题太过明确，会让对方怀疑自己除了追查到死在越南的多米尼克外，还追查到别的后代的线索。他觉得哈勒也许能拿到一九九二年那份遗嘱的副本，查到附录里说了些什么。

“你去找惠特尼时，艾达·福赛思正好也在那座宅子里吗？”普瓦德拉问他。

普瓦德拉偏转了话题方向，不谈嫌疑人在公司董事会的事情了。博斯意识到他拥有好的审讯者的特质，好的审讯者从不直来直去，而是精于旁侧敲击。

“她在，”博斯回答说，“我和惠特尼交谈时她并不在场，但把我领回办公室的人是她。”

“真是个有趣的女人，”普瓦德拉说，“她和惠特尼在一起的时间比斯隆还长。”

博斯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以后你有没有再和她聊过？”普瓦德拉问。

博斯停顿下来，思考着普瓦德拉提出的问题。优秀的审讯者都会在问题中设下陷阱。他想到艾达·福赛思提到被人监视的事情，又想到自己刚去艾达家找她，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就出现在自己家门口这一事实。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博斯说，“你们或你们的人应该看见我今天去了她家。”

普瓦德拉隐藏住笑容，对博斯点了点头。博斯避开了普瓦德拉所设的陷阱。

“是的，我们看见你去了，”他说，“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去。”

博斯耸肩以争取时间。他知道他们可能在他走后不久就去敲了艾达家的门，艾达可能把他对遗嘱所说的那番话告知了他们。但博斯心想，如果是那样，普瓦德拉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提问。

“我只是觉得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太太，”他说，“她失去了长久以来的上司，我想问候她。我还想知道她对发生的事知道些什么。”

普瓦德拉停顿了一会儿，琢磨博斯是否在撒谎。

“你确定只说了这些吗？”他紧逼不放，“你站在她家门口的时候，她看到你似乎不是很高兴。”

“因为她觉得被人监视了，”博斯说，“事实证明，她的感觉没错。”

“我说了，在证明不是嫌疑人之前，每个人都有嫌疑。死者是她发现的，她自然也在嫌疑人之列。尽管惠特尼死亡的后果只是让她失去现在的工作。”

博斯点点头。这时他知道自己对普瓦德拉隐瞒住了一条重大线索——普瓦德拉还不知道随包裹寄来的那份遗嘱。但一下子来的信息量太大了，他想在揭示出事实之前再争取些时间。他改变了话题。

“读过那些信了吗？”博斯说。

“什么信？”普瓦德拉问。

“你不是说惠特尼周日叫艾达过去帮他写信嘛！”

“信没写成。她去了以后，就发现惠特尼死在书桌前了。但每周日下午，当惠特尼觉得有信要写的时候，都会让艾达过来替他写信。”

“哪种类型的信？工作上的还是私人交往的信？”

“我想应该是私人信件。他是个老派人，喜欢寄信而不是发电子邮件。事实上写信远比发电邮要好得多。他在书桌上准备了纸和笔，随时都可以写信。”

“这么说艾达要为惠特尼手写几封信吗？”

“我没有详细问。但信纸和他那支漂亮的笔都在，随时可以写信。我觉得他原本的确打算写信。博斯，这事你有没有什么头绪？”

“你说有支漂亮的笔是吗？”

普瓦德拉审视了博斯好长一段时间。

“是的，你没见过吗？在书桌笔筒里，挺贵的。”

博斯伸出手，在黑色的文件夹上弹了弹手指。

“你们在那儿拍了照片没有？”他问。

“我也许拍过，”普瓦德拉说，“那支笔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想知道是不是他给我看过的那一支。他告诉我那支笔是用他曾祖父挖出来的金子打造的。”

普瓦德拉打开文件夹，翻到一个放着些八厘米乘十厘米的彩色照片的塑料封套。他翻看着这些彩色照片，不一会儿就翻到了他想找的那一张，然后拿给博斯看。照片中惠特尼·万斯的尸体躺在书桌和轮椅旁边的地上。惠特尼的衬衫没扣扣子，露出苍白的胸膛，显然照片是心脏复苏失败后拍摄的。

“看那里。”普瓦德拉说。

他用手指弹了下照片左上方的背景里的那张书桌。桌子上放着一沓和博斯包裹里收到的信完全一样的浅黄色信纸。笔筒里放着的金笔和包裹里放着的那支笔也非常像。

博斯把身体往后靠，远离文件夹。照片里的金笔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包裹里的笔是照片拍摄前寄给他的。

“博斯，有什么发现吗？”普瓦德拉问。

博斯尝试进行掩饰。

“没有，”他说，“只是看到老头死成这样感到吃惊而已……还有那把空空的轮椅。”

普瓦德拉把文件夹翻转过来，自己看着照片。

“万斯家有个常驻医生，”他说，“但周日不在，只有个受过急救训练的安保，那位安保进行了心脏紧急复苏，但是没有奏效。”

博斯点点头，试图显得平静。

“你说尸检后你们又去过那幢宅子，以拍照测量作为办案的掩饰，”他说，“你们拍的照片在哪儿？把它们放进案件卷宗里了吗？”

博斯把手伸向案件卷宗，普瓦德拉连忙收回卷宗。

“别着急，”他说，“都在文件夹里。按先后次序放在文件夹的后面几页。”

他又翻了几页文件夹，翻到另外一组照片。这组照片和前几张照片几乎是从相同的角度拍的，但地上没有惠特尼·万斯的照片。博斯让普瓦德拉停在翻到的第二张照片那儿。照片展示出桌面的全貌。桌子上有个笔筒，但笔筒里没放笔。

博斯向普瓦德拉指出这一事实。

“那支笔不见了。”他说。

普瓦德拉翻转过文件夹，想看得更清晰一点，接着又翻回第一张照片以确认。

“你说得对。”普瓦德拉说。

“那支笔哪儿去了？”博斯问。

“谁知道啊？警察没有拿那支笔。在尸体搬走后，我们甚至没封存现场。也许你的朋友艾达知道那支笔去哪儿了。”

博斯没有告诉普瓦德拉他的猜测非常接近真相。他伸出手，把文件夹拉过桌面，想再好好看看死亡现场。

钢笔在两组图片中的出现与消失的确很反常。但吸引他注意力的却是那把没有坐人的轮椅，这把轮椅解开了盘踞在他心头的疑惑。